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稿多贡献”现象的经济学原因_一稿多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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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稿多投”是令现在的出版界尤其是报刊界着实头疼的事。“一稿多投”严重损害着出版单位的利益,其中包括对出版单位名誉的损害和经济利益的损害;“一稿多投”也严重损害着读者的利益,因为读者掏钱买报刊是要获得新的信息与新的知识,吃那些嚼过的馒头实在是很倒胃口的事。

对于“一稿多投”,报刊界几乎是不约而同众口一辞地表示了自己的否定态度乃至忿慨(文摘类报刊除外),有关法规也写进了警示性条款,而且,大多数投稿人也清楚,“一稿多投”并不是件光彩的举动,尤其是对自尊心普遍较强的文化人来说。然而,“一稿多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却仍然大量存在,屡禁不止。对此,不少人认为是社会道德水准低下所致,然而,更重要的事实却是,现在的制度约束条件,不足以有效遏制“一稿多投”。由于种种原因,处罚力度过轻,有利可图的空间巨大,使得“一稿多投”现象还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存在下去。

人们做任何一件事,都是基于一定动机,作出一定选择,采取一定行动,以达到一定目的。人们希望自己的行动能得到某种回报,而又能避开某种不利。从本原意义来说,人的一切行为都是一种趋利行为,因而都是“经济”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的行为都根植于其成本效益预期,只要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他就会想方设法去促成其事。

报刊界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商品经济大潮冲击得作者队伍溃不成军,不少作者都投向了赢利性更大的项目,而对于投入成本高、预期收益小的投稿“事业”,已越来越不感兴趣,致使稿源萎缩,好稿难觅,重发稿大增。其实这是一种片面认识。因为一,继续投稿,坚持以写作为生的仍大有人在。二,原有的作者因种种原因或退役了,或转移了,但新的作者又涌了进来。三,不少报刊大幅度提高稿酬,这也是吸引新增作者大举加盟的重要因素。试想,在我们的出版事业近若干年来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庞大的作者群作为支撑,怎么还能有今天的蓬勃与繁荣?而因为短期内我们的出版事业发展过快,稿源暂时受到影响,局部地或者阶段性地出现供求失衡,也是难免的。这一点,是造成“一稿多投”现象难以禁绝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一般人的眼里,投稿而命中,能在报刊上使自己的名字频频亮相,确实是件名利双收的好事。除稿酬而外,“出名”本身也是一种收益预期。而这种收益预期,有时候甚至盖过对于稿酬的考虑。正是对于名利的收益预期,成为投稿行为的内在动力。在一些特定情势下,如果投稿人自认为能够避开对自己不利的因素,或者权衡利弊,最终确认预期收益会大大超过预期成本,那么,这同样会成其为“一稿多投”的内在动力。

如果我们将撰稿人的成分作一个大致分类,不外如下四种:一是报刊社的编辑记者;二是其他文化单位的创作人员,如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三是散见于其他各类企事业单位的业余作者;四是所谓的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是近年来新兴起的一个撰稿群落,多半工作不固定,或干脆以“撮稿子”谋生。自由撰稿人实际上是个界定不甚明确的概念。其实,我们对撰稿人进行的大致分类,概念上也多有互含。比如说报刊记者,他们在必须为本报刊撰稿之外,又将所写其他稿件投向外报刊,这时,他们的身份也可称得上业余撰稿人。只不过为叙述方便,我们将撰稿人大致作如上区分而已。

以上四类人中的前两类,由于平时的职业道德训练,使得“一稿多投”现象在他们身上相对较少发生。一般报刊都反对“一稿多投”,如果一边反对一边又自己在这样搞,这就多少有点监守自盗的味道,单位上不成文的监督机制此时就会起制约作用。而专业作家也许更看重自己的文人身份,所以纯文学刊物更极少有“一搞多投”现象发生。不过例外的情况总是会有的。比如若干年前,兰州军区奉命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面对血与火的考验,前方官兵与后方家人之间必然会发生许多可歌可泣震撼人心的事情。《现代妇女》急需这方面的稿件,正在此时,一篇题为《妻子的来信》的来稿就正中下怀。然而,在印刷厂开机前夕,该刊接连发现外省的两家期刊都已将这同一稿件先期发表,不得已,只好临时撤稿。就是这同一署名的稿件,据不完全统计,在其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见刊不下10次,而它的作者,恰是某一大单位从事专职宣传工作的干部。可见,对作者群体的分类把握,只能有助于对“一稿多投”有一个极粗略的估计与警觉,而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决定撰稿人的行为方式的,首先是在他的利益函数中,究竟什么更重要。

如上所说,不少作者耻于“一稿多投”,是因为他们视名声与荣誉更重要。而把名誉纳入经济学考察,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成本。如果用名誉这样昂贵的成本去换取“多投”所带来的那点收益,他们会觉得得不偿失,自然不会采取这样的做法。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投稿者都这样考虑。

写作与投稿作为个人行为,一般单位并不多加干涉。即使是“一稿多投”,单位要么不知道,而更多的是并不过问。一般的人对“一稿多投”者持一种较为复杂的心理,一稿而能多处投中,不少人首先会认为这人有本事,而对“多投”则采取暖昧态度。当然,喜欢广泛浏览报刊的读者有时会表现出极大不满,但是,在12亿人口的泱泱中国,这种不满作用于作者,已经变得非常间接、遥远而微乎其微。社会对“一稿多投”行为的容忍性和惩罚不力,大大降低了“一稿多投”的成本投入。这种具有巨大价差的投入产出比,客观上纵容、鼓励和吸引了更多的“一稿多投”者。

一旦“一稿多投”的名利效应确立(即使名誉受到部分损害,至少还有赚钱效应存在,而这,对于不少人仍是很有诱惑力的),就会对更多人产生示范作用。假设第一个“一稿多投”者没有受到惩罚或惩罚甚微而收益甚丰,那么,其他人就会起而效法,因为人都具有一种机会主义的行为倾向。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人都是潜在的“一稿多投”者。

如果把文稿作为商品,把“一稿多投”者作为卖方,报刊社作为买方,那么,实际上买方对卖方的制约是极其有限的。报刊社能够做到的,一般不外乎达到如下程度:一、在见报见刊前已发现是“一稿多投”,可以弃之不用,或在发排中临时撤稿;二、文章见报见刊后发现是“一稿多投”,部分扣发或者全部扣发稿酬;三、在自己的报刊上对“一稿多投”者进行曝光。但这第三条似乎并不多用,而且曝光的程度一般不重。这些警戒和惩罚实际上对诸多“一稿多投”者并不起太大作用,因为这些人早有心理准备,也就是说,他们早已把这些计入预期成本。他们会把一篇稿件复印十数份、数十份甚至上百份广为投出,他们更为关心的是赚钱,一篇五六千字的稿件经过这样的“商业运作”甚至能挣一两万元。金钱的欲望使他们乐此不疲。

为了达到“一稿多投”的目的,有些人不惜编造曲折离奇的新闻故事。1996年第11期《现代妇女》就登载了这么一篇感人至深的“真人真事”:抗美援朝时期,一位女中学生怀着对志愿军战士的崇高敬意,一直跟一位“最可爱的人”保持通信联系,由敬而爱,他们的关系也由友谊发展为爱情。这位志愿军战士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上甘岭战役。就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最后一战中,全班战士全部阵亡。姑娘为了纪念这份生死情缘,发愤苦读,并在大学毕业后去了战士的家乡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工作。谁知45年后她才知道,战士还活着。当年重伤昏死,被朝鲜老乡救起,后被定为甲等残废军人,为不影响姑娘前程,战士再没跟姑娘联系。故事的结局自然是很美的:一对有情人终于在垂暮之年结为秦晋之好。

该刊编辑被文中主人公的美好情操所感动,与作者通了信,又通了电话。作者信誓旦旦,并寄来了文中主人公的照片。谁知这一切都是美丽的谎言,这谎言欺骗了众多报刊与读者。而最终,这位谎言制造者被黑龙江新闻界曝光,真相大白于天下,成为1996年全国的重大假新闻之一。舆论的有力监督使这位“一稿多投”者的成本大大增加,该作者从此敛声匿迹。

“一稿多投”的恶性发展是“剽窃式一稿多投”。在这里,不需要任何创造性劳动,各地报刊上已发表的好文章,拿过来,再投出去。前些年江苏等地就有所谓的“投稿专业村”,他们仅仅靠一堆报刊,一块刻写蜡板,一架老掉牙的滚筒式油印机这样的资源配置就能肆无忌惮地进行低成本扩张。他们甚至将刘心武的长篇巨制油印后又投出,他们没想到这回竟“栽到姓刘的这小子手里”。

“剽窃式一稿多投”发展到极致,就是在剽窃的基础上再造假。甘肃省临洮的自由撰稿人张勇,堪称为全国罕见的剽窃造假高手,超级文盗。他谎称自己是甘肃临洮八里铺驻军,并伪造部队新闻中心的公章。他大肆剽窃西北地区尤其是新疆报刊的文章,每篇复印上百份后,化名“雪城、塞外、漠夫、雪域”等,铺天盖地地投向全国各地。为达到耸人听闻的目的,他不惜歪曲历史与事实,进行“再加工”。如他称新疆尼雅遗址的发现“将比名震世界的敦煌更出名”,并编造弥天大谎,说什么“1997年3月下旬,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专门派出一支阵容强大的国际考察队对此进行考察研究”。又如新疆师范大学王秀玲教授多年致力于“新疆北鲵”的研究,张勇在剽窃这一报道时,偷换概念,把“新疆北鲵”变成了中国“第一恐龙”,并用《寻找中国“第一恐龙”》一类的标题,在全国上百家报刊发表,在读者中造成极恶劣影响,并在学术领域对张秀玲教授造成极大伤害。类似这样的造假行为在张勇的剽窃中比比皆是。这已经触犯了我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并且,他冒充现役军人,伪造部队公章行骗,已明显触犯刑法。但在他的恶劣行径被新闻媒体揭露后,迄今其剽窃造假之作仍能见诸于报刊。

“一稿多投”是个较为复杂的现象,其在我国的发生、存在与发展,有着复杂的主客观因素。本文的写作目的不在于要对这一问题的解决开具一个全面的药方,而在于,一方面指出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另一方面,试图引入经济学的方法来进行分析,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一定的经济学思路。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从经济学观点来说,就是要大大提高其预期成本,大大降低其预期收益。在这里,加大执法力度与舆论监督力度至关重要。当然,由于目前稿件供求关系的不平衡、报刊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各地报刊的区域性和各报刊读者群的不同,客观上增加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这是需要另题探讨的,在这里的不多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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