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的思路和苏联模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苏联论文,社会主义建设论文,思路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751.2文章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5068（2000）02—0114—06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运史上，对斯大林及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是一个重大而又疑难的问题。斯大林在世时，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对苏联模式的神化，几乎遮蔽其所有的问题和弊端；斯大林去世以后，特别是苏联东欧剧变后，对斯大林的毁誉和对苏联模式的批判，又几乎否定其所有的历史贡献和作用。我们认为，对斯大林及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评价，也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和历史主义的科学态度。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思路和苏联模式，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处在资本主义包围的特殊环境中形成的类似“战时共产主义”的思路和模式。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以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要求，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和经常性的社会动员及政治思想工作，既保持社会主义的稳定发展，又得以在特定的时期内推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它曾经有效地调动苏联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反法西斯卫国战争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二战后，它对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恢复经济，初步建立工业基础，也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在同时，它又包含了一系列缺陷和弊端。当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苏联斯大林体制模式的缺陷和弊端就日趋突出出来，成为经济和社会继续发展的障碍。成为苏联东欧剧变的深层原因。
我们回顾20世纪20—30年代，在列宁逝世之际，苏联的国际国内形势正处于明显的变化之中。在国际上，欧洲无产阶级革命明显地转入低潮，资本主义进入相对稳定阶段。在国内，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告终结，党的最高层围绕党的民主化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争论开始分裂。苏联共产党经过长期的争论，确立了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思路的指导地位。
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路。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后不久，高举“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旗帜，是针对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世界革命论”的。其主要含义是强调苏联有能力依靠自己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在俄国的发展创造物质文明为前提。它是基于苏联是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现实而提出来的。其前提是苏联既然已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那么，事实上就必须要求建成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其他选择。斯大林强调：“假如这是不正确的，假如党没有理由断定苏联无产阶级能够建成社会主义，……那么党就没有理由继续掌握政权，它无论如何应当放弃政权并转到在野党的地位。”（注：《斯大林选集》上卷，第510页。）
那么，在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小农经济占优势地位，在资本主义封锁和包围下，没有外援，能否建成社会主义呢？对此，斯大林认为，苏联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特点、条件和优势。虽然，苏维埃俄国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经济和政治上，苏联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逐步强大的国有经济。斯大林认为：“对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或者是几乎不可能的事情，对无产阶级国家却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无产阶级国家在这些方面具有资产阶级国家所没有的、也许是不可能有的优越性。国有化土地、国有化的工业、国有化的运输业和信贷业、垄断化的对外贸易、由国家调整的国内贸易——这一切都是能够用来发展我国工业的‘追加资本’的新源泉，这些新源泉是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中都不曾有过。”（注：《斯大林选集》上卷，第512页。）
苏联要在一国建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呢？斯大林认为，在所有制方面，社会主义应该是单一的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其他经济成份不能并存；在经济性质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产品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尽管到晚年他也承认社会主义依然存在着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仍起作用，但总是把商品经济视为违背社会主义本性的异物，并限制在消费资料的范围；在组织管理体制上，社会主义要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国家机关和中央各部门由上而下地管理和控制地方、企业的人、财、物和产、供、销等全部经济活动；在经济调节体制上，强调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实行全面、严格的指令性计划管理，指令性计划十分广泛，几乎无所不包，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政治生活方面，他把无产阶级专政，从马克思规定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延续到社会主义的国家，这是一个创造，但他始终没有处理好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问题上，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动力是阶级斗争，并把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和结果，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愈是取得胜利，阶级斗争就越来越尖锐。结果必然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
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是什么呢？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是低标准的，不清醒的。他一方面说，“我们是不是一定能够建成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这不仅取决于我们。这也取决于我们国外的敌人和朋友的强弱。”另一方面又说，一国建成社会主义，“指的不是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而是社会主义的一般胜利，就是说赶走地主和资本家，夺取政权，打退帝国主义的进攻，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经济——这一切是一个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完全能够做到的”，“彻底消灭私人资本，并使社会主义在我国取得完全胜利即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注：《斯大林全集》第7卷，第171、289页。） 这里，斯大林把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改换成“消灭剥削阶级”，作为建成社会主义的标准。1936年11月，斯大林不顾苏联明显的社会现实，即工农大众生活水平依然非常低下，人均生产和收入有些指数甚至低于十月革命前的俄国，他在全国苏维埃第八次非常代表大会上作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时宣布：“我们苏联社会已经做到在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又称为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的制度。这就是说，我们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注：斯大林：《论列宁主义问题》第607页。 ）这种超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与实践，对后来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影响。
关于苏联工业化的思路。斯大林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得不到西欧先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支援，至少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将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面对这种情况，党不能容忍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之下。因为这种落后的危险性在于，孤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随时都有可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优势和军事进攻面前归于毁灭。他强调，苏联必须在10年时间实现工业化，赶上与发达国家50年至100年的差距，以对付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 这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经济技术落后的俄国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不可能越过工业化，也不可能按照资本主义国家通常所走过的道路去实现工业化。
斯大林把从重工业开始实现国家工业化看作是苏联工业化的道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工业化通常是从轻工业开始的，这是因为轻工业比重工业需要的投资少，资本周转快，获得利润比较容易。只有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轻工业积累了相当多的利润，并把这些利润集中到银行，这才造成重工业发展的条件。这样一种工业化的方法，往往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才能实现。斯大林认为，根据苏联当时的国际国内情况，显然不能用这样长的时间和这样的方法来实现工业化。他指出：“不是发展任何一种工业都是工业化。工业化的中心，工业化的基础，就是发展重工业（燃料、金属等等），归根到底，就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本国的机器制造业。”（注：《斯大林选集》上卷，第461 页。）他把机器制造业看作是工业化的中心，认为机器制造业是整个工业的“神经中枢”，是重工业的“心脏”，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基本杠杆”和“钥匙”。只有机器制造业在工业中占主要地位的时候，才能在新技术基础上改造一切工业部门，才能改造运输业和一切农业部门。他把金属工业特别是钢铁工业看作是全部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认为如果没有金属工业主要是钢铁工业的蓬勃发展，整个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就无法立足和发展， 运输业和农业也无法立足和发展。 1925年，联共（布）第十四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方针，决定苏联不走西方国家优先发展轻工业的工业化道路，而是把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苏联工业化的基本方针。大林提出经济发展的重心应当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特别是把重工业放在第一位，为整个经济技术的改造提供基础，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再生产。
斯大林指出，为了高速度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资金的问题就成为头等的大事。20年代，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曾比拟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提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问题。认为在苏维埃政权条件下，相对弱小的工业承担不了积累资金的重负，必须有一个类似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不能依靠掠夺殖民地，只能把小生产作为“殖民地”和原始积累的源泉。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利用垄断地位，通过不等价交换，不惜牺牲农民利益来积累。斯大林和布哈林曾反对这条“超工业化”的方针，但最终斯大林还是沿着这条路行进。斯大林提出，靠本国节约来发展工业的道路，即社会主义积累的道路，是苏联工业化唯一的道路。其源泉主要是两个：一个是工人阶级为国家创造的价值；另一个是农民向国家缴纳的直接税、间接税和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两个泉源通过各种渠道集中到国家手中，国家通过预算为整个国民经济，尤其为工业的进一步发展积累资金。为了给工业化提供更多的资金，斯大林长期的、过大的保留了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这实际上是农民在向国家缴纳直接税之外还要缴纳一种超额或额外税。斯大林强调指出，在一定时期内还不能立刻消除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否则就会阻碍国家工业化，打击整个国民经济。他认为，这对农民虽然是一种经济负担，但却是能够忍受的负担。
斯大林还提出，要采取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的方针。在1927年以前，斯大林对工业发展速度问题还比较慎重，强调工业必须和农民经济结合，工业的扩展必须以国内市场（首先是农民市场）的需求和国内能够提供的资源为基础，必须考虑到社会主义积累的速度和用以发展工业的后备力量，量力地进行建设。由于当时采取了这样的方针，使苏联的生产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1926—1927年度，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总值均已超过战前水平，特别是社会主义大工业发展速度比较快。但是，从此以后，斯大林一再要求继续提高社会主义大工业的增长速度，不断地提高生产指标，不断地扩大基本建设和投资，这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比例失调，各种原料和建筑材料严重不足，日用品的“商品荒”现象和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问题也日趋严重。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他不但没有采取措施，减慢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反而大幅度地提高了重工业的生产指标。1933年初，虽然宣布用四年零三个月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但是许多产品的产量指标并没有完成。这时，他才认为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苏联的工业产值必须采取较慢的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十三至十四。
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苏联共产党制定了发展经济的五年计划。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苏联成功地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从1928年10月苏联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基本任务是：在短期内建立技术改造基础——强大先进的工业，把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变成为工业国，使它成为一个经济上不依赖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大国家。在“一五”计划的宏伟任务鼓舞下，苏联人民经过忘我的艰苦奋斗，于1933年1月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在这期间， 苏联建成1500多个企业，工业产值相当于1913年的234.5%， “一五”计划的完成，使苏联从一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从1933年，苏联又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1933—1937年）。“二五”计划的任务是，完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为一切国民经济部门建立最新的技术基础。苏联党和人民在“二五”计划中十分注重干部和技术的作用，开展了斯达汉诺夫运动，较快地提高了劳动者的文化技术水平，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了82%，第二个五年计划用四年零三个月时间提前完成了。到1937年，苏联已有4500个工业企业投入生产，工业总产值增长1.2倍，已跃居欧洲第一位， 仅次于美国而居世界第二位。这标志着苏联基本上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第三个五年计划（1938—1942年），规定要继续高速发展国民经济，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由于德国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战争，第三个五年计划实行三年半后被迫中断，但是，计划指标大部分完成。据统计，由于三个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从1917年到1940年，工业已经增长14倍，国民总收入增长7倍，其中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超过34倍， 发电量超过24.4倍。苏联通过三个五年计划所取得的工业化成果，为反法西斯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但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上也充满了坎坷和曲折。由于它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出现了许多问题。一是片面强调发展重工业引起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一方面是重工业高速发展，另一方面是轻工业和农业的停滞不前，人民生活得不到相应的提高，到头来还是影响整个工业化进程。二是中央集权过多，地方和企业缺乏自主权，193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央工业占90%，地方工业占10%；到1953年地方工业产值也只占31%。三是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盲目追求高指标，结果使苏联工业化走向外延型扩大再生产的道路。四是把发展“独立”的国民经济同加强世界经济的联系截然对立起来。这样，苏联在工业化的理论上始终没有承认对外经济开放的必然性。苏联还过高地估计本国的物质技术力量，认为苏联的科技已进入世界的先进行列，否定接受技术援助的意义。苏联也曾利用30年代西方经济危机期间，大量引进西方技术和机器设备，但大多集中在重工业部门，而基础工业、尖端工业和轻工业部门引进的数量很少，从而加剧了国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此外由于缺乏优秀的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致使某些盲目引进的先进技术和机器设备无法使用或造成浪费。
关于农业集体化的思路。首先，斯大林改变了新经济政策的思路。他认为如果继续按照新经济政策的思路走下去的话，那么城市和农村、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之间只能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这个平等关系是建立在城乡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城乡各自的需求以双方的交换来实现，这就需要建立和完善工农业产品之间的价格平衡机制。做到这一点，是需要时间的。但斯大林要加快工业化步伐，他没有这个耐心。因此，他改变了新经济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变相地恢复了战时共产主义的许多措施，剥夺农民，为实现国家工业化积累资金。其次，斯大林认为必须对小农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他强调指出：“苏维埃政权和社会主义建设决不能无止境地即过于长期地建立在两个不同的基础上，建立在规模最大的联合的社会主义工业的基础上和最分散最落后的小商品农民经济的基础上。”（注：《斯大林选集》下卷，第82页。）只要苏维埃国家仍然是一个小生产占优势的小农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仍然存在，社会主义就不能建成。因此，只有全面地、彻底地改造小生产，才能挖掉资本主义的根子，为社会主义建设打下可靠的经济基础。再次，斯大林认为，劳动组合是农业集体化的主要形式。他在1930年初明确指出，劳动组合在当时条件下是集体农庄运动唯一正确的形式。劳动组合把基本生产资料公有化，社员个人还保留有私人的家禽、小家畜、奶牛、谷物、小农具和宅园地。社员可以搞一些家庭副业。他混淆了合作社制度与集体农庄制在性质上的差别，说集体农庄与合作社并不矛盾，合作社是社会主义低级形式，而集体农庄则是高级形式。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追求这种高级形式，大规模地创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只有这些组织才有权称得上是社会主义的。
1929年苏联发生了历史性的大转变，出现规模很大的建立集体农庄运动。这个运动到1930年进入高潮。1934年7月，有71.4 %的农户和87.4%以上的播种面积实行了集体化。到1937年，有93%的农户和99%以上的播种面积实行了集体化。苏联消灭了富农阶级，实现了农业集体化。在实现农业集体化的同时，农业机械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苏联由个体小农业国家变成了大规模机械化集体农业国家。
但是，苏联在实现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集体农庄运动的高潮中许多地方出现了“左”的错误。如追求集体化的百分比；违背自愿原则，强迫加入集体农庄；在消灭富农阶级过程中，采取剥夺财产，“扫地出门”强迫迁徙，把许多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富裕起来的中农也当成富农分子加以严厉处置，施以暴烈的手段和过激的措施，等等，使苏联农业生产力受到伤筋动骨的破坏，元气大伤。加之农业生产管理制度的过分集权，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自主权的缺乏，粮食征购制度和方式上的超经济强制手段，以及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基础地位的被忽视，等等，使苏联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落后和停滞的状态中。
苏联从3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集体农庄制度，农民虽然被组织进集体农庄，但对这种集体生产劳动和集体平均分配劳动报酬的体制始终表示不满。集体农庄庄员的平均劳动日水平呈下降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局部地区，主要是在乌克兰，零星地和悄悄地进行着承包到组的改革。时任乌克兰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还在库尔斯克州进行承包到组的试点。这一改革受到了庄员的普遍欢迎，调动了劳动积极性，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乌克兰的农业在1947年获得好收成，1948年的收成更高。承包到组的改革也得到苏共中央主管农业的政治局委员安德列耶夫的支持。他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予以肯定，并决定向全国推广。但是，这一改革与苏联传统的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思路产生了矛盾。结果，承包到组的改革只进行了一年就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改革全面流产。改革的失败使苏联的农业陷入慢性危机中，集体农庄收获的粮食用于庄员分配的部分只占16.3%，一半以上的农庄发给庄员每个劳动日的粮食不足1 公斤，使农民的劳动积极性无法调动起来。到斯大林逝世的1953年，苏联粮食产量还低于1913年的水平。这确实是对三十年代以来苏联农业集体化的无情总结。
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过程，就是其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形成的过程。1936年，苏联新宪法的通过，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政治体制的确立。这个体制被称为苏联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是：以马克思在发达国家基础上设想的社会主义原则为理论根据，以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与巩固为前提，追求以重工业（包括国防工业）优先发展为核心的高速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靠剥夺农民和牺牲农业发展来实现工业化，并以排斥商品经济属性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相保障。这种模式的基本特征表现于经济、政治、文化体制诸方面。
其一，在理论基础上，苏联模式照搬马克思的本本，主张所有制一大二公三纯，排斥其他所有制形式；主张计划经济的程度越高越单一越好，排挤商品市场经济；主张社会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只是成熟程度不同的发展阶段，急于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
其二，在经济体制上，苏联模式实行以全民所有制为主、集体所有制为辅的单一化的公有制结构，实行以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家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以行政手段、排斥市场调节的方式管理社会经济生活。
其三，在工业化发展战略上，以在短时期内使经济赶上并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战略目标，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作为战略重点，以剥夺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作为积累资金的手段，以外延扩大再生产（或称粗放经营的扩大再生产）作为基本途径。
其四，在政治体制上，苏联模式实行中央高度集权型管理体制，以党代政的领导体制，自上而下的干部委派制，缺乏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在民族关系问题上，苏联名为联邦制国家，实际上成为单一制国家；个人集权制的形成和强化以个人崇拜为其思想条件，同时又反过来助长个人崇拜的盛行。
其五，在文化体制上，苏联模式采取中央严格的集中控制和过多的行政干预，使文化教育处于严重的封闭状态。经常性的党内思想斗争并采取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方式来处理，更导致意识形态的僵化和沉闷。
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和工业化初期，这种模式因适应了20世纪上半叶战争与革命特定的历史条件，曾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在经济文化基础落后以及遭西方国家封锁、制裁的条件下，这种模式有助于社会主义国家依靠自身的力量，通过高度集中的计划和经常性的社会动员（包括政治思想工作），既保持社会主义的稳定，又得以在特定的时期内推动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这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发展性危机，经济一片萧条，形成鲜明的对比。
但是，苏联模式即使在当时也表现出明显的弊病。它在政治上集权过多，民主不足，以至于造成破坏法制，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等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个人专权和个人崇拜造成了在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事业上的一些重大决策的失误；歪曲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准则，毒化了社会政治气氛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导致了教条主义的盛行，堵塞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窒息了社会文化，给苏联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失。苏联模式在经济生活中束缚和压制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使整个经济缺乏活力和动力。在这种体制下，市场不能发挥应有的调节作用，科技发展与生产脱节，生产与销售脱节，产品价格与使用价值脱节，劳动成果与劳动者个人利益脱节，以及责任不明等缺陷，造成了经济效益差、劳动生产率低和浪费严重种种问题。
苏联模式在处理与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上，采取封闭和对立的方式，关起门来搞建设，结果只会导致落后。50—60年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也是双方互相封锁并且自我封锁的时期。斯大林为此还提出了“两个对立阵营，两大平行市场”的理论，这种理论与实践严重阻碍了东西方之间的经济、科技和文化交流，使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充分地吸收和利用西方国家最新的科技成果，也极大地限制了东西方国家经济贸易的规模，从而在实际上阻碍了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重新拉大了东西方经济发展上的差距。
二战以后，随着世界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世界性的科学技术革命一浪高过一浪，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外环境条件明显好转。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共处和斗争，从军事转到经济，从战场转到市场。在经济和科技因素越来越成为首要的关键因素、经济优先日益成为一种世界潮流的情况下，两种制度围绕着生产力的发展、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在互比优越性和吸引力。在新时代的挑战和机遇面前，苏联模式的历史作用日益衰竭，而其弊端则日趋突出，必然与生产力的发展发生严重的冲突，成为生产力继续发展的严重障碍。更严重的是苏联领导人思想僵化，把这种体制模式绝对化、凝固化，在世界科技革命迅速发展中日益明显地暴露出它的缺陷和弊端后，仍拒不对它作出相应的调整，久病不治，逐渐酿成经济政治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党内右的势力陡长，戈尔巴乔夫企图以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为指导来改造苏联，结果是同帝国主义里应外合，使苏联走上和平演变的道路。
社会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历程，随着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的转换，其理论与实践的重心也发生了从社会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建设的转移。大体上说来，这个世纪的上半叶，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主要是围绕着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实现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问题展开的；这个世纪的下半叶，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主要是围绕着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怎样认识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展开的。在进入80年代以前，尽管我们已经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但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没有搞清楚。邓小平创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才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在科学分析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敏锐地提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维护世界和平的因素正在不断增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在和平与发展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如果仍拘守苏联斯大林的僵化的战备体制模式，如果不改革，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那就会象苏联东欧一样，死路一条。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向根本地改变照搬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和弊端。这样，我们才能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发展；才能坚持改革开放，大胆地学习和利用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一切文明成果；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持国内的政治稳定，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才能坚持以“四个有利于”为标准，注重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由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包含有使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向着更加健康方向发展的丰富内容，因而它不仅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且还对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正如20世纪初列宁抓住战争与革命的机遇，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理想到现实的发展那样，现在，邓小平理论又抓住了世界主题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机遇，系统地解决了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使社会主义重新焕发了活力和生机。它标志着社会主义正由适应以战争与革命为世界主题的早期阶段，进入到适应以和平与发展为世界主题的、社会主义向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的新阶段。
收稿日期：1999—12—13
标签：斯大林论文; 重工业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经济建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工业生产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社会主义阵营论文; 国家社会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论文; 国民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