农民工融入城市有多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农民工论文,有多难论文,城市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18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谈及一些让他“忧虑”的数字时提到，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一亿二千万人。他还特别指出农业发展滞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已经成为制约扩大内需的一个重要因素。党的十六大和今年的“两会”，都对“三农”问题给予了巨大的关注。没有农村的小康就谈不上全面小康。不打破城乡之间固有的界限，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也谈不上全面小康。这些观点正在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了以城市和农村为地域界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城里人”和“农村人”差别明显。随着改革开放的快速推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城乡差别正在逐步淡化和缩小。但是，当我们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些快速发展的城镇内部时，却发现有这样一个越来越庞大的群体：外来打工者。他们离土离乡涌向经济发达的热土时，除了得到微薄的工资收入外，很难融入当地的社会，他们基本上被排斥在打工所在地的社会体制之外。换句话说，当传统的城乡差别正逐步缩小时，“本地人”和“外来人”却形成两大截然不同的群体，显现出“新二元社会结构”。“外来人”虽然与城里人同住一地甚至同处于一栋楼房，但他们的物质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城里人完全不同，呈“油水不沾”的分离状态。从本质上讲，农民工虽然进城了，但他们还被远远地“隔离”在城市社会之外。这一现象衍生出许多社会问题。问题暴露出来了，那么离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也就不远了。加快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使数亿农民融入城市，这本来就是一道大难题。但不管怎么说，由“农民”到“农民工”，毕竟是迈出了融入城市的第一步，若能破解“新二元社会结构”现象，大概就算是跨出了第二步，接下来还会有第三步、第四步……
新产业工人的崛起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在城镇务工的农民数量正在不断增多，已超过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的职工总数。农民工正成为我国产业工人队伍的主力军，工人队伍的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学家形象地将农民工称为新产业工人。
来自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截至去年底，我国城镇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总数为8700万人。而农业部提供的数字表明，目前我国离开户籍所在地半年以上，进入城镇在二三产业单位打工的农民工约9200万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的数量还在继续增加。而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国有和集体身份的职工占全国职工总数的99.8%。
一直以来，人们称农村到城镇企业的务工者为农民工，随着农民工数量的增长超过国有和集体二、三产业职工数量后，这一群体己发生深刻变化，真正地跻身中国产业工人队伍。
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农民工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传统意义上的工人。如在广东的深圳和东莞，农民工数量均超过600万人，是本地户籍人口的4倍。
工人队伍构成的这一巨大变化，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结果。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尤其是加入世贸组织后，对产业工人的需求迅速扩大。目前我国一二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比例约为50∶23∶27，而在20世纪80年代的香港，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比例就超过50%。我国二三产业在吸纳劳动力方面还有巨大空间。
新产业工人对沿海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以广东省经历的三次大的农民工浪潮为例：1988年全国各地南下的农民工突破百万，1992年以后外省来广东的农民工快速增长，90年代末期已突破千万。加上本省的农民工，目前广东进城务工的农民有2600万人。与此相对应，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广东的GDP不到200亿元，1988年突破1000亿元，2001年突破了1万亿元。显而易见，广东经济的每一波增长，必然带来农民工数量的大增长。据经济学家估算，农民工对广东GDP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5%。
农民工中尽管也有少数人出脱成收入颇丰、职业体面的白领阶层甚至老板。但对大多数农家子弟来说，他们干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最苦、最脏、最累的活儿。广东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的调查表明，他们当中65.5%的人从事苦、脏、累、险的工作，80.5%的人每天工作10到14小时，47.2%的人没有休息日。
农民工的收入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广东团省委去年对进城务工青年收入状况的调查显示，月收入在400元～500元的占53.3%，800元～1200元的占11.2%，而2000元以上的只占4.9%。
工资并不是农民工从当地获得的全部。打工曾经和正在改变的是千千万万农民和他们的家庭的命运。在东莞五星太阳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记者随机采访了10多位农民工，他们谈起打工生活时，用的最多的字眼是“开眼界了”、“脑瓜灵了”、“家里日子好过了”。生产部保温组组长谭多俊来自湖北江陵县农村，他每月给妻子、父母汇款达1000元，只留给自己二三百元的最低生活费。这家公司80%的民工，每月给家里的汇款都在200元以上。
90年代初期，西部欠发达的贵州省就提出了“一家出一人，全家都脱贫”的劳务输出口号，农民工的跨省流动已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特点。据东莞市邮政局统计，去年仅外地打工者通过邮政系统寄回家乡的钱就高达130亿元，这还不算逢年过节带回家的现金。
至“十五”期末，我国农村新产生的富余劳动力约为3.9亿人，这些人中的相当部分将到城镇寻找就业机会，加入新产业工人队伍，这一队伍将不断地成长壮大。然而，记者采访中发现，当前新产业工人的生存状况、成长环境还不尽人意。新产业工人没有当前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的基本社会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常常得不到有效维护，工资被克扣拖欠、工伤无人管的情况还在屡屡发生。
三大反差制约农民工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新产业工人群体的收入、生活水平明显滞后于务工所在地经济社会的发展水平，甚至出现为反向增长的趋势。专家认为，这种反差将严重制约新产业工人队伍的成长和壮大，影响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顺利推进。
第一个反差：在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新产业工人的工资收入却增长迟缓甚至负增长。以深圳为例，深圳特区成立22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29.5%，地方预算财政收入年均递增39.6%。但据深圳市有关部门统计，深圳市镇村企业工人去年的月平均工资不足600元，低于80年代末的水平。而东莞、晋江等地调查显示，外来务工者的月平均收入不足500元，如果扣除物价上涨等因素，工资降势明显。在低工资水平下艰辛劳作的外来工，还经常被克扣、拖欠工资，据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关怀介绍，去年我国工资拖欠额超过400亿元，其中大部分拖欠的是外来工的工资。
第二个反差：新产业工人已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持力量，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却很难融入当地社会，跟城里人是“两张皮”的关系。深圳、东莞、晋江等地有关部门均表示，没有外来务工者，就没有这些地区加工业的繁荣。然而记者了解到，这些外来工大部分没有被纳入“三条保障线”内。福建省一直想在外来务工者中推行社会养老保险，但有关部门以“影响地方投资环境”为由坚决反对。除了没有纳入社会保障网络外，有关部门对外来工的管理仍然停留在“不出事就行”的观念上。这些外来工在异地基本谈不上行使政治权利，参与民主生活。湖南攸县在深圳开出租车的司机超过二万人，他们大都住在郊区的石厦村，很少和本地人交往。由于没有经济保障和精神保障，一些外来工自己组织了老乡会和同乡会，形成以老乡为纽带的生活圈子。
第三个反差：尽管外来劳动力供应越来越多，但却没有出现一支相对稳定的技术工人队伍，没有形成新产业工人素质得以提高的培育成长机制。综合东莞市和晋江市有关部门统计，在两地的外来务工者群体中，平均每三至四年就更新一次，能够稳定务工5年以上者不到总量的10%。多数外来工“吃几年青春饭”后，就回到户籍所在地，真正能够留下来继续当工人的寥寥无几。由于流动性强，尽管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涌向沿海，但却很难“分流”出一支成熟、稳定的产业工人队伍。去年底，有关部门评选我国101名工人“技术能手”，其中竟找不出一个农民工。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农村培训就业处认为，职业技术能力属于个人人力资本，一般要通过教育和培训两条途径来获取。当前，全国还没有建立健全有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机制，农民工的整体技术素质比较低，沿海有些地方还出现了高级技术工人“断层”的现象，影响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全球经济一体化对我国制造业的技术要求。据了解，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从事二三产业，多未经过任何职业教育和培训。这也是许多产品、服务质量上不去和生产安全事故频发的重要原因。目前我国产品的市场抽查合格率平均只有70%，不良产品造成的损失每年近2000亿元。对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显得愈来愈迫切。
“三大反差”的存在和扩大，使住在城里的农民工跟“城里人”的差距越来越大，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进一步转移，延缓了我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当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37.7%，比同等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低约10个百分点，比同等工业化水平国家低约20个百分点。
处境艰难的城市“边缘人”
随着“新二元社会结构”形态的日益明显和分化，农民工成了城市里的弱势群体，成为处境艰难的城市“边缘人”，一部分人进而演化为城市里的问题群体。
对大多数背井离乡农民来说，外出打工只是一个短暂的经历，他们毕竟还要回到故土。然而，他们中也有相当部分人寻找、觊觎留下来的种种机会，他们渴望、羡慕城里人的身份和生活，但他们最终只是都市河流里的“飘萍”。
打工者少了一张户口，却要凭一大堆名目繁多的证件来“定义”自己的身份，而且其中随便一个证件的缺失都可能剥夺他们的自由。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有些打工者身上的证件包括暂住证、健康证、计生证、临时户口登记证、就业登记卡在内竟达14张之多。逃避检查证件几乎成了一些打工者的习惯性反应。今年春节前夕，5个被广州市白云区治保人员查出没有暂住证的外来工，被关上收容车后没多久，便从高速行驶的收容车上一个接一个地掉下来，除1人受轻伤当场“逃跑”外，有2人被医院证实死亡，1人受重伤，还有1人下落不明。
悲剧的发生，使人们将目光投向那张小小的“暂住证”上，它成了民工心中永远的痛，它给民工带来的噩梦，如同幽灵一般挥之不去。
对于许多到了婚嫁年龄的外来工来说，婚姻是一道不敢跨越的门槛。他们大都把对异性的情感压抑在心底，工作几年后依依不舍地离开繁华的都市。在东莞市厚街镇科技电业厂压箱车间，来自陕西平利县25岁的打工妹李少芳对记者说：“婚姻是比较麻烦的事儿，家里催得紧，再过两年我就得回去了。”
对于那些想扎根城市的农民来说，他们所付出和忍耐的就要更多。首先是孩子的上学问题，他们不但无权选择好的学校，而且还要比城里人每年多交数千元的赞助费或借读费。记者在调查中发现，一些外来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很差，校舍租用仓库或民宅，有的干脆就是以窝棚做教室。很多学校连最基本的消防安全合格验收证、校舍房屋安全手续都没有。
进城农民固然为城市的现代化建设、第三产业的兴旺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也为城市的管理和发展带来一系列挑战和社会问题。农民涌入城市大多居住在城乡结合部，这些地方成了城市犯罪的主要策源地。近年来，广州市抓获的各类刑事犯罪人口中，有80%是外来暂住人口，这些人口中有90%以上落网前集中在城乡结合部尤其是“城中村”的出租屋居住。
由于对城市生活的不适应和不习惯，在某些方面农民成为无奈的受害者。进城农民攀越护栏、不走天桥和隧道、随意横过马路等交通违章行为屡见不鲜。自1995年以来，广州市行人因交通违章死亡事故的数量逐年增加，其中外地来穗人员所占比例居高不下。去年广州外来人员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占全市全年交通死亡人数的比例高达30%以上。
流动人口的生育问题也成为各地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难点。广东省目前育龄流动人口超过1800万，其计划外生育率达20%以上，其中不少是属于家庭式流动，有的甚至是专门为逃避计划生育才外出的。广州市海珠区在对全区流动人口的计划生育检查中发现，没有领取婚育证明的流动人口占检查人数的80%，而这些人员中又有80%属于外省来广东打工的民工。
外来人口的子女上学为一些城市的基础教育带来很大压力。近10年来，广州市小学招生进入高峰期，每年净增本地生源一万多人，各类学校的学位容量和配套设施本来就严重不足，外来人口的大量涌入，使得外来子女上学难成为一大社会问题。目前，广州外来人口适学子女有6.5万人，其中一半以上的适学子女只能就读于条件简陋、教学质量良莠不齐的民办学校。
在繁华的都市里，进城农民特别是外来女工的婚恋生活像经不起摔打的玻璃花，同时也给社会带来负面影响。近些年来，广州市妇联受理的包“二奶”非法同居、第三者插足、重婚案件呈上升态势，其中女方当事人90%以上是外来打工妹。
广东省人口学会副会长郑梓桢说：“进城农民是一个生硬地嵌入城市社会的阶层，由于管理上存在的制度缺陷，农民的思想和行为往往出现失范，生活步履维艰，他们成为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群体。”
谁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面对迅速膨胀的新产业工人大规模进城，我们的社会管理部门有些措手不及，职能转变没有跟上，错位、越位、缺位的事情时常发生。有关部门对外来工群体重管理、轻服务，甚至作风粗暴简单，忽视这一群体的内在需求。东莞、厦门、晋江都是外来人口管理的先进城市，但这些地方的公安、劳动、计生等部门基本是各管一摊，基本目标也大都停留在“不要出事，将发案率降下来”。东莞市公安局流动人口稽查大队大队长周兴富深有感触：“目前对外来人口的管理还只是一种机械的管理。从外地来的这些‘苦娃娃’也有自己的人生追求，他们也要求被尊重，但往往被忽视了，甚至饱受歧视。有些地方的部门还将管理外来工看成累赘或多余的事。”
长期以来，工会被看成是工人的“娘家”，在对农民工的权益保障方面工会理所当然地应发挥主力军的作用，但实际上，在非公经济组织中，工会常常缺位或不到位。
“空壳工会”的尴尬
农民工主要在各类非公企业务工。为了保障以农民工为主体的非公经济从业人员的合法权利，沿海地区在非公企业创建工会的步伐明显加快，基层工会的组建率和入会率大幅度上升，但不少地方的工会组织没有发挥实际作用，成为“空壳工会”，影响了工会在新产业工人中的形象和威信。
当前沿海非公企业的党建率还比较低，各级工会则成为党联系职工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从记者调查的粤闽浙三省部分地区看，三省非公企业的工会组建率都在60%以上，入会率也在50%左右，部分地区这两个数据均达80%以上。
但记者同时了解到，目前一些地方非公经济工会的建设，许多还停留在“数字增长”上，组建数上去了，但却不能发挥作用。
指标层层压，入会搞突击。在沿海一些市、县的总工会，都有上级分配下来的组建率、入会率等指标任务。相应地，他们又将这些指标层层分解下去，作为考核管理下级工会的主要手段。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工会主席卢镜明告诉记者：“上级对非公企业工会组建任务压得紧，企业根本不和职工打招呼，就报一张工会组建表格上去，其实连职工也不知道是否组建工会，这类情况的‘组建’占全镇工会组建数额的30%。”
广东、浙江、福建三省总工会的分管负责同志接受记者采访时均承认，按照他们最乐观的估计，现在非公企业工会能够发挥作用的不到总数的1/3。还有一些地方的总工会主席认为，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的非公企业工会不到10%。
广东个别地方还实行“现场入会”的办法：由工会在城市广场等公共场所组织放电影、发纪念杯、歌唱会等活动，愿意签名的职工即成为工会会员。
记者来到福建晋江市陈埭镇湖中村福联鞋塑公司，工会主席庄哲芳介绍说：“公司是村里最大的私营企业，去年底成立工会，当时就向上面报了一个工会干部的名单，会员还没有发展。”当问及工会委员的名字，这位主席竟然不知道。
“指派干部”偏心，工会成了摆设。记者走访的一些沿海的镇和村，大部分基层工会的领导班子不是选举产生的，而是由企业老板内定的，或者上级工会协商指定的。并且担任工会主席的，大都是企业的主要行政管理人员、副总、厂长，甚至是老板的亲戚或股东，他们在职工和资方发生纠纷和摩擦时，一般站在资方的立场说话，降低了工会的吸引力和威信。
浙江省瑞安市瑞安健力粘扣带有限公司的一些职工向记者反映，公司解聘职工不发放补偿工资，工作一两年就辞职的职工常常拿不到工资，厂里的工会是“老板工会”：公司董事长的两个小舅子是公司的主要股东，分别兼任工会主席和副席，三个工会委员也分别由生产、行政、人事主管兼任，工会领导班子中没有一人是来自一线的工人。
东莞市大部分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会主席由厂长兼任，厂长则是企业所在地的村或镇派驻的本地人，负责管理人事、后勤、治安等。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厂长一般首先维护厂方的利益，甚至有关劳动纠纷的决定，就是由厂长本人发出的，职工的权益很难得到有效维护。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职工把工会主席告上法庭的怪事。
厦门市总工会主席黄笑影说：“这两年，我们用‘突击’的方式，将工会组建起来，但如果不发挥作用，将产生两个负面影响：一是地方党委领导认为工会在搞形式主义，不支持工会工作。二是会员和职工对工会组织失去信任，认为只收会费不办事。”
农民工维权五大困惑
一是缺乏地方领导支持，工会开展工作处在“夹缝”之中。一些地方的党委和政府对在非公企业发展工会组织认识上存在差距，表面支持，背后态度嗳昧，有些地方领导甚至认为搞工会工作影响地方“招商引资的环境”，认为“挂工会牌子，丢外商票子”。
福建泉州市总工会一位副主席说，市总工会前年打算开一个外资企业工会组建的会议，市外经贸委将提案报到分管副市长手上，这位领导以“不利于改善投资软环境”为由，不予同意。去年刚从工会领导岗位退居二线的原浙江金华市总工会主席潘怀地介绍，去年金华市总工会要求各县主管党群的副书记参加工会工作会议，却一直得不到下面的响应，直到市委领导出面才“解围”。
二是一些非公企业负责人对工会工作存在担心和抵触情绪。记者走访一些还未组建工会的外资企业，这些企业的老板对工会的认识有很大的偏差，顾虑重重：怕工会组织工人与企业闹对立，怕工会开展活动影响生产。有些老板甚至许诺，只要不成立工会，企业愿意多给职工福利。
福州市鼓楼区总工会办公室主任程鸣钗说，我们到外资或民营企业去搞组建，要看老板的喜厌行事，成立工会成了求人情、看“脸色”。许多基层工会主席向记者诉苦，他们既要代表职工利益，又是企业的雇佣者，为职工维权就会被“穿小鞋”，还可能面临被解雇的危险。
三是工会维权缺乏有力手段。广东省总工会副主席孔祥鸿说，现在一些地方集体合同虽然签了，但大都是非常原则性的条款，有的甚至是《劳动法》的“摘抄”，没有多大实用性。而且企业如果不愿意签，工会和劳动部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他建议，要尽快出台《集体合同法》，以与《劳动法》配套。再比如“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孔祥鸿认为，“协商”出来的一些条款，只是“供企业和有关部门参考”，还不如政府出台的文件有约束力。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关怀认为，要进一步制定和完善工会维权和建设的相关配套法律、政策，在法律框架下展开工作。
四是工会“事务性”工作缠身，影响主要业务的开展。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工会经费收缴难，占用了地方工会干部的许多精力。广州市荔湾区总工会主席吕端敬说：“我们只有7个人，要面对1.6万户个体私营企业，但有一半的精力却在催缴经费，其他事情都忙不上，工会成了‘收费办’。”而由于必须完成上缴任务，每到年底，许多工会干部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做“收费员”。
工会干部还经常被地方党委、政府有关部门抽调去做其他的事。记者调研中发现，越往基层，工会干部越成了“兼职干部”，一些市（县）、区的工会干部甚至成了政府搞调研的“后备力量”，常常被抽调去搞计划生育、文明城市创建、综合治理等方面的研究。浙江瑞安市总工会一位干部告诉记者，他们有时被抽调“帮忙”，一帮就是几个月回不来。东莞市总工会主席许美君很有感触地说：“我们下面的工会到底干什么也搞不清楚，什么都要干，什么都沾一下。”
五是工会组织架构“倒三角”，基层干部自身素质低，难以适应市场经济下维权工作的要求。工会干部普遍向记者反映，沿海发达地区的企业大部分集中在乡镇和村里，但当前的工会组织构架是“倒三角”，越往下编制越少，管的事情却越多。而且乡镇或街道还没有算为一级地方工会，人员和经费都无从谈起，对基层工会开展工作影响很大。深圳市宝安区总工会的一位负责人反映，深圳市总工会有90多人，而区总工会只有6个编制，不及市总的一个科室，基层忙不过来、上面人浮于事的现状亟待改变，否则区、镇一级的工会干部只能忙于日常事务，无法投入精力去维权和做职工群众工作。
地方工会干部的自身素质也难以适应维权的要求。一些工会干部自己也承认，以前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会一般也就是“唱唱跳跳，发发戏票”，现在工会的基本职能是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涉及到法律、经济、劳动等方面的专业知识，确实感到力不从心，所以当务之急是如何尽快提高工会干部自身的素质。
构筑平等的保障机制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新产业工人群体既缺乏传统产业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和社会归宿感，也没有当前国有大中型企业职工的基本社会保障待遇。特别是在劳动权益维护和精神保障方面，还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政府和有关社团组织只有探索建立对这一群体平等的关怀和维护机制，才能够遏制“新二元社会结构”形态的分化，真正实现现代化和城镇化。
在加快非公企业工会建设步伐的同时，探索工会维权的新型机制。浙江义乌市总工会主席陈有德认为，非公企业的工会主席同时也是被雇佣者，让他们在企业里真正挺直腰杆替职工讲话是有一定难度的。有鉴于此，义乌市总工会于2000年成立了“职工维权协会”，招聘了6名懂法律的专职人员，主要工作是调解劳动纠纷，参与劳动仲裁，与律师事务所合作替外来工打官司。义乌市有许多开化县打工者，义乌总工会还探索和开化县总工会合作成立“联合维权站”，徐桂生原来是开化县打工者的一个维权代表，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老乡网络，“联合维权站”成立后，将徐桂生聘请过来，纳入规范管理的维权工作。
将新产业工人纳入社区、村居民主管理的轨道。宁波市和厦门市在社区建设中，让外来工参与社区的自治和管理收到较好效果。厦门市政法委副书记郭先锋认为，要让外来工参与社区建设，让他们找到一种归属感，加快他们和当地社会的融合速度。同时，要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迈出更大步伐，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中的身份限制，将外来工同样纳入本地生活保障网络。
宁波市海曙区新街社区本地户籍人口一万多人，但从业职工就有2.1万多人，一半以上是农民工。街道居委会主任王慧慧说，这几年新街社区十分注重让外来工参与社区建设和管理，社区开展活动，都少不了外来工的参与。王慧慧说：“社区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营造一种大家庭的气氛，不管是外来工还是本地人口，都是这个大家庭的一分子。”
去年12月，浙江义乌市后宅街道第十选区3000多名自愿登记的外来工选民投下神圣一票，选举外来务工者朱林飞为该市的人大代表。义乌市正式登记的外来务工人员已达57万人，其中居住时间满一年以上的有36万人。市人大常委会特意安排12个名额给外来务工人员，并统一分配给全市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8个街道和乡镇。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严正认为，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已成为城市社会的一部分，城市不应该排斥他们，没有这一群体的参与，城市生活也是不完整的。除了让外来务工者参与社会民主管理和政治生活外，还要在非公企业内部探索职工参与民主管理的实现形式。
探索对新产业工人的社会保障制度。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郑功成教授说，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农业人口的户籍身份与他们从事的非农职业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如果按照传统户籍制度继续将其排除在现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显然有违公平的原则。但如果将其全部纳入现行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又欠缺财政、技术及相关政策条件。较为现实可行的办法是根据农民工的需求与目前的条件，按照分类分层保障的原则来提供社会保障。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可在进城务工农民中推行社会养老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并以此作为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试点和突破口。
记者调查：
政府“缺位”，帮会“补位”
由于处于弱势地位，一部分外来务工者自发地抱团，甚至以不同方式发泄他们对社会的不满。东莞、晋江、义乌、瑞安等公安部门介绍，在2002年的刑事案件中，外来人口做案比例超过80%。记者调查还发现，一些城镇的外来务工者“老乡会”中，还演变出一批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
记者通过明察暗访发现，以外来人口为主体的地下帮会危害越来越严重。更值得警惕的是，这些外来帮会呈现出以地缘为纽带“联网”的趋势，一些外来帮会还和当地各种势力互相勾结和渗透，并开始发展自己的“产业”。
在线人的安排下，记者扮成来福建晋江市讨债的广东商人，在陈埭镇洋埭村苦等了一天时间，到夜里十点左右，“安徽帮”的二号人物“小李”带着两个“兄弟”出现了。线人向“小李”保证，记者是从广东来的，因为在几家鞋厂的一些烂账要清理，来找“安徽帮”的“大哥”帮忙。
经过一番周旋，“小李”相信了记者的“商人”身份，他说：“收钱是我们的本行，绝对没问题，但必须有30%的抽成。”
记者问：“你们有什么实力？”
“小李”回答：“在陈埭镇就有我们安徽人5000多，我们自己‘兄弟’有上百名，如果需要，随时可以将他们从厂里调出来。也可以采取将欠账企业老板绑架的办法。”
线人告诉记者，“小李”今年25岁，是安徽阜南人，15岁来陈埭镇打工，现在公开身份是洋埭村一家公司的保安。“安徽帮”手段凶残，2002年9月，数百名“安徽帮”成员带着砍刀到青阳镇打架，连地方联防队员都怕他们。
浙江瑞安市公安局局长施德扩介绍，近几年瑞安市打掉的带黑社会性质的帮会就有5个，组成人员大部分是外来务工者或者从工厂辞工出来的外来人口。“高楼帮”共有20多个核心成员，都是从一个偏远乡镇来的，却在瑞安市区盘踞称霸。广东、福建、浙江一些地方公安部门介绍，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多，这种“外来帮会”数量越来越多。
泉州市公安局一位朋友私下告诉记者，目前在晋江市，仅大大小小的帮会就有几十个，其中一半以上是“外来帮会”，都是近几年才冒出来的。这些人盘踞在老乡聚集的地方，“什么事都敢干”，已成为危害社会治安，影响稳定的“毒瘤”。
记者调查发现，沿海地区出现的“外来帮会”，大都是从一些老乡性的小团伙演变、“进化”而成。在沿海外来人口群体中间之所以容易滋生或者“寄生”一些小团伙，进而发展到有组织、有资金的“帮会”，主要在于这个群体目前在社会上处于比较弱势的地位，生存和生活令人担忧，加之政府的管理和服务又不到位。
——权益得不到维护的打工者，有寻求保护和寻找归属感的需求，他们有一种“抱团”的自发愿望。2000年全国克扣、拖欠工人工资的金额达366.9亿元，到了2001年，这个数字上升到400多亿元。其中，拖欠非公企业打工者的工资占大部分。记者在晋江采访时发现，该市许多企业采取年底结算工资的办法，平常一个月只发给工人100元～300元不等的生活费，若到了年底效益不好，首先拖欠的是工资。据晋江市劳动局介绍，每到春节前，也是企业劳资关系最紧张的时候。在深圳和东莞等地，每年发生的工伤事故都在1万起左右，一些工人打不起官司，就采取“私了”的办法，找人帮忙“摆平”。
——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异地失业”者，相同的命运和处境使得他们很容易“抱团”。沿海许多非公企业一般采取“订单生产”的运营方式，企业生产分淡旺季，经常出现阶段性停工停产，老板一般会将这种不稳定因素带来的损失转嫁到打工者身上，要么裁员，要么生产线工人放长假。晋江市许多停工待料的企业，常常连生活费都不发给职工。工人没有生活来源，又不愿意回到原籍，只能靠老乡，“吃”老乡。记者在东莞虎门镇采访时发现，一些打工者集中居住的农民房，一个屋子租住五六人，常常只有一二人有工作，其他人因厂里没有订单裁员，暂时变成了依靠老乡的“闲人”。
——各地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尚存在“灰色区域”，助长和“坐大”了一些小团伙。瑞安市有外来人口30多万人，其中从事建筑、修路、清洁、蹬三轮车的流动人口占1/3，他们大多数没有跟雇主签订劳动合同，流动性很大，长期游离于政府的管理视线之外。这样就出现了对小团伙人员管理的“灰色区域”，导致团伙性质的犯罪呈现上升趋势。东莞市发生的刑事案件中，流动人口作案占97%。瑞安市流动人口作案占80%以上。去年1月至7月，晋江市破获外来人口犯罪团伙76个，占全部犯罪团伙总数的77%。
沿海地区公安部门认为，当前活动在外来人口群体中的小团伙主要有以下四类：一是一起找工作的松散式小团伙。如在建筑、装修行业，几个或十几个老乡合伙找工作。他们一般都有业务专营、分管负责人和统一的联络方式，有活一起干，有福一起享，没事酗酒、打牌，遇到外界不良影响或者被人利用，就变成从事违法活动的小团伙。二是一些“异地失业”者临时纠合的小团伙，从事盗窃甚至抢劫、抢夺活动。开县政府驻晋江办事处主任戴桂有告诉记者，近期在晋江出现了6个以开县籍务工者为主要成员的抢夺团伙，大多是离开开县后的“异地失业”者。三是长期在外流荡的“小混混”、“烂仔”，他们平时无所事事，晚上三五成群出现在低档舞厅、迪吧，这部分人成份复杂，有的已是“外来帮会”的成员，有的还是以小团伙作案为主，除了没有正常的工作外，这类人几乎什么都干。他们大都在老乡比较集中的地区活动。四是一些专业性的团伙。如在深圳龙岗区的江西修水县盗窃团伙，多达数十人，他们有专业分工，流窜作案。这些人平常也大都隐藏、转移于老乡比较集中的聚集地。
由外来人口组成的各种类型的小团伙互相聚合、渗透，形成性质更为复杂的团伙，一些团伙逐渐壮大演变成有组织、有固定资金来源的“外来帮会”。晋江“贵州帮”的蔡健告诉记者，“贵州帮”原来只是几家贵州的小团伙整天“一起玩”，然后从中产生出“老大”，逐渐发展为“帮会”的。最初让他们走向联合的原因是“团结起来可以干大事”：泉州市一家企业欠贵州工人20多万元工钱不给，他们就将这家企业的老板绑架到石狮市，替老乡“讨回一个公道”。一些讨不到工资的老乡越来越多寻求他们的“保护”，一些老乡逐渐加入进来，“贵州帮”在几年之内逐渐发展成有数十名“核心成员”，“随时可以从工厂叫出上百人”的黑恶势力。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关怀认为，有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需要“保护”，并且这种“保护”可以产生收益，这是导致“外来帮会”产生和成长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些外来帮会在替老乡“讨钱”等行为中不断壮大，一些帮会已开始涉足组织卖淫等“地下产业”，实力和规模越来越大。
社会学家点评
“新二元社会结构”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陆学艺认为，“新二元社会结构”是近几年沿海地区新出现的一个重大经济社会问题。陆学艺说：“如今城市里有‘城中村’，工人阶级里面有‘农民工’。特别是报道中提到的在工人队伍内部出现了两大群体，应引起足够重视，他们由于在政治地位、经济收入等方面差异越来越大，呈现分离状态，任其发展下去，必将对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安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陆学艺认为，“新二元社会结构”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我国目前一二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比例约为50∶23∶27，随着我国城镇化的推进，将会有更多的劳动力向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我国亟待形成一支稳定的产业工人大军，但仅靠城镇居民是远远不够的，需要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的补充。而在“新二元社会结构”状态下，不利于我国产业工人大军的形成。劳动力严重供大于求是农民工收入和地位下降的主要原因，但缺乏稳定的社会保障和精神保障，加上收入趋低，致使农民工流动性大。另外，我国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对农村务工者的技术培训体系。在以上原因的综合作用下，尽管农村富余劳动力大量涌向沿海，但难以从农民工中分流出一支技术工人的核心队伍，不利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福建省社会科学院院长严正认为：首先，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传统的二元社会结构正在被打破，但随着农村劳动力向这些经济发达地区的转移，出现了新的二元社会结构。“新二元社会结构”是一种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不稳定态”，是社会经济转型时期必须重视和研究的大问题，否则会对我国发展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其次，“新二元社会结构”这一新的社会和经济现象对有关部门的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十六大报告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随着我国城镇化和工业化的整体推进，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土地进入城镇务工，现在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这一群体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重，事实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理所当然要将这一群体涵盖进来，否则怎么能算是“全面小康”，沿海经济发展了，不能忘了一直在奉献劳动的这一群体，这一群体也是我国新的工人队伍的生力军。要重视他们，要通过改革和创新，消除这种“新二元社会结构”，这对我国政治和社会稳定、对经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