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世界秩序的可能：社会心理学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心理学论文,视角论文,秩序论文,和谐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550（2009）05－0056－10
冷战结束后，对于国际关系的未来走向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不少理论，诸如“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等。这些理论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一起，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未来世界秩序的图景，或为“悲观冲突论”、或为“民主大同论”、或为“建构合作论”。① 而在21世纪初，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理念，为国际社会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秩序观。当前，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和谐世界理念的研究不胜枚举，然而鲜有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的思考，更多的是基于对外战略与政策的探究，这恰恰忽略了它所具有的国际关系知识增量及话语力量。有鉴于此，本文从国际关系性质的分析出发，探讨构建和谐世界的可能及条件。2001年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事件凸显了认同与心理冲突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影响。为此，笔者引入社会心理学中关于群际关系走向（即群体冲突与和谐）的讨论，探究在和谐世界建构中避免国际冲突的条件，认为国家对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的追求，并不必然会导致国际冲突，由此说明建构一种和谐世界是可能的。
一 问题与既有研究概述
为更好地理解“和谐”的内涵，我们需要回答什么不是和谐，即寻找一种和谐的消极定义方式。② 在群体心理学中，一般将消除群际偏见、避免群际冲突看做是群体和谐的形成条件，这也是对人际冲突和谐关系的认识。如果将人类基本关系的主要状态划分为冲突、合作与一体化等，那么和谐的特征之一就是没有冲突；其中，竞争关系始终存在于人类关系结构图谱中（见图1）。③ 中国首次表达和谐世界理念时，认为和谐世界是“各种文明兼容并蓄”。④ 所以，和谐的根本特征在于和平共处、互相尊重及民主合作，但这不否认现实世界是一个竞争与比较的世界。中西文化中有很多种和谐界定，和谐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它是一个过程，亦即和谐是没有上限的，这说明很难探寻一种和谐的充分条件；但是和谐是有下限的，也就是说和谐必须具有一系列的必要条件，冲突的规避和缓解是和谐的一个必要条件。和谐还包括其他多种维度，亦即“避免冲突”并不是和谐的充分条件。由此，和谐的消极意义在于一种“非冲突”的状态。冲突包括军事层面和利益层面的冲突。和谐社会和世界并不排斥利益冲突，这是一种竞争关系的表征，但和谐状态与军事冲突却是水火不相容的。基于此，笔者偏重军事与安全角度，论证消除与规避冲突的机制对于和谐的意义。所以，我们建构和谐世界的努力之一就在于消除与缓解冲突，促成和平共处与合作，而研究和谐世界的任务之一就在于揭示国际社会消除与避免冲突的条件与机制。只有掌握这些条件和机制，我们才能在特定的情境中，知道如何促进国家间的合作，避免冲突。笔者认为，国际冲突的避免是和谐世界秩序形成的条件之一。这就表明，消除冲突成为和谐秩序形成的一种可能，但并不是必然。
图1 人际与国际关系结构图谱
注：1.和谐的消极界定：A’～C。
2.竞争贯穿于人际与国际关系谱始终（除了孤离状态之外）。
一般而论，国际关系的本质特征，亦即与国内社会的根本不同在于国际无政府状态。以现实主义者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认为，由于国家追求相对收益，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是一个霍布斯所谓的“丛林世界”，权力和利益成为国家的终极目标，由此国家间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冲突。⑤ 自由主义或理想主义者认为，人性中善的本质决定人类可以共存合作，避免冲突，而制度主义者认为国际制度与规范可以制约国家之间的攻击性。⑥ 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代表的温和建构主义者在二者之中走一条中间道路，认为“无政府状态是国家造就的”，并且归纳了三种不同的国际体系文化：霍布斯、洛克和康德无政府文化。基于人类追求获取承认的根本动机，他进一步提出国际体系发展的进化论观点，认为世界国家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国际治理形式。⑦ 在以上理论中，现实主义者多为“悲观冲突论”，自由主义者往往持乐观合作信念，而建构主义者持中庸立场，强调施动者的能动作用，但本质上建构主义也是一种进化论或进步的历史观。
中国政府的和谐世界理念表达了中国对于国际社会持一种乐观的进化态度。正因为如此，不少学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代表了一种新国际秩序观。⑧ 从中国已有的研究来看，和谐世界理念的研究包括两大路径：其一，从中国外交的角度分析和谐世界的历史与文化根基。如追溯中国古代的和合文化或和平的战略文化，为和谐世界理念提供历史文化基础。也有学者论述和谐世界理念的政策意义，认为这是中国外交的一种新理念、新国际秩序观和全球治理观。⑨ 其二，从理论命题的角度分析和谐世界理念的内在逻辑与机制。有学者从哲学与经济学（具体为博弈论）的角度分析从冲突到和谐的可能，探讨从冲突走向和谐的人类关系连续谱的演进机制。⑩ 此外，有学者从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关系的角度分析二者的理论相关与政策联系。(11)
在和谐世界的内涵、意义以及与具体问题领域的相关性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既有研究的理论路径与问题意识各异，论证逻辑也大不相同；对于和谐世界问题的过程与机制分析，虽有研究但并不充分。正如王逸舟所指出的，和谐世界理念的具体政策内容尚不明确，难以落实到操作层面。(12) 这也与既有研究的特点紧密相关，如大部分研究只停留于对和谐世界概念的文本和历史诠释，而没有转化为国际关系命题。具体来说，第一，鲜有从冲突到和谐的关系连续谱的界定与操作。换言之，多数研究并没有仔细界定何谓和谐，而是一概接受了从政策到学术界的“共识”，即从政治、经济、安全以及文化和生活方面对和谐的理想描述。第二，现有研究大多停留于政策分析与诠释，并未从中总结出国际关系规律，提炼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第三，理论路径较为单一。如从历史文化中寻求和平文化，这很容易陷入为论点找论据的片面之嫌；除了博弈哲学外，少有引介较为成熟的理论路径的努力。第四，问题意识不够明确。对于“和谐世界”所承载的国际关系学术问题，其内在可能与必然机制等，现有研究较少涉及。
有鉴于此，在上文简述和谐与冲突关系基础上，笔者认为冲突的规避是和谐秩序形成的一种可能（并非必然）途径，进而引入社会认同理论的路径，分析国家对社会认同的追求会不会必然引发国际冲突；换言之，在认同冲突的逻辑中，国家如何避免冲突，走向和谐的国际秩序。人类冲突的起源，或为物质利益的追求与竞争，或为符号认同的追求与竞争。笔者抛开物质主义的路径，转向认同路径，探究人类追求社会认同，是否必然会导致人际与群际冲突。由于笔者将国际社会类比为群体社会，由此群体对认同的追求，与国家对认同的追求，其内在逻辑是相同的。(13) 所以借助于群体心理学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国际关系是否必然走向冲突得出新的结论，从而论证和谐世界的可能与条件。
二 社会心理与群际冲突
群际冲突及国际冲突起源分析存在诸多流派。早期理论立足个体心理属性，解释由个人集合而成的群体行为。挫折－攻击论认为，攻击行为的发生往往以挫折存在为前提，而挫折来源于基本需求没有得到满足。通常攻击不是直接指向挫折的真正源泉，而是寻求某些“替罪羊”。(14) 挫折－攻击论曾被用来解释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反犹主义情绪的增长。但是，这一解释的问题在于，为何犹太人成了攻击的对象，即替罪羊，而不是其他种族？后续的研究表明，或许挫折并不是攻击的充分和必要条件，况且，由个人的挫折状态上升为集体攻击行动面临诸多质疑；它也难以解释群体之间的合作与友善。紧接挫折－攻击论之后，关于群际冲突的另一个解释是相对剥夺（relative deprivation）理论。“相对剥夺理论的核心命题是，当人们感知到他们当前享受的生活水准与他们认为他们应当享受的生活水准之间的不一致时，人们就开始变得不满和具有反抗精神。”(15) 相对剥夺理论强调社会知觉因素，即具有冲突和攻击性的一方，他们知觉与感受到一种被剥夺的状态，无论是否真正遭受剥夺。譬如，20世纪60年代美国黑人运动中，种族暴动中的黑人权利支持者，并非是被“剥夺”程度最严重的社会底层的黑人，而是中上等阶层的黑人。在殖民冲突中，殖民地民众的觉醒往往是在知识启蒙之后，当地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挥了唤醒广大被压迫者的被剥夺感的作用。从第三世界的独立和崛起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知识启蒙与被剥夺知觉形成的相关性。这种被剥夺感是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以及国际关系冲突的根源之一。
相对被剥夺感的重要来源之一，就是社会群体和阶层之间的比较。如果没有比较，就无法产生“相对的”感觉，社会比较是群体竞争与冲突的必要阶段。如果群体之间无法产生比较，是否就可以避免冲突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人类最基本的生活动机之一在于自尊的追求，这是一个普遍接受的假定。(16) 就此而论，个体的社会比较是人获得自尊的一种重要手段。早期群际冲突的解释路径过多地从个体心理属性层次来解释群体之间冲突的起源，与此相对，二战后社会心理学关于群际冲突的理论更多的是从群体成员资格层面分析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因为个体往往是行动者，而不是群体。关于群体冲突的解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理性主义解释；另一种是符号互动解释。(17)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穆扎弗·谢里夫（Muzafer Sherif）开创了现实利益冲突论（realistic conflict of interests），认为群体冲突反映了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群体成员的群际态度和行为反映了群体间的客观利益。(18) 这在当今国际冲突热点个案中能找到现实的原型。比如，巴以冲突的重要来源为土地之争。双方对于土地的利益之争，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零和博弈，这是一种客观利益冲突。在谢里夫的著名“夏令营”实验中，随机分配的两组队伍当涉及一些“客观利益”竞赛时，两个群体问的敌意会增多，而内群偏好（ingroup favorites）也特别明显，尤其是那些挫折较少的成员表现出更多的攻击性，即对外群成员的偏见。而这是挫折－攻击论所无法解释的。这种理性主义的群际冲突分析路径客观上彰显了冲突的政治经济来源。但是，现实中有些冲突并不一定来源于真实的利益冲突，也可能是一种可知觉的利益冲突。这就是符号互动路径，即社会认同冲突论。(19)
社会认同冲突论的创立者为亨利·泰菲尔（Henri Tajfel）与约翰·特纳（John Turner）。根据他们的定义，社会认同是“个体自我概念的一部分，源自他的特定知识，这种知识涉及一个社会群体（或多个社会群体）的成员资格以及与之相连的价值和情感意义”。(20) 如上所述，从人类追求积极的自尊的假定出发，我们可以推论出人必然会追求社会认同。换言之，如果人们更喜欢拥有积极而非消极的自我概念，社会认同过程就会发生。社会认同起源于群体成员的自尊追求，形成于社会比较的过程中，社会认同的过程包括社会归类、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positive distinctiveness）。比如，在中国人心中，北京奥运会成为中国与外部世界比较的一个维度。由此，北京奥运会的胜利召开，每个中国人都从中获得作为一个中国人（社会认同）的高度自尊与自豪。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如此高热情地支持北京奥运会的缘由。那么社会认同的追求是否必然会形成不同群体之间的竞争，甚或是冲突？对此问题，早期的社会认同论倾向于一种冲突论。
泰菲尔的最简群体范式（minimal-group paradigm）论证了群体间偏见的最小条件。(21) 在这个实验中，不同的个体以一种最为自然的条件组成群体，即群体成员没有利益冲突，群体成员间不曾有过社会互动，没有群体的内在结构，群体间没有任何过去和文化。这就类似于温特所说的，国家互动前的纯自然状态。然而，只要群体中的成员知觉到群体分类，他们就会产生群体取向的知觉和行为，给予自己群体更多正面评价和对外群成员分配较少资源及负面评价，亦即内群偏向和外群歧视。当这种歧视足够严重时，就容易走向竞争甚至冲突。而上述群体的偏见主要来源于提高自尊，积极的自尊来源于内群体与外群体的鲜明比较。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好的”必然意味着他们是“差的”。(22) 这与温特的观点相异，因为温特认为自我和他者从自然状态中可以造就各种身份。
从个体属性到现实利益，再至符号认同的冲突解释路径，展现了一幅比较悲观的冲突决定论或必然论图景。是否认同的追求不可避免地导致冲突？从认同到冲突的演进机制是什么？如何探寻避免冲突的条件？
三 社会认同与群际和谐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社会认同的追求容易导致群体关系走向紧张、敌意与对抗。这就是现实主义者的逻辑。然而，群际和谐是社会认同论的另一面，尽管较之于群际冲突它所受到的关注较少。探究群际和谐，即避免群际冲突的条件，是我们分析和谐世界的可能形成的理论基础。为了便于分析，我们将从社会认同到冲突的逻辑过程分解为四个部分：内群认同、内群偏爱、群际竞争与群际冲突。(23)在群体关系和国际关系互动中，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和比较很容易形成内群认同和内群偏爱。但是，群体社会认同理论的最近研究表明，竞争与冲突两个阶段是非决定性的。换言之，我们对内群认同的追求会导致我们更加喜欢自己（我们），但是，这种内群认同是否会导致憎恨外群成员（他们），产生群体之间的竞争与冲突，这并不是必然的。(24) 如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什么条件下上述四个阶段才具有因果性，从而形成一种线性关系；反之，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条件与机制避免群际竞争与冲突。
与积极追求社会认同相伴而生的是，群体成员的社会认同也会受到威胁。社会认同威胁是指，个体通过与外群体相比较，不能得到肯定、积极的评价，无法确定自己处于一定的社会群体、社会类别，对个体社会认同的威胁。(25) 近现代中国与西方（外部）世界打交道的过程就是中国人的认同不断受到威胁和挫折的过程。从“东亚病夫”到体育强国的演进以及2008年“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都对提高中国人的社会认同起到了重要作用。如果个体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而且群体问的边界不可渗透时，这时弱势群体成员就倾向于通过集体行动来推翻他们认为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这就是社会认同理论的社会竞争（social competition）策略。(26) 社会认同威胁下竞争策略产生的政治后果（即在国内政治中可能形成各种弱势群体的游行示威、政治暴动与战争），在国际政治中可能引发国际冲突与战争。因此，无论优势群体还是劣势群体，对于社会认同的追求都有可能导致群际竞争与敌意的增加，甚至是冲突与战争。那么如何从群体社会学的角度减少群际竞争，避免冲突呢？
我们可以从两个层次来分析避免冲突的条件：其一，从社会认同宏观层次（整个群际互动的层面），通过接触减少冲突；其二，从社会比较层面，改变比较的维度，从而避免不同群体的竞争和冲突。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Gordon W.Allport）在《偏见的本质》一书中提出了消除偏见的接触假设（contact hypothesis）。(27) 接触假设认为，不同群体成员通过不同方式的接触，是减少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的紧张或敌意的最好方法。他的接触假设建立于系列的前提条件之上。(28) 第一，接触不应是偶然的，而是长期性的，并涉及合作性活动。第二，应有正式的制度框架支持融合新政策。第三，应是同等社会地位的人的接触，这样效果最为理想。接触假设为美国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基础。因为越是将相关群体隔离开来，越是不利于不同社会群体偏见的消除。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国际社会互动增多，为中国与外部世界改善关系、消除偏见提供了机会；同理，北京奥运会结束后，西方对中国正面评价日益增多，也是得益于体育外交的接触功能。当然，不同群体间或许具有根本不同、难以消弭的价值和态度。由此，接触假设的效力可能具有限度。
与接触假设紧密相关，我们可以得出几个推论，推论1：接触同样可以增加群体间的个体流动性，从而社会冲突可能性降低。如移民流动导致认同变化。推论2：接触假设所导致的交流会产生交叉群体资格，而这有助于群际冲突的减少。(29) 在前殖民时代，宗主国与被殖民国是一种金字塔权力结构，而这更容易引起内在的冲突。推论3：与群体层次接触相比，群体如果坚持去范畴化（decategorization）的策略，即个体化的接触方式，能降低群际竞争与冲突。(30) 当然，这点在国际政治舞台不容易做到。譬如，中日关系一直受民族主义认同与情绪的干扰，但中日民间交流在规避敏感的政治与认同问题后进行得比较顺利，也比国家间的交流与对话见效。推论4：认同同化或多元化有助于降低冲突。(31) 认同同化即社会认同论的社会流动（social mobility）策略，指不同的社会认同由于流动性缘由，相互之间的封闭性程度较低，由此可能转化为同一种认同。在较长时段的中国历史中，民族互动过程中融合与流动是主导趋势，由此民族认同界限模糊，并没有形成长时期的对立与冲突。认同多元化看到了文化的多样性以及不同价值体系的包容性，这也正是中国所提倡和谐世界的内涵之一。
在社会比较层面，如果群体成员改变比较的相关维度，那么群际竞争可以避免。根据泰菲尔和特纳的论述，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为社会流动，其二是社会创造（social creativity）。就社会流动而言，它的基本假定为：“个体所生活的社会是有弹性的和可渗透的，因此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只要他们对其所属的社会群体和社会范畴的成员身份所带给他们的生活状况不满意，他们就可能个体性地转移到更适合他们的群体中，无论通过天赋、努力、运气或其他方式。”(32) 社会创造指通过重新界定或改变比较情境的因素，群体成员可以为内群体寻求积极的特异性，包括多种形式：第一，改变比较的维度。(33) 比如，北京奥运会中我们着重比较金牌总数，而不是奖牌总数，以此突出中国的成就，增强民族自豪感。第二，改变群体品质所附有的价值，变消极比较为积极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黑色是美丽”的变化，这种观念使得黑人的认同和自尊得到增强。(34) 第三，改变比较的目标，特别是避免把高地位的外群作为比较框架。(35) 这有点类似阿Q式的自我满足。必须注意的是，群体运用社会创造策略并不意味与外群相比，它的实际社会地位及对客观资源的拥有发生了变化。
综观群体社会认同理论的发展，一条基本的线索是：由先前着重强调群际冲突走向强调群际和谐的研究，由一种冲突决定论走向冲突非决定论，由非理性走向理性分析。(36) 在这种转变当中，对内群的偏爱与外群的歧视、敌意之间关系的认识已发生变化，即早期社会认同论认为，内群偏爱必然导致外群歧视，进一步产生群际冲突；但是新近理论与经验证明，二者并没有直接和必然的因果关系。只有在特定条件下，内群的偏爱才会进一步产生群际仇恨和敌意。这些条件包括：道德优越性、对于资源或权力的知觉威胁、不同群体追求的目标与价值一致时以及社会比较条件等。(37) 此外，在一种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下，群际社会认同更有可能走向竞争与冲突。因为在二元对立价值下，缺乏接触与认同转化的渠道，而不同认同的排斥性也强。(38) 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与西方文化传统中强调二元区分不同，东方文化中的中庸和融合特色可以成为和谐世界的一种哲学渊源。
在论述由群际冲突到群际和谐的理论变迁之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在国际政治中，社会认同的追求是会导致一个霍布斯的冲突世界还是可以建设一个和平共处的和谐世界？
四 社会认同与和谐世界的可能
社会认同论对于冲突的观点，更倾向于是一种情境论。这种逻辑与建构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挑战一致，亦即建构主义强调作为国家的能动性，国家可以建构一种冲突的政治文化，也可以建构一种和谐的政治文化。但是，对于何时社会认同的追求会导致国家间的冲突，温特并没有深入研究，而且他尚未从经验层次提供有力的证据。(39) 基于群体认同的视角，我们可以从国家的能动性、和谐、情绪以及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两个层次，论述社会认同视角下如何避免冲突与建构和谐世界。
（一）国家的能动性
如上所述，在社会认同与冲突之间，必须经历社会比较和竞争两个阶段。根据美国学者彼得·格里斯（Peter Gries）的研究，内群的认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对自身群体的正面性评价，但并不总是会产生群际的竞争。进而，社会认同产生群际竞争的条件包括三个层次：显著性（salient）、因果性（consequential）及零和博弈。(40) 就显著性而言，它表明了我们积极向上比较的愿望。比如，在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西方主要大国成为中国人的社会认同比较对象。就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被西方视为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潮的《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41) 其说“不”的对象即为美欧西方世界。特别是同为东亚文化的日本，最容易成为中国人进行比较的对象，而诸如太平洋岛国则无足轻重。因果性与零和博弈事实上涉及的是一种认同的“利益”之争，即在一种物质主义的社会认同比较视角下，社会认同更容易产生紧张的关系。我们所在意的决定着我们进行比较的对象，我们不会去比较我们不在乎的东西。(42) 对于中国人而言，我们经常强调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受到诸如英语语言文化的侵蚀，这就是一种社会认同威胁的表现。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的研究，问题框定（frame）决定着人的态度和行为。如果我们将问题框定为一种损失，则容易产生较为激进和冒险的心理；如果将其框定为一种收益，则容易产生规避损失的心理。(43) 比如，损失500元钱的感觉远远大于挣了500元钱的感觉，所以人有一种厌恶损失的偏好。无疑，零和博弈的问题框定是群际竞争与冲突的一副催化剂。
在国际政治领域，社会流动策略的适用受到一定限制，需要视外群的认同边界严密程度以及自身的主观愿望而定。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实行“脱亚入欧”的国家发展战略，力图使自己成为西方国家的一员。这种“全盘西化”的策略事实上就是一种社会流动的认同策略，至今仍有深厚的社会土壤。(44) 二战后，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确立将德国融入西方世界的政策，由此接受德国作为西方世界的一员，这就消弭了二者符号身份上的竞争与冲突，为二战后西欧和平稳定的局势奠定了基础。德国实行的也是融入欧洲的政策，而不是一种改变现状与否认自身作为西方国家一员的社会竞争策略。(45) 就社会创造而言，国家改变与外群比较的相关维度，则可以避免进一步的竞争与冲突。改变比较维度，通俗来说，就是虽然你们在这方面比我们好，但我们在那方面比你们更优秀。针对西方对中国的人权批评，中国政府历次抨击美国人权的虚伪、双重标准及问题，都强调在基本生存权上中国的努力和成就。比如，中国“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46) 赋予消极比较维度以积极的价值，这在近年中国重新评估儒家文化中得到体现。与建国后全面否定与批判儒家文化不同，近年中国社会的儒家文化热以及海外孔子学院的兴办，都是重新赋予中国传统文化以积极的评价与价值，从而达到增强中国人的社会认同的作用。近期甚至有学者提出，当今中国有三种传统，亦即改革开放形成的“市场”传统、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传统以及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47) 至于改变比较的对象，向“弱势”群体进行比较，这从我们经常与印度和俄罗斯的比较中略见一斑。与美欧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差距尚大；但是，与“起点相似”、“社会层级”相似的印度和俄罗斯等国相比，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优越之处，中国人也能给自身更多的积极评价，从而增强自身的社会认同。
上述诸种社会流动和社会创造策略表明，社会认同的追求未必会导致社会竞争，遑论冲突发生（见图2）。在这一机制当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作为群体成员之国家的能动性。正如格里斯对中美关系具体案例所比较的，1999年中国驻南联盟使馆被炸事件（简称“炸馆事件”）和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就显著性、因果性和零和博弈性来说差别不大，但中美关系的走向却大相径庭。在两次危机中，对于中国来说，美国都成为中国的显著因素，而且中美竞争程度相当激烈，接近零和博弈性，就是一方所得都被对方看成是另一方所失，这就是因果性和零和博弈性。但是相较于炸馆事件后中美走向对抗和冲突的情形，2001年撞机事件却得到较为平稳的解决，重要的原因在于社会创造的策略不同，这就是格里斯所提出的自我胜利法，亦即双方在道歉外交中，基于不同的文化都宣称获得了胜利，从而将危机转化为社会认同增强，避免了对抗与冲突。(48) 不仅在社会认同比较层面上，中美危机与冲突可以避免，有学者认为领导人的错误知觉因素也是影响20世纪90年代的中美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国家利益博弈不一定会直接导致中美冲突，而特定时期领导人如何解读对方意图和行为可能更关键。(49)
图2 社会认同与国际冲突图谱
注：图中的经验实例均指二战后时段；中国与世界Ⅰ、世界Ⅱ两个时期以改革开放前后为分界；中美危机是指本文所分析的冷战后的两次危机（炸馆事件和撞机事件）。
（二）情绪表达与情感政治
情绪在国际政治研究中一直受到忽视，但近年来有复苏之势。(50) 在建设和谐世界、避免国际冲突的过程中，情绪的作用不能忽视。无论是体系和谐、权力和谐还是利益和谐与观念和谐，均离不开对国际社会负面心理的理性疏导与化解，仇恨心理与不信任是阻碍和谐世界建设的微观心理根源。(51) 格里斯认为，在竞争走向冲突的阶段，情绪起着重要的作用。(52) 相对于国际关系学界的鲜有探究，丰富的情绪社会学研究可以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
社会群体在比较中为了获得合意的比较结果，会采取各种比较与竞争策略，达到增强社会认同的效果。比如，自豪起源于常常追溯过去，是克服未来不确定性、获得积极的自我评价与信心的一种方式。这表明，正面性认同能产生积极的情绪体验。与此相反，在社会比较与竞争中，社会认同受到威胁的群体，亦即弱势群体会感受到一种情感上的伤害，由此产生较为激烈的负面情绪与行为。在冷战后多次中美危机中，中国人的情绪表达在系列口号上得以充分展现，如“打倒美帝国主义”、“中国人民不可辱”、“血债血还”，等等。由此，我们应特别注意，除了关注情绪所表达的自尊受到伤害之外，情绪还具有工具性的一面，亦即情绪可能是一种权力关系的体现与表达。(53) 比如，愤怒的情绪表达是对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的一种心理反抗。伊斯兰世界在社会认同受到美国霸权主义的威胁时，就会表现出一种对美国仇恨与愤怒的情绪，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冲突的来源，即根源于全球层面二者极为不平等的权力结构与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情绪具有理性的战略功能，它可以向战略对手传递自己的战略意图，而这一点在理性选择框架中是受到忽视的，因为理性主义者的理性人排除了“非理性”心理因素。这也是情绪心理研究者所认为的情绪战略功能，即积极情绪，如爱、忠诚等起着确保合作可信的功能，而消极情绪，如愤怒、仇恨等起着确保威胁可信的功能。(54) 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国家行为体看成是理性博弈者，应注意它们的情绪表达及其含义，而情绪表达也往往具有理性作用。
在化竞争与冲突为和谐的过程中，情绪的作用不可忽视。首先，情绪既起着战略信息传递的作用，也向外群表露自身的敏感点和脆弱点。比如，李登辉访美所引发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和愤慨，这向美国决策者表明台湾问题在中国对外战略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也提醒我们，在防止冲突阶段，要注意情绪表达所寓含的意义，消极情绪可能传递了对方的权力与心理感受。其次，如何化解国际社会的负面情绪，比如不信任、仇恨和怨恨等，这是在国际体系与国际社会层面上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一环。无论是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所鼓吹的“文明冲突论”，还是美国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都表明不同文明社会之间情绪对立的巨大消极效应。改变比较维度只是策略权宜，建设和谐的群际情绪的根本路径在于增强不同群体之间的认同融合与包容，而这需要增强交往、接触与理解。在国家互动过程中，一种可能的集体情感建设也很重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关系主义可以提供很好的启示。因为西方文化基于理性传统，通过契约确立秩序和规则，而中国文化强调关系，以关系建立身份与和谐。(55) 这表明情感政治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构过程中具有很大的应用空间。
乔纳森·默瑟（Jonathan Mercer）运用社会认同理论，为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Waltz）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提供了微观基础，他试图论证国家对社会认同的追求很可能导致竞争与冲突。这为理性主义者的国家自私动机提供了证明。(56) 但是，格里斯却从冲突非决定论出发，分析避免国家竞争与冲突的各种社会认同机制，如社会流动和创造策略。借助于社会心理学的理论发展，我们也参与了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能动性与冲突关系的讨论。总而言之，“群际关系的社会心理学有助于解释在特定情境中，它们是将选择合作还是冲突”，(57) 这种冲突非决定论为我们探讨和谐世界的机制提供了理论参照，也使得构建和谐世界成为可能。
五 结语
笔者认为和谐世界研究的关键在于探究和谐的条件是什么，因为和谐只是一种愿景目标，而不是客观实在。基于此，笔者引人社会心理学的路径，在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认同与冲突关系讨论的背景下，探究和谐世界的国际关系“问题意识”与机制条件。其实，社会心理学中关于群际关系（冲突）的讨论与国际关系理论中关于国际关系（冲突）讨论的理论逻辑如出一辙。基于这种类比，我们的分析与结论都建立在群体心理学的理论之上。
笔者仅将冲突避免的机制作为和谐世界秩序的一种可能。这说明，即使国家间冲突消失，并不意味着和谐世界的形成。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确立和谐世界形成的充分条件与机制？基于中国政府对于和谐世界的操作性内涵与政策落实表达存在模糊之处，我们难以从政策文本中获得直接的指标与变量。(58)
当然，作为中国所提出的一种国际关系话语与概念，和谐世界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框架中尚未有合适的概念相对应。因此，或许有人批评笔者的分析是借用西方理论来分析中国的概念，陷入一种“理不屈而词穷”的尴尬境地。(59) 其实这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发展的一个宽泛问题，也是国际关系理论本土化的问题之一。笔者的基本假定在于，和谐世界所具有的“问题意识”可以从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找到“原型”，诸如冲突的缘由与合作的机制等。本文的问题转换也是建立在这一认识之上，而不是简单陈述和谐世界理念的内涵、意义与缘由。如果将和谐世界的道义优势转化为细致的学术研究，则可以从学理层面进一步为中国的外交与国际关系话语增添更多的力量。正因为如此，赵汀阳认为，和谐世界研究的重点是在什么条件下促成和谐；(60) 而格里斯的论断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另一面观照，即“通过探究什么条件促进群际冲突，什么条件消弭冲突，社会认同论有助于我们学会和平相处”。(61)
注释：
① ［美］弗朗西斯·福山著，黄胜强、许铭原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刘绯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关于西方的世界秩序理论，参见潘忠岐：《世界秩序：结构、机制与模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② 概念的定义与操作，常用的方式有充分必要条件路径与家族相似性路径。我们在此并没有过多地讨论“和谐”的概念问题，而是将“避免冲突”作为“和谐”的一个必要条件。以此说明和谐世界的可能，而不是必然。关于国际关系中的概念建构讨论，参见Gary Goertz,Social Science Concepts:A User's Guide,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③ 本图借鉴了景跃进对人类关系图谱的划分，参见景跃进；《从假设到理论的演进——从一个特殊角度谈〈霸权的兴衰〉》，载《中国书评》（香港），1998年第3期，第50～55页。国家间合作的制度形式连续谱划分，参见田野：《国际关系中的制度选择：一种交易成本的视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0～166页。
④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载《人民日报》，2005年9月15日。笔者对和谐概念的分析是基于中国政府（领导人）的文本表述，而不是像诸多学者一样，从中国文化典籍中寻求答案。这是因为，我们研究的是当前中国政府对和谐（世界）的理解和表述，进一步的问题才是探讨中国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渊源是什么。区分上述二者是研究和谐世界理念的重要一环。
⑤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美］肯尼思·华尔兹著，信强译：《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⑥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等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⑦ Alexander Wendt,“Anarch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Power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6,No.2,1992,pp,391-425;［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美］亚历山大·温特：《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57～62页。
⑧ 秦亚青：《和谐世界：中国外交新理念》，载《前线》，2006年第12期，第30～32页；吴建民等：《和谐世界与中国外交》，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2期，第15～20页；王公龙：《“和谐世界”：国际秩序的新构想和新范式》，载《现代国际关系》，2007年第3期，第56～62页。孙学峰敏锐地观察到现有诸多关于和谐世界的优秀研究成果，然而缺少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来分析和谐世界命题，参见孙学峰：《和谐世界理念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载《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11期，第55～60页。
⑨ 江西元：《从天下主义到和谐世界：中国外交选择及其实践意义》，载《外交评论》，2007年第4期，第46～53页；王家云：《周恩来外交思想对建设和谐世界的启迪》，载《毛泽东思想研究》，2008年第2期，第1～5页；陆晓红：《和谐世界：中国的全球治理理论》，载《外交评论》，2006年第6期，第63～68页。
⑩ 赵汀阳：《冲突、合作与和谐的博弈哲学》，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6期，第6～16页。
(11) 阎学通：《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政策关系》，载《国际政治研究》，2006年第1期，第14～15页。
(12) 王逸舟：《中国外交新高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13) 关于社会认同理论（社会心理学）在政治科学（国际关系学）领域应用的正当性与相关性问题讨论，参见Leonie Huddy,“From Social to Political Identity: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Social Identity Theory,”Political Psychology,Vol.22,No.1,2001,pp.127-156; Herbert C.Kelman,“Social-Psychologic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The Question of Relevance,”in Herbert C.Kelman,ed.,International Behavior,New York:Holt,Rinehart and Winston,1965,pp.565-607。
(14) 暴力冲突微观理论的详细总结，参见［美］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著，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246～282页。
(15) ［英］鲁珀特·布朗著，胡鑫、庆小飞译：《群体过程》，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第152页。内群体（ingroup）与外群体（outgroup）的区分是群体分类的一种标准。内群体即“我群”，与外群体或“他群”相对应，皆由美国社会人类学家威廉·萨姆纳（William Sumner）于1906年提出，他根据人们对群体的态度与立场，将群体划分为内群体与外群体。内群体身份的成员对自身所属群体有安全、认同、热爱以及忠诚等积极情绪。
(16) ［美］乔纳森·布朗著，陈浩莺等译：《自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201页。
(17) John Duckitt,“Prejudice and Intergroup Hostility,” in David O.Sears,Leonie Huddy and Robert Jervis,eds.,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p.559-600; Marilynn B.Brewer and Rupert J.Brown,“Intergroup Relations,” in Daniel T.Gilbert,Susan T.Fiske and Gardner Lindzey,eds.,The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Fourth Edition,Vol.II,New York:McGraw-Hill,1998,pp.554-594.
(18) Michael A.Hogg and Dominic Abrams,Social Identifications:A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Group Proces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88,pp.42-48.
(19) 鲁珀特·布朗：《群体过程》，第167～168页。
(20) 鲁珀特·布朗：《群体过程》，第202页。
(21) Michael A.Hogg and Dominic Abrams,Social Identifications:A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d Group Process,pp.48-51.
(22) Miles Hewstone,Mark Rubin and Hazel Willis,“Intergroup Bia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Vol.53,2002,pp.575-604.
(23) Henri Tajfel,Social Identity and Intergoup 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24) Marilynn B.Brewer,“The Psychology of Prejudice:Ingroup Love or Outgroup Hate?”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Vol.5,No.3,1999,pp.429-444.
(25) 王沛、刘峰：《社会认同理论视野下的社会认同威胁》，载《心理科学进展》，2007年第5期，第822页。
(26) 王沛、刘峰：《社会认同理论视野下的社会认同威胁》，第824页。
(27) Gordon W.Allport,The Nature of Prejudice,New York:Doubleday Anchor Books Doubleday and Company,Inc.,1958,pp.250-268.
(28) 鲁珀特·布朗：《群体过程》，第221页。
(29) 鲁珀特·布朗：《群体过程》，第222～224页。
(30) 鲁珀特·布朗：《群体过程》，第224～228页。
(31) 鲁珀特·布朗：《群体过程》，第228～230页。
(32) ［英］亨利·泰菲尔、约翰·特纳著，方文、李康乐译：《群际行为的社会认同论》，载周晓虹主编：《现代社会心理学名著菁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30页。
(33) 亨利·泰菲尔、约翰·特纳：《群际行为的社会认同论》，第443页。
(34) 亨利·泰菲尔、约翰·特纳：《群际行为的社会认同论》，第443页。
(35) 亨利·泰菲尔、约翰·特纳：《群际行为的社会认同论》，第443～444页。
(36) Rupert Brown,“Social Identity Theory:Past Achievements,Current Problems and Future Challenges,”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Vol.30,No.6,2000,pp.745-778；张莹瑞、佐斌：《社会认同理论及其发展》，载《心理科学进展》，2006年第3期，第475～480页。
(37) Marilynn B.Brewer,“The Psychology of Prejudice:Ingroup Love or Outgroup Hate?”pp.435-438.
(38) 这一点在当今美国身上得到充分体现。由于美国天生的道德优越感、全球利益网以及反恐战争中严重的二元对立区分等因素，美国的反恐战争事实上加重了美国与外部世界的竞争与对立乃至冲突。
(39)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47～306页。
(40) Peter Hays Gries,“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Identity-Conflict Debate:Is a‘China Threat’Inevitable?”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1,No.2,2005,p.240.
(41) 宋强等：《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
(42) Leon Festinger,“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Human Relations,Vol.7,No.2,1954,pp.117-140.
(43) Daniel Kahneman and Amos Tversky,“Prospect Theory: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Vol.47,No.2,1979,pp.263-291；林民旺：《国际关系的前景理论》，载《国际政治科学》，2007年第4期，第104—126页。
(44) 王雪萍：《“脱亚入欧”有市场，七成日本人不认为自己属于亚洲》，载《环球时报》，2005年8月26日。
(45) 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48～149页；辛蔷：《融入欧洲——二战后德国社会的转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
(46)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9页。针对美国每年对中国人权的无理指责，中国政府在强调中国人权处于历史上最好时期之时，也对美国进行了回击，从美国官方、媒体公布的数据，指出美国的种种人权问题。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07年美国的人权记录》，北京，2008年3月13日。
(47) 甘阳：《通三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
(48) Peter Hays Gries,“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Identity-Conflict Debate:Is a‘China Threat’Inevitable?”pp.253-256.
(49) 王栋：《超越国家利益——探寻对20世纪90年代中美关系的知觉性解释》，载《美国研究》，2001年第3期，第27～46页。
(50) Neta C.Crawford,“The Passion of World Politics:Propositions on Emotion and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4,2000,pp.116-156; Jonathan Mercer,“Rationality and Psychology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59,No.1,2005,pp.77-106.
(51) 李旭东：《论国际社会的怨恨心理与和谐世界的构建》，载《国际论坛》，2008年第1期，第34～39页。
(52) Peter Hays Gries,“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Identity-Conflict Debate:Is a China Threat' Inevitable?” pp.256-257.
(53) Peter Hays Gries,“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Identity-Conflict Debate:Is a China Threat' Inevitable?” p.257.
(54) ［美］乔纳森·默瑟：《人性与第一意象：国际政治中的情绪》，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12期，第49～51页；Todd Hall,Emotional States? Emotional Idiom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dissertation manuscript,Chicago University,2008；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第67～74页。
(55) 黄光国：《儒家关系主义——文化反思与典范重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杨国枢、黄光国、杨中芳主编：《华人本土心理学》，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56) Jonathan Mercer,“Anarchy and Identity,”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49,No.2,1995,pp.229-252.华尔兹认为结构导致竞争，温特认为竞争起源于进程，而默瑟的结论是国家追求积极认同的认知和愿望产生竞争。默瑟在与笔者的通信（2007年6月5日）中指出，与格里斯的批评不同，事实上他认为群体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不是冲突；竞争可以是合作型的，也可以是威逼型的。
(57) Peter Hays Gries,“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Identity-Conflict Debate:Is a‘China Threat’Inevitable?”p.257.
(58) 和谐世界秩序的形成与国际冲突的避免二者不是必然的线性关系，这更接近于一种或然或非决定性关系。其根本原因在于和谐概念的不确定性以及和谐的充分条件难以揭示。
(59) 相蓝欣：《传统与对外关系——兼评中美关系中的意识形态背景》，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肖佳灵：《当代中国外交研究“中国化”：问题与思考》，载《国际观察》，2008年第2期，第1～15页。
(60) 赵汀阳：《关于和谐世界的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9期，第1页。
(61) Peter Hays Gries,“Social Psychology and the Identity-Conflier Debate:Is a‘China Threat’Inevitable?”p.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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