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阶段性论文,经济发展论文,特征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完成“九五”和201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是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及其阶段性特征的具体把握，也是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最深刻体现。如何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如何估价我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作出一个什么样的判断，都将成为深化企业改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全面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环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确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是首要的，任何盲目乐观或悲观的思想都有悖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模式与目标。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中的结构变动
以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为代表的一些结构主义经济学家，背叛新古典的传统，认为经济是非均衡的，长期的资源有效配置并不存在。由于经济是非均衡的，也就意味着劳动和资本使用在不同的方面收益会有差异。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减少瓶颈和再分配资源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无疑会加速经济增长，因此，经济增长是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也充分说明，经济总量的高增长率总是和产业结构的高变动率联系在一起的。产业革命以来，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产业结构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产业结构中传统部门与现代部门之间相对比重迅速消失。在一个世纪里，农业部门的产值份额从40%以上下降到10%以下，工业部门的产值份额则从22—25%上升到40—50%。总量的高增长率和结构的高变动率在相互影响、互相促进，就如同国民经济的左右两个主动轮，驱动着一个国家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转变。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过程也体现了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以年均10 %的速度增长， 被人称为50年代以后我国经济的第二次“起飞”。经济快速增长的“引擎”来自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据统计，我国乡镇企业产值从1980年的656.90万元增加到1991年的11621.69万元，增加了16.69倍， 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85；全国乡镇工业产值占国内总产值的比重从1980年的9.76 %上升到30%以上。我国经济80年代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多方面的积极效应。诸如农民人均收入的提高所导致的购买力增强，乡镇企业以工补农所导致的农副产品产出的增长，等等。很明显，产业结构变动（资源再配置）的巨大效应，其最生动的应是我国乡镇企业对经济增长的巨大贡献。因为同其他产业不同，我国乡镇企业是在没有国家投资的情况下，农民利用政府所赋予的合法政策，完全依靠自身的投入后发展起来的。这是资源再配置，即劳动力从第一次产业向第二、三次产业转移的结果。据测算，我国每个农业就业人员提供的净产值，在1981年分别只及矿业的15%，制造业的14%，初级基础设施部门的17.8%和服务业的37.10%。也就是说， 本年向非农产业转移一名农业劳动者，即可平均增加净产值1979.4元。据此计算，我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从1980年到1991年净增加达6604.44万人， 也就等于增加净产值1307.68亿元。
投资结构，作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结构变动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从1953年至1994年的42年中，我国经济增长所呈现出的粗放式特征，集中反映在投资规模膨胀、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率和效益低下以及经济增长严重依赖投资支撑等方面。根据有关测算，1953—1978年间，我国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仅为2.71%，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度达97.3%，其中有80%来自资金投入的增长。改革以来，情况有所改观，1979～1993年间，资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3.6%，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2.7%，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达到34.7%，。但是，经济增长对投资的依赖仍未得到实质性的改变，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仍然来自于投资扩大，特别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波动性，也主要表现为投资的波动，这就从根本上导致了一种不正常的经济发展格局，即投资规模的伸缩始终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及其宏观经济运行波动的状态。
从投资的形成，投资主体及其投资行为的角度看，在纯粹的市场经济国家或地区，投资主体的投资决策及其行为主要受市场机制的调节约束以及政府政策导向的影响。在投资收益与风险相对称的市场和机制作用下，投资主体盲目膨胀型的投资行为会受到市场机制的强硬约束，因而，其投资的预算约束是硬性的。然而，我国的情形并不与此相同，投资决策和投资主体的行业部门化和地方行政化，是40多年来中国国有资产投资体制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在改革前的经济计划体制中，表面上反映出来的是整个经济运行高度中央集权化，但实际上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权力和利益的分散化。从国有资产投资角度及其企业的归属关系看，尽管绝大部分国有企业的投资资金的主体部分来源于中央财政的拨款，但具体的投资决策权以及对企业的控制权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分散在各个行业部门和各级地方政府手中。根据投资决策主体或投资主体形成的国有企业，便分割为部委属国有企业，省市属国有企业以及地县属国有企业。由各类各级行政部门投资决策形成的国有企业，按“归口管理原则”，归属于各类各级行政部门，形成行业部门和地方各级行政当局管理国有企业的体制。投资决策、投资主体以及干预企业经营的行业部门化和地方行政化格局，使体现出以下特征；第一，从投资资金的形成和集中来看，中央政府通过中央财政的统收统支体制，将企业的利润集中在中央，并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及其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从农业吸取积累资金，这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动员和集中财力形成高积累的有效体制，但是难以形成合理和有效地分配及使用资金的机制。第二，在传统计划体制中，中央政府下达的计划指标是产量，产值指标，对部门和地方政府的经济性政绩考核主要是看其产量、产值指标的完成情况，这样必然形成部门和地方政府追求产值的速度而忽视效率和效益的格局。第三，由于行业部门和地方政府间权力和利益的闭锁和分割状态，资金和产品由上而下发生纵向关系而缺乏横向流动联系，市场分割，形成“诸侯经济”。特别是在结构方面，由于投资受制于部门和地方政府的自身利益偏好，忽视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产业组织结构优化原则，因而产业结构扭曲，产品结构在部门和地区间雷同，企业的组织结构不合理，“小而金”、“大而金”的封闭循环和规模不经济的状态难以扭转，在宏观上便形成了资金短缺、资源紧张与产品过剩、设备闲置并存的矛盾，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经济增长是一种投入产出关系，虽然下量的资源投入是经济增长的基础，但其投入的产出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结构的状况。各种要素投入总是要与特定的企业、行业、产业部门结合在一起，最终凝结成或体现在特定的产业部门中，形成一定的产业结构。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各产业之间存在着广泛的投入产业关系，每一个产业通过“前向关联”和“后向关联”与其它产业形成一种互为供求的紧密关系。这样，产业结构是否合理就决定了各种投入的产业效益。如果一定时期的产业投资结构与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及技术的发展相适应，主导部门的选择是合适的，那么资源配置就是合理的，一定的资源投入就能取得较好的产出效益，从而推动经济的一定增长；反之，如果产业投资结构严重失衡，那么大量的资本和劳动投入将得不到合理配置，或严重降低资源配置的效果，即使短期的高增长能以高投入、高物耗为代价实现，终会因结构制约而难以持续下去。
至于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的内在联系，美国经济学家库茨涅兹、钱纳里，日本经济学家筱原三代平等都有过深刻的描述，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1）经济总量增长必然引起结构变动。 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产品和劳动的需求结构必然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引起资源从低收入弹性的部门向高收入弹性的部门流动；与此同时，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程度也会使产业结构所面临的要素供给状况发生变化，要素供给状况的变化引起产品生产相对成本的变化，另外，技术进步速度的产业差异也会引起产业间生产相对成本的变动，这样必然引起资源从相对成本高的产业向相对成本低的产业流动，从而推动产业结构的变动。（2）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依赖于结构转变。任何产业都有产生、 发展、成熟、衰落的过程，当原有产业结构的部分产业走向衰落时，如果没有具有较高增长率的新兴产业的出现，即没有产业结构的变化，那么经济总量的增长必然会下降。而产业结构变动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效高收入弹性、较低相对成本的产业不断取代原有的已走向衰落的产业部门的过程。这一过程势必出现产出增大、成本下降的经济效益，从而促进国民经济更快发展。（3）总量增长越迅速，要求结构变动率越高， 结构的高变动率又推动总量的更快增长。一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增长越迅速，需求结构变化也越快，同时产业结构所面临的要素供给状况的变化也越快，这样势必要求产出结构随之加快变动。同样地，结构的高度动率也反过来促进经济的更快增长。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依存关系。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过程，也就是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动互相促进共同推动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而当前一些难以“起飞”的发展中国家，正是由于总量和结构处于一种互相制约的恶性关系之中，即总量的低增长甚至停滞使落后的结构难以改变；而落后的结构又反过来制约着总量的增长。
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
不论采取什么样的发展道路，世界各国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历了若干不同的阶段，在每一阶段的特性也各不相同。最简单的阶段理论是费雪和克拉克提出的部门理论。他们利用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间的区别作为发展理论的基础，假定各国一开始都是初级品生产国，然后随着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满足，资源转向制造业，最后，由于收入提高，出现了更多的闲瑕，制成品市场日益饱和，资源开始向生产具有高收入弹性“商品”的服务业，即第三级的转移。在上述阶段理论中，广大发展中国家被认定是生产初级产品的，较发达国家生产制成品，成熟的发达国家投入服务部门的资源比重很高。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农业部门的生产率与工业部门的生产率相称时，它就达到了发达状态；当所有部门（包括服务业）的生产率在合理的高水平上接近于相等时，它就达到了成熟状态。这种方法简单地把各国划分为工业国、半工业国和非工业国，其分类标准用的是总人口的工人均制成品生产的净殖，再加上出口的工业化程度的指标。费雪——克拉克的观点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有许多一致的地方，诸如，人均收入越低，农业中的劳动力比例越高，而人均收入水平越高，服务业中的劳动力比例则越高。产量的部门分配与劳动力的部门分配也是一样，虽然由于部门间的生产率不同因而比例的大小有所差别。
由于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至关重要，库茨涅兹、钱纳里等经济学家在引入总量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对费雪——克拉克的古典阶段理论加以改造，并把经济发展的阶段性问题同工业化联系起来，为我们描述了另一幅发展阶段理论的图景：其一，初步工业化阶段。在这一阶段，产业结构处于从传统农业向工业化结构转化的前期，第一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有相当比重（一般为50%左右），农业劳动力在全社会劳动中的比重更大（70%～80%）；社会供给总量特别是工业制品往往存在短缺；多数产业处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成长期，还没有形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具有出口竞争能力的主导产业。其二，持续高速增长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供给总量已达到一定的规模，人均国民收入上升到较高水平。在这一阶段，二元结构开始出现重大转化，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和劳动力就业比重都有较大幅度的下降，第二、三产业高速增长，并在国民经济中占主要地位；同时在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变动加快，处于结构高变动率时期，加工度与附加值较高的产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化学工业的比重将不断上升。其三、稳定增长阶段。这一阶段，人均国民收入达到2000～3000美元以上，经济增长进入“群众性高消费阶段”，与此同时，产业结构逐步具有后工业化社会的特征。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增长相对缓慢，第三产业在GNP中的比重迅速上升； 在第二产业内部，重化工业比重逐步下降，技术密集型工业的比重上升。在这一阶段，结构矛盾仍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主要矛盾，因为不少产业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规模经济的效应已达到了极限，生产的迅速扩张开始受到了市场空间的阻碍，只有实行结构转换，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并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推动力。
新中国建立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相当快。从宏观层次看，我国经济发展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一是农业的发展，基本解决了广大人民的温饱问题。二是工业品生产出现了买方市场，打破了科尔内关于社会主义必然是短缺经济的定论；三是将要开始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阶段，再经过15年或更长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将从目前的起飞阶段（快速增长阶段）进入一个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新阶段。1990年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00美元，到2010 年平均增长速度10%和到2000年、2010年人口总数分别为13亿与14亿人计算，则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均GNP水平为1137美元，经济总规模为14800亿美元，到2010 年， 人均GNP 水平将达到2750 美元， 经济总规模将达到38000亿美元以上，也就是说中国将在我们这次规划的20 年发展阶段内，超过2500美元这个完全工业化的水平。
我国目前在三次产业结构中，农业部门的比重虽然已下降到1／4，但农业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中的比重仍高达58%，仍有3.5 亿农业劳动力滞留在农业内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我国可以在完成工业化的最重要阶段，以极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获得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力资源。我国的农村人口工业化过程，也将可以持续到下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即农业劳动力在三次产业结构中所占比重到2020年才可能降到5%左右， 由于这个原因，我国的工业化过程可能会创造一个世界纪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将有可能在从前到2020年的长达30年的时间里，保持平均增长10%左右的高速度。如果是这样的话，到2020年中国的人口按15亿人口计算，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就将达到6600美元，经济总规模就将达到99500万亿美元。
三、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及其表现
进入80年代以来，我国以传统工业成长为特点的初级工业化已基本完成。从现在到下世纪初，是工业升级换代的时期，这一时期将成为阶段理论所界定的“经济起飞”阶段。在此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格局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以引进新型机电产品生产线为先导的新型产业快速兴起，产业结构迅速转换，经济增长将保持高速状态。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工业化仍处于初级水平，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仍靠粗放投入来支撑。从经济景气循环的角度看， 体现出一系列新的特点：（1）在经济增长波动方面，增长势位线将会很高。1980年以来的15年中，GNP 年增长率平均在9.10%以上，1992年以来平均达到13%，今后估计将平均保持在9%左右；波动周期长度略有缩短，1980年～1994年的15年中， 发生了三次（1981、1986、1989）经济波动，平均5年左右一次， 经济波动下滑将不会太深，基本上将是增长循环。1980年以来的15年中，我国GNP年增长率最高为14.7%，最低为4.1%，落差为10.6个百分点。由于受经济起飞的支撑，在今后一段时期内经济衰退期一般不会下滑太深，除非矛盾积累太多。（2）经济周期运动的市场趋向。 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一个逐步发育的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四小龙”基本上采取“政府主导式”发展模式，扭曲了市场机制，60年代市场机制才逐渐发挥作用，70年代才逐步显示出市场化倾向，即价格、就业、金融、国际收支等呈现出显性波动。1979年以来，我国市场化进程逐步加快，市场化指数上升迅速，伴随经济运行市场化的加强，使经济周期诱因和市场非均衡状态出现市场化特征，如周期诱因中，市场需求力度加强、结构性短缺与结构性过剩并存的双向失衡等。（3 ）周期市场化的直接结果。90年代后期到下世纪初，经济景气循环将出现“隐性滞胀”的特征，它一般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高通货膨胀率的条件下，出现经济衰退，或是在经济衰退中保持着高物价上涨率；二是在高通货膨胀率的条件下，出现的失业率。过去人们通常认为滞胀是西方发达国家特有的产物，实际上在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并不鲜见。80年代以来，我国也面临着通货膨胀与失业的双重压力，物价上涨率已由1985年和1988年两个高峰年度的9%和18.5%，上升到1994年的21.7%。 预计今后一段时期，物价上涨率将会保持在10—15%的水平；与此同时，城市在职失业率为30%，人数达3600万人，加上公开失业450万人， 合计城镇失业人口至少应为4050万人，若以现有10%的企业停产、半停产计算，实际城镇失业率不会低于11%。而在广大农村，目前至少有2 亿左右的农民属于潜在过剩人口，随着市场化改革的加强，这种失业压力会愈益公开化。从上述经济景气循环的特点来看，处于“经济起飞”时期的我国经济发展仍然处于不发达阶段，经济增长要从整体上转变到效益型、集约型、内涵型的轨道上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80年代初，我国就提出了经济发展必须从外延粗放型为主转变，经济增长要走技术、效益支撑的路子。即伴随着资源投入量的适度增加，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主要依靠科学进步和先进的管理方法，合理配置资源，节约人力、物力、财力，不断提高资源要素的效率。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看，粗放型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是正常的，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必由之路。但是粗放型增长投入高，产出低，经济效益差，市场竞争力弱，并伴随着产业结构上的缺陷，不能形成专业化分工协作体系，影响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
问题在于，集约经济增长的程度受制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中，集约经济增长的水平是不同的。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只是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市场经济的发育程度并不充分，依靠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的目标离我们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尚有相当的距离。从整体上看，我们还不具备集约型经济增长的技术基础和人力资本的素质，这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瓶颈、效率瓶颈、农业瓶颈等方面可以得到印证。
其一，固定资产投资的投入产出比例失衡。“八五”末期，为了阻止物价指数的过度增长，开始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到1995底，国有单位完成的固定资产投资数量为9091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7.5%，增幅比上年同期下降20.5个百分点。但另一方面，由于追求投资规模忽视技术改造，尽管我国经济发展已进入了新阶段，但仍然存在内涵扩大再生产不足，热衷于追求上新项目、铺新摊子，搞外延式粗放型发展的现象。各级地方政府从本地利益出发，对“短、平、快”项目的投资情有独钟，忽视国家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条条”、“块块”相互封闭，各自为好，导致地区产业结构雷同，重复建设的现象严重，投资效益低下。由于固定资产的投入产出失衡，必将加剧更多的企业包括地方政府追求国家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张，投资基金的过分膨胀，势必增加通胀压力，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
其二，国民经济效益下降与国民经济高速增长并存。“七五”期间，由于社会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均处于扩张状态，经济发展的特点是经济高速增长，效益也同步提高。进入“八五”时期，我国的经济发展有了较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在投资需求强劲的同时，消费需求却相对疲软，很多企业出现亏损，甚至资不抵债，银行贷款到期难以收回，以致全国效益下降，与高速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形成反差。国家信息中心宏观预测处的调查结果表明，1995年三季度工业企业的景气状况较二季度呈下降趋势。在全部被调查的数千家工业企业中，认为三季度本企业总体经营状况较好的企业所占的比例由二季度的20%降为16%；总体经营状况较差的企业的比例则由二季度的21%。上升为24%。导致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包括：（1）工业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差异造成供需错位；（2）企业生产价值无法实现；（3 ）企业正常生产经营环境和合法权益无法保证，运营效率低下；（4）乡镇企业设备技术落后， 资源浪费严重等。
其三，基础薄弱的农业生产制约了经济的均衡发展。我国目前农业基础相当脆弱，远远不能适应工业化进程的需要， 这主要表现在：（1）由于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不足，使得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仍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层次上，无法抵御较大的自然灾害。据统计，在我现有的农业水利设施中，约有80%存在不同程度的失修和坏损。 （2）在我国农村人口增长速度不减，人口绝对规模急速增长的同时，耕地面积正以惊人的速度减少。资料表明，目前我国人均耕地占有量仅为 1.2亩，比1994年减少约1.5亩， 而且全国农用耕地还在以平均每年递减700万亩的速度减少。（3）由于我国目前农业比较效益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生产往往被人忽视。（4）在新的发展条件下， 农村联产承包制现有的生产体制和组织结构还远未形成现代化的规模经营，生产效益低，不能满足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如此薄弱的农业基础，对我国“九五”期间国民经济的增长将产生极大影响，农副产品的短缺，极易引起工业品的成本增加，物价上涨，进而引发通货膨胀。同时，农业产品是工业生产原料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水平不同步，就会影响农、轻、重之同的比例关系，制约工业生产特别是轻工业部门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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