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记写作的历史回顾（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传记论文,历史回顾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80、90年代之交的再次繁荣
经过80年代中期的积淀和沉思，鲁迅研究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开展，朝着个性化、多样性的方向前进，80、90年代之交再次繁荣，又出现了5种新写和3种修订的鲁迅传记以及唐弢的前10章未完稿。依次是：
林贤治著的《人间鲁迅》。
这套书共有三部，由花城出版社出版。第一部《探索者》，17万字，1986年9月印出；第二部《爱与复仇》，30万字，1990年1月印出；第三部《横站的士兵》，30万字，1990年5月印出。1998年3月又分上、下两部再版重印。全书一共77万字，比以前的鲁迅传都长。
书名为《人间鲁迅》，用意很明确，就是要把鲁迅从“天上”拉回“人间”，因为“鲁迅是‘人之子’，人所具有的他都具有。正因为他耳闻了愚妄的欢呼和悲惨的呼号，目睹了淋漓的鲜血和升腾的地火，深味了人间的一切苦辛，在他的著作中，古老而艰深的象形文字才会变得那么平易，那么新鲜，那么富于生命的活力。”而该书正是以散文的抒情笔调，富有诗意地描写了鲁迅这位“人之子”在创作、社交、婚姻、爱情、友谊等不同层面的人间感受与心灵历程。作者本身就是一位诗人，他善于运用沉郁凝重的诗笔，描绘出一幅幅扑朔清远、深蕴淡出的画面，变幻出一个个腾挪摇曳、蕴藉深厚的意境，通过这些生动形象的画面和意境表现了作者对鲁迅人格与思想的独特理解。可以说，在文学性上，《人间鲁迅》超越了以前的鲁迅传记。
然而，作者并不把文学性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在给笔者的一封信中说：“说实在话，我对于‘文学性’这东西并不重视的。对于鲁迅这样一个中国几千年才出现的第一个叛逆的天才，我希望能写出一点关于他的本质的东西。”什么“本质的东西”呢？就是鲁迅的独立的哲学品格。在第一部中，林著就着力突出强调这种品格：“一个同世俗世界联系那么紧密的人，即使苦难熬练出了一种哲学气质，也不可能把他变成纯粹思辨的哲人。他没有来得及，或者可以说根本不可能构成自己的哲学体系，但这并不妨碍他在实际斗争中，对民族出路问题作全方位的考察。当革命以具体的形式继续进行，他的激进的同志使用了暗杀，内战，和最猛烈的政治性文字进行搏斗的时候，他仍然执着地把科学知识压进炮膛，作远距离的射击。”这样，林著就在与两种倾向的区别中把握住了鲁迅哲学的独立性：既不是“纯粹思辨的哲人”，又不是什么“革命党之骁将”，而是“把自己消磨在思想启蒙的漫长而无止境的工作之中”的“精神界之战士”。
而鲁迅的这种独立的哲学品格，主要是在作者情有独钟的第三部中、在对鲁迅周围人物的严酷的人格审视中凸现出来的。这种审视，尤以瞿秋白、冯雪峰、胡风、茅盾、郭沫若、周扬这些左翼人物最为严酷，也最能起到凸现鲁迅的作用。对瞿秋白，林著这样审视：“瞿秋白对鲁迅思想的独立性估价不足，反映了他在认识上的局限和性格的弱点。无论是作为共产党人，或是作为知识分子，可以说，他都不曾获得独立的人格。他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小学生’，整个的思想运转过程都在于适应而非创造。他说，‘知识分子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这样，也就自行抽掉了思想的自主原则。”相比之下，鲁迅就愈益显现出了独立品格，不是被动适应，而是主动创造，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运转过程中，他成为了最了解中国的独立思想家。对冯雪峰，林著同样严峻地审视了他的人格弱点：“从参加革命至今，冯雪峰在个人的政治道路上未曾受过任何挫折，产生某种优越感是可能的。可是，这种优越感并不同于创造社和太阳社成员的目空一切，唯我独革，却由他笃实的个性而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他一切从党的既成的理论和决议出发，确认这是唯一正确，毋庸置疑，万难移易的，并且由此益增了对忠诚于党的自己的确信。这样，也就难免要忽视鲁迅的思想构成的全部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到了后来，甚至力图把这位党外的老战士的思路导入预定的理论和策略的框架之中。”这一分析是非常精辟，十分符合冯雪峰人格逻辑的。对胡风，林著则通过正面评价鲁迅的思想深度反衬他的浮浅：鲁迅“的思想深度，超越了具体的现实政治而到了无人追及的境界。即使冯雪峰，即使胡风，或者侧重于确立共产党的领导，或者侧重于反对国民党政府，都无法对这样一颗伟大的心灵作出全面透彻的理解。”胡风本质上是一个诗人，他不像鲁迅那样对中国社会和历史了解得异常深刻，对现实政治的认识是浮浅、天真的。相比之下，愈加凸现出了鲁迅无人可以企及的思想和历史深度。对周扬，林著的人格审视则最为苛酷，简直有一种逼人的冷峻之气：通过鲁迅对他“奴隶总管”本质的揭露，最终凸现了鲁迅独立的哲学品格的真谛：人既不能作奴隶、也不能作奴隶主，只能作自己的主人！鲁迅毕生为之奋斗的宗旨正在这里。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注：卡·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人民出版社1966 年版。）海德格尔也一再论析人“在世界之中”的本质意义。所以，鲁迅作为一个人的本质的东西，正包含在他与周围人物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中，体现“在世界之中”。鲁迅是人间的一个人，只有对他周围的人进行严酷的人格审视，才能凸现鲁迅的人格；也只有深刻把握鲁迅的人格，方能从历史哲学的高度对鲁迅周围的各色人物进行严酷的人格审视。林著为鲁迅传记写作提供的宝贵经验，正在这里。
当然，林著也存在明显的不足。一是剪裁不够，有些地方显得冗赘、芜杂，把精彩处遮去不少。作者擅长抒情和思辨，鲁迅少年时代部分和后期萧红与鲁迅感情交流之章，都写得诗意浓郁，兴味盎然，对于鲁迅和周围人物的人格审视，也写得锐利、深邃，引人入胜，然而在叙述理论争论和学生运动过程时，又常常显得笔头臃滞，比较难读。倘若大刀阔斧进行剪裁，芜杂冗赘处从简，甚至略去，精彩处则再行发挥、充实，压缩成一部30—50万字单本传记，或许会获得更多的读者，赢得更大的成功。二是作品分析薄弱，包含了鲁迅全部哲学的《野草》也竟然草草而过，不能不令人遗憾。
曾智中著的《三人行》。
这本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90年9月出版，26万字， 是从鲁迅与许广平、朱安三人之间爱情、婚姻关系这一特殊视角去描述鲁迅一生心灵历程的长篇文学传记。
这部特殊的传记在鲁迅传记学史上有其特殊的价值与意义。其一是首次专门从婚恋角度探索鲁迅的心灵世界。80年代，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的确是异常迅猛，与之相随，鲁迅研究的视野与空间也迅速开放了。80年代以前，所有的鲁迅传记几乎都对鲁迅的婚姻生活讳莫如深。80年代初，林、刘合著等新的鲁迅传记开始注意这一领域，但也只是匀出一定篇章从侧面描述，并未当作重点。而一进入90年代，就出现了专门以婚恋为视角的鲁迅传，不能不令人感到时代环境与思想观念转换的迅疾。《三人行》反映了鲁迅、许广平、朱安这三人代表着的三极文化：一极是鲁迅，虽然是一位文化伟人，然而也不能超脱于世俗纠葛之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有七情六欲的具体的人，一个“历史的中间物”。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叛逆的猛士，又与旧传统旧道德存在着千丝万缕的精神联系，有着不可避免的性格弱点，所以当母亲向他提出与朱安的亲事时，既欲推诿，又欲罢不能，只得服从母亲的意旨，被动地接受了母亲送给的“礼物”。而当许广平这位“害马”出现在自己生活中时，则又是惊喜与畏缩相伴；另一极是许广平，她是一位狂飙突进时代的新女性，在与鲁迅的关系中处于进攻的地位，用自己的青春之火点燃了鲁迅的生命烈火，促使他决然挣脱无爱的婚姻，开始新的生活，而后来许广平又为了全力支持鲁迅的文化事业牺牲了自己出外独立工作的机会；第三极是朱安，她是一个深受传统束缚的旧式妇女，信奉三从四德，不肯有丝毫革新，又诚笃善良，吃苦耐劳，孝顺母亲，最后虽处境困难，却仍拒绝外援，维护了鲁迅的尊严，默默地走完悲剧的一生。在这三极文化的冲撞与纠葛中，鲁迅的内心世界就立体化、多层次、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了。与朱安旧式婚姻的创伤，使他痛感封建伦理的“吃人”本质，发出刻骨铭心的呐喊之声；与许广平的爱情生活，又使他增添了青春的活力；激励他更勇猛地朝着未来的理想社会前进。《三人行》选择这三极文化作为鲁迅传记的视角与支点实在是太聪明了。
《三人行》在鲁迅传记学史上的第二个意义，是实现了文体结构的突破。作者在《后记》中说了一段关于传记写作问题的理论见解：“不论传主是何等伟大杰出的人物，作为创作的主体，有出息的传记文学作家都必然以其特有的方式审视、选择、熔裁、压缩以至重新构架他的生平事迹，不是倚重事实而是倚重对事实的艺术构思和叙述，去创作出既不失真又有艺术感染力的传记文学作品。”这是见道之论，对于鲁迅传记写作尤其重要。鲁迅生平史实的挖掘、整理纵然不能说已经到了尽头，却可以说已经相当完备了，再发现什么重要的新鲜事实的可能性极小。所以，新的鲁迅传记倘若再倚重对事实的平铺直叙，是绝对不可能有所创新的。鲁迅传记要寻求创新和突破，一须站在更高的理论视野中，求得更新更深层次的读解与认识，二须倚重新的艺术构思，寻求新的感觉与体认。第一点，《三人行》没有做到，甚至说作者本也没有这样的野心，其他研究者也没有从整体上实现这一目标，因为时代条件尚不成熟，然而第二点，即在新的艺术构思方面，《三人行》确实取得了成就。该书除了选择鲁迅、许广平、朱安这三人组成的三极文化作为传记文体结构的三根支柱之外，还善于进行镜头切入和视角转换，使得整体结构腾挪多变、自如舒畅，摆脱了过去鲁迅传记那种前期后期、思想发展、世界转变的平直架构与思维定势，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例如开头就没有像其他鲁迅传记那样，从鲁迅诞生写起，而是从苏州阊门码头主考大人船上周福清派人贿考败露的镜头切入，直接了当展示了矛盾，第2 节就转为少年鲁迅随母亲携二弟乘乌篷船避难的镜头，很快进入了少年鲁迅“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心态刻划。事实证明这样的艺术构思是很成功的。全书展开后，主要以鲁迅为视角展现情节，朱安介入后，则在第四章“寂寞与孤独”中插一节朱安观察蜗牛的镜头，出现朱安的视角，以后蜗牛还数次出现；许广平闯入后，又从她的视角出发去观察鲁迅，切入镜头。除了这些主干视角的来互转换之外，有时还插入一些次要人物的视角，如第五章“烦苦与怆恼”就通过女佣胡妈的眼睛观察了八道湾的鲁迅故居，写了女佣对大先生与大太太分居两室的疑问。第十一、十三、十五章，写鲁迅与许广平的异地思念之情，舍弃了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和描写，而采用了部分《两地书》的原文，又不作为引文出现，因为已溶入全书的整体构思之中，与其它各章的视角转换相和谐，所以既防止读者把它与《两地书》相混淆，又避免了“抄袭”与“篡改”之嫌。
《三人行》在鲁迅传记学史上的第三个意义，是采取了视觉形象性很强的文学描写笔法。以前的鲁迅传多是叙述加评议，即使是文学性较强的林、刘合著与《人间鲁迅》也仅是部分运用文学描写笔法，整体来看仍然是理念重于形象，《三人行》则显示出近乎纯粹的文学性质，几乎全是用形象说话，很少抽象议论。例如前文提及的蜗牛镜头，反复出现，极为形象地表现了朱安的心态和处境，远胜空洞的评说。鲁迅和许寿裳、许广平等在广州北门外田野中游玩时有关“翠生生，晶莹莹”的雨后绿色的描绘，和许广平、许钦文游杭州西湖时对清泉、苏堤、奇峰的描绘，都非常具有文学性。就全书的文学语言来看，也沉郁、畅达，情韵浓郁，很是耐读。
当然，《三人行》作为一部长篇文学传记，也存在相当的缺憾。其一是文体结构虽然超越了平面、单线的模式，但是还比较简单，不够复杂，只能算是在三人之间回旋的一条小溪流，远没有江河湖海的那种汹涌澎湃的大气派，不足以表现鲁迅和他所处时代的复杂性和大气势。其二是作者虽然在文学与研究两个领域都付出了努力，但是仍然更为偏重文学，对鲁迅作品及其思想内涵、艺术形式尚缺乏更为深入的研究，所以显得有些浮泛。
林志浩著的《鲁迅传》（增订本）。
这本书由北京出版社于1991年7月出版，是81年版的增订本， 由27章扩充为30章，从37万字增加到50万1千字， 进行了较大的增补和修改，应视为鲁迅传记的新品种。
作者是有自知之明的，认为自己的“人生观、学术观基本上是在50年代形成的：一方面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教育，一方面也接受‘左’倾思想的某些影响。”这一主观条件使他“不容易突破时代的制约”，因而在81年版里“明显地留下80年代以前的时代的局限”。所以，他“对这本书并不满意，早就希望对它进行重大的修改和补充”。
这次修订，首先增补了鲁迅在夫妇、兄弟、朋友、师生等方面的丰富材料，显现出这位伟大作家的人性和人情的一面，使鲁迅的形象具有了普通人的血肉感情，更为丰满、真实。例如对鲁迅与许广平的恋爱过程就增加了很多生动、细致的描述，使读者对鲁迅离京南下的内在原因与终于挣脱旧式封建婚姻束缚的心理变化有了更为具体的认识。对鲁迅与周作人从“兄弟怡怡”到终于失和、绝裂的过程也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评述，使读者体会出个中原因以及鲁迅内心的苦楚。
对与鲁迅有过争论的人物，增订本也努力冲破“以人划线或以团体划线”的窠臼，作了适当的修正和阐释。其中最突出的是对陈源的重新评价，不仅认为他在《现代评论》第38期上发表的《闲话》并非“为帝国主义帮腔的奴才言论”，而且认为“他对统治中国的军阀、政客，在其大量言论中主要还是谴责与揭露”，这就更为贴近历史事实，体现出作者的求实态度。
然而，“时代的制约”并不是很容易突破的，表层的事情可随态度的转变而调整，深层的思想文化内涵的问题则不是能随态度的改变而轻易转变认识的了。增订本对鲁迅与佛教文化关系的评价没有更改，仍然认为是黑暗环境蚕食伟大灵魂的表现。对鲁迅与进化论关系的分析也没有更改，仍然认为1925年的鲁迅“虽然逐渐接受现实斗争的教育，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还没有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因此他对于进化论的批判，还不可能是整体性的否定，他有时还固执着旧观念。”为什么对于进化论要进行“整体性的否定”呢？难道进化论不包含很大的合理性？不对鲁迅的思想与创作产生过重要的积极作用吗？倘若采取“整体性的否定”，不是把合理性也抛弃，积极作用也取消吗？这样认识，究竟是对还是错呢？这只能说明作者在增订本中仍然未能转换思维模式与认知逻辑，也未能深入到佛教等深层文化中去，仍然未能根本摆脱“‘左’倾思想的某些影响”和形而上学的简单化倾向，因而林著增订本虽然比原版丰富、充实了许多，也局部调整了一些“左”的观点，但是从总体上仍然未能“突破时代的制约”，未能形成整合性的凝聚力，给人以新鲜感和穿透感，显然距离符合时代要求的高水平、突破性的鲁迅传记还很远。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力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更新观念，转换思维模式与认知逻辑。
朱文华著的《鲁迅、胡适、郭沫若连环比较评传》。
这本书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91年10月出版，27万4千字， 分鲁迅—胡适、胡适—郭沫若、郭沫若—鲁迅三卷，对这三位文化巨人的生平、创作、思想、性格进行了连环性的比较和评述，最后在余论中，又就这三人的差异，论述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及其实践。
这部评传最突出的贡献是开创了传记的新文体——连环比较体。虽然作者在后记中说这种文体是受台湾学者李敖所著《梁启超、胡适、徐志摩连环传》的启发，但是在大陆传记中，特别是鲁迅传记学史上，是没有先例的，肯定是由这本书开了风气之先，无愧于开创之功。
有比较才有鉴别。实践证明，这种连环比较体确实有益于认识传主之间的共性与差异，有益于从更为广阔的历史范畴内把握传主不同的文化背景与发展轨迹，获得单人评传达不到的效果。例如在鲁迅与胡适的比较中，一方面看到鲁迅从少年时代开始就逐渐形成了对于中国农民命运的深刻认识，构成了他小说创作中别具深意的“农民问题的主题”，使他成为最了解中国的人之一；另一方面在相比之下，就更为清楚地看到了胡适的弱点：“自小养成了一种绅士心理，并有意地为自己的活动范围筑了一道墙，由此出发，他对于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情况）的认识就不能不是陌生无知的了。”而这种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民问题有无真知的差异，也正是这两位文化巨人以后得出不同观点、走上不同道路的根源之一。然而朱著在求异之中又不忘求同，还找寻到了鲁迅和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共同否定和批判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一致点。在郭沫若与鲁迅的比较中，又对两人小说的异同作了较好的分析。经过这样的连环比较，我们不仅对鲁迅、胡适、郭沫若这三位文化巨人的共性与个性有了较前清晰的认识，而且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化史有了更为全面的体悟。
朱著以其创新的文体结构与纵横的比较分析，在鲁迅传记学史上占据了应有的地位，然而它虽开辟新径，却没能达到理想的境界。主要原因是作者纵然开阔了视野，却仍未能挣脱党派团体的束缚，从人类学角度去考察这三位处于不同政治派别中的文化巨人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产生冲突的文化内涵，因而在比较中往往罗列各位巨人的表象材料进行表层辨识过多，而深入本质不多，所以在判定是非长短时，褒扬鲁、郭较多，对胡适却有失公允。实质上，这三位文化巨人之间有过的争论与冲突，除个人与团体的因素之外，主要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鲁、郭以日本为中介接受了德国、东欧和苏俄文化，胡则从美国接受了西方文化。因此，前者同情底层平民，最终倒向无产阶级革命；后者则试图推行民主政治和实验主义，屡屡受挫而站到国民党一边。这两种文化，在结局上自然显现出了长短胜败之别，然而从宏观考察却是均衡互补、缺一不可的。不可仅以胜败论英雄，胡所信奉的西方政治文化，即使由于不适合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而受挫了，也不能根本否认其在整个人类精神文化史上的先进面。朱著在摆出胡政治见解时显出了开放与博识，在作出判定时却驻足畏缩了，所以使该书在整体观念上未能实现突破，未能站在人类学的更高视野内去进行“俯视”和“鸟瞰”，以挣脱党派团体的束缚，跳出陈见旧识的窠臼。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但又须体谅作者所处的历史环境。
从全书各部分衡量，第一卷鲁迅—胡适，份量最重，挖掘较深；第二卷胡适—郭沫若，次之；第三卷郭沫若—鲁迅，最为单薄，对鲁迅与郭沫若两人在思想、人格上的巨大差异未能予以尖锐揭示，仅是平行排列出了两人在经历和创作上的相同点，有抹平差异、但求和气之感，这样就不能不大为影响了朱著的锐气与深度。
责任编辑注：原文共有六个部分，因篇幅过长，现只节选（四）（五）（六）三部分，（一至三）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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