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策划：百年五四——青年与时代发展
编者按: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事件。在这场运动中，中国青年作为一支新生的社会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中国青年在党的领导下，在“五四精神”的感召下，投身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中，谱写了一曲曲激昂向上的青春乐章。站在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进入新时代的时间节点，重启和激活五四话语，对于传承五四精神、实现中国梦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本次专题策划特邀刘宏森、朱文欣、张克克等学者从不同角度剖析五四运动的发生与近代青年群体的出现及集聚之间的关系，解读五四精神对于不同时代青年的影响，分析新时代青年对中国共产党政治认同的历史图景及进路选择等。期望这些针对五四运动发生的群体背景、五四精神的时代变迁、青年政治认同的历史图景等的研究观点，能够给当代青年运动、青年发展和青年工作带来更多的启示。
五四运动与青年聚集
刘宏森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上海 200000)
摘 要：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青年第一次以社会先锋——“新青年”“进步青年”——的群体形象登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台。这与五四运动前夕，年轻人通过学校、工厂、朋辈群体、报刊和社团等多种平台大规模聚集有关。聚集是人的一种天性，年轻人更倾向于聚集。年轻人通过多种正式或非正式平台聚集，交流、碰撞不同的信息、思想、情感、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等，融合形成新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它们逐步为年轻人普遍理解、接受，并转化为被他们共同奉行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追求和行为方式。当年轻人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了这种特殊的文化追求和行为方式之时，他们往往被视为一个具有特殊文化追求、特殊行为方式，具有鲜明群体特质和时代性格的社会阶层——青年。五四运动前夕，年轻人聚集，留下许多值得后世学习和借鉴的经验与启示。这些启示主要包括拓宽青年聚集的空间，在聚集中引导青年，发挥“关键人物”的作用等。
关键词： 五四；新青年；聚集
100年前的五四运动拉开了中国现代历史的帷幕。对于中国青年来说，五四运动具有特殊意义。其特殊意义之一，就是在五四运动前后，中国青年第一次以社会先锋——“新青年”“进步青年”——的群体形象，登上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台。对中国青年这一群体形象的新定位，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和支持。“从《新青年》(初名《青年杂志》)创刊到五四运动爆发，一代新青年被唤起，他们表现出勇敢、自信和有理想，走上创造历史的前台，成为民族进取心的表达者和时代的先锋。”“孙中山在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四天，在批复陈汉明的信中，最早确认了青年学生的这种先锋地位。当时影响很大的报纸如《申报》《时报》等也都纷纷发表评论，赞扬青年学生起到了引领国民的作用。就连外国人士和外国舆论也都敏锐地看到这一点。”“青年学生以自己的行动，赢得了人们对他们作为时代先锋地位的承认。”[1]毛泽东指出：“‘五四’以来，中国青年们起了什么作用呢？起了某种先锋队的作用，……什么叫做先锋队的作用？就是带头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队伍的前头。”[2]
千百年来，中国“青年一般处于社会结构中的弱势地位”[3]。陈映芳说：“同工业革命前的欧洲社会相类似，在近代以前的中国社会中，青年阶层作为一个独立的年龄群体并不存在。”[4]谢昌逵认为：“一直到清末民初，中国发生了历史的大变革，作为年龄群体的青年阶层才开始诞生了。”[5]朱自清生动形象地指出：“这是青年时代，而这时代该从五四运动开始。从那时起，青年人才抬起了头，发现了自己，不再仅仅的做祖父母的孙子，父母的儿子，社会的小孩子。他们发现了自己，发现了自己的群，发现了自己和自己的群的力量。”[6]这些论述都在说明一个重要的事实：经过五四运动，在中国社会生活中，中国青年不再是仅仅跟在长辈身后唯唯诺诺的后生小辈，而是已经具有了被社会特别而广泛关注的群体地位，成为中国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角色，甚至主角。这无疑是一种巨变。这种巨变是如何发生的？
一
(一)青年与青年概念
长期以来，对青年的产生——其实质是青年成为被社会特别而广泛关注的群体，学者们有不同的认识。张良驯对此进行了梳理：“有观点认为，青年概念是工业社会的产物，在传统社会里根本没有青年这一概念，并不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具有现代意义的青年概念，是和工业生产联系在一起的；青年的产生是劳动市场的需要，青年首先是作为工业生产的预备队从儿童社会中分离出来，又和成人社会保持一段距离；青年只是在经济和政治的现代化过程中，随着社会和文化的变革而出现的。”张良驯认为，“这些说法尽管在青年研究领域广为流传，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7]。”他进一步指出：“青年概念的本质属性能够代表青年的本质，决定青年的性质，派生出青年的其他属性。这种本质属性就是年龄。”[7]把年龄视为青年的本质属性，使人们清楚地看到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生阶段(年龄)，年轻人古已有之，随着人类的诞生而自然存在，而青年概念的产生则相对晚近。在中国一些历史典籍中，虽然时有“青年”字样出没于字里行间，但由于时代社会背景不同，历史典籍中的青年概念与今日人们所说的青年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并不同，并不完全就是同一个概念。今天人们所使用的青年概念，除了年龄这一本质属性——“年轻人”以外，还意味着在生理心理、价值理念、文化追求、行为方式等方面体现出的一种特殊的群体特质，意味着与共时态的其他群体之间存在着种种社会性、文化性的明显差异。一言以蔽之，青年不仅意味着年龄——“年轻人”，更意味着一种社会、文化的群体特质。这种群体特质也就是由“年龄”这一“本质属性”派生出的“青年的其他属性”。
(二)年轻人聚集与青年诞生
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年轻人”是如何具有一种群体特质而被称为青年的？在传统社会里面，年轻人分散在各个部落和各个家庭里面，接受着前辈的指导，学习各种各样生存和发展的技能。在部落和家庭中，他们更多是一种教育的对象，还没有体现出一种青年的群体特质。“‘年轻人’成为‘青年’，与‘年轻人’聚集的形式和组织形态(比如学校、工厂，以及互联网等其他形式)直接相关。通过聚集，原先分散的‘年轻人’得以相互交流，相互启发，甚至相互冲突。在交流、启发乃至冲突中，其原本各异的思想情感、价值理念激荡在一起，以远远超越一加一等于二的态势逐步交融，从而形成了种种为聚集在一起的众多成员普遍接受和内化的新的思想情感、价值理念。由此，‘年轻人’聚集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青年’诞生了。”[8]通过聚集，来自不同家庭、地域、文化背景下的年轻人之间具有了越来越多的“同质性”，即“群体特质”。当然，聚集在一起的年轻人除了具有这样一种“同质性”之外，还有更多个人的特质。因此，这样一种“同质性”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但当具有这种“同质性”的青年与其他不同年龄的人群共时态相处时，这种“同质性”恰恰构成了青年(群体)的一种鲜明特质。
6、栽培管理不当，也会造成早穗现象 如施肥较少，营养供给不足或施肥时间过迟，出现早穗现象的机会相对较多。
(三)聚集的涵义和意义
聚集，从字面上看主要是指人们从四面八方聚拢在一起，但细究其里，聚集却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
面对五四运动之前中国社会面临着的种种内忧外患，为了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年轻人成立了很多社团，积极探索救国救民道路。比如，1897年，金松岑发起成立了“雪耻学会”。1904年，2月长沙成立华兴会，7月湖北成立科学补习所，11月上海成立光复会等。1909年陈去病、柳亚子、高天梅发起成立南社。1917年留日学生在日本创设了新中学会，其《会宪》规定“以联络感情、砥砺品行、阐明学术、运用科学方法，刷新中同”为宗旨。1917年，恽代英与黄负生等成立了互助社，宗旨是“群策群力，自助助人”。1918年6月，互助社成员在武昌中华大学校内创办了“启智图书室”，陈列《新青年》等进步刊物供校内外青年阅读，同时还开展了调查日货等爱国活动。在互助社的帮助和影响下，武汉地区相继成立了辅仁社、健学会、日新社、人社等一批性质相同的青年社团，有力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在武汉地区的深入开展，并为五四爱国运动培养出一批骨干。[27]1918年4月，毛泽东、蔡和森等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在长沙组织成立了新民学会。新潮社和国民杂志社是北大学生社团中最有影响的两大社团。新潮社成立于1918年11月，其成立启事宣称:“同人等集合同趣组成一月刊社，定名曰《新潮》，专以介绍西洋近代思潮，批评中国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不取庸言，不为无主义之文辞。”1918年5月，北京学生爱国会成立后，派遣代表南下活动，在此基础上组成了全国性的学生爱国组织——学生救国会。救国会1919年1月创刊了《国民》杂志，宗旨是“增进国民人格，灌输国民常识，研究学术，提倡国货”[27]。
第一，从人类生存发展实践角度看，聚集是人的一种天性。聚集为群体，可以使个体动物的觅食、繁殖，特别是防御天敌的能力大大提高。作为一种天赋生存能力匮乏的高等动物，历经千百万年的实践和积淀，人类逐步形成了聚集为群体这样一种天性。荀子说：“人，力不如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篇》)人倾向于聚集为群体生存和发展。涉世不深又好动好奇的年轻人，他们尤其倾向于集群。
第二，从聚集的动因看，年轻人聚集往往与血缘、地缘、趣缘、业缘、学缘、志缘等多种因素有关。“缘”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或共同点。其中，血缘、地缘等是先天的基础性动因，而趣缘、业缘、学缘等更有赖于后天的条件和机遇。志缘则有赖于人与人之间在思想情感、价值理念等多方面的同声共气。在志缘的基础上，人与人之间往往能形成政治、文化性聚集，并由此结成相应的文化、政治、经济性团体。
某“三甲”教学医院耐碳青霉烯类鲍曼不动杆菌感染的危险因素分析 ……………………………………… 李雨辰等（7）：984
年轻人聚集离不开平台。限于史料把握困难等方面的原因，我们难以借助于很多具体细节，全面准确地把握五四运动之前年轻人聚集的实际过程，而只能对五四运动之前，年轻人聚集的平台等状况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和把握。透过有限的史料，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五四之前，年轻人聚集的正式或非正式平台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通背拳在我国的流传区域较广，北方地区流传尤盛，有三个地区具有代表性：一是大连，二是沧州，三是北京牛街.由于各流派众多、内容风格不同，即使同为一个流派也会因传承分散的关系而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通背拳一直存在多种叫法，一种是手臂的“臂”字，一种是脊背的“背”字.在拳义上，“背”与“臂”同义，已通贯之，似无原则区别[4].目前武术界多数人熟知这两种叫法，直至1983年《中国大百科全书·体育卷》发行，该书在武术类中把通背拳的“背”字，定写为脊背的“背”字，在名称上突出通背拳腰背发力、贯达肢体的技术特点.但迄今为止，在民间其它叫法仍在沿用[5].
第四，从聚集的过程看，年轻人聚集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重要环节：首先，来自不同家庭、地域和领域的年轻人带来不同的信息、思想、情感、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等。这些信息、思想、情感、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等汇聚在一起，成为宝贵的思想资源，互哺彼此。其次，不同的信息、思想、情感、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等在相应聚集平台上交流、碰撞，逐步渗透和融合，从而形成新的信息、思想、情感、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等。值得一提的是，在此过程中，一些“关键人物”的作用不可忽视。其三，种种新的信息、思想、情感、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等，通过同化和顺应，逐步为相关年轻人普遍理解、接受，并转化为被共同奉行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追求和行为方式。
第五，从聚集的成果看，当年轻人群体在社会生活中体现出了这种特殊的文化追求和行为方式时，他们往往被视为一个具有鲜明群体特质和时代性格的社会阶层——青年。很显然，不同时代的年轻人有不同的聚集途径、聚集方式，发生不同聚集的内涵，由此造就具有不同时代特征和特质的青年群体。因此，青年总是时代性的存在。陈独秀对五四时代中国青年的时代特征和特质无疑是有自觉意识、明确要求的。他在《敬告青年》中提出，中国青年应该是“新青年”，应该体现出一种特殊文化追求、特殊行为方式，具有鲜明的群体特质和时代性格——“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际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年轻人的聚集自古就有。但“在古代，‘年轻人’集群的规模很小，其聚集而成的小群体往往难以形成社会性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步、社会的发展，‘年轻人’聚集的方式越来越多样，聚集的规模越来越大。进入互联网时代后，几乎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可以非常方便地聚集起来”[8]。从这个意义上讲，之所以有人认为“具有现代意义的青年概念，是和工业生产联系在一起的”，是因为工业革命发生后，大机器生产对成千上万年轻人大规模的聚集提出了要求，也为年轻人通过聚集涵养、生发出自己的群体特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毫无疑问，成千上万年轻人大规模的聚集，由此形成的青年群体的力量和社会影响力不可小觑。
导致华盛顿没有积极因应缅甸提出的各种安全、军援诉求，首先是当时美国的东南亚政策目标所致。鲁塞尔·法菲尔德认为，1899—1954年，美国在东南亚的政治经济利益是有限的。美国只是对东南亚的事件做出反应，而不是主动地影响这个地区的发展，美国在东南亚的目的以促进各国内部稳定和集体安全为中心。[35]美国在缅甸的政策目标是，援助缅甸，帮助其实现国内的稳定和社会经济发展，倒向美国，防止其成为一个共产党国家。1954年之前，美国在东南亚区域和缅甸的政策目标决定其对缅甸的各种援助诉求反应有限。
史书上说，秀容月明降了胡人，胡人并没重用他，他心有不甘，勾结重臣，想推翻单于，另立新王，不料奸谋败露，遭五马分尸，尸体扔在沙漠上，叫老鹰吃了个精光。这蒋春猪却说他所挖的尸骨是秀容月明的，到底哪个是真的？
因为业缘，聚集在车间这同一个特殊的平台上，过长的劳动时间、过低的工资、恶劣的生存环境等现实状况，让青年产业工人们产生了强烈的同病相怜之感，以及反对压迫和剥削、维护自身最低限度人身权利的斗争意识。因为聚集，汉阳兵工厂的青年工人投入赶制武器的斗争；上海江南造船厂的青年工人帮助革命党人攻打江南制造局；杭州铁路工人积极帮助革命军攻城；青岛船厂工人等秘密制作武器，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共同组织反清斗争；南昌码头工人积极参与了新军的光复行动，印刷工人、纺织工人参与了维持社会治安的工作。[12]五四时期，工人阶级“认为，国为全民之国，学生既能罢课以救国，商界亦可罢市、工界亦可罢工，共同救国。所以当时工人阶级在罢工中的主张，大多数是勿忘国耻，罢工救国、释放被捕学生、惩办卖国贼、拒签和约等等”[13]。毫无疑问，包括青年产业工人在内的工人罢工，有力地声援了青年学生的行动。
二
第三，从聚集的平台看，年轻人主要通过生产组织、学堂(校)、兵营，以及朋辈群体、报刊、社团等多种正式或非正式平台聚集。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年轻人聚集的平台也在不断丰富。当下社会生活中，互联网、自媒体等为年轻人聚集提供了空前广阔、空前多样的平台。需要指出的是，聚集并不一定意味着很多人在物理空间上的接近或零距离。很多时候，通过报刊、信息传递网络等媒介，人们身处四面八方，同样可以共时态传播信息，交流意见。
(一)学校
谢昌逵指出：“中国历史上少年、青年的名词早就有了，不过作为形成青年群体的学校，公学人数不多，私学十分分散，没有成为群体。”[5]至近代，这种状况得到极大改变。据桑兵的研究，“辛亥革命时，国内有学生300万人左右，是1905年的12倍。到1916年，学生数已近400多万人。‘五四’前夕，北京已有中高等以上学生25000人。”[10]这些学生中应该包括了不同的年龄段。另据学者的研究，至1915年，中国出现了十几万受过新式教育的知识分子群体，以及接受着新式教育的几十万青年学生。[11]虽然在几万万国人中，青年学生所占的比例并不太高，但是，社会生活中出现由几十万青年学生构成的群体，这在数千年中华历史上，却是史无前例的。
把整理计算得出的 1996、2000、2005、2011—2017年各指标数据对决策矩阵(见表4)X=(xij)m×n做标准化处理，再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标准化矩阵(见表5)。
学校是年轻人聚集的一种制度化平台。在校园中，青年学生因学缘等因素聚集在一起，通过课堂和书刊，学习各种新知识，经受各种思潮的冲击和影响，研讨当下民族危难等各种时政问题。青年学生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学习和研讨，深刻地影响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言谈举止中就体现出了入学前尚不具备的新的思想、情感、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这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之与其他社会人群构成了较大的区别。
(二)工厂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加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在通商口岸开办了不少新兴工业企业。中国最早的近代产业工人群体就此出现。据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辛亥革命前不过50—60万人，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即达到了200万人。其中，由于“对青年产业工人，中外企业主可以付出比普通成年工人更少的劳动力报酬”，因此，青年产业工人在产业工人队伍中占很大比例。据统计，在1912年到1918年的7年间，“青年工人占近代工人总数的比例远多于三分之一”[12]。这就客观上造成了年轻人高密度聚集于工厂车间这一中国历史上罕见的新现象。
青年运动是考察青年聚集基本过程、基本特征和基本特质的难得窗口。“青年运动是青年人的事业，是青年全面、深入参与、干预、介入民族、国家和社会事务，乃至国际事务、全球化事务的基本形式和途径，是青年的社会历史舞台。”[9]作为中国年轻人群体因应当时中国社会面临着的种种内忧外患而发起的爱国运动，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转折点，五四运动爆发于1919年，但事实上此前已经酝酿了很多年。而年轻人的聚集，则是五四运动酝酿、发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和重要条件。五四运动为人们考察年轻人通过聚集呈现出青年的基本特征和基本特质这一基本过程，提供了难得的窗口；也为人们观察中国青年群体首次大踏步走上社会生活前台、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这一重要历史时刻，提供了难得的特殊视角。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和把握的是，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年轻人是如何聚集的；年轻人聚集如何为五四运动之酝酿、爆发和发展，进行了必要的准备；年轻人聚集如何催生出了“新青年”——“进步青年”群体。
近日，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接受采访时表示，与小米董事长兼CEO雷军的“10亿赌约”基本已经胜出。2013年，在第十四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颁奖现场，传统实体经济代表企业格力电器掌门人董明珠与互联网模式的代表小米科技掌门人雷军同时登台领奖，并立下“五年之后小米的营业额能否超越格力”的赌约。对于赌约，外界普遍认为，赌局本身不重要，值得关注的是两种模式的先进与落后之争。
(三)朋辈群体
通过各种朋辈群体互通信息、交流思想和情感，有助于年轻人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梳理思想。在年轻人成长为青年的过程中，朋辈群体具有为家庭、学校和社会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我们从陈独秀这个“五四政治运动的总司令”[14]的成长过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1902年3月，陈独秀由日本回安庆，途经南京江南陆师学堂时，认识了安徽绩溪秀才汪希颜。汪希颜进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读书，崇尚维新。两人对深重的民族危机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一见如故，热烈讨论教育问题、社会理想，彼此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通过汪希颜，陈独秀又结识了汪孟邹、李光炯、邓艺荪、江讳等皖省维新人士，与其过从甚密。通过与他们的交往，陈独秀完全接受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15]“少年柳亚子因科举考试而上县城，由此遇上了引路人陈去病、金松岑。柳亚子之子柳无忌教授回忆道：‘我父亲1902年吴江与苏州之行的收获，比得到一名秀才更为重要的，是当时他所交结的两位朋友——陈巢南与金松岑。’”[16]
报刊是年轻人聚集，特别是思想聚集的特殊而又重要的平台。各类报刊使散布在社会生活各个角落的年轻人“为共同担负的变革的使命和崇仰的西方现代观念连结到一起”[23]。它给年轻人带来了许多新的思想和信息，答解了年轻人心中的很多疑问，也帮助年轻人梳理了自己的思想世界。1901年11月，陈独秀自费赴日留学时，参加了留日学生中最早的进步团体励志社，阅读了由励志社自办的杂志《译书汇编》。他如饥似渴，爱不释手，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非常佩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周士钊回忆道：毛泽东是当时最热爱《新青年》的读者之一，“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除上课阅报之外，看书，看《新青年》；谈话，谈《新青年》；思考，也思考《新青年》上提出的问题。他完全同意《新青年》的论点”[24]。北京大学学生杨振声说：“《新青年》像春雷初动一般，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一些青年逐渐地以至于突然地打碎了身上的枷锁，歌唱着冲出了封建的堡垒。”[25]
(四)报刊
“在五四时期，社会思潮非常活跃，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大景观。”[18]在这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过程中，各类报刊的创办、编辑和发行发挥了巨大作用。“早在五四运动爆发之前，一位在华外国人就观察到，‘近来中国日刊报纸已大发达，每日电报消息亦大增加’，中国人对世界形势‘均甚洞悉’。”[19]清朝末年，特别是辛亥革命失败后，中国社会各界举办的报刊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20种左右，其中80%左右是中国人自办的”，其中，“资产阶级维新派和与他们有联系的社会力量创办报刊的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这些报刊的出版地区遍及全国沿海和内陆的很多城市。”[20]至“20世纪初，报刊发展呈现千姿百态、种类繁多的基本样貌。报纸之重要性，已被提升到‘社会之代言人，国家之警钟声’的高度”[21]。
在林林总总的报刊中，《新青年》无疑具有非常特殊的影响力。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复刊第二卷起，正式易名《新青年》。1917年，陈独秀受聘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其去了北京。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吴虞、朱经农、王星拱等十几位北大教授，以及校长蔡元培，学生领袖罗家伦、傅斯年等成为《新青年》撰稿人。1918年成立由6位教授组成的《新青年》编辑部，6人每人一期轮流编辑。高水平作者和编辑的加入，使《新青年》成了群星璀璨的大舞台。[22]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朋辈群体形成和运行的过程中，学缘、血缘、地缘、趣缘和志缘等因素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陈独秀和汪希颜都是安徽人。而陈去病、金松岑、柳亚子等“吴江三杰”，在使吴江小城革命思潮风生水起的过程中[16]，以及宋教仁对常德辛亥革命人才群的影响过程中，同乡之缘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7]。除了血缘、地缘等，学缘也是朋辈聚集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中所写词句“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真实生动地反映了当年青年同辈群体聚集的状况。
(五)社团
社团一般都有比较正式、明确的宗旨和规则，是年轻人聚集的一种高度制度化的重要平台。“社团都是青年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参与社会事业或活动的第一次尝试，是即将步入社会的一次人生预演。在社团的宣传和实践中，他们得到了认知自己的机会，也体验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和能量。通过社团，他们大多数人认识到了自己的社会位置和适合自己的事业或职业，并以此为基点，去开创未来。”[26]社团对于年轻人通过聚集成为青年具有特殊的意义。
取剪跨比λ为4、轴压比ηk为0.1、壁厚t为100 mm，不同配筋率的三种矩形空心墩，矩形空心墩主筋配筋率分别为0.96%、1.93%、2.93%，进行Pushover分析，其对应的能力曲线如图6所示，配筋率提高一倍，空心墩承载能力可提高75%左右，但位移延性随着配筋率的增大而减小。
同时，一些知识界、思想界著名人士还发起组织了一些以青年为主体，帮助青年成长发展的社团。1919年3月，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王光祈等17人联合发起并募集经费，成立了北京工读互助团，旨在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达到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五四前夕，年轻人通过学校、工厂、朋辈群体、报刊、社团等多种平台聚集在一起，传播信息，交流思想，达成共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触到了当时社会上流传的种种思潮，包括传入中国不久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的视野更新、更开阔，对中国社会面临着的种种内忧外患认知和把握更全面、更深入；对内忧外患背后的种种深层原因，认知和把握更深刻、更准确；他们内心深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和“家国情怀”被极大地激发了出来。于是，他们同声共气，一起走上街头，在唱响五四运动主旋律的同时，成长为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代“新青年”。
三
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年轻人大规模聚集起来，交流信息、思想、情感、价值、理念等，逐步融合形成一种为当时的年轻人共同奉行的一种特殊的文化追求和行为方式。因为拥有了这种共同的文化追求和行为方式，一代“新青年”诞生了。其间有许多值得后世学习和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一)拓宽青年聚集的空间
年轻人通过聚集成为青年，成为一支相对独立的社会力量，必然会“全面和深入地参与、干预、介入民族、国家和社会事务，乃至国际事务、全球化事务”[9]，从而影响社会生活的发展和进程。因此，古今中外历代封建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对臣民思想和行为的控制，在此情况下，年轻人难以实现大规模的聚集。五四运动前夕的中国社会中，年轻人却拥有了大规模聚集的平台和条件。这与五四运动前夕中国社会的政治状况直接相关。“民元以后，北京政权先后换过好几批人物，然而都因为立足未稳，而无暇或无力顾及知识分子的存在。”[23]从根本上说，这不是由于北洋政府的开明，而是因为他们无暇顾及青年，从而在客观上为年轻人大规模聚集提供了缝隙乃至于较大的空间。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高度尊重青年的主体地位，努力促进中国青年运动“始终保持勃勃的生机活力”。胡锦涛在建团90周年讲话中说：“必须始终尊重青年主体地位。青年是青年运动的主体，青年运动是青年人的事业……只有尊重青年主体地位，广大青年才能焕发出极大的创造热情，中国青年运动才能始终保持勃勃的生机活力。”[28]近年来，每年“五四”前后，习近平就走到青年身边，倾听青年呼声，谈及青年话题。这已经成为他的“必选动作”。[29]习近平2014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每一代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和机缘，都要在自己所处的时代条件下谋划人生、创造历史。”
青年要“谋划人生、创造历史”，就必须聚集起来。青年代表着社会的未来。某种意义上讲，青年聚集是未来社会生活的一种预演。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必然会碰撞出许多思想的火花和创意的灵光。这些思想的火花和创意的灵光中，蕴藏着技术进步、社会风尚移易的丰富因子。几十年来，各级各类学校、共青团组织等成为青年聚集的最基本、制度化的平台。基于地缘、趣缘、业缘和志缘的各种朋辈群体，包括种种“自组织”，在青年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随着技术的发展，除了种种实体的聚集平台，基于网络等新兴技术的“融媒体”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长，已经成为青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聚集平台，为青年聚集提供了越来越大的方便。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对于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当代青年来说，聚集无疑具有特殊的意义。总之，相对于前辈，当今中国青年聚集空间越来越广阔、聚集途径越来越多样，聚集行为越来越自由。毋庸置疑，这对青年一代的健康成长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特殊意义。
(二)在聚集中引导青年
在当今年轻人聚集空间越来越广阔、聚集途径越来越多样、聚集行为越来越自由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通过各种平台，及时把握、深情呵护他们在聚集中碰撞出的思想的火花和创意的灵光，并有效引领他们，这是值得社会各方面认真思考、努力探索的问题。从学校来讲，在对学生进行各种科学文化知识教育的同时，必须及时把握他们中出现的思想的火花和创意的灵光，正确引领他们的思想和行为。近年来，一些高校开展“课程思政”改革，就是要把思想引领融入、渗透到各种教育教学活动当中去，从而实现思想引领润物细无声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多年来，学校在及时捕捉思想火花和创意灵光，从而准确把握学生思想和行为实际状况方面，还存在着不少不足。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严重阻碍了因材施教，制约了教育，特别是思想教育有效性的提升。
共青团肩负着引导青年的特殊使命和责任。引导青年是共青团的基本职能之一。近年来，共青团组织努力提高“用网治网”水平，在把握青年思想引领主动权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青年之声”等外，各省市还开设了“XX之声”青年微信公众号，形成了包括官方网站、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等在内的网络思想引领阵地。然而，一些“共青团的新媒体内容更新速度太慢，内容都是通过复制完成的，并且缺乏一定的趣味”，“从目前看，一些高校共青团网站的建设情况比较规范，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宣传，因此对于大学生而言缺乏吸引力”。[30]
这种现状之产生有多方面原因。首先，一些团组织对自身职能之间的内在关系把握不够准确。共青团组织的“四大职能”之间并非简单并列的关系。“四大职能”中，“‘组织青年’是根本目的。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目的，必须运用好‘服务青年’这一手段。而‘服务青年’包括‘引导青年’和‘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等在内”[31]。“引导青年”是“服务青年”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实质上就是要帮助青年整合优质思想资源[32]、帮助青年实现思想教育内容的转化[33]、帮助青年进行思想世界的梳理[34]，等等。其次，虽然一些团组织拥有了新媒体的种种硬件条件，但在优质思想内容资源的供给、转化等方面缺乏相应能力，难以满足广大青年的需求。再次，一些团组织对青年思想世界的实际缺乏准确的理解和把握，难以对症下药地帮助青年梳理思想世界。这种状况不改变，团组织就难当在聚集中引导青年之大任。
(三)发挥“关键人物”的作用
在年轻人聚集的过程中，一些“关键人物”往往能发挥特殊的作用。“关键人物”往往善于独立思考，且其独立思考的成果常常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因而得到周边人的认同，在相应人群中有威信；“关键人物”善于通过把握、融合同伴和自己的意见，整合成群体的意见；“关键人物”善于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引导群体成员的思想、情感、价值和理念。“关键人物”或者来自于群体之外，包括一些“导师”“大V”，或者由群体之中脱颖而出，包括一些所谓的“带头大哥”“意见领袖”[35]等。
21世纪世界三大科技前沿是信息化、生命科学和新材料，没有新材料就没有工业革命，解决农业难题，也需要用新材料引领一场革命，有机硅材料是高分子化工最有生命力、无毒无害、用途广泛的新材料。硅谷公司自1988年研究开发有机硅产品，已经有30多年，我们深深体会到有机硅新材料的神奇效果。
五四前后，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思想家、教育家，关注和促进年轻人的聚集，充分发挥了“关键人物”——青年导师的作用。比如，陈独秀曾经被青年尊为“心目中的大人物”。1923年，北京大学在建校25周年之际，举行了一次民意调查，其中有征答“你心目中的大人物”。据1924年《北京大学日刊》公布，结果是：孙中山第一，陈独秀第二，蔡元培第三，胡适第四，梁启超第五[15]。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陈独秀在世纪初的诸多风云人物中，不仅才华横溢，见识非凡，而且特别厚望青年、注重青年、关心青年。他对中共早期的一些青年党员爱护有加。比如对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刘仁静等，他不仅以自己的思想影响他们，甚至还关照他们的生活。作为青年导师，陈独秀等人自身学养丰厚、思想深邃、忧国忧民，对青年及其健康成长充满关爱之情，绝非今日之网络“大V”“公知”等可比。从现实状况看，很多圈粉无数的“大V”“公知”中，不乏一些“鸡汤调制手”。他们往往只是向青少年推销一些被包装得花花绿绿的现成结论，却甚少摆事实讲道理，帮助青少年把握这些结论背后逻辑的、现实的依据，只让青少年知其然，却无意也无力告诉青少年其所以然。鲁迅先生曾经在《导师》一文中激愤地说过：“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36]”鲁迅先生之激愤其来有自。优秀的青年导师本来极为稀罕。因此，打造被青年群体爱戴，能够以自己的才德帮助青年益智养德的导师队伍，无疑是帮助青年在聚集中健康成长的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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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 2018-03-11
作者简介： 刘宏森(1963—)，男，江苏扬州人，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青年学报》主编，教授，研究方向：青少年问题，社会文化批评，思维科学，文艺美学等。
中图分类号： K261.1；D43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9303(2019)02-0005-10
(责任编辑：卫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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