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专题讨论）——1.倡导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范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范式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专题讨论论文,当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语]随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范式问题逐渐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以至于在2007年10月苏州召开的第七届“马克思哲学论坛”上，赫然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确立为论坛的核心论题。可以预计在近一个时期，如何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创新，将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的一个热点问题。研究范式是我们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维度，从以往的研究历史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经历了三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一是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教科书范式”；二是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范式”；三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教科书范式”，这后一种研究范式时期众声喧哗，呈现出新旧范式交替的特征，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尤其需要我们对以往的研究范式进行认真和深入反思，进而探索和创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范式。下面这组专题讨论文章，从各自的角度探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和创新问题，我们希望通过这种专题讨论的形式，促使学术界同行加强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共同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发展。（主持人：汪信砚）
[中图分类号]B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7）06-0001-10
范式是学术共同体自觉认同和持有的一套基本信念、解释原则及评价标准。科学哲学家库恩认为，范式是共同体成员们借以指导其研究活动的“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它“决定了什么样的问题有待解决”，“规定了一个研究领域的合理问题和方法”[1]（P21、24—25、9），并由此而形成一种连贯的学术传统。这样一种对学术探索活动起到重要规范作用的范式，无论是在科学研究还是在哲学研究中都是普遍存在的。从哲学史上看，不同的哲学流派都有其独特的研究范式，而哲学流派的兴衰更迭则意味着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不过，我们并不同意库恩关于不同范式无法通约、不可比较的观点。至少在哲学研究中，范式是有优劣之分的。确立一种优选的研究范式，对于持守和发扬一种哲学的学术传统，强化其理论生机与活力，推动其理论创新和与时俱进，是极其重要的。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重视。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有人认为，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历程中，它经历了三种不同的研究范式：（1）20世纪80年代以前即建国以后头三十年的教科书范式，其基本特点是以以往通行的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为概念框架、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去宣传、讲授、解释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去建构包括中外哲学史、伦理学、宗教学、逻辑学和美学等在内的全部哲学学科，去区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非马克思主义哲学；（2）20世纪80年代的教科书改革范式，它以变革教科书体系为基本指向和主要任务，其突出特点是以实践为核心范畴，重新理解人与世界、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主观性与客观性、历史规律与人的历史活动、自由与必然等哲学所探索的重大关系问题，并力图在这些重新理解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3）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后教科书范式，其主要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由“体系意识”转向“问题意识”，出现了“开拓性哲学”、“准原理哲学”和“专门化哲学”的萌芽[2]。在我看来，上述区分是有根据的，尤其是关于“后教科书范式”的表述。根据我的理解，所谓“后教科书范式”就是没有范式或没有形成新的统一的研究范式。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人们确实表现出很强的“问题意识”，并关注和研究了大量的具体理论问题。但是，由于明显缺乏共同的理论兴趣，已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共同关注和探讨一些“热点”及“焦点”问题，而且也明显缺乏共同的问题意识，即在应该提出什么样的问题、怎样提出问题、什么样的问题才是有意义的、怎样去解决问题等方面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有人说，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十多年间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最繁荣的时期。但是，透过对各种具体问题的研究可以发现，论者往往并非真的知道为什么要进行这些研究或这些研究的意义何在，至少在这些问题上尚未形成普遍共识；尽管提出了许多新词新说，它们或许可以说是张三的哲学创新或李四的哲学创新，但却很难被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所有这些，非常类似于库恩所说的科学发展过程中的新旧范式交替时期，即科学危机时期的诸种征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正处在这样一个旧的范式已经失去了约束力，而新的范式又尚未形成的“危机时期”。可以说，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发展过程中，人们从来没有像这一时期，特别是像今天这样对于到底应该如何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甚至对于到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众说纷纭和感到迷茫与困惑。如果任由这种无范式的危机状况持续下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就会逐渐消融于对各种具体问题的无原则的议论之中，甚至消融于与其他各种哲学的“对话”和“互动”之中。因此，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要努力探寻和牢固确立一种优选的即应有的研究范式。
在我看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要完成它所肩负的理论使命，必须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为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铸中国传统文化，推动和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与发展；另一方面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粹，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哲学，使马克思哲学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的当前现实或当前实践相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即一方面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当前现实，从中提升出具有时代性的哲学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创造性回答，指导中国的当前实践，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具有如是规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
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应有范式，是指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紧紧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个中心任务来展开，它的理论目标就是要在当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因此，是否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应当成为衡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问题和成果的意义的标准。这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本质特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及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特殊性质所决定的。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本质要求。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始终成为时代精神精华的根本基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来，实践是作为哲学研究对象的全部人与世界关系的根本基础，从而也是哲学思维应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因如此，实践的观点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点。然而，实践并不是一种抽象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直接现实性。一方面，实践总是具体的，总是在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特定的现实条件下进行的；另一方面，实践又是历史的和不断发展着的，它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相同的规定性。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观点，就必须反对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抽象化和教条化，注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不同时期的人类实践，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如恩格斯所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P406）“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4]（P481）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这一本质要求概括为“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的原则，并根据这一原则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思想。他指出：“对于俄国社会党人来说，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5]（P161）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民族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这一研究范式，才能真正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要求。
其次，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来都包含着两个重要层面：一是理论层面，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探索，其已经产生的标志性成果就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二是实践层面，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实践探索，其已经取得的重大成就就是找到了一条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这两个层面是紧密联系着的，其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直接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现实化；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及其标志性成果，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上述三条道路的确立。当代中国正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一刻也离不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只有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着力进行当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不断推向前进。毫无疑问，当代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探索的任务应该由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承担；只有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才能完成适应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客观需要的任务。
再者，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是整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各种思路的根本途径。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逐渐出现了分化与多样化的特点，并表现出几种很不相同的研究思路：第一，“回到文本”的研究思路。在这种研究思路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经典文本是我们讨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合法的依据，我们过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诸多误解均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误读；要重新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回到文本，要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也必须首先返回到文本，即只有返本才能开新。第二，关注现实的研究思路。在这种研究思路看来，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对象性基础，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要保持其作为时代精神精华的地位，必须始终关注现实实践的发展，注重从当代世界和当代中国的现实中提出具有普遍性的哲学问题并对之作出创造性的回答。第三，立足于基本理论的研究思路。在这种研究思路看来，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哲学首先是对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如常识、宗教、艺术、科学，特别是哲学本身的前提批判，正是在这种前提批判中，才有了哲学的本体论、辩证法、认识论、价值论等不同的领域和内容；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只有深入进行对现时代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基本方式的前提批判，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各个领域的基本理论创新，我们才能在当代条件下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第四，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思路。根据这种研究思路，哲学是思想中所把握的时代，而问题就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不断地发现和探索当代实践、科学与哲学发展中涌现出来的各种问题，并由此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与时俱进。在我看来，上述几种研究思路只有整合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范式才是有意义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向来可以相对区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其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的基础，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应该发展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并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来得到深化。在上述几种研究思路中，有的属于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如“回到文本”的研究思路；有的则属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如关注现实的研究思路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思路。而无论是哪一种研究思路，要真正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并避免使它们流于某种自娱性的智力游戏，就必须自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理论目标、解释原则和评价标准。例如，作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回到文本”的研究思路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但它的意义正在于能够使我们更加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便我们能够更好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样，作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关注现实的研究思路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思路也是极其重要的，其重要性就在于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中国的具体实际，从而使我们能够更加有效地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最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范式开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乃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有着两方面的规定性：其一，它是“当代中国的”，必须具有当代中国特色；其二，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须服务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因此，要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健康发展，必须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毛泽东指出：“在这种态度下，就是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的。这种态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态度。‘的’就是中国革命，‘矢’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6]（P801）显然，正是由于坚持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及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毛泽东才创造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毛泽东哲学思想。今天，也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第二，必须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马克思说过：“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7]（P544）这就是说，真正的理论创新总是源自于一定时代社会实践的需要，总是以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为基础。中华民族当前正在进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伟大的实践需要创新性的理论；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它为我们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厚实的基础。所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自觉立足于当代中国实践的需要，积极开掘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资源，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创新，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总之，无论从哪方面看，只有自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研究范式，才能全面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