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模式转型压力与战略选择，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压力论文,战略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正确认识和评估已有的增长模式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成就，可以用三个基本数字概括：13亿人口的一个国家，在26年的时间内，保持了9％以上的平均增长速度。在人类历史上，如此的发展成就是前所未有的，仅仅用“奇迹”一词来描述似乎还不够。然而，说到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评价就大不相同。一种相当有影响的说法是，中国已有的增长模式是低效率的，主要靠的是低价劳动力。这种说法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有很大片面性。如果中国的增长模式果真如此，那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能够持续20多年，也无法解释为什么那么多外国企业要到中国来投资（外资来中国的前提条件是中国的投资效率要高于境外），无法解释那么多的中国产品能够卖到世界各地，在国际市场上表现出咄咄逼人的竞争力。总结中国经济的发展经验，探讨今后的发展道路，首先对已有的增长模式要有正确的认识和评估。
1.观察中国经济的两条基本线索。一条线索是独特的要素组合优势。中国的经济增长，依托于一系列基本要素的组合：世界上最大的潜在或现实的市场；大量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的存在和流动，使劳动力成本被压到较低水平，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价格也被控制在相当低水平；较为完整的工业基础体系和逐步完善的产业配套条件；勤劳、节俭、进取的民族传统和文化；尤其是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在国际范围内，这些要素条件在一个国家同时出现是少见的，就规模而言，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有些发展中国家，如南亚国家、非洲的一些国家，人口很多，劳动力也很便宜，但不具备其他条件。如此多的优势在中国汇集，确实是一种幸运。我们有的别人很难有，我们没有的可以利用别人的，由此形成的要素组合优势，是一些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国际竞争力逐步提升的基础。
另一条线索是消费结构升级带动主导产业，主导产业带动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的快速增长，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解释。从产业角度看，主要是主导产业的出现和带动。假定一个经济中有20个产业，如果这20个产业以相同速度增长，那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就不会高。一定是有若干个产业，比如五六个或十来个产业以更高的速度增长，“水涨船高”地将整个经济增长速度带起来了。这些产业经济学上被称为“主导产业”，或者说“高增长产业”。主导产业与快速增长之间的这种相关性，在一个国家可以观察到，在一个特定的地区往往也能观察到。如果一个地区没有几个主导产业，要出现高增长不大可能。
工业化历史上，先行国家在高速增长期，通常伴随着主导产业的拉动。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以来，几个时期经济的快速增长，都有相应的主导产业的带动。上世纪80年代，主导产业是轻工、纺织等。经过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调整，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阶段，经济增长也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增长期。直接原因是出现了一批新的主导产业，包括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新一代家电产品、房地产等。1997年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回落，在之后的五年左右时间内，基本是“七上八下”。为什么增长速度会下来？可以给出的一种解释是，在这一时期，90年代初期起来的一批主导产业力量不足了，而新的主导产业又没有起来，出现了主导产业的“断档”。政府不得不把重点放到“扩大内需”上，用增发国债等办法刺激需求，以维持7％以上的增长率。
这种局面终于到2002年下半年出现变化。一批新的主导产业浮出水面。起先导作用的是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通讯等行业；然后拉动了一批中间投资品性质的产业，主要是钢铁、有色金属、建材、机械、化工等；以上两个方面又拉动了基础行业，主要是电力、煤炭、石油等能源行业和港口、铁路、公路等运输行业的增长。这三类行业构成的产业增长新格局，对我们理解近三年来的经济增长，分析和展望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比如5年、10年的增长前景，都是一个基础性的框架。
把这两条线索结合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经济模式的基本架构。第一条线索是从空间上观察的，可以看到多种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基本要素；第二条线索是从时间上或过程上观察的，可以看到主导产业的依次出现。把这两条线索结合起来，可以看到这样一幅画面：消费结构升级产生巨大需求，多种基本要素的组合形成供给，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主导产业的依次出现和更替，拉动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2.小结：“低成本竞争”的增长模式。现在我们回到对已有增长模式的理解。如果一定要对已有的增长模式给出一个“说法”，“低成本竞争”可能是一个较好的概括。“低成本竞争”当然与劳动力低成本有关，但仅有低成本劳动力，而没有其他条件的配合，不可能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和产品。这是中国与其他同样存在大量低成本劳动力国家的区别所在。
还需要说明的是，并不是所有领域都体现出低成本竞争优势。能够体现这种优势的，主要是那些得到充分竞争的领域，如非国有企业和得到实质性改造的国有资本参与其中的企业主导的领域。传统国有企业主导的领域，特别是全国性、行政性国有大企业为主的垄断性行业（主要分布在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领域），低成本的优势并不明显。曾经有过一个比较分析，某个国有石化大企业与国际石化大企业相比，人均工资要低得多，但我们的企业用人多出很多，结果我国企业单位产品中的人工成本反而要高。所以，当我们说到“低成本竞争”模式时，一定要清醒地知道，我们经济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并不具备低成本的优势。
二、现有增长模式面临的转型压力
前面我们讨论了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特点，那么，这一增长模式能否持续下去，使未来我国的增长潜力得到充分利用？总的感觉或判断是，过去20多年支持我国经济增长的诸多基础性因素正在或将要发生实质性变化，现有的增长模式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转型压力。即将到来的“十一五”时期，增长模式的转型势在必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与已经过去的几个五年计划时期相比，“十一五”时期将是一个具有突出特点的时期。增长模式转型的压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这是我国经济特别是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经济增长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之一。近年来，东南沿海地区特别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土地和房产价格大幅上升，“民工荒”出现及其引发的工资提高，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的供应紧张，简单地说，“地价、人价、电价”等上升，使持续了20多年的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正在发生重要改变。我国人均收入超过“千美元关口”，是一件好事，但也是一把“双刃剑”，不仅意味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同时意味着要素成本的上升。低成本优势的削弱将会带动剧烈的结构调整，出路大致有三个：一是“转出去”，那些倚重低成本无法转型的企业，将会寻找新的低成本区域，转到那里去生产；二是“升上去”，有些企业则要“就地升级”，通过创新转向产业链的较高层次，谋求新的竞争优势；三是“淘汰掉”，总会有一些企业，既无力实现技术升级，也难以向其他地区转移成本，“高不成，低不就”，而被淘汰。企业和产业将会进入一个分化和重组期，整体的增长速度将会减缓。
当然，低成本优势的削弱以至缺失将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我国幅员辽阔，地区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还会有一些地区继续呈现低成本优势，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将保持多种竞争优势并存的格局。其次，我国沿海地区的产业竞争力，除了要素特别是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外，还有一个重要优势在产业配套条件，或者在供应链。当要素低成本的优势减弱后，产业配套条件的优势还存在，加在一起，总体上可能比单有要素低成本优势地区的竞争力要强一些。产业配套优势也是制约一些企业和产业向外转移的重要因素，对那些对产业配套条件有较强依赖的企业来说，如果要转出去的地区缺少相应的产业配套条件，低成本优势也无从发挥。
但从中长期看，低成本优势削弱后的调整不可避免，而受影响最大的是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由于这些地区是中国最为活跃、经济总量中比重最大的区域，所以，低成本优势削弱所引发的冲击将是全局性和基础性的。
2.能源和其他重要资源、环境约束压力的显著加大。这个问题最近讲得很多，数据也很多，这里只是强调一下这种约束压力加大的四个方面的原因。（1）我国正进入一个工业化阶段资源需求量上升最快的时期，如果用一条曲线来表示，目前正处在爬升最陡的区间。过了这个阶段，需求量将会相对下降。以钢铁为例，在这个阶段，住房、汽车、基础设施建设等，都需要大量钢材。过了这个阶段，一方面需求相对下降，另一方面旧钢材可以大量回收利用，在生产同等钢材的情况下，对铁矿石的需求大大减少。（2）13亿人进入工业化中后期所消耗的资源，即使是使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其规模也是前所未有的。（3）事实上，我们的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在许多方面浪费惊人。我们有一项研究表明，如果在节能方面有重要进展，到2020年，我国的能源消耗可以从32亿吨标准煤降低到24亿吨标准煤，降幅达四分之一。（4）我国在许多资源禀赋上处于劣势，人均拥有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石油、铁矿石等重要资源新增量的多数依赖进口已成定局。这样无疑加大了我国在资源问题上的压力。
3.新增长点所带动的经济外延扩张空间缩小。由于后发优势的原因，与工业化先行国家相比，我国的需求结构一定程度上出现了“错位”，或者说“超前”了。例如，先行国家是先有汽车后有彩电和电脑，而我国在汽车尚未大规模进入家庭时，彩电、电脑已经相当普及。所以，我们不能期待在汽车消费后出现一个电子信息产品的消费高峰。新一轮经济增长是由住宅、汽车、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电子通讯等拉动的。这一批新增长点将会延续相当长一个时期。但是，这些增长点将逐步进入常规的较快增长轨道，随着时间推移，供求平衡、供过于求后，增长速度将趋于降低，在目前这一批增长点以后，出现规模较大的新增长点的机会将大大减少，相应地，依靠新增长点的更替，以外延扩张方式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将显著缩小。要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必须寻找新的推动力量。
4.金融风险因为增长减速和开放扩大而增加。我国金融风险隐患较大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过去主要表现在银行的不良资产上，近年来在证券、保险、信托等领域也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有些问题堪称触目惊心。风险隐患大而没有转化为危机，主要依赖于几个条件，（1）政局稳定并在事实上由国家提供担保；（2）经济增长速度较高而使金融资产流动性较好，例如尽管银行不良资产的“窟窿”不小，但天天有人存款，这个“窟窿”还露不出来；（3）金融领域对外开放程度较低，受外资金融企业的冲击较小。
在未来一些年，其中有些因素将会发生大的变化。随着时间推移，速度逐步降低是工业化国家历史经验中显示的共同规律。WTO关于金融领域开放的诸多条款将逐步兑现，外资银行更大范围的进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变、资本项下可兑换的最终实施等，都将对中国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国际上，一些国家和地区，例如美国、日本、拉美新型工业化国家、东亚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都在经历了一个繁荣发展期后，出现了某种形态的金融危机。我们能否不重蹈覆辙，摆脱“繁荣后的危机”，确实是一个很大挑战。
5.收入差距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加强。我国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在国际已处于较高水平。这种格局与我国现阶段存在的一些特定因素有关，如人口众多，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差距较大，体制转轨中由于体制和政策原因而导致的不合理或非法收入较多等。收入差距扩大，客观上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而不同的利益集团会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在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的难度加大。解决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根本上说要靠发展，要“做大蛋糕”；但如果“蛋糕”分得不好，也会影响到“蛋糕”做大。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还会持续一个相当长时间，我们面临的挑战是，能否将这种差距控制在现有社会结构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不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大的阻力，而且可以对发展提供支持。
6.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引起的外部不适应。中国“超大规模”现象近年来日益突出，在国际上出现了诸多的不适应。中国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加强；出口的持续快速增长，成为世界上第三大对外贸易国；中国企业和资金走出去，收购国际上的大公司；中国在一些产品的国际市场上具有影响市场的“定价能力”，如此等等，都对国际社会带来了某种与以往不同的影响或冲击，使国际社会感到不适应。近些年来“中国机遇论”和“中国威胁论”的交替浮现，反映了国际社会面对“中国因素”日益增强的复杂心态。近期贸易摩擦的加剧、围绕人民币汇率的争论、能源问题上的争斗等，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不适应就要调整，这种调整包括贸易、投资、货币金融（汇率）、产业分工等领域的调整，包括国际经济秩序和相关政策的调整。除了经济领域的调整，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也会有必要调整，因为在国际事务中，在关系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从来不会有纯粹的经济问题。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经济贸易大国的崛起，是不可阻挡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接受并适应这样一个事实，不论对国际社会，还是对中国自己，都是很大的挑战。
三、增长模式转型的目标、内涵与战略选择
以上这些压力或挑战，在现有的增长模式内是难以吸收和消化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增长模式的转型势在必行。
增长模式转型首先要有正确目标。中央提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为增长模式转型的目标确定提供了最重要的基础。第一，增长要真正体现“以人为本”，把持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增长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不能为增长而增长，为GDP而增长，导致增长目标“异化”。第二，增长应当统筹兼顾，在经济与社会、城乡、产业、区域、国际国内和人与自然之间力求达到一种动态均衡。第三，增长还应当是可持续的，减少和避免增长中的波动，使增长潜力在尽可能长的时间内得到充分、有效的释放。一定意义上说，实现增长在“时间上的均衡”。概括地说，增长应当是“以人为本”、全面均衡和可持续的。
增长模式转型大体上有三层含义。通常人们较多使用“增长方式转变”的提法，所强调的是改变粗放、低效的增长方式，减少消耗，降低成本，提高效率等等。我们所说的增长模式转型也有这一涵义，而且应当放在突出的位置。增长模式转型的第二重涵义，是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转换，在低成本优势逐步削弱后，通过技术、组织和制度创新，形成以提升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为重点的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第三重涵义是适应中国经济规模扩大的变化，在对外经济关系诸多领域进行必要调整。
从以上增长模式转型的目标和涵义出发，考虑到转型所面临的诸多压力和挑战，转型的任务是多方面、繁重而艰巨的。相应地，应当重点实施六个方面的战略。
1.扩大内需战略。扩大内需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需要长期实行的基本战略。从国际经验看，大国通常以内需为主，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内需的重要性更为突出。近期出现的贸易摩擦，也要求我们把立足点更多地放在内需上。尽管我国的内需还有较大潜力，但正如前面分析过的，由于这一轮增长点以后，新的增长空间已经不大，对内需潜力不宜估计过高。即使对已有的内需潜力，也有一个发掘使其充分释放的问题。毕竟在前些年增长潜力比现在更大的时候，还出现了几年的“内需不足”。与上个世纪后二十年相比，现阶段的经济已经发生了相当的变化，可能是“冷下去容易热起来难”。面对经济过热带来的问题，其实是一种“愉快的烦恼”，因为经济还能够“热”起来。一定意义上说，算是一种“幸运”。如果代之以需求不足、经济过冷的烦恼，形势就要严峻得多了。所以，对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要十分珍惜，即使出现某些过热现象，应当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以使快速增长的势头能够保持更长时间。
扩大内需要做多方面的工作。第一，要继续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以带动需求扩大。重点是保持居民住房、汽车等消费的持续增长，保持城市化的持续推进。第二，在鼓励中高收入阶层消费结构升级的同时，要通过多种途径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第三，在产业选择上，让各种有条件发展起来的产业都发展起来，不要轻言某个产业不能发展。这既有利于扩大内需，也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2.自主创新战略。这是一个已经讲了很多年的话题。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技术自主创新讲了这么多年尚未取得大的进展，新形势下如何才能在这件事情上取得突破？这两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问题，即我国自主创新的实质性进展需要哪些条件。
（1）要有市场需求。在过去的“低成本竞争”模式中，以较低水平的需求和产业结构为背景，市场需求旺盛，生产成本低，所需要的大多是成熟的中低技术，可以通过引进解决。在“先占市场”和“自主创新”之间，大多数行业中的大多数企业不论在追求效益的动机上，还是在实际能力上，往往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随着要素成本上升，低成本优势趋于削弱，以中低技术占领市场的空间日趋缩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盈利的保持和增加，经济的持续增长，都需要通过创新来增加技术含量和附加价值，提升产业结构。
（2）大规模制造能力和产业配套条件的形成与改进。大规模制造能力意味着巨额研发费用可以被有效分摊，从而使自主创新具有成本上的可行性。较高水平配套产业群的形成，是一些技术复杂、零部件较多的产品在核心技术突破后能够迅速产业化的重要条件。
（3）能够组合全球科技资源的开放性研发体系至关重要。而在开放条件下，技术能力是一个跨越国界的全球性的系统，不可能也不需要再从头开始形成自己的封闭技术体系。哪些要完全引进，哪些要与别人合作研发，哪些主要依靠自己独立研发，哪些采取几种方式不同类型的组合，将由企业依据市场前景、自身能力和合作条件，经过成本收益分析后作出选择。
（4）最重要的是，企业成为负责任的、有长远眼光的创新主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是自主创新的主体。企业有没有自主创新的意愿和能力，是自主创新成败的关键。以往多年，企业特别是一些改革不到位的国有企业投入了为数不少的技术开发经费，但效果并不理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乏对创新成果负责的激励和约束机制，企业的领导人缺少自主创新所要求的长远眼光。具体地说，企业领导人缺少足够的动力去考虑5年、10年或更长一个时期的事情。如果没有这个动力和眼光，要创新特别是那些有基础意义的创新，就相当难了。以上这些条件，目前我们有的已经初步具备，有的部分具备，有的还需要作出积极的努力。
在此基础上，政府对促进自主创新要有更多作为，如促进改革不到位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改进，形成有助于自主创新的长效机制；对各类合法的经济主体一视同仁，使他们能够在自主创新上公平竞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在那些对创新有显著需求的领域，要通过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而给创新者提供激励；加强风险投资市场体系的建设，在符合国际惯例的前提下，政府可以在税收、财政补贴等环节对自主创新的研发活动给予支持；政府通过组织前沿性重大项目、共性技术项目，带动和协调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
3.资源节约战略。面对巨大的资源约束压力，我们已经提出了一些应对的战略要点，如节约优先、增加供给、优化结构、环境保护等。其中，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最为可行、最容易见到成效的是加强资源节约。当前在资源节约上有大的进展，需要解决好两个关键性问题。
（1）让价格起作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大量的资源浪费和误置现象，如我国本来在能源和多数资源占有上不具比较优势，但依然有能源和其他资源高消耗的产品生产和出口，具体一看，电价过低，治理污染的费用没有足够支付，变成了企业利润，加上出口退税，怎么能不生产？价格“到位”或价格“正确”，将会有效地激励节约。最近的一个例子是，今年上半年油价提高，小排量的经济型轿车销量大幅上升，而油耗高的SUV车则明显下降。一个价格变动，比一打口号要管用得多。价格起作用的另一个结果是刺激供给和调整结构。例如，当国际石油价格升至30美元以上后，原先亏本的“煤变油”和煤化工项目就变得有利可图了。这种结构变化有利于更为合理地利用我国相对充裕的煤炭资源。
（2）让政府的社会性管制起作用。这里要把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区分开来。经济性管制是指管投资、管项目、管企业，社会性管制则主要是管安全、能耗、环保和相关技术标准等，就是说主要解决仅靠市场无法解决的问题。由经济型管制向社会性管制转变，是近年来的国际潮流，也是政府管理经济方式转变的重要方面。现实生活中为数众多的污染和浪费现象与政府管制特别是社会性管制不到位直接有关。所以，我们不能笼统地说政府管多了还是管少了，问题是不该管的还管得不少，该管的没有管，或者管得不到位。后一方面的问题可能更突出。
解决“价格起作用，政府管制起作用”的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要进一步推动资源价格的市场化，资源价格能够由市场决定的，要尽可能地交给市场。在存在大宗、长期资源交易的情况下，如电力企业与煤炭企业之间的电煤交易，铁矿石企业与钢铁企业之间的矿石交易，应鼓励企业通过参股、联营、订立长期合约等方式，形成长期稳定的供货关系。对不能或不能完全由市场决定其价格的某些垄断性、基础性的资源产品，政府的价格管制要形成反映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能够及时灵活调整、透明度高的机制，以尽可能接近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减少或防止资源价格的扭曲。推动政府管制重点由经济型管制转向社会性管制。管制的重点要放在资源节约标准的实施、新节能产品或措施的推广、环境保护等方面，加快相应的政府管制机制的改革。
有必要强调提出的一个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资源观？面对资源约束压力的加大，我们要厉行节约、提高效率，建设节约型的经济和社会，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选择，也是我们应当和必须作出的选择。在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上，要有客观、全面、符合规律的观察和观点，过于悲观在逻辑和事实上都是没有根据的。据有关研究，即使考虑到中国发展的需要，从全球范围看，石油供求在今后二三十年的时间内是基本平衡的；铁矿石供给从上世纪70年代后一直价格下滑，需求低迷，近两年由于中国等的需求增加而有所回升。国际铁矿石价格上升，缺的不是铁矿石资源，而是现有的生产能力不足，需要新的投资。其他矿产资源也有类似情况。在工业化历史上，还没有一个进入工业化进程的国家由于资源问题而中止了发展的步伐。有的国家由于能源危机而大大促进了节能技术和产品的开发。在市场化、国际化的条件下，“缺什么资源就不能从事相关产业”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照此逻辑，东亚的日本、韩国根本不应该发展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因为这两个国家几乎没有石油和铁矿石资源，煤炭资源也不多，但事实上这两个国家的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很有竞争力的。在我们国内也是如此，经济最为活跃、发展最快的，往往是那些缺少资源的地区，而一些资源丰裕地区则埋怨“背着金山过穷日子”。
在资源问题上，我国既是消费大国，同时也是生产大国，解决资源供求矛盾的立足点还是在国内。即使是外部依赖性加强的资源，给国际社会带来的更多是机遇而不是威胁。对这一点，看看资源输出国的态度就清楚了。在人类智慧和科技进步面前，资源约束从来都是一个相对概念。我们现在使用的许多资源，一二百年甚至几十年前都是没有多少价值的，或者不为人知的。科技进步赋予了这些资源的价值。未来人类将要开发利用的资源肯定大大多于已经开发利用的资源。正如我们所讨论的，所谓资源约束问题，说到底，主要并不是某种资源量多少的问题，而是人们对资源的态度问题，开发利用资源的机制、体制和政策问题。在这个基本问题上认识提高了，有实质性的进展，就一定会变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资源约束的压力不会使中国的发展停滞或显著放缓，相反，中国仍将会有一个较长时期持续稳定较快的发展。
4.稳定增长战略。我国经济波动较大，有技术方面的原因，如设备投资周期、消费能力积累周期等，更多的则是体制和政策方面的原因。对那些处在先导位置的竞争性的行业来说，低地价（甚至零地价）、低电价、低人价（不提供劳动保护条件、社会保障等），将刺激投资者的过度进入。近两年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缺电严重，停三开四，甚至停四开三，有电力增长慢的问题，但反过来说，企业之所以有大量投资，是在按照低电价核算了成本后决定的，如果电价高一些，企业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投资。在另一方面，经济提速，煤电油运等基础行业就紧张起来，其中最紧张的是铁路运输。中国现在几乎什么产品都过剩，铁路是一个例外。是因为中国没有造铁路的钢材、水泥、劳动力、技术吗？是缺资金吗？都不是。原因是这个行业缺少开放和竞争。这一轮经济增长，启动后一年左右的时间，煤电油运就全面紧张。其实这已经是老问题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就出现过“三大瓶颈”制约，也就是现在的煤电油运的制约。
由于这些问题的存在，中国经济存在着一种波动较大的循环：消费结构升级-新的生产部门形成或扩大-中间投入品增长-基础部门供给不足-通货膨胀或短缺-紧缩性宏观调控-增长速度下降，部分生产能力过剩。
解决这些问题，提高经济增长的稳定性，要重点推进两个方面的改革：一是纠正人为压低要素、环境成本的行为，调整政府行为目标，改革政府投资体制；二是加快推进基础行业特别是铁路运输行业的改革和开放，重点是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引入新的投资者。
5.金融改革战略。对金融改革的紧迫性要有足够认识。一定意义上说，我国的金融改革是在与时间赛跑，要在增长速度稳定地降低之前，建立起一个较为健康、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
金融改革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有：加快银行体系改革，重点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在按照加入WTO承诺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大金融体系对内开放，特别是对非国有经济开放的力度，重点解决中小企业、高科技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改变过度倚重银行融资的状况，加快金融结构调整。抓紧解决困扰证券市场发展的深层体制问题，恢复证券市场的正常功能。扩大债券在融资结构中的比重。促进金融创新，鼓励多种类型适应现阶段我国实际情况的金融机构、产品的创新和供给。
6.开放升级战略。经过20多年的持续开放，我国已经形成了开放度相当高的经济结构。今后对外开放的重点，要与中国正在成长为经济贸易大国的事实和趋势相适应，由范围和数量转向结构和质量，即“开放升级”。与此相应，对外开放的战略和政策也应进行调整。
（1）实行适度的“角色转换”。由过去较为被动地适应国际环境，转向一定程度上影响国际环境；由过去主要是适应规则，转向在更大程度上参与制定规则。在国际货币（汇率）、贸易、投资、金融、区域经济合作等领域，发挥比过去更为主动积极的作用。在国际经济事务中塑造积极、负责任的经贸大国形象。相应地，在对外贸易活动中，要坚持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原则。由于我们在许多领域具有国际竞争优势，强调这一原则，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是有利的。不适当的强调和依赖保护，不仅可能有悖于某些国际规则，更重要的是，与我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地位变化不相适应，对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不利。在初级产品对国际市场依赖加强的问题上，要向国际社会说明，中国对初级产品需求的增长，带来的不是威胁而是机遇，完全可能在多方共赢的基础上解决初级产品供求平衡问题。着眼于在全球产业分工链条中位置的提升，吸引外资政策应当更加明确地将重点放在技术引入、传播和创新上。
（2）积极而谨慎地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特别是优势企业“走出去”的条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好。部分竞争充分行业比较和竞争优势的形成，国内市场的相对饱和，资金一定程度的过剩，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的变化，都在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但就中国企业较大规模对外投资而言，目前总体上还处在探索阶段。从近年来的经验看，相对于成功案例，失败案例可能更需要引起重视。特别是对那些在国内经营中体制缺陷突出的大型国有企业，对外投资上更应持谨慎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