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言语道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言语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言语道德提出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
（一）言语道德提出的理论依据
1.言语道德的提出是由言语行为，尤其是修辞交际行为的性质及其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密切关系所决定的。一方面，言语行为不能也不可能超然于社会文化背景之外，它必须而且必然要接受社会道德的价值评价，必须与社会道德相一致。这样，言语行为才可能为社会所接受，效果才会好，才能达到交际目的。另一方面，修辞交际的实际也说明，言语主体对话语信息的选择、取舍，对语词的调整安排，对语气、姿态等辅助言语手段的定位，以及对语境的认知与判断，乃至于对自身和交际对象的话语角色、话语角色关系的认定与调整，都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渗透了社会文化，尤其是社会道德的价值判断，以促使其言语行为与交际对象的道德观念、道德素养以及社会道德规范等价值体系相切合，以提高其言语行为的可接受性，提高话语的修辞效果。
2.言语道德的提出是由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言语行为或修辞交际行为是一种社会化行为，它在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要求对公众的言语行为进行管理，要求公众的言语行为秩序化、规范化、文明化。这既需要通过法律法规的形式进行规范、管理，又需要进行社会道德教化，更需要社会公众的言语道德自律，以使其言语行为符合社会道德规范，适应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因此，探讨言语道德的性质、特点和构成以及其社会功能发生的机理，揭示言语行为的道德规律，促进和建立公众言语行为的道德秩序，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要求。
3.言语道德的提出也是有科学历史依据的。从人类言语研究尤其是修辞研究的历史看，言语行为（或修辞行为）研究不仅涉及语言运用的美丑问题，而且还涉及语言运用的善恶问题，也就是道德问题。在我国先秦时期的修辞论中，就已有许多关于言语的道德伦理功能、言语与道德的关系等方面的论述，如“出言陈辞，身之得失，国之安危也”〔1 〕“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2〕“是故君子服其服， 则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3〕“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4〕“辩说譬谕，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5〕等等，而且提出了“言礼”、“言仁”、“言忠”、“言信”等言语道德准则。西方修辞学兴起之初，也是十分注重修辞的社会道德伦理属性和功能的，如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曾说过：“修辞术就像是辩证法和伦理学的分支”，“修辞术是分析科学和伦理方面的政治学的结合”〔6〕。20 世纪英美当代新修辞学派也对修辞作过“指导人们在一切存在价值判断领域内的活动”的论断，并主张修辞学旨在探索“为所有听读者所接受的普遍原则、一般道德原则”。此外，我国近年来修辞研究中对修辞与社会心理等文化价值系统关系的探讨，也涉及到了修辞与道德的关系问题。这些都为言语道德研究提供了科学历史依据。
（二）言语道德提出的现实基础
1.言语道德的提出是我国目前公众言语行为道德管理的需要。近年来，我国大众语言文字生活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商业及服务业场所牌名封建化。“帝国饭店”、“望湖帝国”、“王朝酒家”、“皇家花园”等招牌比较普遍。那些早已被人们所唾弃的标志封建事物的名词，阴魂不散，重又悄悄爬上了商店、酒楼等商业场所的门楣。有的商家生产的臭豆腐，包装上竟赫然写着“原为刘文彩享用”。上海一家公司的儿童食品竟然叫“泡妞”。商品名称洋化，大众媒介中汉语与外语无节制地混杂，文学作品中叙述语言及人物对话的“痞化”、“黄化”、“粗鄙化”等现象也十分严重。有的作家竟把其作品命名为《丰乳肥臀》、《挡不住的诱惑》、《禁止拥抱》等等，带有明显的不健康成分。此外，日常公众言语交际中出言不逊、出口伤人的现象也是司空见惯。其它违背社会道德的言语行为也时有发生。这些不良言语现象严重地影响了社会合作，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的精神风貌。这些不良言语现象的治理和规范，需要社会多方面的努力，需要语言研究者从理论上给予科学的阐释。
2.言语道德的提出是提高国民言语素养的需要。目前我国公众言语交际领域中出现的不良现象反映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某些人道德修养不高，因而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出现了言语失德现象。另一方面，它反映了我国国民的言语素养状况。它表明一些人不懂得言语道德规律，其言语道德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因此，研究社会生活中有悖于社会道德的言语现象，深入探讨言语行为的道德规律，对提高国民的言语素质，尤其是言语道德素质，是十分必要的。
鉴于上述原因，本文从社会语用实际出发，对言语道德的性质、特点、言语道德的基本问题、言语道德的构成和社会功能等问题做一初步探讨。
二、言语道德的性质和特点
（一）言语道德的性质
顾名思义，言语道德就是关于人类言语交际行为的道德。它包含两层含义：第一，言语道德是一种道德；第二，这种道德是言语交际行为的，或关于言语交际行为的。从历时的角度看，言语道德是人类长期言语交际实践的产物，是人类言语交际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共时的角度看，言语道德不是社会个体或群体与生俱来的，它是社会化的结果。言语道德在社会化过程中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
言语道德是一种人类言语交际行为中的社会现象。它存在于社会个体或群体之间的言语交际行为或语言运用行为过程中。语言结构体系作为人类交际的一个符号系统，无所谓道德，虽然有些语言单位中打上了人类道德的烙印。只有人类运用语言，实施言语交际行为时，言语才作为一种人类行为，具有道德属性。
言语道德是社会公众在言语交际行为领域中共同约定的，是关于言语道德观念、言语行为道德准则和规范，以及言语道德素养、言语道德行为和言语道德评价的特定价值系统。言语道德是社会公众言语行为管理或自律的一种重要形式，它的价值尺度是建立在善恶或是非标准基础之上，并依靠社会舆论、个人修养、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来维持的。言语道德的核心是言语道德准则和言语道德规范。
言语道德是社会道德在言语行为领域中社会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道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言语道德也是人类其它行为道德的重要协同部分，言语道德与其它社会道德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构成整个的社会道德体系。
（二）言语道德的特点
言语道德既有社会道德的一般属性，同时也具有其自身的特点。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言语行为性。言语行为性是言语道德区别于其它社会道德的主要特性。这表现在：（1）言语道德是关于人类言语交际行为的道德， 而不是人类其它生活领域或方面的道德。它形成和存在的具体社会环境是言语交际领域。（2）言语道德的内涵是关于言语行为的， 而不是人类其它行为的。（3）言语道德的言语行为性质还意味着， 言语道德的一系列问题所关涉的，不仅是话语的语言形式，还有话语的信息，是言语主体及其整个言语行为。此外，言语道德所涉及的也是整个言语交际或修辞交际过程，既包括话语建构过程，也包括话语理解过程。话语建构行为与话语理解行为，都将被纳入言语道德的考察范围。言语道德研究中，重视其言语行为性质，对区分和把握言语道德与其它社会道德的区别与联系，以及探讨言语道德的其它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2.社会性。言语道德的社会性包括：（1 ）言语道德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基础上的。离开了社会，无所谓言语道德。（2 ）言语道德是一个长期的社会积累和承继过程，它不会起于也不可能消泯于一时一地。（3）言语道德是社会公众的一种集体约定， 而不是哪个人或哪个行政单位的规定。（4）言语道德的功能范围具有全民性。 它不只对某个个体或某一群体具有约束力，而且还统辖整个社会的言语交际行为，维护整个社会的言语交际秩序。（5）言语道德具有阶级性。 道德是与特定的阶级和阶层密切相关的。阶级和阶层不同，其道德观念和标准也不一样。因此，研究言语道德准则和规范、言语道德素养、言语道德行为以及言语道德评价等问题，都需考虑阶级和阶层差异。
3.民族性。任何言语道德都打上了民族的烙印。因为，一方面，语言和言语行为多带有民族特性，不仅各种民族语言的结构体系和语言单位的功能存在差异，而且辅助言语手段也不尽相同；另一方面，言语行为主体及其所处的社会文化背景具有民族特点。民族不同，道德观念也不一样。因此，言语道德观念、言语道德准则和规范，以及言语行为的道德评价标准等，都受制于特定的民族道德价值体系。
汉民族的言语道德熔铸了中华民族数千年的道德积淀，它具有汉民族特定的文化内涵。一方面，汉语的语言单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民族的道德伦理观念，在言语交际中具有特定的道德伦理价值。另一方面，汉民族特定的社会道德观念、伦理关系，为汉民族的言语道德结构奠定了基本框架。长幼之间、官民之间、男女之间等特定的社会角色关系体系，造就了与之相应的言语行为规范体系。汉民族关于个人利益、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和民族利益之间关系的道德价值观念，构成了汉民族言语行为道德价值判断的基础。所有这些，构成了汉民族言语道德与其他民族言语道德的差异。所以，研究汉民族的言语道德，必须充分顾及其民族性。
当然，言语道德也具有普遍性。各民族的言语行为道德也具有相同或相近的一面。例如，言语行为与特定的社会道德伦理制度相适应，言语行为真诚、言行一致等言语道德准则就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在研究各民族言语道德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人类言语行为的普遍道德准则，也是言语道德研究，乃至语言运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此外，言语道德还会超越民族范围，涉及种族问题。因此，研究言语道德，不仅要考虑民族性，同时也应注意言语行为道德的种族性，要考虑不同种族之间的道德规范、道德情感和道德要求。
4.时代性。言语行为都是与具体的、历史的社会道德价值系统联系在一起的。因此，言语道德也不可能超越具体的社会时空限制。它是以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为基础的。言语道德的具体内涵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现实决定的，是以特定的社会群体为依托的。此外，言语道德具有历史继承性。每个时代的言语道德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对前代言语道德的继承和发展。其具体内涵不仅是特定时代赋予的，同时也是历史赋予的。例如，现代汉民族的言语道德，就不仅具有社会主义道德秩序下的言语道德内涵，同时也继承了汉民族传统的言语道德成分。因此，研究现代汉民族的言语道德，有必要顾及其历史继承性，深入发掘汉民族传统言语道德中的优秀成分，古为今用。
5.层次性。言语道德是有层次性的。（1 ）言语道德的内部构成以及存在方式具有一定层次，如言语道德观念、言语道德准则和规范、言语道德行为、言语道德评价和言语道德素养等。（2 ）上述言语道德的各个部分内部也具有一定的层次性，如言语道德准则和规范内部，就具有一定的层次差异。（3）言语道德因其所辖制范围不同， 也呈现出一定的层次，如作为人类言语交际行为的普遍道德准则、特定国家或民族的言语道德准则，以及各具体言语领域内的言语道德准则等等。因此，分清言语道德的不同层次，不仅对言语道德研究有指导意义，而且对言语交际实践也具有指导意义。
6.自觉性。言语道德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是一种社会公约。它不带有任何法律意义上的强制性，但又具有比法制更为广泛、更为深入的社会约束力。言语道德是社会公众的言语行为自律，它以社会公众的自我约束和相互约束为基本运作方式。言语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贯彻、落实，言语道德素养的建构等，主要依托于社会言语交际中的反馈与约束机制——言语道德评价。言语道德评价维护并完善言语道德准则和规范，同时促进社会公众言语道德素养的提高。言语建构—→言语输出—→言语道德评价—→反馈—→言语行为修正—→言语道德准则和规范的维护—→言语道德素养的提高，构成了整个社会言语交际行为道德秩序的形成和完善的自然累积过程。
7.利他性和利群性。与道德的一般特性一样，言语道德也具有明显的利他性、利群性。社会个体的言语道德观念、言语道德素养、言语道德行为及其评价，其中一个重要的参照指标就是利他性和利群性。社会公众言语行为实施过程中所作的道德价值判断，不是看其言语行为对言语主体自身是否有利，而是看其是否履行了他对社会所担负的道德义务，是否有利于社会公众的利益，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近年来，我国大众言语交际领域所出现的不良现象，其道德评价原则就在于这些言语行为是否有损于他人以及社会的利益。例如，据报载武汉有对夫妇开了一家照相馆，因一人姓杜，一人姓鲁，他们就把照相馆命名为“杜鲁门摄影宫”。〔7〕照相馆名称本身是有其理据性，对这对夫妇， 没有什么不利之处，但它却与一位美国前总统的名字的汉语译音名称一样。鉴于历史的缘故，他们把这位美国前总统的名称悬挂于大众场合，是有损于汉民族的感情和利益的。有关部门限其改名，其中就蕴涵了言语道德利他性和利群性的判断。可见，探讨言语道德问题必须顾及利他性和利群性。
8.理想性。言语道德既是一种现实的言语行为规范和言语行为秩序，同时又是一种言语行为道德理想。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责任有义务自觉遵守言语道德准则和规范。但这并不等于说，每个社会成员的言语行为事实上已经完全达到了社会所要求、所期望的理想状态；也不等于说，社会言语交际中的所有言语行为都已经合乎言语道德规范；更不等于说，整个社会公众的言语行为道德修养已经达到了社会所期望的水平。事实上，言语道德都带有理想的成分，它源自现实，但又高于现实。社会公众的言语行为始终处在一个向完美的言语道德理想状态接近的过程中。随着社会的进步，社会公众的言语道德水准也将不断提高，在新的基础上提出并构建新的言语道德理想。
综上所述，言语道德有八个特点。充分把握言语道德的上述特点，对阐释言语道德的性质、综括汉民族的言语道德准则、规范，分析具体言语行为的道德价值等，具有重要意义。
三、言语道德的基本问题
道德作为人类现实生活中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一类社会现象，其特殊性在于通过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的善恶评价，来调节和处理人类行为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言语道德作为社会道德的一个特殊方面，它所要解决的特殊矛盾及其方式、方法，与社会道德具有一致性。
据报载，1996年青海省西宁市小桥大街开了一家酒楼，名为“满洲大酒楼”。酒楼上挂了一幅对联：“东不管西不管酒楼，兴也罢衰也罢喝吧”，横批“开业大吉”。这家酒楼别具一格，风味独特，受人青睐。但这家酒楼的名称和所挂对联，却引起了人们的议论和不满。当地报纸的读者纷纷撰稿发表看法，绝大多数人对此持反对意见，对店主的言语行为提出批评。有一位东北的读者投书《西宁晚报》，对酒楼的名字提出异议，并警示人们：“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一位中学老师指出，满洲是清代满族的自称。但自从有了满洲国后，有关满洲的称谓已超过了它原来的概念而有了新的内容。作为中国人，很难接受用这样一个名词来作为酒楼的名称。有的中学生则认为：“它坐落在省会城市，却挂上了一个满洲大酒楼的招牌，让人感到带有殖民色彩。”“那副对联，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兴也罢衰也罢喝吧’是什么格调呢？人们追求和向往健康文明的生活，总不能成天啥事不管，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吧。难道一个人只为了吃喝，连祖国的兴衰荣辱都不管了吗？连一点起码的民族意识和觉悟都不顾了吗？”〔8〕
本例中，店主的言语行为与社会公众之间构成一种言语交际关系，并形成了一种利益冲突。店主给他的酒楼命名、挂对联，他是在向社会推销他的服务，以此引起社会的注意，招徕顾客。但他的言语行为却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形成了冲突。作为本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扶植的一个傀儡政权，“满洲国”带有明显的侵略和殖民色彩。因此，“满洲大酒楼”不仅仅只是一个纯粹的酒楼名称，它所引发的是人们对日本侵华罪恶历史和伪满洲国耻辱的愤懑。店中对联所传达出的无视国家民族命运的信息，同汉民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德观是背道而驰的，它触犯了公众的爱国情感。
本例说明，言语道德的基本问题也是言语行为主体的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言语道德调节和处理言语交际主体之间利益关系的手段，也是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对言语行为的善恶评价。
在言语交际中，对待和处理言语交际行为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关系的不同态度，构成了不同的言语道德观念并造就了不同的言语行为从而也就形成了不同的言语道德评价标准。上例中，店主与社会公众对上述言语行为所关涉的利益关系的不同态度，反映了两者在言语道德观念上的差异。店主在话语建构过程中，融会了他对此话语的道德价值判断。上述店名与对联反映了店主在对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以及社会、国家和民族利益之间关系上的态度。“东不管西不管酒楼，兴也罢衰也罢喝吧”，表明了店主只关心酒店兴隆与否，而无视国家、民族兴亡的言语道德观念。而社会公众对这个酒楼名称和对联的批评、谴责，则表明了他们关心社会利益和国家、民族利益的言语道德观，也反映了他们言语行为道德评价的标准。
言语道德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与具体的时代相联系的。言语道德的基本问题，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例如，据报载，某地生产的一种酒，名为“地主家酒”，商品的出品说明上赫然写着“刘家祖传”、“庄园老窖”、“四川省成都市文彩食品开发公司”，并配有说明：“庄园牌地主家酒，历史悠久，原属西南大庄园主刘文彩及其上辈在清朝末年开办的‘公瓒醇酒商行’所酿……”。据报道，这批“地主家酒”上市不久，即被工商部门查封，被查扣的商场只售出一瓶，而且是执法人员为取证购买的。〔9〕
显然，这批“地主家酒”被社会拒绝，不是产品质量问题，而是商家的言语行为失当造成的。究其原因，其中固然有违背商业部门有关法规的一面，但根本还在于商家的言语行为与社会道德相抵触。刘文彩是被人民政府镇压的恶霸大地主。他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早已臭名昭著，是为人民所不齿的败类。商家利欲熏心，公然不顾社会公众的道德情感，以这个恶霸地主为幌子，招徕顾客，企图牟取暴利，其言语行为所张扬的是恶的东西，是社会公众所不能容忍的。显然，社会对商家言语行为道德评价的坐标是现代汉民族的道德价值体系。如果离开了这个价值系统，比如在旧中国，这种张扬地主阶级文化的言语行为，其社会道德价值评价的结果，与今天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探讨言语道德的基本问题，还应联系具体的社会时代文化背景。
此外，言语道德也是与具体的民族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的。如何对待和处理言语交际行为中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价言语行为的善恶，即言语道德的基本问题，还涉及到言语道德观念、言语道德评价等一系列言语道德问题的民族性。
例如，据报载，家住上海定西路的张小姐和未婚夫花费数千元，在上海一家摄影公司拍了一套婚纱照。但当他们喜滋滋地把婚纱像册拿给同事欣赏时，却被告知像册上面印有英文“我记不起当我获悉他的寡妇新娘时，我是否哭泣”、“他的田野充满鲜花和坟墓”这样的句子。激愤之下，他们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投诉，要求赔偿。〔10〕
摄影公司在像册上印外国诗句，想以此表达对顾客的祝福，动机和愿望都是好的。但他们却忽视了顾客的民族心理，尤其是言语道德心理。因为他们的交际对象——顾客，不是外国人，而是中国人。像册上的诗句是不符合汉民族的话语接受心理的。尽管上海这家公司解释说：“这本进口像册上的外文诗句摘自外国诗集，上述英文句子可以意译为十分美好的祝词。”但顾客却认为：“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这些句子本身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用这样的句子来装点新婚像册显然是不负责任的。”从言语道德角度分析，摄影公司在策划这一商业言语行为时，忽视了交际对象的民族角色特点，忽视了汉民族的审美心理和道德观念。也就是说，摄影公司在言语行为实施过程中，所给予其言语行为的审美的和道德的价值判断有失误。这家公司把“寡妇”、“哭泣”、“坟墓”等词语构建的话语，作为给一对喜结良缘的中国年轻人的祝福，这在他们看来是不吉利的，是难以接受的。该公司的言语行为是有悖于汉民族的言语道德规范的。该公司最后不得不为其言语失误，向消费者赔礼道歉，重新制作了像册。
上例说明，言语道德的基本问题是具有民族性的，对待言语道德的基本问题的态度，成就了言语道德的民族性。因此，研究汉民族言语道德的基本问题，也必须充分顾及汉民族的数千年的言语道德积淀及其特定的文化内涵，充分考虑汉民族关于个人利益与他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和民族利益之间关系的基本态度，这是分析、归纳、概括汉民族的言语道德体系的重要前提。
此外，言语道德的基本问题还具有种族性。如，由于人类肤色方面的差异，世界上还存在由此而引发的种族歧视问题。这不仅带有政治性，而且还是一个种族道德问题。在跨文化言语交际中，因涉及种族歧视而导致的言语冲突时有发生。例如，欧洲足联主席约翰松在接受瑞典记者采访时开过一次“玩笑”，他称黑人为“黑鬼”。这一玩笑被瑞典报纸披露以后，约翰松招致舆论的一片抨击，也遭到了非洲足联的抗议。他的话被认为带有种族主义色彩。〔11〕在世界舆论中，对黑人早就不能叫“黑鬼”了。据报载，现在叫“黑人”也不那么合适了，美国人为避种族歧视之嫌，对黑人称“美籍非洲人”。〔12〕显然，约翰松的话语是有损于黑人人格，有损于黑人的种族道德情感的。为此，约翰松就自己所开的有种族主义色彩的玩笑公开道歉。这说明，言语道德的基本问题研究，尤其是跨文化言语交际中的言语道德的基本问题研究，还应考虑种族差异。
上述分析说明，言语道德的基本问题是与言语道德的社会性、阶级性、时代性、民族性，乃至于种族性等特点密切相关的。研究言语道德的基本问题，尤其是汉民族的言语道德的基本问题，应密切联系汉民族的具体社会文化背景。
此外，言语道德的基本问题所涉及的不仅是言语形式，而且是言语行为的动机、信息和效果，是修辞交际主体的整个言语行为，是修辞交际主体及其言语行为在言语道德基本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善恶问题。因此，对言语道德基本问题以及其它问题的研究，应立足于整个言语交际行为及其过程。
四、言语道德的构成
言语道德是一个有机系统，它包括言语道德观念、言语道德准则和规范、言语道德素养、言语道德行为和言语道德评价等。
1.言语道德观念。言语道德观念是一个社会在长期的言语交际实践过程中，约定俗成的关于言语交际行为的善恶价值的社会心理和个性心理，如各种言语道德思想、观点和理论等。言语道德观念属于社会意识层次。
2.言语道德准则和规范。言语道德准则和规范，是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指导和评价公众言语行为善恶的一系列准则和规范。它是人们在言语道德观念影响和控制之下，在长期的言语交际实践过程中总结概括出来的一系列原则、标准，以及各种言语交际领域中的具体规范。言语道德准则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言语行为的道德总则，言语道德规范则是言语道德准则在各种具体的言语领域中的具体条款，如不同职业领域或各种社会角色的言语规范等等。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具体化。言语道德准则以公众约定俗成的形式存在于社会意识中，统辖各种言语行为领域，制约着所有社会个体的言语交际行为。言语道德规范则属于某些社会成员在确定的言语领域中所要遵循的具体标准和原则。
3.言语道德素养。言语道德素养，是社会成员对社会言语道德的性质、特点、言语道德观念、言语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认知与把握，以及潜在的履行素质、修养和能力。言语道德素养构成了社会成员言语道德行为的基础。社会成员言语行为的质量和效率以及道德价值，与其言语道德素养具有直接关系。言语道德素养是社会成员整体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社会成员整体素质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
4.言语道德行为。言语道德行为是社会成员依据一定的言语道德观念，遵照一定的言语道德准则，在特定的语境中所实施的话语建构和话语理解行为。言语道德行为中融会了言语者对其言语行为的道德价值判断，并预设了一定的道德目标。言语道德行为是整个社会言语道德体系，在社会互动系统中的具体化。言语道德行为，不仅具有显示言语行为本身善恶的价值，而且具有标示社会成员整体素质的价值。
5.言语道德评价。言语道德评价，是言语行为主体对自己或他人的言语行为给予道德价值判断，并把这种判断反馈给自己或对方，或诉诸社会舆论，通过自我修正或公众舆论的监督和干预，使其言语行为符合一定的社会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言语行为自律，它是公众进行言语行为自我控制、自我管理的一种重要形式。
言语道德的上述部分是一个有机整体，它们之间具有密切联系。言语道德观念属于社会意识层次，它源于社会言语交际实践，并对社会公众的言语交际行为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言语道德准则和规范是社会道德观念的具体化。言语道德素养是言语道德观念、言语道德准则和规范在社会个体心理中的内化，它是一个社会言语道德的具体存在形式和实施介体。言语道德行为和言语道德评价都属于社会行为层次。前者是言语道德观念、准则和规范，在言语交际中的具体实施，后者是对前者的监督和管理，是言语道德准则和规范得以履行的监督机制。
言语道德的上述五个方面不仅在宏观上是统一的，而且在微观上也是一致的。言语交际主体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或学习社会的言语道德观念和言语道德准则、规范，建构个体言语道德素养，并据此实施言语行为，同时对其言语行为给予言语道德价值判断和相应的调整，接受社会公众的言语道德评价、监督，不断提高其言语行为的质量，完善其言语道德素养。言语道德的五个方面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共同构成和维护整个社会的言语交际秩序。
五、言语道德的社会功能
言语道德的社会功能包括两个基本方面：
（一）维护和促进社会公众言语交际行为的秩序化、规范化和文明化，提高公众言语交际的质量和效率。
言语道德，尤其是言语道德准则和规范是一条重要的言语交际规律。它在整个社会言语交际中，起着维护和促进社会公众言语交际行为秩序和规范的重要作用，是提高公众言语行为质量和言语交际效率的重要保障。在言语交际实践中，社会成员按照特定的言语道德准则和规范建构话语、理解话语，履行其所应有的言语道德责任和义务，其言语行为就会为社会所接受，所肯定；反之，就可能造成言语交际障碍，引发社会冲突，被社会所否定。
例如：一位香港同胞来京办事，在某商场遇到了这样的场面：“哦，先生您已经开始歇顶了，这太影响美观了。您看，这是最新生产的生发灵。买一瓶吧！包您会长出乌黑的头发。”在另一个大商场又有两个售货员喊住他：“先生，您已经有眼袋了，这使您显得老气横秋。您瞧，我这儿有最新生产的化妆品，包您旧貌变新颜。”〔13〕
本例中，售货员的话语使顾客被当众揭短，使其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舆论认为它“应被视作商家的一种不文明行为，它不仅说明了商家促销手段的拙劣，也是售货员不懂经商艺术的表现”。售货员的话语造成了社会冲突，影响了人际合作。其原因就在于，售货员不懂得言语行为必须合乎社会道德规范这一言语交际规律。其话语中的推销行为，是以损害顾客的人格为前提的，因此，它不可能被顾客认同，因而被诉诸社会舆论，受到批评。本例说明，正是交际双方以及社会公众之间的言语道德互动，维护和促进了整个社会言语交际的秩序化、规范化和文明化。
言语道德对公众言语交际行为的社会管理职能，是由言语道德自身的性质和特点，以及公众言语交际行为社会管理的复杂性、层次性所决定的。公众言语交际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社会管理途径大致有两个：一是国家政府等有关部门的语言文字政策、法规的约束；二是社会公众的言语道德自律。后者在公众言语交际行为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更重要。因为：第一，国家政府部门的有关语言文字政策、法规的贯彻执行，最终还要落实到社会公众自身的言语行为上，需要公众的密切配合。公众言语道德素养的高低，无疑会直接关系到国家有关语言文字政策、法规贯彻和落实的广度和深度。第二，更多的社会公众言语行为领域，是属于言语道德自律范围或更适于言语道德管理的。言语交际中的许多不良言语现象，难以用国家有关的语言文字政策、法规加以限制和管理，而只能通过言语道德自律加以改善。
（二）保持和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
语言素质，是国民整体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衡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素质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古人就曾说过：“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14〕也就是说，言语行为的质量能反映一个人的整体素质。言语道德作为国民语言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直接关系到言语行为的质量，关系到国民的整体素质。因此，提高国民言语道德素养，实际上不仅是提高国民的言语质量，而且是提高其整体素质。国民言语道德素养的提高，实际上就意味着，国民对特定言语道德的性质、特点，对言语道德观念、言语道德准则和规范的认知与把握的水平，以及其潜在的履行言语道德准则和规范的素质、修养和能力的提高，意味着其话语建构与话语理解行为与社会言语道德准则的吻合度，以及与社会道德的适切性的提高。所以说，言语道德具有保持和提高国民整体素质的功能。
此外，言语行为是人类一切其它社会行为的基础。言语行为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社会合作，影响到社会生活的质量和效率，也关系到社会的物质生产。“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15〕如果一个社会出言不逊、污言秽语等现象充斥，言语不实、言行不一等现象司空见惯，假话、空话比比皆是，诬告、诽谤、诋毁，断章取义、随意曲解等十分普遍，毫无疑问，其社会冲突将十分频繁，人际关系将严重不和，势必会导致社会动乱，因而也难以谈到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反之，如果整个社会保持良好的言语交际秩序，人人遵守言语道德，言语文明，这无疑会大大减少社会冲突，促进社会合作，也会提高社会生活和生产的质量、效率，促进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
总之，言语道德在整个社会的言语交际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社会公众言语行为质量和效率的提高，公众言语行为的秩序化、规范化和文明化，良好的社会精神文明风貌的塑造，乃至于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建构和完善，都离不开言语道德。目前，我国大众语用领域中的许多不文明、不道德的言语现象，严重地影响着人际合作与交流，影响着两个文明建设。因此，深入探讨言语道德的性质、特点、构成，分析、综括现代汉民族的言语道德准则和规范，对社会上存在的不道德、不文明的言语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将对促进语言研究，尤其是言语规律研究，指导公众言语交际，推进两个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注释：
〔1〕刘向：《说苑·善说》。
〔2〕《论语·宪问》。
〔3〕《礼记·表记》。
〔4〕《论语·颜渊》。
〔5〕《荀子·非十二子篇》。
〔6〕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39、349页。
〔7〕周国强：《改名》，《中国青年报》1996年11月25日。
〔8〕唐钰：《满洲大酒楼店名起风波》，《中国青年报》1996 年12月19日。
〔9〕王庆、张瑾华：《杭州怪事：地方恶名做招牌》， 《文摘报》1997年2月2日。
〔10〕金姚、陆斌：《寡妇上相册， 气煞新嫁娘》， 《文摘报》1997年2月27日。
〔11〕《玩笑语招祸，约翰松道歉》，《中国青年报》1996年11月21日。
〔12 〕张文渊：《“歧视”美国人最怕犯的错误》， 《文摘报》1997年4月3日。
〔13〕参照苏成立：《不文明行为：揭短销售》，《文摘报》1997年3月6日。
〔14〕《论语·子张》。
〔15〕《周易·系辞》。CK
罗国杰等：《伦理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
〔美〕R.T.诺兰等：《伦理学与现实生活》，姚新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
商戈令：《道德价值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宣兆凯：《道德社会学理论、方法和应用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
王德春、陈汝东：《社会道德与修辞行为的关系》，《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
陈汝东：《浅论语言文明建设》，《语文建设》，1996年第9期。
《论语言文明》，《语文建设》，1996年第11期。
《论修辞的社会心理原则》，《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
《言语行为的社会道德评价》，《语文建设》，1997年第2期。
《论汉民族先秦时期的言语道德思想》，《语文建设》，199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