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债资金使用方向：理论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债论文,资金使用论文,方向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和财政政策发生重大转变，实施近七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开始 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稳健的财政政策。回头来看，积极财政政策是以发行 国债进而筹集建设性资金为核心内容的，9100亿元的建设性国债对宏观经济摆脱通货紧 缩的困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对于不冠以“建设性”头衔的国债，是用于建 设性支出还是消费性支出，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我们认为，在未来长期建设性国 债缩减的情况下，认真分析国债资金使用的基本规律，深入研究我国改革以来国债资金 的使用方向，对于未来国债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西方国家国债资金运用方向的历史回顾及启示
从历史上看，国债被从理论上得到论证并大规模使用是从凯恩斯时代开始的。凯恩斯 主义者认为，当经济出现重大的比例失调或严重的失业问题时，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 调动一部分闲置的经济资源，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增长。“举债支出虽然浪费，结 果倒可以使社会致富”。尽管国债的发行和使用的确可以将全社会分散的自发性需求转 化为人为控制的自觉性需求，为国债的出现及扩大奠定了令人信服的理论基础，但大萧 条以来西方经济理论界对国债资金的支出方向并没有形成一个主流的观点(注：与之不 同的是，在凯恩斯以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却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国债资金的建设性支出奉为 圭臬。)。
从实践来看，援引著名经济学家劳伦斯·R·克莱的结论，30年代以来西方各国国债资 金大多用于了生产性目的。他说：“通过国债筹措之资金乃用来使本来失业的人获得工 作，以及建筑房屋、桥梁、道路、学校，从实质上来看，已经使我们更富了”(注：劳 伦斯·R·克莱因：《凯恩斯的革命》，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76页。)。
从60年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经济学家在经过大量研究后都认定国债发 行收入已越来越多地用于了转移性支出，或者以政府公共消费的形式直接耗费了。而那 些有资格获得政府转移支出的人们通常是低收入阶层，他们的边际消费倾向往往很高， 所得转移收入除极少部分被用于储蓄(再被转化为投资)外，绝大部分被用于了消费。布 坎南论证了这一点，他说：“在现代政治形势下，通过公共贷款而得到的保障资金主要 被用于弥补预算的短缺，而预算开支中的绝大部分却直接或间接地用于了消费”(注： 布坎南·瓦格纳：《赤字中的民主》，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第69页。)。他还 指出，“美国政府在预算赤字有增无减、永无休止的情况下发行公债，是为了满足公共 或政府的消费，而不是用于公共或政府的投资。……即使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政府也 只有较小的一部分支出能反映‘公共资本投资’；这一部分支出，其中也只有极少数设 施或工程能直接带来源源不断的收入。所以把全部政府支出都当作日常公共消费来进行 分析，似乎并非没有根据，而且远远不会因此作出令人误解的结论。”(注：布坎南： 《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99—203页。)60年代以来 转移支出在西方各国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也说明了政府投资被日益增长的消费所 取代。
从上述历史回顾中，我们不难看出西方国家国债资金支出方向转变的原因，经过几十 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各国财政经历了由发展职能向公平职能的转变，国债资金也随之由 建设性支出逐渐转向了消费性支出。西方国家国债政策的实践昭示了事物发展的一般规 律，即：国债资金的支出方向是与财政职能或者说财政支出结构密切相关的。这对包括 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很重要的借鉴意义。
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起飞阶段，市场体制不完善和产业结构失调，会造成经济发展 过程中通胀率较高，而技术水平不高、市场竞争力不强又使得投资收益率较低，在收益 率低于通胀率的情况下通常会导致有效储蓄和投资不足，这样就会产生“金融抑制”现 象(罗纳德·I·麦金农，1988)。为了消除金融抑制，发展中国家一方面应由财政来弥 补私人投资的不足，另一方面为防止冲击民间投资和需求，又不能靠增税来提高财政收 入。因此，通过利用国债调动一部分社会闲置资源，增加投资，以此促进经济增长就在 所难免。
东南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据有关资料显示，1978年到198 6年，韩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四国的赤字依存度平均达到16.7%，高于同期美、英 、法等发达国家平均水平9.62个百分点；而1978年到1986年四国财政资本性支出比率的 平均水平为39.3%，高出发达国家近30个百分点(注：根据《财政理论与政策——当前若 干重大问题探讨》(郭庆旺、赵志耘，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和第288页中 列表数据测算而得。)。几乎在同一时期，东南亚四国资本性支出和赤字水平都处于历 史高位，且大大高于同期发达国家的水平，这决不是偶然的，因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 这四个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
发展中国家通常需要利用国债进行建设投资，这一点在我国可能更为迫切。从收入来 看，我们不否认改革以来的分配制度、企业制度、税收体制等方面的政策失误和漏洞影 响了财政收入，但经济体制的转轨导致财政收入累退化的确也是经济市场化的必然。从 支出来看，我国也象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具有许多影响投资效率的特征，具体表现在： 1)农业生产效率极低；2)现代化工业正处于形成时期；3)有效资本不足；4)畸型的产业 结构使投资效率不高；等等(郭庆旺，1999)。因而，应当利用国债筹集建设性资金，加 速结构调整和工业化进程，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客观要求在我国与其他发展中国 家并无二致。
有人说，改革以来我国储蓄率长期居高不下，投资水平在多数年份也在高速增长，这 些都表明我国并不存在“金融抑制”现象。但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可得出，20世纪80年 代的高投资是在全社会资金格局大幅度向居民偏斜、银行资金迅速膨胀、银行信用约束 弱化、企业投资风险意识不强以及投资饥渴等一系列非正常因素作用下的结果，这种作 用机制为我国在转轨时期所特有。在市场体制逐步建立的情况下，随着收入分配体制的 日趋完善和微观主体风险意识逐渐加强，金融抑制的效应会有所显现，近年来民间投资 持续低迷的现象即是明证。
二、乘数模型的建立：国债支出方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财政从各种渠道获得的收入都是统一对外支用的，因而国债资金的支出对经济的影响 与其他财政支出并无不同。“正如很难说清财政赤字是哪一项或哪几项财政支出的反映一样，特定的财政收入形式如国债，所面对的只能是包括财政赤字支出在内的整体的财政支出。”(注：高培勇，《国债运行机制研究》，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页。)这样，我们就可以遵循着财政支出的思维来分析一下国债资金支出方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从结构调整来看，财政通过加大建设性支出来弥补“市场缺陷”，肯定能够促进产业 结构的优化。但另一方面，增加投资和消费都可以通过拉动总需求来促进经济增长，怎 么能认为建设性支出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呢?显然，只有进一步研究国债资金的两种支出 方式各自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才能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才能为我 们的政策建议提供有力的支持。
我们知道，根据IS——IM曲线，作为财政支出一部分的国债支出增加，肯定会使IS曲 线右移，从而就能促进经济增长。但是，这时IS曲线的移动包括了任何财政政策的扩张 所产生的经济效果，我们无法从中比较出我们想要的结论，即：国债资金用于建设性支 出和消费性支出，到底哪一种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更大。
(一)模型的建立
为此，我们以财政支出的乘数理论为基础建立一个模型。这个模型的基本思路是：先 设国债支出的总量为G，然后用同量的G分别用于建设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通过比较二 者乘数效应的大小，就可得出建设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到底哪个更能促进经济增长。
国债资金两种支出方向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可以分别表示如下：
当国债资金G全部用于建设性支出时，拉动的经济增长额为：
附图
注释：
⑦公式推导见：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下册宏观部分，第490页)，中国经济出版社 。
(2—1)
其中：Y[,1]——国债的建设性支出对经济的拉动量
b[,1]——全社会平均边际消费倾向
2.当国债资金G全部用于消费性支出时，由于消费性支出中各种支出产生的乘数效应不 同，因而情况会稍微复杂一些。财政的消费性支出可分为以下两种：
1)购买性支出。又叫政府采购，指政府为实现其行政、国防、公共事业等职能所进行 的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支出，包括行政管理费支出、科教文卫支出、国防支出等。国债的 政府采购支出乘数与建设性支出乘数相同(注：公式推导见：高鸿业。《西方经济学》( 下册宏观部分，第496页)，中国经济出版社。)，其对经济的拉动力为：
附图
(2—2)
其中：Y[,2]——购买性支出对经济的拉动量
n[,1]——购买性支出在全部国债支出(G)中所占的比重
2)转移性支出。指政府为实现国家信用、社会稳定、调节经济周期而进行的资金的单 方面、无偿的支出。转移性支出还须分为以下两种：
①包括国债还本付息、价格补贴支出等(以下简称为还本付息等支出)，这部分支出对 经济的拉动力应当表示为：
附图
注释：
⑨公式推导见：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下册宏观部分，第498页)，中国经济出版社 。
⑩公式推导过程如下：
当政府将福利资金发放给低收放阶层后，低收入阶层会以b[,2]的边际消费倾向将资金 用于消费，因而首期对经济的拉动作用为：Y[,4.1] = Gb[,2]。随后，当资金流向社会 之后，从第二期开始边际消费倾向又回到了一般水平b[,1]，对经济的拉动分析为Y[,4] * = Y[,4.2] + Y[,4.3] + Y[4.4]…) = Gb[,1]b[,2](1 + b[,1][2] + b[,1][3] + … ) = Gb[,1]b[,2]/(1 - b[,1])。所以，Y[,4] + Y[,4.1] + Y[,4]* + Gb[,2]/(1 - b[ ,1])
其中：Y[,4]——福利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量
b[,2]——全社会低收入阶层的边际消费倾向
n[,3]——社会福利性支出等转移支出在全部国债支出中的比例
应当注意，Y[,3]和Y[,4]的不同之处在于Y[,4]中含有一个与普通边际消费倾向(b[,1] )不同的低收入层的边际消费倾向b[,2]，这是因为还本付息等支出面对的是全社会一般 投资者，b[,1]是全社会一般性边际消费倾向水平；而福利性支出是针对具有较高边际 消费倾向的社会低收入阶层发放的，所以在资金首期支出时的b[,2]会不同于b[,1]。
这样，国债资金G用于消费性支出对经济的总推动作用为(Y[,2] + Y[,3] + Y[,4])， 根据(2—1)至(2—4)，我们将国债资金G分别用于两种支出方向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进行比较如下：
附图
(二)两点说明：
1.几点假设前提
凯恩斯的乘数理论隐含的几点假设，在我们的模型中也同样存在。
首先，资源机会均等。凯恩斯乘数原理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是社会中要有足够的闲置 资源，但由于我们建立模型的目的是求相对差值，因而是否具有足够多的闲置资源并不 重要，关键是各种支出方式的资源机会均等，即不会因资源不同造成(2—1)至(2—4)各 式中的消费——投资的循环次数(m)以及一般边际消费倾向(b[,1])不同。
其次，交易成本相同。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也是影响投资乘数的重要因素，以(2—1) 式的推导过程为例，
附图
我们实际上是在0＜b1＜1,m→∞的前提下推导出了(2—1)式。这里的m为“派生”消费——投资循环次数，在现实生活中它当然不是无穷大，更不是即刻完成的，它的大小取决于产品服务和周转速度，而产品服务和周转速度又取决于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宏观课题组，2000)。因此，为了保证不因交易成本不同影响我们的结论，我们假定Y[,1]、Y[,2]、Y[,3]和Y[,4]中的m和b[,1]都相同。
最后，就我们的模型而言，b[,2]＞＞b[,1]，且b[,2]→1。乘数模型的一个重要特点 是引入了b[,2]，我们假设低收入阶层新增消费支出占新增收入的比例要远大于全社会 一般水平，而且在得到福利性资金后，几乎全部将其支用出去。b[,2]的引入具有重要 的政策意义。
2.关于加速数理论
西方经济学的经济周期理论和财政支出增长理论是乘数——加速数模型，但我们在讨 论国债支出对经济的影响作用时只考虑了支出的乘数作用，原因如下：
乘数——加速数经济增长模型中，政府支出对经济产生的最终推动作用可表示为：
附图
可以看出，真正由国债支出引起的收入增长所产生的加速作用是由前一期和前二期的 经济增长之差决定的，也就是说，国债支出对经济产生的加速作用只有在长期才能显示 出来。就我国而言，由于国债支出占GDP比例较低(98年最高也仅达到4.17%)，其拉动经 济增长的差额(Y[,t-1] - Y[,t-2])应该非常小。因而，为了简化模型，我们未考虑国 债支出的长期影响，只对国债支出的乘数效应进行分析，这应该不会影响到模型的最终 结论。
(三)所得出的结论
我们通过分析得出：Y[,1] - (Y[,2] + Y[,3] + Y[,4])＞0，这意味着国债资金(或财 政资金)用于建设性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要比用于消费性支出大。而且我们可以得出 ，之所以国债建设性支出对经济的拉动力大，原因在于国债资金首期使用时可以全部形 成购买力，从而对经济产生等额的推动力；而当国债资金用于消费性支出时，由于受到 边际消费倾向小于1的影响，有一部分支出(如转移支出Y[,3]和Y[,4])首期并不能对经 济形成等额的推动力。
除此之外，乘数模型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它所揭示的政策含义(见本文第五部分)。
三、对改革以来我国国债资金支出方向的定量分析
尽管我们从理论上论证了国债资金应用于建设性支出，但实际执行起来却出现了一些 问题。从形式上看，复式预算将财政的经常预算和资本预算区分开来，但由于财政资金 无论从哪种渠道获得，都是捆绑在一起支用的，财政收入、支出的各个科目并不是一一 对应的，这样，我们就无法从帐面上判断财政资金中国债资金的真正去向(除非将国债 资金专门定位于“建设性国债”)。有人认为，根据复式预算原理，政府的经常预算是 不允许出现赤字的，而资本预算允许出现赤字，这样，只要财政经常性收入(主要是税 收)大于经常性支出，那么发行国债当然就是为了弥补建设性支出的不足了。这种方法 是从复式预算的原理上去分析的，有一定道理，但从动态的角度来看又难以令人完全信 服。
举例说明，如一国三年财政收入支出的总量与结构变化如表1：
附图
注释：
(11)公式推导见：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下册宏观部分，第502—506页)，中国经 济出版社。
从表中可以看出，尽管这三个财政年度的消费性支出一直没有超过经常性收入，但由 于经常性收入和建设性支出始终没有发生变化，显然财政收入的增加并没有用于建设性 支出。事实上，由于国债收入和消费性支出是等额增加的，我们可以认定国债收入是用 来弥补由消费性支出所产生的财政赤字的。
这样，财政资金的捆绑使用掩盖了国债资金真正的去向，而“先吃饭，后建设”的资 金安排方式又极易造成所有财政赤字都是“建设”赤字的假象，致使国债资金使用方向 理论和实践之间的“错位”成为可能，同时也为理论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
为了寻找我国国债资金支出方向，我们以消费函数为理论基础建立一个模型如下：
我们知道，消费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C = α + βY
其中：C代表消费额，Y代表收入，α，β为常数。
根据这个方程式，我们可以认定，财政的消费性支出肯定也主要是由财政可供支配的 全部资金总量决定的，财政可供支配的资金总量主要包括财政预算内收入和国债收入( 注：尽管我国存在着大量的诸如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等其他政府收入，但由于财政 对这部分资金的支配性不强，且数量难以确定，支出方向也五花八门，因而这里没有考 虑这部分政府收入。)。如前所述，由于财政的经常性收入和国债的发行收入是捆绑在 一起支用的，这样为了考查财政资金中国债资金对财政的消费性支出的影响，以消费函 数为基础，我们将财政性资金一分为二，将财政的预算内收入和国债收入单列，可得下 式：
C = α + β[,1]Y[,1] + β[,2]Y[,2]
(3—1)
其中：C代表财政的消费性支出，Y[,1]代表财政的经常性收入，Y[,2]代表国债收入， α、β[,1]、β[,2]分别为常数项。以这个方程为基础列出计量经济学的模型如下 ：
C[,i] = α + β[,1]Y[,1i] + β[,2]Y[,2i] + ε[,i]
(3—2)
其中：i代表年份，ε代表随机扰动项，其他字母含义同上。
这个模型的关键在于β[,2]，它的经济学含义是，国债收入Y[,2i]每变动1个百分点时 财政的消
附图
就上述两个模型的模拟结果来看，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国债收入对财政消费性支出影响较大。模型(3—6)模拟的结果十分理想，各项检验 指标都非常优良，说明国债收入的增长对财政消费性支出的增长具有显著的影响。
2)国债收入对建设性支出影响较小。模型(3—7)则不尽如人意。从各检验值来看，发 现除β[,2]的t检验值偏小之外，其他指标都还基本令人满意。t检验值没有通过检验正说明了国债收入(β[,2])对财政的建设性支出的影响非常小，这表明，在解释改革以来我国财政建设性支出变化的变量当中，国债收入是可以忽略的。
3)国债资金对消费性支出的影响要远大于对建设性支出的影响。比较(3—6)式和(3—7 )式的β[,2]值，可以发现，当国债规模增加1个百分点时，财政的消费性支出增加1.228个百分点，而财政的建设性支出仅增加0.24个百分点。
定量分析表明：改革以来我国国债发行并没有象大多数人所认为的那样用于建设性支 出，而是主要用于了消费性支出。
四、财政赤字的成因是国债资金支出方向的关键
上述结论多少有些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这是因为人们通常将国债发行的初衷归结为 国债可以把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积累基金(邓子基，1987)，而我们的结论同我国理论 界长期以来关于举借国债所能发挥的作用的观点是背道而驰的(高培勇，1995)。
我国国债发行收入到底有多少用于了生产性支出，有多少用于了非生产性支出，这方 面至今还没有哪怕是最简单的统计资料。1998年我国预算内财政收入(不包括国债收入) 为9875.95亿元，而财政的消费性支出(注：这里消费性支出包括：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 、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费、国防费、行政管理费、补贴支出。)为5299.23亿元，这样有 人就根据我们上文提到的复式预算的简单推理，通过比较预算内财政收入大于消费性支 出，认定国债是用于建设性支出了。但我们认为，既然发行国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 财政赤字(注：当然西方国家还有专为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而发行国债的，但至 少目前我国发行国债还没有考虑到这个目的。)，那么，国债最终作用的方向只能顺乎 逻辑地从引起财政赤字的原因中去寻找了。
在改革以前，我国长期坚持“收支平衡，略有节余”的理财原则，因而，在大多数年 份里财政收支处于动态平衡状态，且有少量的节余。改革以前，国家预算内投资占基本 建设投资的比重都在70%以上，个别年份甚至高达90%，如此高的比例下，财政收支却几 乎都能达到平衡。而在改革以后，随着政府职能的转换，当把更多的投资交由私人部门 去完成时，财政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迅速地下降了(如下图)。到1998年，财政预算 内基建投资占全社会基建投资之比已下降到8.57%，预算内更新改造投资占全社会更新 改造投资之比已下降到1.35%。从绝对额来看，除个别年份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 大部分年份里，财政预算内基建投资的绝对额都在300～400亿元上下浮动，而财政预算 内更新改造投资的绝对额在20～35亿元上下浮动。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中提供的数据绘制。
财政的建设性支出的下降不仅没有导致财政盈余的增加，反而改革以来财政赤字和国 债发行额度却呈急剧上升的趋势。改革初期，我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债务负担，而到1999 年国债规模已骤然上升到3715.03亿元，比1979年翻了105.21倍。国债规模绝对额的膨 胀同时也带动着相对值迅速增加，1998年我国中央财政债务依存度(国债发行额/当年财 政支出)达到89.47%，远远高于20～30%的国际通用警戒线。如此看来，日益扩大的财政 赤字如果以财政的建设性支出增加来解释，并不能使人完全信服。
改革以来，我国财政赤字增长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的一大特点，就是从分配领域着手，改革每向前迈进一步，都要以财政上的“减税 让利”为代价(注：王传纶、高培勇：《关于中国国债的几个问题》，《财政研究》198 5年第12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步步深入，有关减税让利措施一个接一个出台，国 民收入分配越来越向个人和企业倾斜，财政的经常性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下降。 但是，财政经常性收入的累退并不意味着财政的负担有所减轻，尽管财政已很少再为企 业提供生产资金，但财政却又承担起了新的历史重任——为各项改革措施的出台架桥铺 路。具体而言，改革以来的放权让利不仅体现在较大幅度地提高微观经济主体利益初次 分配的比例上，而且体现在几乎每一项改革措施的推行中，每推出一项新的改革措施， 几乎都伴有对在该项改革中受损失或似乎受损失的微观经济主体的财政补贴，价格补贴 、企业亏损补贴、财政贴息、税前还贷等等各种形式五花八门，不一而足。由此看来， 经常收入的减少需要以国债资金来补充，我们实际上走的是一条以国债的连年发行来支 撑或换取财政上的减税让利的“置换”道路。正因为如此，一方面财政收入占GDP的比 重逐年下降，另一方面，以财政补贴为龙头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两方面力量共同作用 ，深化了我国改革后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的财政赤字(彭兴韵，1997)。
找到了财政赤字的原因，我们就可以判断中国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的国债的使用去 向了。国债发行收入除了一部分用于偿还旧债外，更大部分是被用于了财政补贴等非生 产性支出。
五、政策建议
我们从前述分析中不难得出，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以前，我国财政的经济建设支出严重 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滞缓了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无疑，国债资金的支 出方向在其中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注：应当注意，我们在这里仅就经济增长和 产业结构调整而言。不可否认，国债资金对保证社会稳定，减小体制磨擦等其他方面也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根据我们前面建立的乘数模型，现对国债资金的支出政策提出 以下几点建议：
1.通过有效投资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波动 的背后，实质上隐藏着深刻的制度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1)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使得市场风险日益表面化，人们普遍加强了对未来风险的预期；2)体制改革提高了社会 失业水平，再加上企业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效益下降，都降低了居民的收入水平； 3)以计划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明显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使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 的矛盾日趋尖锐化；4)在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的情况下，风险的加大也导致企业和银行在 扩大市场消费的范围、品种、区域等各方面踯躅不前，谨慎有余，创新不足；5)1978年 开始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效应已经消失殆尽，农村制度创新的不足使农民收入 增长缓慢；等等。
根据(2—1)式，国债资金建设支出对经济的拉动效应关键取决于居民边际消费倾向的 大小，而上述因素都在相当程度上导致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下降，从而最终弱化了国债支 出的投资乘数效应(如表2)。
从表2中城市和农村的对比来看，农村的边际消费倾向下降幅度更为惊人，以至于边际 消费倾向开始向负数变化，投资乘数已不再具有扩张效应。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提要》(1999年)
综上所述，扩大国债资金建设性支出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应当从扩大居民的边际消费倾 向入手，为此应提高国债投资的有效性，即：1)加大我国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 ，开发农村市场，提高农民的消费倾向；2)加强对新兴产业的投资和培养新的消费热点 ，如通过技术产业投资，努力提高汽车、网络、手机等的有效供给，促使供给结构与需 求结构相适应；3)加大社会保障支出，降低居民的市场风险预期。
2.提高居民的社会福利性支出。尽管乘数模型论证了国债资金的建设性支出对经济的 拉动力更大，但在我国特定的历史时期下，建立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居民 的福利性支出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
1)安全效应。目前我国经济中的风险预期致使消费萎缩，但相比之下，以美国为代表 的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消费却持续旺盛，不仅居民以防范风险为目的的银行存款水平低 ，而且以消费信贷为代表的超前消费观念普遍深入人心。究其原因，我国社会保障制度 的落后不能不是一个重要因素。事实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可以产生安全效应，从而 在整体上提高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而边际消费倾向的提高又扩大了投资支出的乘数效 应，即在乘数模型中，n[,3]↑→b[,1]↑→Y[,1]↑。我国启动需求最关键的是要完善 的社会保障体系，通过提供制度化的公共福利保障，稳定居民的预期，从而产生相对平 稳的消费(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宏观处，2000)。
2)刺激效应。如前所述，根据(2—5)式，在有一部分资金用于消费性支出的情况下， 为了尽可能地扩大消费对经济的推动力，我们应该尽可能使Y[,1] - (Y[,2] + Y[,3] + Y[,4])式的值最小。由于b[,2]＞＞b[,1]，因而(1 - b[,2])＜(1 - b[,1])，因而在 全部消费性支出中增大n[,3]，可以使国债资金的消费性支出对经济的拉动效应提高。 我们再将(2—5)式变形，
附图
可以看出，b[,2]与b[,1]之间的差距越大，(1 - b[,2])/(1 - b[,1])越小，同样的n[ ,3]可以促使(Y[,2] + Y[,3] + Y[,4])与Y[,1]的差距越小，即消费性支出对经济的促 进作用也越大。根据表2，到1998年，全国边际消费倾向b[,1]已下降到0.35，而贫困阶 层收入水平的降低又使得其边际消费倾向b[,2]更接近于1，因而这时，加大福利性支出 的比例对经济的刺激作用更大。
3)公平效应。利用国债资金加大福利性支出能够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这也 是发达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将越来越多的国债资金用于弥补消费性赤字的主要原 因。美国的财政支出中，“权力项目”(Entitlement Programs)(注：即为了保证其支 出的稳定性，由美国制定法律明文规定必须支出的项目。)的主体即是医疗保险和社会 保险等福利性支出。从60年代到80年代，美国的权力支出项目占财政支出的比例由不到 1/3上升到1/2以上，成为其财政赤字的重要原因(平新乔，1997)。
3.杜绝补贴支出。在(2—5)式中，减少国债还本付息支出和补贴支出等转移性支出的 占比n[,2]，也可以提高国债资金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因为n[,2]中的国债本息支出是为 了满足国家信用所必须，具有一定的刚性。而财政资金补贴会对市场行为产生扭曲作用 ，属于财政支出中逐渐削减的对象，因而应完全杜绝利用国债资金用于财政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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