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玛#183;阿德尔曼的结构主义收入分配理论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主义论文,述评论文,阿德论文,收入分配论文,尔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爱尔玛·阿德尔曼(Irma Adelman)是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农业与资源经济学系教授。鉴于她对经济发展理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2003年荣获“美国经济学会杰出资深会员奖”。本文仅就她的收入分配理论作一述评。
一、以“消除贫困”为目标的经济发展战略
阿德尔曼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的一系列著述中，把“消除贫困”提升到“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理解。她明确地提出的一个命题是，“均等化增长”有助于消除贫困。她认为，以劳动密集型为特征的高速增长是把各种利益广泛传播开来的一个必要条件，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发展过程中，借助于某种使人们的技艺和才智密集性地加以利用的增长战略。这种战略不仅集聚了大量的人力资本，而且成功地实现了将“平等”和“增长”结合在一起的“均等化增长”。为了使分析更加清晰，阿德尔曼觉得有必要在“平等”、“增长”、“均等化增长”、“消除贫困化”这四个概念之间作出区分。“平等”、“增长”和“消除贫困化”这三者都是“均等化增长”的特例。“平等”居于一个极端，在“增长”起辅助作用的前提下，如果仅仅把“平等”看做一个目标，实际上就意味着“正义”和“公平”才是最为重要的目标，而“绝对福利”却不是。若是仅仅把“增长”视为一个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则居于另一个极端。她主张用发展的目标来取代“自我持续增长”的目标，只有在这个前提下，“增长”才会被看做是减少贫困的工具。“消除贫困化”如同“均等化增长”一样，涉及“平等”与“增长”在某种程度上的加权组合；但由于“消除贫困化”强调个人福利的动态方面和非物资方面，所以，它更倾向于处在“平等”一边。“消除贫困化”意味着发展的基本目标不仅在于使穷人达到体面的生活水准，而且还在于创造经济的和其他方面的条件，使穷人及其子女持续不断而又均等地获得自我实现的各种机会。因此，实现“消除贫困化”目标需要制度的变迁。
阿德尔曼是最早明确地提出把发展目标界定为“消除贫困化”的发展经济学家之一。在她看来，这一目标包含经济的和非经济的含义，不仅要消除物资上的贫困，而且同等重要的是，还要消除以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贫困化；“消除贫困化”不仅涉及平等问题，还涉及需要创造有助于平等不断改进的诸条件。因此，“消除贫困化”这一目标的最终实现，要求有一个分阶段来实现的动态的系列过程，其中，每一个阶段的目标旨在使总体目标集当中的部分子集达到最优。她发现，那些实行市场经济并同时实现了加速经济增长和改进穷人收入状况双重目标的国家和地区（如以色列、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基本上都遵循着一条极为相似的动态的战略序列：在第一阶段上，实行激进的资产再分配，分配的重点放在土地的再分配上，同时对金融资本的使用和进一步的积累施加（最低限度的）限制。这一阶段也许是负增长率的时期，但对于确立起经济的和政治的各种制度条件（这些条件能够保证随后的经济增长不再是高度不均等的）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第二阶段是大规模人力资本积累的阶段，积累的数量远远超过当前对技术的需求。这一阶段内，人力资本的所有权被重新配置，人力资源基数在增大，在为下一阶段孕育了经济机会的同时，还增加了政治压力。在该阶段上，这五个国家或地区都曾经出现过相对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而且在随后的时期内，甚至伴随着政治不稳定、社会冲突和动乱。第三阶段是人力资源密集型增长模式的阶段。当对人力资源的投资完成之后，要想继续推行“消除贫困化”战略，需要通过推行劳动密集型增长战略来提升后续阶段的经济增长率。这意味着，在小国，必须将经济发展向出口导向的方向引导；而在大国，工业化应当更加侧重于向满足国内需求的方向引导，特别是当更为平等的增长模式促成了普通民众的消费市场的形成，以及当找到了更适宜的进口替代技术的时候就更是如此。
阿德尔曼指出，对于“消除贫困化”来说，两种极端的经济发展战略在理论上都有可能成立：要么一开始就促进经济增长，到后来再进行收入再分配并推进教育；要么一开始就进行收入或资产的再分配并推进教育，以后再来促进经济增长。前一种战略在历史上典型地由除美国和日本之外的发达国家所遵循；后一种战略在过去20年内主要由成功地实现了均等化增长的国家和地区所遵循。为了更快地消除贫困化，她力主广泛而审慎地运用“再分配和教育居先”的战略，这是因为一旦缓慢增长的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过去之后，向相对高的发展阶段的转变可望在短期内完成。发达国家曾经奉行的“增长居先”的模式确实最终使穷人获得利益，但这一过程同她所提到的五个成功的案例（只用了20年时间）相比要长得多（大约用了两代人或更多代人的时间）。当作为达到收入分配均等化先决条件的第一和第二阶段过去之后，将迅速推进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分阶段地与适度同步的农业发展相结合，是使再分配资产的经济价值完全实现乃至真正地消除贫困化的关键所在。
阿德尔曼在具体地分析发展中国家“消除贫困化”的战略时，将韩国作为一个典型的实例来剖析。她在和谢尔曼·罗宾逊合写的《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韩国案例研究》一书中指出，有两种战略使得经济增长能够与收入分配均等化保持同步。第一种战略是韩国在1964年至1973年间所推行的出口导向并同时兼有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增长战略。要想使这一战略在改进收入分配和缓解贫困方面取得成功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存在着大量的受过良好教育或有技术的劳动力；第二个条件同农业部门的贸易条件有关，即当农业贸易条件的自然过程出现上摆趋势时，应当使该上摆过程得以强化，或者至少不使它受到阻碍，而当出现下摆趋势时，则应当设法使之逆转。只要乡村的穷人构成为贫困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时，消除贫困化的过程就必须持续下去。然而，要维持消除贫困化的政策并不容易，因为来自城市要求农业贸易条件下降的压力势必加大，同来自乡村要求提高贸易条件的压力相比，来自城市的压力更具有高度的组织性。总的来看，来自城市的压力将受到抵制，这是因为有利于农业贸易条件的转变，必将同劳动密集型出口战略给乡村穷人带来利益的过程相伴随。只要农业贸易条件得以改善而且与劳动力相关的初始条件得以满足，即使在一个封闭的大国经济中，推行以国内市场为导向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战略，也会给穷人带来利益。第二种战略强调的是乡村发展。其成功也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相对均等地分配土地并在租赁安排上体现公平；二是在维持农业价格方面作出某种制度安排。他们进而写道，要想成功地履行这两种均等化增长战略中的任何一种，都要以满足实行这两种战略的先决条件和政策框架为前提。在那些不能满足这些先决条件的国家，可能会导致与原先意图相反的结果。例如在巴西，由于受过教育的劳动力比例太低，虽然也实行过劳动密集型出口战略，但结果是，收入分配状况比实行出口战略之前还要更糟。
二、改变收入不平等状况的政策工具
阿德尔曼对改进收入不平等状况的研究，集中地反映在她与罗宾逊合写的《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政策：韩国案例研究》一书中。他们列举了被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具有正效应的七种政策工具：第一，对产品和劳务实行直接配给。归于这一类的最重要的政策，是在住房、医疗、教育等领域中，对政府劳务进行配置以及对稀缺的、为维系生命所必需的商品实行配给。第二，生产要素的直接配给。按补贴利率对信贷实行配给和对外汇实行配给，是影响生产和收入结构以及增长过程的主要政策工具。归于这一类别之下的政策工具，还包括政府对基础设施和生产性企业的直接投资。第三，直接转移支付。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转移支付的规模较小，因此，“大家庭”式的私人转移支付就成了重要的再分配机制。第四，公共工程。城乡就业计划和公共投资为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穷人的收入提供了非市场机制。第五，通货膨胀。这是一种常常被用来在部门和集团（特别是政府）之间对储蓄和财富进行再配置的工具。第六，财富的再分配。减少在基本的生产要素所有权分配中的不平等，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政治活动的一个基本目标。财富再分配的特殊含义，在于本国国民同外国国民、厂商之间、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所有权的再分配。财富分配不平等所造成的最重要的影响，并不是来自收入分配中的诱致性不平等，而是来自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平等，由此导致拥有政治权力的人可以直接利用或操纵收入再分配工具。第七，跨代转移支付。这是一种对遗产继承、对获得教育和工作机会的途径进行管制的方法，它是长期内决定收入和财富再分配的重要因素。在上述七种政策工具中，第一至第四种工具是边际主义者反贫困措施中的常用武器，它们不能反映出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而第六和第七种政策工具就其本质而言是长期的，它们所反映的是潜在的、更为根本性的变动。
阿德尔曼和罗宾逊从对韩国的分析中得出了两个重要的观察结果：第一，规模收入分配的时间路径具有显著的稳定性；第二，不同的收入接受者的行为对于政策干预的反应是极其敏感的。由此出发，可以认为，在无需过多地增加平等的前提下，政府的经济政策就成了一种对不同职业和社会各阶层中贫困（及财富）的分布范围进行重新组合的极为强有力的工具。在他们看来，这两个观察结果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重要含义：第一，工资份额的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收入分配更为均等，也不一定意味着经济中贫困的分布范围缩小了。第二，由于社会经济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在政治上极为重要，因此，从政治角度考虑，政府处理功能性收入分配的能力更为重要。第三，如果在反贫困方面不付出巨大努力，使之比发展中国家通常所考虑到的范围还要广泛得多的话，则在平等方面以及在缩小贫困的分布范围和降低贫困的程度方面，就不会有显著的改进。第四，功能性收入分配对于政策干预尤为敏感，处理不当可能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动乱。他们感到吃惊的是，在韩国，大多数反贫困计划最终使富人和中等收入阶层所得到的利益多于穷人（尽管设计该计划的目的，不仅在于使该计划的初始影响非常特定地有利于低收入阶层，而且还在于使它的执行过程中不存在贪污、腐化、资金挪作他用等问题），他们由此得出了使收入分配恶化要比使收入分配改进容易得多的结论。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阿德尔曼和罗宾逊专门讨论了几种有利于改善乡村农民收入分配状况的政策工具。它们是：第一，改善农业贸易条件。农业贸易条件在决定乡村家户收入方面至关重要。当农业贸易条件改善时，小农的收入将上升，但其升幅低于那些没有土地的农民，因此，富农无疑得到的最多，而包括城市穷人在内的城市各阶层将受到损害。但总的来看，农业贸易条件的大幅度改善，明显地有利于减少贫困并从总体上改善了分配状况。这样一来，贸易条件提供了某种反应机制，它倾向于使许多人们通常考虑到的以平等为导向的政策受到破坏。鉴于农业贸易条件具有随增长而恶化的自然趋向，政府有必要采取积极措施，以维持农业贸易条件不致于恶化。第二，鼓励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迁徙。通常情况下，城市穷人的收入要比乡村穷人高得多，所以，人们预期向城市迁徙将全面地缓解贫困。这一点尤其符合像韩国这样的迅速增长经济的情况。此外，城市中生产的产品，其供给相对增加，有助于通过改进农业贸易条件来改善乡村的收入状况。当然，有可能出现人口向城市迁徙过多的现象。这将创造一个失业者的“后备军”，并使城市非熟练工人的工资保持在维持生计的水平上。第三，贸易政策。贸易政策对城市中的重要部门基本上不会产生直接效应，但问题在于，贸易政策对于影响农业贸易条件和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徙却有重要意义。韩国曾经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由此引起的农业贸易条件恶化造成规模收入分配状况变得更糟和更加不平等；相反，推行强有力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促进政策给增长和平等带来了有益的效应，其中对贫苦农民的平等效应基本上是通过“向下涓滴”过程实现的。第四，减少人口。在短期和中期内，减少人口的政策对于改善贫困家户的总体状况来说，最多只具有较小的正效应。虽然更大规模的人口减少确实会改进规模收入分配，但这种改善却是以明显地降低经济增长率为代价的。其结果是，由于乡村劳动力规模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平均土地持有规摸上升而造成的乡村贫困的减少几乎被城市工人贫困的增加所抵消；另一方面，减少城市人口同样会降低经济增长率，而且由此而增加的乡村贫困，在程度上要超过已被缓解的城市贫困。对乡村贫困的效应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当城市制成品的供给受到限制时，制成品价格将上涨，随之而来的是农产品贸易条件趋于恶化。第五，对穷人的直接转移支付。阿德尔曼和罗宾逊分别对直接收入转移支付和对穷人的生活必需品（如食物、住房、医疗费用等）提供价格补贴进行了分析。他们写道，尽管这两种类型的转移支付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帮助所指定的目标收入阶层，但直接收入转移支付所造成的“漏出”最少，而且对市场的扭曲效应最弱。只要这种转移支付能维持下去，它对目标阶层的效应就会持续存在；与之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补贴将越来越失去效力，因为当收入上升时，贫困人口用在必需品上的份额将下降。
三、对“涓流效应”假设的批评和对库兹涅茨“倒U曲线”的修正
阿德尔曼尤其反对新古典主义者有关经济发展过程中收入分配将自动改进的“涓流效应”说。她认为，发展中国家中的市场不完全将使投入不同部门的资本和劳动在各自收入上出现很大差别。她与她的合作者指出，从新古典收入分配理论中推导出来的“涓流效应”说实际上是一个假设。该假设建立在西方经济学家对历史的误解基础上，忽略了19世纪工业革命中不平等愈益增大的事实。该假设甚至认为，当穷人的条件得以改善时，经济增长将会对发展中国家中的最穷者施加影响，正如20世纪的经济增长对发达国家中的穷人施加影响的过程那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经济学家们逐渐意识到，有关发展中国家穷苦大众的收入水平将几乎自动地随着工业化和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而得以改进的假设是错误的。事实是，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不仅经历了最穷的60%的人口的收入份额下降，而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穷人的相对收入降幅太大，以至于他们的绝对收入水平也下降了。在她看来，“涓流效应”之所以在20世纪50和60年代盛行，是因为发展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存在着三个基本缺陷。第一，经济发展的目标仅仅被理解为创造人均GNP自我持续增长的条件。这样的发展定义势必导致人们使用不正确的绩效评价标准，选择错误的发展战略：经济持续增长被当作发展的唯一目标，其他目标（例如更大的平等）无需考虑，因为这类目标被认为同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直至60年代初，经济学家和计划制定者都没有将收入分配作为发展中国家中的一个主要的政策问题来考虑，其结果是，发展过程并没有带来大规模地改进穷人的福利这一预想的结果，反倒使不平等愈益扩大。第二，各国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必然随着经济增长而发生改变并最终实现现代化。这实际上是“制度假定不变”的另一种说法。阿德尔曼非常看重制度架构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她把政治参与和均等的收入分配看做是衡量社会平等的两个重要尺度。她力主各国把发展政策的长期目标放在持续地放松阻碍其国民充分实现其潜力的体制性障碍上。这样一来，经济发展目标就成了双重目标，即一方面为实现上述目标提供物质前提，另一方面确立起各种经济条件，以放松阻碍自我实现（如接受教育的机会、工作满意程度、社会地位、社会保障以及付出努力等）的其他障碍。这两个目标之间的适度平衡是一种动态平衡，它取决于在各次决策的时点上人口中最贫困的那些人的福利状态。第三，在提出“涓滴效应”假设的年代，由于缺乏关于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贫困和失业的数据，因此，在当时无法对增长的利益会自动地“涓滴到”穷人身上这一被广泛接受的命题进行检验。总之，阿德尔曼认为，经济发展并没有造成利益自动地“向下涓滴”的机制，相反，发展过程典型地导致了有利于中产阶级和富人们的“向上涓滴”效应；只有当本国达到发展的“中级水平”之后，穷人的绝对收入才开始上升。由此出发，她甚至提出经济发展通常以穷人为代价的命题。
阿德尔曼及其合作者对世界许多国家的收入分配趋向进行了探讨，他们证明了，在工业化开始阶段上，确实没有显现出收入分配自动改进的趋向。尽管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的“倒U假说”得到了人们的广泛支持，但他们发现，在发展过程最长的阶段（相当于从南撒哈拉非洲的发展状态向拉丁美洲最不发达国家所达到的发展状态的转变阶段）上，经济发展对于收入分配的主要效应是使穷人的绝对收入和相对收入都下降了。他们对43个不发达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所有欠发达国家在发展起步阶段都经历了收入份额的显著下降，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大约60%的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持续下降。他们的研究结果并没有充分支持库兹涅茨的“倒U曲线”假说，而是证实了他们自己提出的“倒J曲线”假说：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归于穷人的收入份额起初急速下降，然后下降得不那么迅速，再然后取决于所选择的政策，曲线不是趋向于拉平（倒J形），就是在起步时便呈递增趋势（正U形）。对此，阿德尔曼从政治上作出了解释：当本国中产阶级状况得以改进和城市化得以推进时，对非上层集团的政策影响开始向中产阶级以及现代部门中的工人们延伸，但是，即使这些集团政治参与的程度更大也并不会增进穷人的利益。穷人收入状况的改进并不是自动地实现的，只有当政府发挥重要的经济作用时，并且只有当各方面付出了广泛的努力来改进人力资源基数时，具有典型意义的人口中最贫穷的部分才会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利益。她还指出，传统的政策工具有一个弱点，即它们对归于穷人的相对收入份额只有微弱的效应，最多也只能产生不规则的效应。她估计，世界上约有1/3的发展中国家处在相对来说最不发达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上，政策选择决定着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份额能否得以改善。她的结论是：在客观上存在着“倒U曲线”，但在发展中国家结构转变的后期阶段上，不平等趋向是否下降，或者说曲线是否呈“倒U”形状，则取决于各国政府实行的有关政策。
四、简要的评价
阿德尔曼被公认为新一代持结构主义思路发展经济学家中的领军人物之一。她的收入分配理论同她所提出的其他理论一样，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里仅将阿德尔曼的收入分配理论对当代发展经济学所做的理论贡献归纳为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持从结构主义思路的角度探讨收入分配问题。阿德尔曼及其合作者指出，收入分配是一个被深深地嵌入社会经济结构之中的深层次问题，有两大类因素对它起决定作用：第一类因素（如生产函数、资源禀赋、需求模式等）涉及经济的基本方面，对第一轮收入分配起决定性作用；第二类因素（如制度等）对第一轮收入分配施加影响，使之适应那些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社会集团的目的。第二轮收入分配的效应非常重要，它们甚至可能足以抵消用在第一轮分配中起作用的要素上的那些政策工具所造成的影响而有余。正因为如此，对制度安排作一个精确的描述，对于分析收入分配问题来说显得尤为重要。她认为，尽管市场结清过程是决定收入分配的重要因素，但收入分配显然还受到制度刚性和对市场非均衡的调节不完善的影响，新古典主义式的一般均衡模型不能抓住发展中国家现实中的本质特征。她和她的合作者的研究结果实际上支持了结构主义的观点，而没有支持主张政策干预具有减少不平等的可能性因而应当进行边际改革的观点，由此，她得出了经济结构，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水平或速率，才是收入分配模式的基本决定因素的结论。
第二，明确地把“消除贫困化”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来考虑。与新古典主义者甚至与许多结构主义者不同的是，阿德尔曼是在既定收入分配不均等条件下讨论“消除贫困化”的问题，这就使得结构主义收入分配理论被分解为两个层面，一个层面分析收入分配在整体上的不均等，另一个层面专门讨论如何改进最穷的人的境况。阿德尔曼及其合作者以韩国为背景，对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城市贫困阶层（主要包括非熟练工人和部分熟练工人）和乡村贫困人口（主要由无地农户及小农构成）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这部分最贫困人口成了政府反贫困措施难以触及的对象，尽管政府力图以直接提供帮助的方式也难以使该目标阶层的状况发生根本改变。以韩国乡村为例。20世纪60年代末，超过90%的农村无地家户处于贫困之中，这个数字到70年代中期也只降到约80%。阿德尔曼认为，最贫困人口的经济状况能否改善是任何一项减少贫困的计划成功与否的关键。
第三，完整地表述了结构主义思路的收入分配政策工具。持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大都忽略对本思路所主张的政策工具作出较为系统的表述，但阿德尔曼却不同，她对这一思路的收入分配政策工具作了完整的表述。她的表述包括如下三个方面：其一，她认为，不能把那些能最佳地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工具同能最有效地改进收入分配的政策工具混为一谈，新古典经济发展思路的败笔之处，就在于混淆了“增长”和“分配”这两个目标之间的差别。在她看来，在结构主义思路的框架内有望将这两个目标协调起来，这就是在农业生产率改进之前进行土地改革，在大举推进工业化之前实施大规模的基础教育，以此促成“均等化增长”。其二，结构主义的政策在操作上具有“一揽子”特征，也就是说，包括对资源和资产实行再分配、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改善农业贸易条件、鼓励乡村人口向城市迁徙、乡村发展战略、大规模推行技术教育等在内的一揽子政策，必须在促成迅速成功的序列中同时被采纳，若是不完整地采用其中的一个或若干个，例如仅仅实行土地改革或者仅仅推行教育而没有劳动密集型产业增长与之相伴随，则任何政策都不会产生效力。其三，结构主义收入分配政策的实行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即实行激进的结构性改革，改革的内容包括促进工会的发展和为社会福利立法等；此外，从政治方面来看，现代化的各种社会力量同现有的权力结构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将导致不同程度的不稳定和内部冲突，由此诱使人们更少地参与政治，然而这种倾向在发展中国家则意味着经济福利和政治权力的分配变得愈加不平等。她深有感触地写道：经济平等的代价是高昂的，实现平等目标的必要条件是实行激进的结构性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