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拉批驳《君士坦丁赠礼》的学术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赠礼论文,得失论文,瓦拉论文,学术论文,君士坦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103（546）＝3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 （2006）03—0098—06
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劳伦佐·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是15世纪欧洲最有影响的语言学家、文献学家、历史哲学家，其代表作是1440年写成、1517年开始震惊世界的小册子《君士坦丁伪赠礼考证》（Discourse on the Forgery of the alleged Donation of Constantine; in Latin:Declamatio de falso credita et ementita donatione Constantini,also referred to as Libellus,and Oratio）。瓦拉的《考证》取材全面，立论独到，影响深远，不仅为后来的宗教改革奠定了舆论基础，而且开创了从内部语文现象辨析古代文献真伪的新方法。虽然从《赠礼》辨伪的历史来看，瓦拉并非《赠礼》辨伪的首创者，他也没有奠定西方古文献学的理论基础，但仔细考察这桩学术公案，不仅可以深入了解瓦拉独特的人文主义治学方法，纠正对瓦拉成就的某些夸大，而且还可以推测文艺复兴前后欧洲文献的某些特点乃至4～15世纪欧洲政教关系的发展历史。
现称为《君士坦丁赠礼》的伪诏， 古代通常称为《君士坦丁诏令》（Constitutum Constantini）。它最早公布在约847～852年出版的伪《伊西多尔教令集》（Pseudo-Isidorian Decretals），11～15世纪这份伪诏一直是教皇声称理应依法享有更多教俗权利的法宝。根据伪《赠礼》，公元330年， 君士坦丁诏令各地诸侯和教会归顺罗马教皇希尔维斯特（Sylvester,314～335年在位）及其后继者，并把“罗马城、全部意大利和［帝国］西部诸行省”都赠给了教皇。这意味着君士坦丁特许了后继教皇都可以兼领西部帝国的君权和教权。然而，历史事实是，756年法兰克国王矮子丕平为了感谢教皇斯蒂芬二世为其加冕，将夺自拜占庭帝国统辖的意大利中部四万多平方千米的领土献给教皇，这才是教皇国的真正开始。伪诏把历史提前了4个世纪。
瓦拉的《考证》究竟在哪些问题上、用什么方法批驳了《赠礼》，其主要论点、论据是什么？笔者将首先运用“并几对观”的传统校读法，把《考证》和《赠礼》的Coleman译本和Zeumer译本逐段对读，按照问题分类先扼要如下， 然后再说明其学术得失。
一 瓦拉批驳《君士坦丁赠礼》的论点论据要点
（一）瓦拉撰写《考证》的背景和原因
虽然瓦拉学术造诣颇深，但因生性桀骜不驯，青年时代被迫浪迹天涯，先后辗转帕维亚、米兰、热那亚和罗马，始终怀才不遇。[1] 1435年，28岁的瓦拉来到了那不勒斯王国，受到阿拉贡王朝的国王阿尔方索一世（Alfonso I on Aragon）的赏识，被聘为王室秘书和宫廷史家，为时长达13年。1440～1443年，教皇国与那不勒斯王国为领土争端发动了战争。瓦拉到达那不勒斯正赶上战争爆发。为赢得战争，阿尔方索一世命令当时在王宫的众多文人学者为战争宣传造势。于是，瓦拉撰写了《君士坦丁伪赠礼考证》。在瓦拉看来，只要能在痛处揭开罗马教廷的历史疮疤，把《赠礼》的伪造本质彻底揭穿，教廷就成了撒谎成性的骗子窝，教皇国的北方联盟就会不攻自破，那不勒斯的胜利也就水到渠成了。
瓦拉在《考证》中开门见山地说，他已经为各种学科写过许多书，其中多次提到对伪造文件《赠礼》的怀疑和批驳。但是长期以来，因为《赠礼》已经被教俗各界认同，广为流传，零星的和轻描淡写的批驳反而导致人们对他的误解，动辄说他“轻率鲁莽”。因此，这一回他要溯本清源，全面批驳，彻底批臭。
瓦拉说：“我不仅与死人而且也与活人论战，不是针对这个或那个，而是针对其主人；不仅批驳私人，而是直指（罗马）当局。什么当局呀！那至高无上的教皇不仅用世俗的宝剑武装起来，就像国王和亲王一样，还有精神枷锁。因此……人们很难避免被他们处罚、革除教籍和咒骂。”[2](p21) 显然，瓦拉把批驳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当代罗马教廷，也直接说明了他撰写此文的目的在于替那不勒斯当局反对罗马的战争进行宣传服务。
（二）对照当时的历史记载和帝国政制辨伪
在进行文献细节辨析以前，瓦拉概括了《赠礼》必伪的主要理由。第一，皇帝君士坦丁生前一直亲手掌握全国大权，他去世时传位于3个儿子和2个侄子共同治理，没有赠送帝国西部的皇权和土地给外族人。第二，公元4世纪的拉丁教父安布罗斯、哲罗姆、奥古斯丁等人的著作也没有任何领土交接记载。第三，关于君士坦丁入教受洗的时间，依据早期记载，可能在提亚蒂斯担任教皇之时，或者君士坦丁临终之前；有关说法歧见纷纭，莫衷一是。瓦拉引证了公元4 世纪时著名史家优西比乌（Eusebius of Caesarea,260～340）的《早期基督教历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等3种史著，证明伪诏赠礼“查无记载依据”①。第四，孤证难立。瓦拉见到的《赠礼》最早出现在《格拉提安法令集》，而它的资料来源是教会自编的教皇《希尔维斯特行传》，② 属于自我循环论证，缺乏旁证。③
就《赠礼》词句细节而言，瓦拉根据公元1～4世纪罗马帝国的政制推断，未经元老院批准，④ 皇帝也没有足够的权力赠送土地。瓦拉问道：如果你是皇帝君士坦丁，你会昏聩到那种程度，以至于把你祖国的首都罗马、世界的中心、最高贵最富饶的地方，把列祖列宗和你的部将们流血流汗征战得来的过半江山拱手转让他人，自己迁移到那时还是荒凉偏僻的小镇拜占庭吗？转让意大利、三个高卢、两个西班牙，还有日耳曼和不列颠乃至所有帝国的西部，这等于皇帝要挖去自己的一只眼睛，砍掉自己的一条腿，这可能吗？所有君王的欲望无不旨在开疆拓土或保境安民，岂有自破山河、自残肢体之理？[2](p20～31)
皇帝赠礼行为的不合逻辑之处还有：因为割让西部领土，即意味着出卖当地官员的利益，同时埋伏了许多威胁东部国家安全的隐患；而割让首都罗马，尤其意味着断绝社稷香火，子孙后代必须背弃宗祠和祖墓，漂泊他乡；根据当时的政治传统，皇帝君士坦丁绝不可能仅仅由于“洗礼”而冲昏头脑，完全违背国法和宗族私利，做出自绝社稷宗族、得罪文武百官乃至剥夺儿孙后代在西部合法继承权的蠢事。退一步说，即使他作为一个基督徒有过这种打算，他也很难逾越来自罗马人民、文武百官、元老院和皇亲国戚等千百万异教徒的种种反抗和层层阻拦。[2](p59～61)
另据东罗马帝国晚期有关大位继承的档案和基督教的早期著作，直至君士坦丁晚年，帝国西部一直在他控制之中。瓦拉的《考证》引证了当时的宦官犹特罗皮乌斯（Eutropius）写的回忆录， 宦官说他亲眼看到了君士坦丁写给侄子朱利安的传位诏书。[2](p67～69)
针对“其三……（教皇）他们将被任命为贵族和执政官”，瓦拉批驳说，执政官可以选举或任命，贵族怎么可以选举或任命？执政官可以从元老、骑士和平民三个社会等级中随机选择，而只有出身元老家庭的人才能称为贵族。这里的动词“命令”的时态一般现在时和现在完成时混用，说明作者文理不通。[2](p113)
（三）对照帝国典章文物辨伪
伪诏与当时的铸币不合。依照传统，改朝换代伊始要发行具有新朝帝王肖像的铸币。如果是罗马教廷发行的铸币，理应具有救世主耶稣或者圣彼得的肖像。可是，瓦拉指出，君士坦丁入教受洗以后直至瓦拉生活的15世纪，罗马流传的大量4世纪的金银铸币上雕刻的仍然是君士坦丁和他儿子们的肖像， 拉丁文“世界和平”（CONCORDIA ORBIS）也和皇帝受洗前的铸币铭文完全一样。铸币足以证明公元4世纪罗马没有发生改朝换代。[2](p71)
古罗马的钱币等官方铭文经常刻有“官印”。S.C.代表已经由“元老院”（Senatus Consulto）批准；S.P.Q.R.代表已经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Senatus Populus Que Romanus）批准。根据德尔图良⑤ 的记载，有一位教士比拉多（Pontius Pilate）给朝廷上书言事，因为抬头只写了皇帝提比略的名字，而忽略了元老院，导致元老院议员故意为此事和皇帝作对。可见，公元1～4世纪的罗马帝国元老院并没有完全废黜，至少帝国发布文告、授勋等项事宜，大多仍由元老院主持。然而，如此重大的领土割让文告，竟然完全没有提到元老院，足证中世纪的伪诏作者多么昧于古代罗马政制。[2](p83～85)
伪诏还与古代重要文件的载体材料不合。古代社会发布重要文告时，往往铸刻在耐久的金属或石头上。例如，摩西与上帝订立的盟约“十戒”是刻在石板上的；罗马最早的成文法是刻在12块铜板上的；马加比乌斯（Judas Maccabaeus,? ～161）签订的《犹太—罗马友好盟约》也曾刻铸在铜板上。而如此重要的《赠礼》怎么可能只有纸草和羊皮纸文本，却没有任何铭文？[2](p81)
至于赠给教皇的皇冠狄亚登穆（Diadem），《赠礼》说“是纯金做的，还有珍贵的宝石”。据瓦拉考证，君士坦丁时代的皇冠应该是绸缎甚至是粗布做的。《赠礼》一再强调它是国王的象征。但是，君士坦丁并不是国王，他也不敢自己称王，僭用王家礼仪；他仅仅是罗马人的将军／最高统帅（Imperator Romanorum），并不是国王（Rex）。哪里有国王哪里就没有共和国。 罗马在塔克文的王政时代结束以后，就禁止任何人称王。恺撒被刺就是因为怀疑他妄图称王。
在古罗马时代，拉丁文名词imperator源自动词imperare（命令）， 兼有英文的“将军”（general）和“最高统帅”（emperor）两种含义。古罗马的元老院议员西塞罗曾经多次写道“马尔库斯·西塞罗将军向各位将军问候”（M.Cicero imperator illi vel illi imperatori salutem），因为问候者imperator（单数）和被问候者imperatori（复数）显然都不是“皇帝”。这是“将军”一词的含义在古代用法的有力证明。
根据瓦拉的见解，即使在罗马帝国早中期，imperator 也是当作专有名词（peculiari nomine）“罗马人的元首，百官之长”（Romanus princeps,ut summus omnium）来理解和使用的，只是后来，即君士坦丁以后才演变为具有“皇帝”意义的专门称呼。在普通著作中，因为英语常常用emperor翻译imperator，不分时代，因此难免导致普通读者的误解。[2](p105～107)
（四）对照基督教的教义教规辨伪
根据教义教规，所谓皇帝赠礼是因为“教皇给皇帝治好麻风病的回报”和“出于基督徒的慷慨捐赠”两种说法都不能成立。瓦拉认为，根据《圣经·旧约》，帝王的领土主权是上帝的特别赐赠。未经神的恩准帝王无权禅让。有史以来，神没有命令过任何帝王禅让政权和领土。擅自转让政权是亵渎神明，是犯罪。再说，圣经里明确要求给希伯来人自由，保护他们以免邻邦侵犯。可是，“皇帝”君士坦丁却在入教受洗以后仍然霸占着犹太领土没有解放。该礼让的不让，不该礼让的瞎让！既能慷慨转让西部帝国的广袤江山，为什么不能解放东部的弹丸小国犹太？这不是与基督徒“博爱和奉献”精神背道而驰吗？[2](p33～35)
《赠礼》的故事情节是仿照《圣经·旧约》的犹太先知以利沙为亚兰国元帅乃缦医治麻风病的传说改编的。⑥ 然而，在《圣经》里，为了报答治病之恩， 当初乃缦元帅仅仅答应赠给以利沙一些礼物，也没有把自己的一半财产赠给以利沙。君士坦丁如此东施效颦、故作多情，既不合国法也不合教规。[2](p35～49)
教皇受礼行为不合逻辑表现在：根据基督教教义，治病救人、行善积德本是所有教徒的职责和本分，慈善事业是不要报酬的。据《马太福音》，耶稣多次说过禁止信徒贪图钱财、恩惠和觊觎世俗政权的话。例如，第6章第19 节说：“不要为自己在尘世间积攒财宝……”第10章第8节说：“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 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地得来，也要白白地施舍。”第22章第21节说：“恺撒的东西⑦ 应当归还恺撒。”作为彼得的继承者教皇希尔维斯特，怎么可能那么贪财，接受那么贵重的治病赠礼？联系早期教皇普遍安贫乐道的历史情况来考察，这种见利忘义、叛主背教的教皇行为，在教会腐败的中世纪或许可能发生，但是在相对古朴廉洁的公元4世纪是不可能发生的。[2](p49～61)
针对《赠礼》的“其二，对于我们的圣父、有福的希尔维斯特……我们在此郑重赠予我们帝国的拉特兰府邸、我们（皇帝）头戴的狄亚登穆王冠，同时还赠予提亚拉王冠⑦、帝王脖子旁边经常佩戴的绶带、绛紫色的斗篷、猩红色的外袍以及帝王的所有衣饰；为了赠予指挥帝国骑兵的官阶，同时赠予帝王的权杖、配套的军旗、标旗、各种装备乃至显示帝王显赫的各种排场权利和我们权威的荣耀。”瓦拉批驳说：“啊！罗马的教皇们，你们为其他地区的主教做了犯罪的典型。根据《圣经》，世俗帝王的服饰、排场、骑兵及其所有的生活方式，难道是基督的代牧应该享用的吗？《赠礼》的作者不懂得，教皇应该穿戴亚伦④的服装，而不是世俗帝王的豪华服装呀”！[2](p105～107)
（五）针对没有隆重政权交接典礼辨伪
瓦拉指出，按照当时的传统，无论禅让、册封或领土赠送等重大的仪式，理应在罗马公民的欢呼声中，正式邀请希尔维斯特到丘比特神庙举行祭祀或宣誓仪式；并当着众多元老的面，把新君引领到皇宫的宝座上，接受百官的朝拜；然后陪同新君到辖区各府巡游一周，接受地方官的朝贺。然而，所有传统应有的上述礼仪都没有提到。咄咄怪事还不止于此，文件竟然没有只字说明交接仪式在哪里举行，也没有提到罗马公民大会和元老院，更没有提到在场有其他官员的见证或襄赞。皇冠再加多半个帝国辽阔领土的赠送，描写得就像两个农民在暗中进行了一块面包的私相授受那样轻率简单。难怪自公元8世纪以来，不断有人撰文怀疑它的真实性。[2](p29,63)
历史事实是，直到教皇格列高利一世，基督教会没有关于掌握国家政权的任何记载。究竟希尔维斯特当初获得的皇冠和领土，在何时被何人剥夺？何以教皇兼任皇帝竟然一世而终没有继承？是在同一天得而复失的吗？为什么皇权的获得和丧失都没有流血流汗、没有舆论影响？难道帝国改朝换代的大事仅仅是基督教会的内部事务、内部秘闻？为什么当时西部各国千百万的世俗群众对此事一无所知，以至于没有半点声响留在其他历史记载之中？[2](p65)
（六）针对语言错误和逻辑混乱辨伪
瓦拉第一次尖锐指出，拉丁文词语satrap（总督／大臣）、synclitus （元老院）、banda（军旗）、censura（证件／文件）、constitutum（命令／诏令）等词汇只是在公元8世纪中期才出现，而谎称为公元4世纪的伪诏频频使用了那时根本不存在的上述词汇，足见其伪。《赠礼》第4段“我们祝圣（sancire）并敕令（decernere）”用词不当；“今后的教皇不仅是神圣罗马教会自己的首领， 同时应该高于全世界所有神父及其主教的地位”，此句中的后半句行文粗野，语态、时态和词义都不正确。[2](p93)
针对“同时赠予帝王的权杖、配套的军旗、标旗、各种装备乃至显示帝王显赫的各种排场权利和我们权威的荣耀”中“权杖”一词使用复数形式，瓦拉批驳说：一个皇帝应该只有一根权杖（sceptrum），权杖岂能使用复数（sceptra）？[2](p109)
公元330年，君士坦丁堡还叫拜占庭，新都既没有建成也没有命名， 顶多还在拟议中或筹建中，怎么能在当时的文件上出现“君士坦丁堡”？《赠礼》还说：“我们王国的权力应该转移到帝国的东部，即拜占庭省（Byzantiam provinciam）。”那时候只有城镇拜占庭（Byzantium），根本就没有337年以后才可能出现的行省拜占庭（Byzantia）这个词！[2](p95～97)
称呼已故的圣彼得和圣保罗用“尊敬／有福的”形容词普通级“beatos”，称呼还活着的希尔维斯特反而用形容词的最高级“beatissimum”。语无伦次，岂有此理！
二 瓦拉批驳《君士坦丁赠礼》学术得失的补充认识
笔者曾在《劳伦佐·瓦拉的生平与思想》一文中开辟了一节专门论述瓦拉在批驳《赠礼》方面的学术得失。[1] 在此进一步补充以下3点新认识：
（一）瓦拉辨伪的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开创内证法，但尚未达到理论奠基
正是通过列举二十多个名词、形容词用词不当、动词时态错乱、称呼不合古代礼仪和行文不合文件规范等言之凿凿的铁证，当时人都相信瓦拉最终揭穿、彻底论定了《赠礼》是伪造文件。为什么四百多年来，包括大学者但丁在内的许多人反复运用旁证批驳《赠礼》，都没有把它完全批倒批臭，而瓦拉在内外夹攻之时突出运用了内证法就能盖棺定论？它反映了文献辨伪的传统方法需要革新，应该以内证为主，而以旁证为辅。时代在呼唤古文献学（diplomatics）和古文字学（paleography）的诞生，语言考证在科学辨伪中信誉更高，威力更大，地位日益重要。1825年罗马教廷把瓦拉的墓穴迁葬在罗马最显耀的拉特兰大教堂里享受了豪华棺椁，供人祭奠瞻仰直至今天，恐怕就是为了破例表彰他在文献校勘与辨伪，特别是在拉丁语研究和翻译领域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现代西方文献学领域的大多数论著认为，校勘与辨伪的理论奠基人是瓦拉以后200年诞生的法国学者冉·马比荣神父（Jean Mabillon,1632～1707）。瓦拉只是西方文献校勘与辨伪方法的早期开拓者之一，尚称不上是理论奠基者。现代历史学对瓦拉学术成就的普遍夸大和误解，主要来源于19世纪末意大利学者曼西尼的名著《瓦拉传》[3] 的影响。20世纪中期以来，学科划分越来越细， 知识爆炸导致历史学对文献学内部的新近研究成果了解不够，融会不足，导致两个学科对瓦拉评价的彼此不一，也导致了我国史学界跟着某些西方人以讹传讹。
通读《考证》还会惊奇地发现，与其说它是史学论著，不如说它是慷慨激昂的演讲词、感情用事的“大字报”。《考证》既没有提纲也没有小标题，只是循着《赠礼》原文的顺序铺陈，按照瓦拉的兴趣随机批驳，看到哪里就骂到哪里；既没有文献学的分类梳理，更没有方法论的总结概括。所有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瓦拉理论”，其实都是后人替他总结的。
（二）《考证》文风的突出缺点是滥骂无忌
本来，愤世嫉俗的正人君子出于公愤，撰文痛骂当时的昏君暴君奸佞小人，旨在振聋发聩促进铲除邪恶，古今中外代不乏人，无可厚非。但是，瓦拉用词过于污秽，滥及无辜。《考证》的论点论据很少是在心平气和的议论中提出的。他滥用感叹词Ah！Oh！过分浓重的煽情色彩，倒像是大学生论坛的辩论稿，或两军阵前的喊话稿。《考证》通篇使用第二人称代词“你”和“你们”，过多地采用疑问句、反问句、感叹句，把匿名的伪诏撰稿人、利用伪诏的历代教皇和信谣、传谣的历代愚民大众，一个一个拉出来，指着鼻子轮番嘲讽责骂。类似“流氓骗子”、“蠢猪蠢驴”等十多个拉丁语骂人词汇，花样翻新使用殆尽。被点名一再辱骂的，甚至还有前于瓦拉一千多年的古人，貌似有错实则无辜的希尔维斯特和君士坦丁！
（三）为了政治而偏离学术，甚至不惜断章取义
《赠礼》原文的前半部分是导言，题目是“告白”（Confessio）；后半部分是正文和结语，题目是“赠礼”（Donatio）。但《考证》只涉及内容的后一半，为什么只字不提前一半？为什么许多引文不完整？瓦拉没做任何说明。例如，瓦拉说《赠礼》作者以为拜占庭在色雷斯，甚至不知道拜占庭有多大，究竟是个城镇还是行省，等等。这表明《赠礼》伪造者地理知识太差。但是，科里曼指出，这是瓦拉有意移花接木，曲解原文，传世各种抄本都没有这种错误。[2](p95～97) 科里曼在注释71～76里至少5次批评瓦拉的引文不规范，大有篡改原文之嫌。
还有，针对《赠礼》的“其一，为了给有福的使徒彼得和保罗领导的教会增添香火（‘lights' for lamps），我们已经赠给他们房地产”这一句，瓦拉批驳说：“胡说！历史告诉我们，（公元4世纪）那时哪有教堂（神庙）捐赠给彼得和保罗的罗马教会？……在基督徒秘密聚会、东躲西藏的时代，谁敢给他们公开建立教堂？……集体崇拜圣事只能在私人家里，不能在公共场所举行。”
但是，18世纪以后的考古证据表明，君士坦丁大帝确实曾经赠给罗马教会3个教堂。例如，伪诏提到的“拉特兰府邸（palazzo Laterano）”就是三个赠礼之一。现在仍然屹立在罗马的拉特兰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Giovanni in Laterano），是罗马最古老的教堂。它是在教皇米提亚蒂斯（Miltiades）任职时期君士坦丁大帝大约于311～313年在原罗马贵族拉特兰家族府邸的故地上建立的最早的主教座堂；不久又建立了圣塞巴斯提安教堂（San Sebastiano）；在323～329年，还在梵蒂冈建立了现在的圣彼得大教堂（Basilica di San Pietro）的前身。以上三堂当初都叫君士坦丁教堂（Basilica Constantiniana）。后来这3座教堂虽然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改建，但仍有不少考古证据可以证明它们的来龙去脉。这就是说，伪《赠礼》虽是借题发挥、添油加醋炮制出来的，但不全是杜撰。瓦拉生活的时代，这3个教堂即使破败，至少有两个还残留在罗马。瓦拉轻率地指责别人“胡说”，实则是他的见识受到了时代的局限。
《考证》文章结构的畸轻畸重，也可以说明瓦拉撰文的非学术性。如果是严肃的学术论文，前半部分否定了《赠礼》是公元4世纪的作品， 理应接着推测它应该在何时何地出于何人之手，这样有破有立结构才圆满。可惜，瓦拉破字当头而立字不在其中。现在流行的关于伪诏可能杜撰于750～850年之间法国的兰斯教区或罗马教廷等诸多判断，是18世纪以后德国学者考证出来的。在应该继续学术探讨的地方，瓦拉却严重偏离学术目标，枉用了大约15页篇幅，论证那次战争起源的深远责任在罗马不在那不勒斯，并煽动罗马人民起来造反，就像当年谋杀恺撒那样杀死当代教皇。就连传说教皇希尔维斯特在罗马山洞里斩杀大蟒蛇的故事是否属实，本来与文本毫无关系，但他为了搞臭教廷竟用了5页篇幅旁征博引。 古代欧洲著名学者竟然如此学风，不读原著岂能逆料？
收稿日期：2004—07—06
注释：
① 科里曼英文注释36详细说明了哲罗姆记载皇帝受洗的时间。
② 据瓦拉考证，《希尔维斯特行传》（Gesta Silvestri/ Acts of Sylvester）是由希腊谎言家优西比乌（Eusebius）杜撰的， 但他不是曾经写过《早期基督教历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和《年代记》（Chronicle）的著名历史学家Eusebius of Caesarea（该撒利亚城的优西比乌，约260～340），只是姓名相同而已。
③ 现在连梵蒂冈的官方著作也说它是假冒的。参见：“The Apocryphal Acts of Sylvester (Acta or Gesta Sylvestri)”,in 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
④ 关于元老院在4世纪罗马帝国的地位和作用，瓦拉的看法和爱德华·吉本以后的史家的看法不一致，瓦拉的看法偏重。
⑤ 德尔图良（Tertullian,约160～225），早期基督教拉丁教父的重要代表，约207年与罗马分裂并建立自己的教派。
⑥ 据《圣经·旧约》，先知以利沙（Elisha）也译厄里叟，多奇迹。他让亚兰（在今叙利亚）国元帅乃缦（Naaman）在约旦河沐浴7次，就治好了乃缦的麻风病。后来耶稣在拿撒勒布道时也提到过此事。
⑦ 这里的“东西”指世俗政权。
⑧ diadem and tiara狄亚登穆和提亚拉，都是古代教皇的冠冕， 源于古代波斯帝王的王冠形制。
⑨ 根据《圣经·旧约》，亚伦是摩西之兄，犹太教的第一位祭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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