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之我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见论文,课题论文,生与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编者按 “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是以我院教师为主要参加者的大型综合性研究课题，自五年前开始立项研究以来，得到了苏步青、卢嘉锡、陈岱荪、季羡林、张岱年、李新、谢邦宇、叶子铭、茅家琦、业治铮、陈荣悌等著名科学家、学者的热情鼓励、肯定和支持，他们或为此课题题词、题签、作序，或应聘担任了此课题的顾问。为了推动此项研究，本刊特辟“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专栏，所推出的专题论文，皆为其子课题之论纲或部分摘要；凡文中涉及到的“近代”或“近代中国”等，都系泛指，指“近代以来”或“近代以来的中国”等。
李新之文的要点是：一、留学运动始终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相关连；二、留学生群体中贯穿着义无反顾的爱国精神；三、“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课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开辟了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和各个学科发展的新角度……不仅是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总结，而且对正在深入的改革开放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
以鸦片战争为重要标志，曾经雄跨世界东方近二百年的大清帝国开始急速地、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绵延几千年之久的中国传统文化也遭到了西方文化空前猛烈的冲击。面对灾难深重的民族危机和能否更新发展的文化危机，庙堂之高，江湖之远，人声鼎沸，议论纷纷。素以“天朝上国”、“礼义之邦”自诩的国人，不得不正视一向被视为“蛮夷之邦”的西方世界，其中一批有识之士转而以新的思维方式探讨救亡图存之道和更新传统文化之途。留学生就是当时国人“开眼看世界”的产物。
首开中国近代留学之先河的是容闳、黄胜、黄宽三人。他们自费赴美留学虽事属偶然，但在中国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在中国留学史上，却有划时代的意义。特别是容闳，回国以后，想方设法，上下奔走，不遗余力地鼓吹和活动留学，直接促成了中国官派学生出国，从而成为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首倡者和奠基人。自此以后，留学之潮虽时伏时起，但波涛汹涌，始终不息，而且声势愈来愈大，潮头愈来愈猛，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愈来愈深远。
1872年8月11日，清政府首批官派幼童赴美留学，正式开创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的新时期；
1877年，福州船政学堂派人分赴英、法学习驾驶、制造，中国正式派遣人员赴欧留学开始；
1896年，唐宝锷等13人赴日本留学，中国正式派遣留日学生开始；
1909年，清学部、外务部招考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
1912年，中国第一批勤工俭学学生到达法国；
1923年，王若飞等共产党人由法国转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
1929年，国民党中央通过《资送革命青年出洋留学办法》、《派遣留学生管理章程》；
1943年，中国和印度交换留学生；
1950年，新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赴波、捷、罗、匈、保五国；台湾“教育部”举行首次高中生留学考试；
1951年，新中国首批留苏学生375人启程；
1959年，台湾“教育部”举办台湾首次公费留学考试，以后，每年举行一次；
1965年，国务院批准向资本主义国家派遣学习自然科学留学生50名；
1972年，我国向英、法两国派出留学生36人；1978年，国务院教育部发出通知，决定将本年度留学生名额增至3000人以上。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通过各种渠道留学的人员剧增，现已达十几万人之众，而且势头持续高涨……
一百多年来一浪一浪的留学运动充分地说明：中华民族一部分勇敢、优秀的儿女们，一直在挣脱妄自尊大、闭关锁国的束缚，艰难而又坚决地走向世界！在此意义上，留学运动的发生和留学生群体的崛起，就不仅仅是救亡所能包括，实际上它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嬗变过程中迈出的最初一步，而他们正是一支新兴的、特殊的先导力量。
作为个人，人数众多的留学生当然形态各异，但作为群体，却有其共同特点：
其一，始终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进程相关连。即使在最困难的抗日战争年代和十年浩劫时期，他们也不愿窒息于国门之内，仍然试图透过尽可能的缝隙，审视、学习和借鉴世界上新的知识、经验和理论，以推动中华民族前进的步伐。他们是学贯中西、兼容东西方文明的一代新型的知识群体，不仅接受了西方现代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民主思想，有的还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们思想活跃，知识丰富，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对中国的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此，中华民国的创建者孙中山先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泽东同志，都作过极高的评价。即使在知识分子原来并不很多的共产党内，也出现了陈独秀、李大钊、李达、李汉俊、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朱德、邓小平、刘少奇、李维汉、任弼时、蔡和森、李富春、陈毅、吴玉章、徐特立、刘伯承等著名人物。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不少人也曾在国外深造过。因此，在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留学生群体有杰出的贡献，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客观的评价。
其二，义无反顾的爱国精神。他们虽然学术观点不同，政治倾向不一，有的人后来甚至沦为民族败类，但绝大多数人都有一腔热血，希图学成后最好能回国效力，否则也要在域外为国增光。想当初容闳欲考耶鲁大学，经济上陷入绝境之时，为将来择业“最有益于中国”，他毅然决然地拒绝了回国后必须当传教士作为条件的资助。而第一批留美幼童出身的詹天佑，则创造了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修建铁路的奇迹；第三批留美幼童回国的唐绍仪，则在出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时，坚持近代民主思想，抵制袁世凯称帝，并投入南方革命阵营。更有一些留学生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如甲午海战中牺牲的一些海军军官、黄花岗起义与以后在民族战争和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无数烈士们……其中，最有名的当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秋瑾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他们都在不同阶段为中国革命作出了牺牲。因此，留学生们的爱国精神，不仅成为近代留学运动的源泉和留学生群体的主流倾向，也是中华民族近百年来不畏强暴，力图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之一部分。今天，我们应该宣传和发扬这种精神，以加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有鉴于此，从本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就有人注意留学生问题，后来甚至还有外国学者涉足这个领域，但总的看来，成果并不很多，在某些时候，还出现了空白。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随之而来的“留学热”，海峡两岸的学者对此问题的研究兴趣日浓，研究的范围、规模也较之以往有所扩大，已有一些论文和少量的论著问世。但是，相对于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而言，还是相当薄弱的，而且大多是从留学教育和中外文化交流的角度去展开，很少注意到从宏观的角度探讨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的发展这个中心问题。因此，这些研究缺少系统性，即使对留学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也大多局限于教育史料之中。
正因为这样，周棉同志开辟和主持的“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这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课题，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它不是一般地研究留学生问题，而首先从宏观上加以把握，从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的高度和广度，去研究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的社会发展，把“留学生与辛亥革命”、“留学生与新文学”、“留学生与中国的新式教育”、“留学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留学生与中国的物理学”等近百个重大历史事件和学科领域联系起来，加以系统的探讨和研究，视野开阔，涉及面广，深入而又深刻。在此意义上，“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这个课题，开辟了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社会发展和各个学科发展的新角度。而且，课题主持人周棉又从微观上入手，主持编撰了《中国留学生大辞典》，作为全面研究的史料基础，在方法上也是可取的。这部辞典的编撰者，大都还是35岁左右的青年同志，在拜金潮流汹涌之时仍执着于学术研究的精神，尤其可贵。更兼这是一个时间跨度大，学科领域多的综合性课题，人员多，问题更多，资料分散，而经费又微乎其微，因此，困难之多、之大，可以想见，但他们竟能数年如一日，默默无闻地从事这项工作，集几十个人之努力，终于用近五年的时间完成，确实不易。这些都是很令人钦佩的。
就《辞典》本身而论，也较有特色，主要有：
一、留学生人物辞典的特色比较明显，突出了留学人员的出国时间，留学国家、学校、专业，取得的学位，回国时间；对1949年前任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后任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的时间，也大都有明确的介绍。
二、起讫时间长，收录范围广，并注意到以往一些人物辞书未收录或很少收录的一些人物。该书上起容闳，下止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个别人物稍有延长），其间留学后回国，或回国后服务一段时间，或因故未能回国，只要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有一定影响或在某一学科领域有较大建树的人员，均收录较详，重要人物，较少遗漏，如担任过联合国副秘书长的唐明照、毕季龙、冀朝铸，中国最早的留法女博士张若茗，由台湾赴美留学直接回大陆，又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的赵玉芬等，都是其它人物辞书极少收录甚至从未收录的。《辞典》还特别收录了一些留学生烈士，这也是值得肯定的。
三、注意收录台港一些有影响的留学人物和对中国科技发展较有影响，长期保留中国国籍，并在国内兼职的海外华人留学生，前者如李登辉、连战、章孝严、章孝慈；后者如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陈省身、李远哲等。特别象杨振宁这样获得诺贝尔奖以后还长期保留中国国籍的海外华人，被收入其中（其实，他们理所“早”当地被收入各种中国人物辞书）极有意义。
四、注意吸收最新资料。任何辞书都有资料截止时间，但在出版之前尽可能地延长，补充新资料却很有必要。该书即如此，入选人物资料截止时间虽是1991年，但又随着工作时间的进展，补充了较多的新资料，如在中共十四大和全国八届人大会议上获要职的领导人物、台湾国民党十四大中常委的新材料，以及近年来新发现的一些史料和近年来有关的重大事件、材料。
五、注意学术性、科学性和史家用语。对政治历史人物的介绍力求客观，重事实，如对邱清泉也不抹杀他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绩，对王世杰也注意介绍其法学成就和创建武汉大学的业迹。对学有专长的人员，则尽量多介绍其专业、成就、著作。
所以，这部书是一部立意积极、态度认真，史料比较丰富，特色比较鲜明的大型的留学生人物辞书。它的编纂和出版，不仅为“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这个宏大、庞大的研究课题，打下了史料基础，也为留学生人物史料的搜集、整理作出了贡献，还为一般的中国人了解留学生提供了方便。对于广大青少年，此书则可以起到激励他们追求真理，崇尚科学，献身中华的作用。
作为一个史学工作者，我也感到，“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这样一个大课题，对于周棉等人而言，不仅显示了他们的眼光、聪明和努力，也实实在在是一个负荷很重的大项目。要求他们在短期内完成是不现实的，要求《辞典》不仅字字句句有来历，而且不出现差错、遗漏也是不现实的。况且由于编写人员程度不齐，经验不足，而又缺少经费，特别是选题本身难度大，问题多，因此，《辞典》也难免有些不足，或者有的史料尚可挖掘，或者有的词条还可充实，或者有的提法还可再议，或者人物的取舍有的还可推敲，甚至可能还有一些错误，但相对于本书的价值、意义和总体水平、质量，仅是白壁微瑕，不宜求全责备。虽则为此，我还是希望编者再努力，再提高；还希望读者们理解编者的良苦用心和勤勉努力，把读后的信息善意地反馈给编者，使得该书将来有机会再版时更扎实、更准确。
目前，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成为举世瞩目的热门话题，“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这个课题不仅是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的总结，而且对正在深入的改革开放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因此，我希望周棉等同志继续“咬定青山不放松”，在《辞典》完成以后，认真总结经验，细致周密思考，把这个有意义的课题按照原计划逐步展开；还希望有更多的部门和人士，注意和关心这个课题的研究，帮助他们克服困难，以便取得丰硕的成果。
有感于“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这个课题，有感于《中国留学生大辞典》，有感于莘莘学子们的精神和努力，我写下了以上一些感想。是为序。
1994年9月于北京
（本文是著名史学家、中国现代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新先生为周棉策划、主持、组织的“留学生与近代中国研究”课题写的总序——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