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东晋财力虚竭的原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晋论文,财力论文,试论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晋一代除孝武帝即位前后的短短几年之外，财力长期处于虚竭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些什么？时人议论时事有“主弱臣强”、“编户虚耗”之说，其实已有所触及。在我们看来，则是由皇权的式微、中央集权的衰弱、世家豪族经济的强盛及对自耕农经济的兼并、吏治的腐败、统治集团的内乱等复杂因素构成的。本文拟以时人所谓的“主弱臣强”、“编户虚耗”为题，对造成财力虚竭的具体原因作些分析。
“主弱臣强”与财力虚耗
东晋人称：“晋自中兴以来，号令威权，多出强臣。”[①]这就是所谓的“主弱臣强”的主要表现。晋人说的虽然是指政治权力的分配，但财力的分配必须依据政治权力，所以其或取予必然要受到“主弱臣强”的权力分配格局的制约。我们认为，东晋因“主弱臣强”而导致的财力虚竭应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一是几次强臣争夺朝政乃至兴兵问鼎的内乱，直接给东晋财政带来严重的虚耗。二是中央集权衰弱，听任国家财力流入官僚私门。
首先略述强臣擅权或叛乱虚耗东晋财力之状。
元帝司马睿在创建东晋政权的过程中，财力本相当拮据。永嘉年间，司马睿渡江不久，王鉴就指出“所藉之资，江南之地，盖九州之隅角，垂尽之余人耳。……江州萧条，白骨涂地；豫章一郡，十残其八。继以荒年，公私虚匮，仓库无旬月之储，三军有绝乏之色。”[②]大兴二年（318）五月，徐、扬及江西诸郡闹蝗灾，吴郡大饥，元帝诏称：“天下凋弊，加以灾荒，百姓困穷，国用并匮。”[③]周嵩上疏元帝称：“今王业虽建，羯寇未枭，天下荡荡，不宾者众，公私匮竭，仓瘐未充。”[④]孙霄也说：“今天下至弊，自古所稀，宗庙社稷，远托江表半州之地，凋弊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⑤]史籍留存了具体说明元帝财政窘况的两个事例。一是《晋书·食货志》载：当时“中府所储，数四千匹。于时石勒勇锐，挻乱淮南，帝惧其侵逼，甚患之，乃诏方镇云：‘有斩石勒首者，赏布千匹。’”意在从赏格之低说明当时财力缺乏。[⑥]一是据《晋书·谢安传附谢混传》载：“初，元帝始镇建业，公私窘罄，每年一
，以为珍膳。项上一脔尤美，辄以荐帝，群下未尝敢食，于时呼为‘禁脔’。”帝膳供应的这一细节形象地说明了当时财政困顿的状况。
在这种情况下，元帝本人的生活比较节俭。然而，史官评论他：“恭俭之德虽充，雄武之量不足。”[⑦]批评的是元帝在与专擅长江上游事权的强臣王敦争权的斗争中以失败告终。
明帝司马绍继位，“于时兵凶岁饥，死疫过半，虚弊既甚，事极艰虞。”[⑧]东晋财政十分困难。而王敦“既得志，暴慢愈甚，四方贡献多入己府，将相岳牧悉出其门……又大起营府，侵人田宅，发掘古墓，剽掠市道。”[⑨]他的擅权专恣加重了朝廷的财政困境。明帝决定制服王敦，并于太宁二年（324）得遂心愿，但为此付出了很大的财政代价。除花费了一大笔战费之外，事后又对有功之臣大加赏赐，单单对王导、温峤、卞壶、庾亮、苏峻、刘遐、郗鉴、应詹、赵胤、卞敦等人就赏给封户近2万户、绢近6万匹，“其余封赏各有差。”[⑩]总之，王敦两次兴兵叛乱，给元帝、明帝两朝财政都造成了不小的虚耗。
明帝在位不过三年就病死了，由5岁的长子司马衍继位，是为成帝。当时使持节、冠军将军、历阳（治在今安徽和县）内史苏峻统领锐卒万人，器械甚精，专任江北防务。他对自己未得明帝顾命深为不满，便加紧招纳亡命，“众力日多，皆仰食县官，运漕者相属，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11)]。由此增加了对成帝中央财政的压力。他最终于咸和二年（327年）到咸和四年二月发动了一场叛乱，攻占了京城建康。
苏峻之乱给成帝朝廷财政造成的破坏比王敦之乱更为严重。首先，兵火给建康官民都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苏峻率众进攻建康城时，“因风放火，台省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遂陷宫城，纵兵大掠，侵逼六宫，穷凶极暴，残酷无道……时官有布二十万匹、金银五千斤、钱亿万、绢数万匹，他物称是，峻尽费之。”[(12)]“太宫惟有烧余米数石，以供御膳。”到了咸和四年正月，建康城中大饥，米斗万钱。[(13)]。建康遭受内乱的破坏是如此严重，以致苏峻之乱平后，“宗庙宫室并为灰烬，温峤议迁都豫章，三吴之豪请都会稽。”终因王导反对而未行。[(14)]东晋只得大兴土木，营造新宫，修缮苑城，功费巨大。晋军在抵抗时也焚烧了不少积蓄，如毛宝为了断绝苏峻的军粮，“烧峻句容、湖孰积聚。”[(15)]其次，苏峻派兵攻掠吴郡、余杭等江南富庶地区，破坏严重。所以成帝不得不于咸和四年七月下诏“复遭贼郡县租税三年”。[(16)]。再次，东晋朝廷为平定苏峻之乱兴师动众数万，花费了大笔军资。事后又对陶侃等功臣大加赏赐，如给陶侃食封三千户，赐绢八千匹。[(17)]。所以苏峻之乱甫定，成帝朝廷财力便难以为继。其时适逢刘胤在温峤病死后出任平南将军、都督江州诸军事，领江州刺史。时人称：“江州，国之南藩，要害之地”，而刘胤却“矜豪日甚，纵酒耽乐，不恤政事，大殖财贷，商贩百万……是时朝廷空罄，百官无禄，惟资江州运漕。而胤商旅继路，以私害公。”[(18)]王导既反对迁都的主张，面对建康空罄的帑藏，只好设法筹财，以度难关。史载：“时帑藏空竭，库中惟有
数千端，鬻之不售，而国用不给。导患之，乃与朝贤俱制布单衣，于是士人翕然服之，遂踊贵。乃令主者出卖，端至一金。”[(19)]
此后又发生桓温的长期擅权。桓温于穆帝永和元年（345）任荆州刺史、安西将军，都督六州诸军事，专断长江上游事权。当时他对东晋财政的破坏主要表现为专擅所辖荆、司、雍、梁、益、宁等“八州士众资调，殆不为国家用。”[(20)]就东晋的财力布局而言，桓温已专擅了半壁江山。
桓温于永和十年起独揽朝政内外大权。他采取的对财政产生较大影响的行动，主要表现有两方面：一是于兴宁二年（364）三月厉行“庚戍土断”，二是耗费大量财力多次发动北伐。后来刘裕称赞桓温厉行土断收到“财丰国阜”之效，此当非虚语。因为土断实行后几年，简文帝先于咸安元年（371）十二月下令：“以京都有经年之储，权停一年之运。”又于次年三月癸丑日下诏宣慰方镇边戍，并“筹量赐给，悉令周普”；于乙卯日下诏曰：“往事故之后，百度未允，群僚常俸，并皆寡约……今资贮渐丰，可筹量增俸”[(21)]。这些举动足以说明简文帝即位后的财政状况的确比以前有较大的好转。此当系得助于“土断”之益。桓温出于复杂的动机三次发动北伐，则是耗费了大量财力而最终无补于大局。特别自隆和元年（362）四月开始，他收复并派军留守的洛阳遭受围攻，于兴宁二年又落入前燕之手。这十年间的北伐战争和防守洛阳之役迫使东晋调动大批人力从江南转运大量财物北上。如升平三年（359）三月，穆帝诏：“以比年出军。粮运不继，王公已下十三户借一人一年助运”[(22)]当时江逌上疏劝谏穆帝停止营造后池、阁房时说：“今二虏未殄，神州荒芜，举江东之众，经略艰难，漕扬越之粟，北馈河洛，兵不获戢，运戍悠远，仓库内罄，百姓力竭，加春夏以来，水旱为害，远近之收，普减常年，财伤人困，大役未已，军国之用，无所取给。方之往代，丰弊相悬，损之又损，实在今日。”[(23)]隆和元年八月，晋廷派将领袁真运米5万斛以馈洛阳，哀帝并诏称：“戎旅路次，未得轻简赋役。”此语透露了当时财政调度的紧张状况。
太元八年（383）肥水大捷之后，孝武帝之弟司马道子任录尚书事，排挤谢安。而孝武帝则“不视万机，但与道子酣歌为务”。《晋书》卷二六《食货志》载，桓玄专权时，孔琳之上书说：“近孝武之未，天下无事，时和年丰，百姓乐业，谷帛殷阜，几乎家给人足。”此实是溢美之词。因为孝武帝末年正是司马道子专权乱政的时候，他“官以贿迁，政刑谬乱，又崇信浮屠之学，用度奢侈，下不堪命。”[(24)]
隆安元年（397）白痴的安帝司马德宗继位，而以太傅摄政的司马道子则变本加厉，“为长夜之饮，蓬头昏目，政事多阙。”又“开东第，筑山穿池，列树竹木，功用巨万。”其亲信茹千秋则“卖官贩爵，聚资货累亿。”[(25)]他提拔左仆射王国宝，让他“参管朝权，威震内外”，而“国宝贪纵聚敛，不知纪极，后房伎妾以百数，天下珍玩充满其室。”[(26)]
桓温之子桓玄见朝政紊乱，利用方镇与司马道子集团的争斗火中取栗，成为都督八州诸军事，兼任荆、江二州刺史，尽有长江上游之地，足以与朝廷抗衡。
隆安三年（399）司马道子之子元显见其父嗜酒昏醉大失众望，便设谋解除其职，自己总揽军政大权。元显既以皇室新贵专权，日闻谄誉，骄侈日甚。他为了增强兵力，与桓玄对抗，“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以致“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从而引发了孙恩领导的农民起义。晋廷不得不又派兵前去镇压。值此朝廷财政开支激增而无从取给之际，元显仍一味私敛财富。史称：“于时军旅荐兴，国用虚竭，自司徒已下，日廪七升，而元显聚敛不已，富过帝室。”[(27)]所谓“司徒以下，日廪七升”，说的是京城粮贮殆尽，对朝官只能计日发放口粮，而不能按标准发月禄了。
元兴元年（402）春，元显拟发兵进攻桓玄，桓玄先发制人，率军东下，截断建康的长江漕运路线，史载：“于时扬土饥虚，运漕不继，（桓）玄断江路，商旅遂绝，于是公私匮乏，士卒唯给粰橡。”[(28)]不久桓玄攻入建康，诛杀元显及其党羽，专制朝廷大权。
元兴二年十一月，桓玄称帝，改国号为楚。然而，桓玄并不能设法振兴财政，而是“骄奢荒侈，游猎无度，以夜继昼”[(29)]；他的亲信殷仲文也“以佐命亲贵，厚自封崇，舆马器服，究极绮丽，后房伎妾数十，丝竹不绝音。性贪吝，多纳货贿，家累千金，常若不足。”[(30)]所以桓玄纂晋后并没有取得民心，“百姓疲苦，朝野劳瘁，怨怒思乱者，十室八九焉。”[(31)]刘裕于元兴三年二月起兵攻杀桓玄，奉安帝复位，自己执掌朝政。
不久，荆州强藩刘毅和司马休之先后与刘裕展开权力之争。刘毅于义熙八年（412）四月升任卫将军、荆州刺史。刘毅自以为与刘裕共扶晋室，而位居其下，常怏怏不得志。到江陵之后，他见荆州因长期战乱而残破，编户不多，为了加强自己的力量，一方面上表称“荆州编户不盈十万，器械索然。广州虽凋残，犹出丹漆之用，”要求加督交州和广州二州，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另一方面擅自调取江州兵资及豫州西府文武万人赴荆州。所以刘裕以安帝之名下诏讨伐刘毅时，谴责他“既解督任，江州非复所统，而辄徙兵众，略取军资，驱斥旧戍，厚树亲党，西府二局，文武盈万，悉皆割留，曾无片言。”[(32)]
义熙八年，刘裕矫诏出兵讨伐刘毅，攻陷江陵，刘毅自杀。
义熙十一年，继任荆州刺史的晋宗室司马休之起兵反对刘裕，刘裕亲征而败之。
晋末荆州地区连续遭受桓玄、刘毅、司马休之等的战乱（时人称为“事故”），当地人民饱受兵燹之祸，赋役负担极其沉重，苦不堪言。义熙八年十一月，刘裕平定刘毅后进入江陵，下令说道：“江、荆凋残，刑政多阙，顷年事故，绥抚未周，遂令百姓疲匮，岁月滋甚，财伤役困，虑不幸生。”义熙十一年三月，他在平定司马休之反叛后再次来到荆州，看到的是“此州积弊，事故相仍，民疲田荒，杼油空匮，加以旧章乘昧，事役频苦，童耄夺养，老稚服戎，空户从役。”[(33)]晋末荆州地区经济既受到统治集团内乱的严重摧残，自然无力提供充足的财力，该地军政长官只能竭泽而渔。
东晋末年统治集团的一连串内乱加剧了财源虚耗和财力虚竭。对此，时人已有明言。如孔琳之上疏桓玄说：“顷兵革屡兴，荒馑荐之，饥寒不振，实此之由。”[(34)]袁豹对刘毅说：“当今接纂伪之末，值凶荒之余，争源既开，凋薄弥启，荣利荡其政性，赋敛罄其所资，良畴无侧趾之耦，比至有困馁之患，中间多故，日不暇给。”[(35)]沈约则说：“晋纲弛紊，其渐有由。李武守文于上，化不及下；道子昏德居宗，宪章堕矣。重之以国宝启乱，加之以元显嗣虐……主威不树，臣道专行……编户之命，竭于豪门；王府之蓄，变为私藏。”[(36)]
其次谈“力入私门”与“国弊家丰”。
由于“主弱臣强”引起的东晋财源流失，时人称为“力入私门”和“国弊冢丰”。“力入私门”的途径有两条，一是官僚地主和庶族地主合法和非法地占有众多的“私附”，使国家的赋役对象大为减少；二是地方官僚通过“送故迎新”之制将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占为己有。
众所周知，东晋建立之初，为了满足江南大地主土地占有制急剧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为了对“大姓庇客”有所限制，重新制定了“给客制度”。然而，尽管有了“给客制度”这一东晋政权与官僚地主分割财源的形式，权贵和豪强地主的贪欲仍不能满足，他们继续通过兼并活动广占田地和占有劳动人手，而东晋则加以纵容，有法不依。所以史称：“晋自中兴以来，治纲大弛，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37)]同时，因战乱或苛重赋役而破产流移的农民也必须另谋生计。因此，东晋时期政府的编户齐民不断地流入豪强地方的私门，成为他们的私附，时称“编户虚耗”、“力入私门”。据何兹全先生在《三国以后自由民（编户）与依附民的比率问题》一文估计，“魏晋南北朝依附民的数量约略和编户相等，有的地区和时代还可能超过编户民。”[(38)]由此可见东晋因“力入私门”而造成的财源流失是何等严重！
如何处理这种“国弊家丰”的财源流失现象，东晋并非无人提出正确的对策。如《晋书》卷八八《孝友传·颜含传》载，颜含将出任吴郡太守时，丞相王导问道：“卿今莅名郡，政将何先？”他回答说：“王师岁动，编户虚耗，南北权豪竞招游食，国弊家丰，执事之忧，且当征之势门，使反田桑，数年之间，欲令户给人足。”颜含所言切中时弊，但结果因没有赴任而未付诸实施。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一主张与长期执掌东晋朝政的王导的施政宗旨相违背，不代表决策集团的意向，难于实施。
王导作为北方士族南渡的首领，是东晋前期“王与马，共天下”的权力分配格局的主要代表。他是元帝、明帝、成帝三朝的权臣，出征入辅，名位隆重，其执政方针标榜“镇之以静”和“宽和”，实质上是通过优客南北士族的政治经济利益，纵容权豪的兼并活动，以换取统治阶级内部的一时安定。《世说新语·规箴篇》载吴姓士族顾和劝说王导之言，略云：“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为察察之政？”对这种言论，“王导咨嗟称佳。”正因为东晋在政治上“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39)]因而在财政经济上也不可能真正按照“给客制度”，对权豪广占私附的违法行为加以惩处。《晋书》卷四三《山涛传附山遐传》载，山遐出任余姚县（治在今浙江余姚县）令，“时江左初基，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引起当地诸豪族“莫不切齿”。不过半年，山遐即遭当地豪族诬陷而被朝廷罢官，尽管他在上司会稽内史何充为之申理也不行。这一难得的简括豪强私附行动终因朝廷执政者的让步而失败。所以后来庾翼对执掌朝政的兄长庾冰说：“大较江东政，以伛儛豪强，以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如往年偷石头仓米一百万斛，皆是豪将辈，而直打杀仓督以塞责。山遐作余姚半年，为官出二千户……而群共驱之，不得安席……皆前宰之昏谬。”[(40)]可见在这种执政方针指导下，东晋前期户口大量流入私门所造成的财源严重流失现象，长期得不到纠正。
到了东晋中期，由于财政困难长期得不到解决，东晋不得不采取以整顿户口为核心内容的“土断”措施，试图疏浚和扩充财源。不过，除了桓温主持的那次土断之外，从多数情况看来，东晋的“土断”措施在简括地主的非法私附人口，纠正“力入私门”方面的成效仍相当有限。
东晋州县长官赴任与离任的时候，都能得到所辖州县馈赠的大笔“迎新送故”之费，尤其是“送故”中的“送兵”、“送吏”，对东晋财政不啻如釜底抽薪，成为财源大量流失的一条渠道。周一良先生已经指出：“送故制度，反映当时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强烈，实是豪门大族与政府争夺劳力，荫庇民户之一种方式。此种风气盖渊源于后汉。”[(41)]西晋时，“送故迎新”已是一项妨碍农业生产的弊政。惠帝时，司隶傅咸上疏就提到当时地方长官任期常不满一年就调任，以致“送故迎新，相望道路，巧诈由生，伤农害政。”[(42)]
东晋时“送故迎新”之弊对财政经济的破坏更加严重。东晋之初，丞相西阁祭丁潭上书说：“今之长吏，迁转既数，有送迎之费。”[(43)]余姚郡主簿虞预上书太守陈述时政所失，对“送迎之费”所带来的人力物力的耗费，以及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有稍详细的揭露，指出：
“自顷长吏轻多去来，送故迎新，交错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马之不多，见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穷奢竭费谓之忠义，省烦从简呼为薄俗，转相放效，流而不反，虽有常防，莫肯遵修。加以王途未夷，所在停滞，送者经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无食，况转百数，所妨不訾。[(44)]
揆之其他史传，可知东晋地方上的迎新之费除了派船马迎接这外，还有为新任长官建造官邸居宅，并配置布帐之类的生活器物等。例如孝武帝时，范宁上疏论说“郡守长吏，牵置无常”，不仅造成上下隶属关系不顺，“且牵曳百姓；营起廨舍，东西流迁，人人易处……先之室宇，皆为私家，后来新官，复应修立。”[(45)]《晋书》卷七九《谢尚传》载，谢尚为政清简，任江夏相时，“始到官，郡府以布四十匹为尚造乌布帐。尚坏之，以为军士襦裤。”
“送故”的人力物力耗费尤为惊人。据《晋书》卷九○《良吏传》载，被称为“中兴良守”的邓攸从吴郡太守离任时，“郡常有送迎钱数百万，攸去郡，不受一钱。”《晋书》卷七八《孙瑜传》载，咸和年间，会稽内史孙瑜离任时，“送资数百万，悉无所取。”咸安年间，陆纳由吴兴太守调任左民部尚书，离郡之际，“下属问‘宜装几船’，纳曰：‘私奴装粮食来，无所复须也。’临发，止有被袱而己，其余并封以还官。”[(46)]这三个被史家称颂的特例正好反衬出当时一般官员所得“送故”资财和人力数量之巨。“送故”对东晋财政造成的破坏相当严重，正如范宁上疏孝武帝时指出：“方镇去官，皆割精兵器仗以为送故，米布之属不可称计，监司相容，初无弹纠，其中或有清白，亦复不见甄异。送兵多者至有千余家，少者数十户，既力入私门，复资官廪布。兵役既竭，枉服良人……。”[(47)]
鉴于“送故”造成东晋财源的大量流失，虞预、范宁都建议应该建立一定的制度加以限制。虞预建言余姚郡太守：“宜勒属县，若令、尉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条列，到当依法减少省，使公私允当。”范宁则建设朝廷规定“送兵”的期限以三年为断。但他们的建议均未被付诸实行。究其原因，是因为“送故”实质上是东晋政府与官僚地主之间分割财源的一种形式，是与当时“主弱臣强”的权力分配格局相适应的一种财力分配形式，因而长期难于得到纠正。
“编户虚耗”与财力虚竭
东晋人在议论财力虚竭时常归因于“编户虚耗”。我们认为当时“编户虚耗”与国家财力虚竭之间的因果关系有两层：一是编户脱籍流失，不承担政府的赋役。这是财源的明显流失。二是在编民户的人力和财力凋残，纳税应役能力严重下降，从而引起国家赋税的减收和应役人手的减少。导致“编户虚耗”的具体原因有多方面，上述“力入私门”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下面再分析其他几个原因。
第一、吏治腐败与“编户虚耗”
古代国家劝课农桑、均平赋役以培养和保护财源的诸多法令，只有依赖地方官吏才能落实，所以吏治状况历来是影响财源的一个重要因素。东晋对如何促使地方官吏劝课农桑也有所规定。例如，《晋书·食货志》载，“元帝为晋王，课督农功，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称帝后，司马睿于大兴元年七月下诏曰：
朕以不德，统承洪绪，凤夜忧危，思改其弊。二千石令长当祗奉旧宪，正身明法，抑齐豪强，存恤孤独，隐实户口，劝课农桑。州牧刺史当互相检察，不得顾私亏公。长吏有志在奉公而不见进见者，有贪淋秽浊以财势自安者，若有不举，当受故纵蔽善之罪；有而不知，当受暗塞之责。
此后，应詹在建议让地方官吏经营禄田的奏疏中也说：“弘济兹务，在乎官人……（汉代）惩劝必行，故历世长久。中间以来，迁不足竞，免不足惧……今宜峻左降旧制，可二千石免官，三年乃得叙用，长吏六年，户口折半，道里倍之。此法必明，使天下知官难得而易失，必人慎其职，朝无惰官矣。”[(48)]到明帝时，“天下凋弊，国用不足，诏公卿以下诣都坐论时政之所先。”前将军温峤说：“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今不耕之夫，动有万计。春废劝课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见施，惟赋是闻。赋不可以巳，当思令百姓有以殷实。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劝课农桑，察吏能否，今宜依旧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则所益实弘矣。”[(49)]
然而，司马睿的诏令也好，应詹、温峤的建议也好，都因缺乏相应的政治环境，成为空谈。相反的，东晋朝廷倒是贪官污吏的鱼肉百姓提供了诸多方便。
首先，东晋的高官要职基本上为士族所把持，这些官僚不关心民瘼，以不理政事相高。应詹上疏元帝说：当时的官吏“校游谈为多少，不以实事为先后。”[(50)]熊远上疏元帝也说：“陛下忧劳于上，而群官未同戚容于下，每有会同，务在调戏酒食而已……今当官者以理事为俗吏，奉法为苛刻。”[(51)]《晋书》卷七五《刘惔传》载，孙绰诔刘惔之文曰：“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而“时人竟以为名言”。《晋书》卷九○《良吏传序》在解释该传记录的良吏数量不多时指出：“逮于江左，晋政多门……莅职者为身择利，铨综者为人择官，下僚多英俊之才，势位必高门之胄，遂使良能之绩仅有存焉。”
其次，由于东晋一般京官的俸禄收入低于州县长官，不少京官明言“家贫”而要求出任州县长官；朝廷也以授予州县官作为赈恤他们的手段。那些人当官既出于“为身择利”的目的，赴任后自然贪婪自营，赃私黩货，蚕食百姓。例如，《晋书》卷七五《王湛传附孙述传》称：王述以“家贫，求试宛陵令，颇受赠遗，而修家具，为州司所检，有一千三百条。”据说王导派人劝他说：“名父之子不患无禄，屈临小县，甚不宜耳。”王述竟回答说“足自当止。”又如孙盛以家贫，从佐著作郎求为小邑，得补浏阳县令，后来又得补为长沙太守，“以家贫，颇营资货，部从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名而不劾之。”[(52)]《晋书》卷九○《良吏传·吴隐之传》载：“广州包带山海，珍异所出，一箧之宝，可资数世，然多瘴疫，人情惮焉，惟贫窭不能自立者，求补长史，故前后刺史皆多黩货。”不少权臣及其宠信也在地方上胡作非为。例如，司马道子专权时，其亲信茹千秋之子任乐安县令，“赃私狼藉”，“百姓单贫，役调深刻”，以致辖境内“谷贱人饥，流馑不绝”。[(53)]又如谢石，“货赎京邑，聚敛无厌”；“坐拥大众，侵食百姓”；“工徒劳于土木，思虑殚于机巧，纨绮尽于婢妾，财用縻于丝桐”。[(54)]多次出任方镇的郗愔“好聚敛，积钱数千万。”[(55)]东晋末年刁逵兄弟“并历显职”，却都“不拘名行，以货殖为务，有田万顷，奴婢数千人。余资称是。”而“奴客纵横，固吝山泽，为京口之蠹。”后来被刘裕诛杀，“散其资蓄，令百姓称力而取之，弥日不尽。时天下饥弊，编户赖之以济焉。”[(56)]如此富有家资的官僚，其钱财多是聚敛民脂民膏而成。
对朝廷的官员有意把百姓作为蚕食对象以求发家致富的本末倒置行径，刘波在肥水战后曾上疏朝廷加以责难，说道：
昔汉宣有云：“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是以临下有方者就加玺赠，法苛政乱者恤刑不赦，事简于上，人悦于下。今则不然。告时乞职者以家弊为辞，振穷恤滞者以公爵为施。古者为百姓立君，使之司牧。今者以百姓恤君，使之蚕食，至乃贪污者谓之清勤，慎法者谓之怯劣。何反古道一至于此！[(57)]
其实。对于吏治的腐败，东晋执政者自王导以来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意加以纵容，不加整饬的。《晋书》卷七八《孔愉传》载，咸和八年，成帝下诏增加尚书令陆玩、左仆射孔愉的禄力待遇，孔愉上疏辞让时指出：“方今……奸吏擅威，暴人肆虐。大弊之后，仓库空虚，功劳之士，赏报不足，困悴之余，未见拯恤，呼嗟之怨，人鬼感动。宜并官省职，贬食节用，勤抚其人，以济其艰。”王导知道之后很不高兴，责问他“君言奸吏擅威，暴人肆虐为患是谁？”孔愉便欲大论朝廷得失，但陆玩恐怕得罪王导而加以制止。由此可见王导对“奸吏擅威，暴人肆虐”所持的纵容态度，乃是朝廷要官都心照不宣的。穆帝时，殷浩之父羡在长沙郡贪残，中书监庾冰竟写信托其弟荆州刺史庾翼加以包庇，所以庾翼不满地说：“大较江东政，以伛儛豪强，以为民蠹。”[(58)]同样的，对于在财政部门盗耗国家财富的贪官污吏，东晋执政者也是很少加以惩处。王羲之上疏尚书谢安说：“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吾谓诛翦一人，其后便断，而时意不同。近检校诸县，无不皆尔，余姚近十万斛，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59)]总之，正如刘宋时人所说的：“晋纲宽弛，威禁不行，盛族豪右，负势陵纵，小民穷蹙，自立无所。”[(60)]东晋吏治的腐败长期得不到纠正，贪官污吏、盛族豪右压榨百姓和侵吞官府财富的情况愈演愈烈，加剧了“编户虚耗”与国家财源的减耗。
第二，“政烦役重”与“编户虚耗”
东晋偏安江南，国力财力有限，一方面要抵御北敌南侵，维护在江南的统治；另一方面时有北伐规复中原之举，势必要加重编户的赋役负担，造成“编户虚耗”。咸和年间，仆射孔愉对成帝说：“方今强寇未殄，疆场日骇，政烦役重，百姓困苦。”[(61)]庾羲则对穆帝说“事役殷广，百姓凋残，以数州之资，经赡四海之务，其为劳弊。岂可具言！”[(62)]孝武帝时，刘波上疏指出：“今政烦役殷，所在凋弊，他廪空虚，国用倾竭，下民侵削，流亡相属，略计户口，但咸安（371-372）已来，十分去三。”[(63)]范宁出任豫章太守之际，上疏给孝武帝说：“今四境晏如也，烽燧不举，而仓庾虚耗，帑藏空匮。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刑翦发，要求复除，生儿不复举养，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64)]
特别在三吴这种财赋重心所在地区，以及江州这种军事要冲，编民的赋役负担尤其沉重，小农经济受到严重的破坏。东晋初，虞预就对会稽太守说：“军寇以来，赋役繁数，兼值年荒，百姓失业。”[(65)]《晋书》卷八○《王羲之传》也称：“朝廷赋役繁重，吴会尤甚。”《晋书》卷七三《庾亮传附庾翼传》载：“时东土多赋役，百姓乃从海道入广州，剌史邓岳大开鼓铸，诸夷因此知造兵器。”庾翼上表穆帝表示担忧，说：“东境国家所资，侵扰不已，逃逸渐多。”东晋末年，刘毅出任江州刺史，上表说：“自顷戎车屡骇，干戈溢境，所统江州，以一隅之地当逆顺之冲，自桓玄以来，驱蹙残败，至乃男不被养，女无匹对，逃亡去就，不遐幽深，自非财殚力竭，无以至此。”[(66)]
与赋役繁重的同时，东晋刑狱苛重也加剧了编户虚耗的现象。咸和初，夏旱，成帝诏众官各陈致雨之意，虞预指出曰：“间者以来，刑狱转繁，多力者则广牵连逮，以稽年月；无挽者则严其槚楚，期于入重，是以百姓嗷然。”因而建议“宽徭息役，务遵节俭。”[(67)]
特别是东晋实行符伍连坐之制，使得无辜平民陷罹刑网，被迫充役。这又引起户口的逃亡。所以，孝武帝时，范宁说：“官制谪兵，不相袭代。顷者小事，便以补役。一愆之违，辱及累世，亲戚傍友，罹其祸害，户口减耗，亦由于此。”[(68)]王羲之上疏尚书谢安也说：“自军兴以来，征役及充运死亡叛散不反者众，虚耗至此，而补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则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辄令期家及同伍课捕，课捕不擒，家及同伍寻复亡叛，百姓流亡，户口日减，其源在此。”他在给殷浩的信中更激愤地说：“自顷年割剥遗民，刑徒竟路，殆同秦政！”[(69)]
第三，灾荒频仍与“编户虚耗”
东晋百余年间严重的自然灾害不断，水、旱、蝗、瘟疫等经常造成数州乃至天下在饥、民户减耗的严重后果。对此史不绝书，例如：
元帝太兴二年，“吴郡、吴兴、东阳无麦禾，大饥。”[(70)]永昌元年十月，“大疫，死者十二三。”[(71)]
成帝咸和五年，“无麦禾，天下大饥。”[(72)]咸康元年，“是岁大旱，会稽余姚尤甚，米斗五百价，人相卖。”[(73)]太和年间，会稽“大旱灾，火烧数千家，延及山阴仓米数百万斛。”[(74)]
简文帝咸安元年，“是岁，三吴大旱，人多饿死。”[(75)]
孝武帝太元六年，“无麦禾，天下大饥。”[(76)]
安帝元兴元年，“无麦禾，天下大饥。”[(77)]对这次饥荒所引起的户口减耗，《晋书》卷十三《天文志下》所记更详细，曰：“元兴元年七月，大饥，人相食，浙江以东流亡十六七；吴郡、吴兴户口减半，又流奔而西者万计。”这方面的例子无法一一枚举。
时人在论述财力和民生凋弊的原因时，在论说了赋役苛重、吏治腐败、战乱等之后，经常用“加之荒旱”、“继以荒年”、“兵凶岁饥，死疫过半”之类的词语，来说明频繁的严重灾荒大大加重了东晋国力和财力的虚竭状况。难怪王羲之在写给别人的一份帖中曾忧心忡忡地说：“知郡荒，吾前东，周旋五千里，所在皆尔，可叹！江东自有大顿势，不知何方以救其弊！”[(78)]
综上所述，东晋一代财力之所以长期虚竭不振，一方面是统治阶级内部政治经济权益分配的结果，即由于政治权力分配呈现“主弱臣强”的格局，加上大地方经济的急剧发展，形成严重的“力入私门”以及“编户之命，竭于豪门，王府之蓄，变为私藏”现象，造成“国弊家丰”的后果。另一方面是财源减耗所引起的，即由于吏治腐败、赋役苛重、刑狱繁多等因素，再加上自然灾害肆虐，政府控制的编户数量一再减耗，特别是在编民户的负税能力严重削弱，从而使财源不断减耗，引起财力虚竭。
注释：
①《晋书》卷九一《范弘之传》。
②《晋书》卷七一《王鉴传》。
③⑦(71)《晋书》卷六《元帝纪》。
④《晋书》卷六一《周浚传附子嵩传》。
⑤《晋书》卷六四《元四王传》。
⑥《晋书》卷六《元帝纪》载，建武元年六月，元帝传檄天下：“有能枭季龙首者，赏绢三千匹，金五十斤，封县侯，食邑二千户。”而《全晋文》卷八引《文馆词林》卷六九五所载建武元年三月发布的《改元大赦令》则曰：“斩勒首者，封郡侯，食邑三千户，金百斤，绢五千匹。”所悬赏格均与《晋书·食货志》不同。
⑧《晋书》卷九八《王敦传》。
⑨《晋书》卷六《明帝纪》。
⑩(11)《晋书》卷一○○《苏峻传》。
(12)(15)(73)《晋书》卷七《成帝纪》。
(13)(18)《晋书》卷六五《王导传》。
(14)《晋书》卷八一《毛宝传》。
(16)《晋书》卷六六《陶侃传》。
(17)《晋书》卷八一《刘胤传》。
(19)《晋书》卷九八《桓温传》。
(20)(75)《晋书》卷九《简文帝纪》。
(21)《晋书》卷八《穆帝纪》。
(22)《晋书》卷八三《江逌传》。
(23)《晋书》卷八《哀帝纪》。
(24)(25)《晋书》卷六四《简文三子传·司马道子传》。
(26)《晋书》卷七五《王湛传附王国宝传》。
(27)《晋书》卷六四《简文三子传附司马显传》。
(28)(29)(30)《晋书》卷九九《桓玄传》。
(31)《晋书》卷九九《殷仲文传》。
(32)(66)《晋书》卷八五《刘毅传》。
(33)(37)《宋书》卷二《武帝纪中》。
(34)《晋书》卷二六《食货志》。
(35)《宋书》卷五二《袁湛传弟豹传》。
(36)《宋书》卷四二《王弘传》。
(38)载《冰茧彩丝集——纪念缪钺教授九十寿辰暨从教七十年论文集》，成都出版社1994年9月版。
(39)《资治通鉴》卷90“太兴元年”十一月记事。
(40)(58)《晋书》卷七三《庾亮传附庾翼传》。
(41)《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晋书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3月版，第82页。
(42)《晋书》卷四三《王戎传》。
(43)《晋书》卷七八《丁潭传》。
(44)(65)(67)《晋书》卷八二《虞预传》。
(45)(47)《晋书》卷七五《范宁传》。
(46)《晋书》卷七七《陆晔传附侄纳传》。
(48)(49)《晋书》卷七○《应詹传》。
(50)《晋书》卷六七《温峤传》。
(51)《晋书》卷七一《熊远传》。
(52)《晋书》卷八二《孙盛传》。
(53)《晋书》卷六四《简文三子传》。
(54)《晋书》卷九一《儒林传·范弘子传》。
(55)《晋书》卷六七《郗愔传》。
(56)(63)《晋书》卷六九《刁协传附子逵传》。
(57)《晋书》卷六九《刘隗传附孙波传》。
(59)(69)《晋书》卷八○《王羲之传》。
(60)《晋书》卷四二《刘穆之传》。
(61)《晋书》卷七八《孔愉传》。
(62)《晋书》卷七三《庾亮传附子羲传》。
(64)(68)《晋书》卷七五《范汪传附范宁传》。
(70)(72)(74)(76)(77)《晋书》卷二七《五行志传》。
(78)《全晋文》卷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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