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改革开放新阶段的选择——2000～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年中论文,改革开放论文,新阶段论文,形势分析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0年，中国有两件大事，将对中国今后长期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是经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建议认为，中国人民生活已经在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新的世纪中国将开始实施第三步向现代化推进的战略部署。二是经过14年的漫长谈判，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的进程已接近终点， 中国正在积极地从各方面的法律和制度上做好加入WTO的准备。
改革开放以后，经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确立了“分三步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部署。这就是：第一步，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个发展目标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即从以“赶超”为宗旨转变为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人民生活质量为宗旨。现在，中国已基本实现了现代化建设的前两步战略目标，到2000年年底，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可达到8.6万亿元人民币，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800美元，这是中国实现第二步发展战略目标、 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重要标志。在新世纪之初，“十五”计划的制定，标志着实现现代化这一中国的百年之梦开始化为现实的具体进程，中国将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并加快推进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加入WTO的前景， 将意味着中国在世界市场经济体系中的地位最终得到确认，也是中国从有限范围和领域的开放转为全方位开放的重要标志。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近13亿人口，经济规模居世界第7位，对外贸易居世界第9位，快速发展的中国是经济全球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中国加入WTO作为一种战略选择， 说明了中国坚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既定路线，显示了中国从长远的国家根本利益出发决心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远见，也标志着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2000年的这两件大事，标志着两个新阶段：全面发展的新阶段和走向改革开放的新阶段；也代表着两个重大选择：走向现代化的选择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选择。
处在这种背景和趋势下的中国，面临着非常艰难的选择：其一，受中国数代人现代化之梦的推动，中国民众中具有强烈的赶超意识，希望中华民族能够成为世界上受尊重有影响的民族，也希望尽快过上现代化的生活，这种高期望推动着对经济增长实行超乎寻常的强刺激；而实际的现代化过程，由于发展起点低、人口众多和人均资源匮乏，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经济单项突进和实行片面的赶超战略，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其二，中国期望通过对外开放融入国际社会，更渴望分享现代文明的各种成果，以便能够实现发展阶段的跳跃；但面对强势国家，又充满了各种疑虑和担忧，在近现代史上历经战争、内乱、灾变、劫难和丧权辱国之后，中国人对不要再折腾和不要再受人蒙骗的期冀成为一种凝重的大众心理。其三，中国已意识到，承认、遵循和参与制定世界的普遍游戏规则，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也为中国提供了新的加速发展的机遇和活力，但中国自身正处于加速工业化和市场化的社会转变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起来，很多行业和经济领域还缺乏国际竞争力，全面开放以后，它们能否经受得住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其中利害得失还有各种未定之数，形成了一种普遍的忧虑。
“现代化”和“经济全球化”这两条主线，形成了我们分析和判断2000～2001年社会形势和基本视角，我们将从这个基本视角，观察和描述2000年各主要社会领域的发展变化，梳理和分析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主要社会问题及其症结，预测和阐述2001年社会形势的基本发展趋势。
一、2000年社会形势的基本状况和特点
1.经济增长曲线出现上扬，农业比重接近现代化水平的临界点
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在连续3年下滑之后，2000 年出现止落回升的趋势，增长率达到8%左右。 中国的经济已经从亚洲金融风暴的阴影下解脱出来，恢复了元气。随着增长基数的加大，中国正在从振动波幅较大的增长时期转到平稳增长时期。200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00美元以上，总体上实现小康水平，但与人均3000 美元的现代化标准相比（注：美国著名社会学家英克尔斯（Inkels）根据多国发展的比较研究，曾提出现代化标准的10 项指标：即（ 1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000美元；（2）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15%以下；（3）第三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达到45%以上；（4 ）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50%以上；（5）非农业就业人口达到70%以上；（6）成人识字率在80%以上；（7）大学生占20～24岁人口比重达到达到10 %～15%；（8）人口净增长率达到1%以下；（9）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70岁以上；（10）平均每万人中有医生10人以上。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个标准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也只是学者个人的看法，这里只是借鉴，作为一种参照。），还需要很长时间的努力。中国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发展差距很大，甚至存在几十年的发展差距，一些城市和地区会率先实现现代化，从而起到示范作用。
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7%以下，单从这一指标看，再有若干年的时间，就会达到农业比重在15%以下这一现代化产业结构的标准。但问题是第三产业比重太低，只达到34%左右的水平，还不到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从这个方面看，离第三产业45%以上的现代化标准还有很大距离。
2.人民生活的消费结构发生重大变化
2000年1～9月份，农民人均现金收入1500元，比上年同期增长2.5%，估计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将达到228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3%左右。2000年前3季度，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4719元，扣除价格因素，比上年同期实际增长7.8%； 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6333元，同比增长14.0%。由于银行存款降息、增加国债发行、购房等大宗支出增加以及实行存款实名制等因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在多年快速增长之后，出现增幅较大幅度下降的状况。在城镇居民的收入中，转移性收入（特别是退休金）增长迅速，而财产性收入持续下降。
生活消费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衣食的消费比重在减少，而教育、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文化娱乐、旅游等方面的消费比重不断增加。根据国家统计局对全国约4万户城镇居民家庭和近7万户农村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近5年来， 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49.9%下降到41.9%，衣着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也从13.5%下降到10.5%；与此同时，农村也发生了相同的变化，农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从57.8%下降到52.6%，衣着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从6.4%下降到5.8%。
生活质量成为新的追求目标，住房条件将是人们改善生活质量的主项。随着住房制度的改革，城市住房自有化的速度明显加快，目前已有2／3以上的城市家庭实现了住房自有化，购买和装修住房成为城市中新的消费热点，住房装修的档次明显提高。轿车也开始更快地进入家庭生活，虽然拥有私人轿车的家庭还只占很小的比例，但它的快速发展却预示着一种消费趋向的到来。
3.城市化发展进入新阶段
从统计上看，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近若干年来一直在30%的水平徘徊，但考虑到大量农民工进城就业定居以及部分农村地区已经城镇化的现状，中国实际的城市化水平估计已达到35%左右。尽管如此，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仍然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现在农业和非农产业的产值之比已达到17∶83，农业和非农产业的从业人数之比基本上是50∶50，而农村和城市的人口之比则仍然基本上是70∶30。
中国的城市化已从改革初期主要靠小城镇的快速发展来推动，转变为大、中城市和小城镇的共同发展来推动。城市化进程已超越形式上“县改市”的阶段，进入切实地加快城镇扩展阶段。
但是，由于目前的户籍制度对进城农民转变户籍的限制，以及每年新增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农村，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仍然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变化，距离50%以上这一城市化的现代化的标准还有很大差距。
4.就业结构的变化出现徘徊
与城乡结构变化的情况相一致，这几年的就业结构的变动也出现徘徊的局面。1997年，在全部从业人员中，农业从业人员所占的比重首次下降到50%以下，达到49.9%，但到1999年又上升到50.1%，2000年则仍在50%的水平线上徘徊。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近两年城镇单位从业人员（不含城镇个体和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的总量出现了减少的趋势，特别是国有单位的从业人员减员较多。2000年1～6月份，全国城镇从业人员20072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340万人，但比上年末减少940 万人，其中国有单位从业人员同比减少450万人。
根据现代化过程的一般经验，社会结构向现代化的转变要按照先后次序经历三个转换点：首先是产值结构转换点，即非农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到85%以上；其次是城乡结构的转换点，即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到50%以上；最后是就业结构的转换点，即非农业从业人员上升到全部从业人员的70%以上。从后两个指标看，中国城市化的实现还有较长的过程。
5.人口和家庭结构继续发生变化
尽管中国的人口控制取得很大成就，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从1990年的14.4‰下降到2000年的8‰左右，已经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 低增长率的阶段，但由于人口的基数庞大，加之一些农村地方出现以罚款代替计划生育的做法，每年的新增人口仍然达1000多万人，而且新增人口中的90%以上分布在农村。
按照一般的规律，一个社会在进入现代化阶段以后，人口才会出现老龄化现象，但中国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均预期寿命有很大提高，已经达到70岁，加之严格的人口控制，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 1990 ～2000年，60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从8.4%增加到11.5%， 跨越了10%这一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界线。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在20年中就从成年型过渡到老年型，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这种转变英国用了80年，瑞典用了40年。
中国社会的总负担系数近10年来是下降的，从1990年的50%下降到2000年的46%以下，但其中主要是少儿负担系数的下降，老年负担系数是不断增长的。
从家庭结构来看，夫妇单子女的3 人核心家庭的比重仍处于上升趋势；随着离婚率的上升，单亲家庭不断增加，1990～2000年，在15岁及以上人口中，离婚人口的比重从0.6%上升到1.0%；另外，城市中新的独生子女一代人已经进入就业、婚姻年龄，由此产生的“代差”问题日益突出。
6.社会保障的改革取得新的进展
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的稳定器和减压阀，对稳定人民生活及其消费预期具有重要作用。目前，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入，保障体制正在从原来由国家全部包下来的单位保障体制转变为由国家、社会和个人共同承担的社会保障体制。在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新模式下，养老保障改革进展加快，新体制已涵盖90%以上的城镇职工，统筹的层次也逐步提高，2000年养老金社会发放率达到60%以上，养老金拖欠情况得到缓解，按时足额发放率达到95%以上。医疗保障改革也从扩大试点的阶段逐步发展到全面推广的阶段，2000年取得重大进展，城镇医疗保障改革的政策框架基本形成，2001年将同步推进“三项改革”，即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制改革、医疗机构体制改革和药品流通体制改革。针对群众反映较大的药费过高问题，已开始试行医院购药招标和治疗与售药分离，这些措施将普遍使医疗消费者受惠。在失业保障改革方面，作为过渡性制度的“下岗”生活保障制度，将逐步与失业保险制度并轨。2000年绝大多数下岗职工（约90%）的基本生活费可以按时足额发放，此外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呈继续攀升之势，申请自谋职业而将应享受的失业保险金一次性领取的人数增加。2000年前3个季度， 全国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补助支出完成341.3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8.2%。
但是，由于历史欠账太多，在改革的过程中，一些地方和企业出现了难以兑现或难以全部兑现社会保障承诺的问题，从而引起人们对远期支出能力的担忧和对近期消费的抑制。特别是社会保障个人账户“空账”运行的问题，及社会保险金当期出现严重收不抵支的问题，潜伏着很大的危险。
7.环境保护更加严格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注重生活环境的优化。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国家近几年的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大幅度增加，年投资总额达到上千亿元。近5年来，取缔、关停污染严重的企业达十几万个， 完成环境污染限期治理项目约5万个，废水、 废气和噪声的治理都加大了力度。2000年，全国174个县、约515万亩耕田的退耕、还林还草工作已逐步启动实施。
在城市里，工业企业开始迁出城区，普遍进行种树植草育花，全国城市人均公共绿地面积从1990年的3.9平方米增加到2000年的7平方米以上。为了治理城市中严重的大气污染，城市中开始普遍的能源更替、锅炉改造和汽车尾气治理。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人口的增多和人均资源状况的日益紧张，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总体上仍然还没有扭转高污染、低控制的局面，保护我们和子孙万代的生活环境，任重而道远。
二、2000年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治理建议
1.反腐败斗争的任务艰巨
在近几年对民众和领导干部本身的社会调查中，腐败都被列为排在首位的社会严重问题。在经济体制的转轨时期，由于新的体制还没有完善，对权力的监督漏洞较多，而部分党政干部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职业道德自律弱化，加之权力可能支配的财富数额不断增加，社会风气又似乎造成“法不责众”的示范效应，所以虽然对腐败行为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腐败现象的蔓延还没有完全遏止。近两年全国纪检监察机构每年查结的案件都达到10多万件，处分干部4000多人，其中省部级以上的高级干部十几人。根据近几年揭露、查办的腐败案件，腐败犯罪（贪污、受贿、骗税、走私等）的数额达到惊人的数字，有的案件案值上亿元，出现案中有案、新案牵旧案的情况，甚至涉及到一些过去具有“廉正清洁”形象的高级干部。更为恶劣的是，有些地方的干部结伙犯案、相互包庇、为虎作伥、民愤极大。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原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和厦门远华集团等大案的判决，震动全国。2000年北京举办的打击和预防经济犯罪展览、上海拍摄的反腐败影片《生死抉择》、深圳征集的反腐倡廉公益广告，在群众中引起极大的反响和共鸣，形成全社会讨伐腐败的气氛。
在新形势下，反腐败不能主要立足于道德自律的基础上，必须建立法治以保证在一般的机率上，使腐败犯罪的成本远高于其可能的获利。
2.农村社会矛盾上升，从整体上减轻农民负担势在必行
近几年农村干群关系紧张，社会矛盾上升，农民集体上访和越级上访事件大量增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农民从事经营的经济负担过重、屡减而不轻。
中国目前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尽管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不是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而是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民收入，当然主要靠发展多种经营和促进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但减轻农民负担是必须解决好的问题。由于中国的人均耕地资源紧缺，每个农户的耕作面积平均只相当于其他产粮大国的几十分之一、甚至几百分之一，而粮价受国际市场的影响，价格上调的弹性很小。以目前农户的平均耕作面积，如果是专门从事农业耕作，那么能够过上丰年有余、欠年持平的温饱生活已殊属不易。如果税后还要被征收各种“费”，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但是，随着农村经济活动和社会事务的增多，社会管理的任务很重，而上级行政机构的各种部门，都要向下布置工作，并作为考评政绩的指标，促使基层行政管理机构不断膨胀，基层财政沦为吃饭财政，有的连工资也发不出来，过去贷款发工资的做法，由于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也无法再行得通，于是便以各种名目向农民收“费”，弥补财政的入不敷出。虽然近几年一再强调减轻农民负担，并取消一系列的收“费”项目，严格了收“费”比例，但仍然屡禁不止，不仅农民非常不满，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对此状况也很有意见，深表忧虑。
减轻农民负担的关键，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从整体上减轻农业的税赋负担，不但是减费，而且要减税。现在占从业人员50%的农业劳动者，只能参与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7%的剩余分配，而且他们基本上没有养老、医疗的社会保障，要靠个人储蓄和家庭抚养克服生活风险。中国目前的非农业产值已占国内生产总值的83%，应该说已经有能力反哺农业。二是配合行政机构的改革，把基层不断膨胀的行政机构以及附属机构真正精简下来，清理各种吃空饷的“职位”和照顾亲属就业的职位，通过加强和充实基层财政，使基层行政机构开支完全依赖财政。
3.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缓解失业的严峻形势
在新增的生活困难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中，失业者、下岗职工和就业不足的人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2000年中国的劳动力供给过剩状况，较前几年已经更加严重。从目前来看，2000 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约8%，按0.05～0.1的经验性就业弹性系数计算，2000 年城镇的新增就业机会约400～600万个，另外估计职工退休等自然减员因素腾出的就业机会约为300万个，这样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总共约700～900万个。 然而，2000年城镇新进入劳动年龄的劳动力约为1000万人，估计新增的下岗职工约500～600万人，加上1999年结转的劳动力供给1290万人（下岗+失业），劳动力的总供给约2790～2890万人。考虑到城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中还有很多人要进入高等教育或中等技术培训，实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约为60%，以及下岗和失业人员实际进入劳动力市场的约为75%，实际的劳动力供给在2000万人左右。即便如此，劳动力的实际供给过剩仍高达1100～1300万人。如果考虑到民工进城谋职等因素，城镇就业的供求关系就更加严峻。2000年1～6月，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加上全部下岗职工共计达到1528万人，剔除35%下岗职工已经有较为稳定工作的情况（2000年上半年下岗职工抽样调查获得的比例），没有就业的下岗职工和登记失业人员为1120万人。全国不在岗职工的人数仍然呈上升趋势，至2000年9月底，全国不在岗职工达到2173.1万人，同比增长6.6%。
根据各国发展的经验，增加就业是比福利补助更有效的扶持弱势群体的措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是改善生活困难群体和低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平的根本之策。但是，目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还处于不断增长的阶段，在未来的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的劳动力都将面临着供大于求的局面。
4.扶贫方式和弱势群体的支持网络需进一步完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减贫扶贫方面取得世人瞩目的成绩，1978～1999年，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3400万人， 贫困人口占乡村总人口的比重从31.6%下降到3.9%。 但贫困是比较难以治理的顽症，造成贫困的原因也比较复杂，根据国际上的减贫经验，当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降到10%以下后，减贫的速度会放缓，贫困人口的减少容易进入瓶颈阶段。而且，即便将来人民生活在总体上达到富裕阶段，相对贫困也依然会存在。
现在的农村贫困人口，比较集中地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地带、黄土高原、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库区，生产和生活条件非常困难，减贫的难度很大，而且即使脱贫以后，返贫的比率也较大。因此，减贫扶贫工作也要不断改进方法，防止使扶贫演变成简单的生活困难补贴，特别是要防止在扶贫的转移支付过程中出现“漏桶”问题，即扶贫的款项在转交的过程中流失量过多（过高的管理成本、挪作他用或只是被用于即时消费等等），以至于国家用于扶贫的付出远高于贫困人口从转移支付中的直接受益。
城市中的生活困难群体，随着近几年下岗职工人数的增多，问题变得比较突出。他们的收入较低，工作和收入都不稳定，有些则是丧失就业能力而需要救济的人口，而近几年子女教育和医疗的费用增长很快，各方面的生活开支压力很大。在政府的努力下，目前下岗职工生活费和退休金的拖欠问题虽有所缓解，但医疗费的拖欠问题仍然严重，据全国总工会的调查，企业中约有50%的职工不能全部或部分报销医疗费。
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的个人生活保障体系和生活困难群体的社会支持体系，都是建立在各级和各类单位中。随着保障体制的改革，单位保障逐步转变为社会保障。顺应这种转变，对生活困难群体的帮助和扶持，也要从以单位为主体的支持体系转变为以社区为主体的支持网络。
5.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需要有所控制
中国目前收入分配的特点，是财政工资体制中的平均主义和市场分配体制中的差距过大并存，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后者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成为一个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无论是根据对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测算方法还是五等份的测算方法，基于统计和调查材料的分析都表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和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都有继续扩大的趋势。
由于灰色收入的大量存在，实际的收入差距可能还要大大高于统计结果，而且财富的收入差距更远高于收入差距。据全国范围的抽样调查，截至1999年6月末，城镇20%的最高收入户，拥有48.5 %的全部收入，而20%的最低收入户，只拥有7.1%的全部收入，二者的比差是6.8∶1；城镇20%金融资产最多的家庭， 所拥有的金融资产占全部城市居民金融资产量的55.4%，而20%金融资产最少的城镇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1.5%，二者的比差为36.9∶1。在农村，至1998年末，20%高收入农户拥有的银行存款，占全部样本户总存款额的55%，而14.6%年人均纯收入在1000元以下的农户，拥有的存款尚不足存款总额的3%。
维护社会公正，要坚持依法治国，通过完善有关法规来理顺收入分配的秩序。要加大反腐败的力度，加大打击偷税漏税和防止逃税的力度，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完善个人所得税法，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防止收入分配差距过分扩大。
为缩小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在“十五”计划期间，要实施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在进一步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同时，推动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努力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大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力度，改善西部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促进地区间的协调发展。
6.社会安全感降低的情况必须得到改变
社会安全感是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从需求层次上看，对人们的生活来说，在生理需求满足以后，安全的需求就变得格外重要。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和人们活动范围的增大，犯罪的机会也增多，在社会秩序的控制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些非法暴富者的恶劣示范效应，使一些人为了“致富”不择手段，甚至铤而走险，进行走私贩毒、盗窃诈骗、抢劫绑票、拐卖人口、倒卖枪支、谋财害命等犯罪活动。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些地方，黑社会组织活动猖獗，为非作歹，横行霸道，民愤极大。
刑事案件和犯罪活动的屡屡发生，使一些地方的社会治安状况恶化，造成人们生活的安全感降低。在一些新兴小城市，一些刚建起的漂亮的住宅楼，却都按装上密密麻麻的防盗窗，形同牢房。
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首先要提供一个安全生活的环境。因此，要加大依法治国、打击犯罪的力度，建立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三、2001年及此后社会形势的十个走势
1.经济将从振幅较大的高增长时期转入稳定增长时期
短缺经济的结束、增长基数的扩大、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以及从过去外延扩张的粗放经营模式转向结构调整的深化，使中国在追求增长速度的同时更加注重追求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中国正在从振动波幅较大的高增长时期转到稳定增长时期，在这个时期，8 %的增长率将是一个稳定的平均增长率。
事实上，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在其经济起飞时期，10%左右的经济年均增长率最多可保持20年，而7%～8%的经济年均增长率前后可保持约40年。
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经济会受到新的刺激，外贸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会更为明显，外贸依存度（对外贸易总额与GDP 的比值）将在目前40%的基础上继续有所提高，特别是纺织服装品的出口会有较大幅度增加。
2.加入WTO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
加入WTO对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法制建设将提出更高的要求， 但这种影响将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还将波及与市场经济体制配套的社会领域。目前在一些领域仍然存在的带有过渡经济特征的“双轨体制”，将会加速完成转轨过程。在产权、物价、财税、金融、外贸、计划、投资、流通等领域，将逐步按国际标准建立起统一的市场规则，与之相适应，在户籍管理、就业、教育、科研、收入分配、社会保障、住房等方面的配套体制改革，也将取得更大的进展。
中国不仅将走向一个更加开放的经济，也将走向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不仅是对外开放的，也是内部开放的。目前在一些地方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限制人、财、物流动的区域性壁垒，将不再具有存在的法律条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统一规则的要求，将使改革远远超出纯粹的经济领域，从而成为一种更加广泛的社会改革。
3.加入WTO后就业将面临新的挑战
劳动力供给的持续增加、产业结构调整中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经济增长就业弹性的降低、工资向下的刚性以及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换的巨大压力，这一系列因素并存，决定了中国的就业形势将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紧张局面。
加入WTO，对于中国的就业来说，既不是“紫气东来”， 也不是“洪水猛兽”，实际上在短期内对中国就业市场的影响，可能比人们一般估计的要小。但从长期的发展来看，其影响的指向性很强。在农业就业方面，影响总体上是负面的，主要农产品进口配额的提高和出口补贴的取消，将使农业的产品结构调整和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面临更大的压力。在工业就业方面，情况比较复杂，一方面，中国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如服装业、纺织业、建筑业、食品加工业等，加入WTO以后， 由于出口配额的放宽和取消，就业会有所增加，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的汽车工业、钢铁工业、机械和仪表工业等，由于国际竞争力较弱，可能会受到较大冲击，就业机会可能会相应减少。 而高科技产业和电信产业， 加入WTO后外资和外国先进技术的进入， 对这些产业的发展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市场开放后大量进口产品的涌入，也会影响到这些产业的成长和就业。在服务业方面，一般的商业和服务业会受到刺激而得到发展，就业也会增加，但金融、保险等行业，由于外资的参与竞争，国内相应行业会受到降低管理成本和劳动成本的巨大压力，就业前景并不乐观。
其实，由于各种未定因素的存在，目前关于中国加入WTO 以后就业情况的各种乐观的和悲观的预测数据，都还只是一种静态的估计。在这方面，真正的就业前景，将取决于中国劳动力的素质及其劳动成本变动状况。如果中国的劳动力素质、特别是与新兴产业相联系的劳动力素质能有较大改善，而劳动成本能够保持其竞争力，则影响中国就业前景的正面因素就会更多，反之，对中国就业市场影响的负面因素就会更加突出。
4.消费结构将发生第三次转型
在近几年消费市场低迷不振的状态下，消费结构却静悄悄地酝酿着一次深刻的转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消费结构已经发生了两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转型：第一次是消费中出现粮食消费下降、服装消费上升的趋势，这一转变对农村的多种经营和服装生产产生强烈的刺激，带动了第一轮经济增长高潮；第二次是消费中家用电器消费的快速增加，这一转变对家电制造业产生强烈刺激，带动了第二轮增长高潮。
现在，经过多年的积累，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消费结构的第三次转型已经逐步酝酿成熟。新的消费需求在向多样化、多层次化发展，但特别突出的变化是，与第三产业相联系的消费，替代传统的产品，成为增长最快的消费领域和新的促进消费增长的因素。这种转型兆示着新的消费趋向和中国消费领域巨大的市场潜力，并将推动产业结构的加速调整和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在目前消费结构的转变中，增长最快的是教育、娱乐、文化、交通、通讯、医疗保健、住宅、旅游等与第三产业相联系的消费。尤其是与IT产业相联系的通讯领域，发展速度十分惊人，近10年来，全国住宅电话用户增长了45.7倍，无线寻呼用户增长了107倍，移动电话用户增长了2401倍， 而进入中国消费领域时间不长的国际互联网，其用户在短短的4年间就增长了122倍，几乎是按几何级数增长。
加入WTO以后，进口商品关税的一些变化， 也将会对消费结构转变产生重要影响。特别是那些主要由于价格过高而抑制了大众消费需求的商品（如轿车），随着这些进口商品关税的降低，其价位可能会调整到一个消费需求更能接受的水平，从而刺激这方面的消费。
5.城市化的速度将明显加快
在建国的初期，国家实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工业劳动力的紧缺曾带动了城市人口的急增，但随后出现的农产品短缺造成极度的困难局面，所以采取了限制农民进城的户籍制度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短缺商品配给制度。但这种制度安排也造成路径依赖，使城市化长期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近几年产业结构的升级，使这种滞后状况更加严重。
现在，社会结构中酝酿的加快城镇化的冲动越来越强烈：其一，城市的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效益越来越明显，特别是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核心的新经济以城市为依托获得的迅猛发展，产生促进城市化巨大诱致力；其二，近几年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消费市场低迷，使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启动消费市场成为更急迫的要求，而城市是第三产业的主要载体和消费市场的中心，加快城市化已经上升为一种重要的促进经济增长的理性选择，“十五”规划首次将其谨慎地作为一项重要发展战略提出，要求积极稳妥地推进；其三，在发展初期以劳动密集为特征的乡镇企业，近10年来的技术增密和资本增密很快，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有所降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城镇办的二三产业（离土离乡）已逐步替代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成为转移农业劳动力的主渠道；其四，农业劳动机械化程度（特别是种植、施肥、喷药、收割）的增加，使农业劳动力的剩余程度仍然很高，提高农民收入的要求，也进一步增加了转移农业劳动力的压力，信息传播手段的普及，也使外面的世界对农村青年产生更大的吸引力。这些因素形成的合力推动，将会加快城市化的速度。
今后的城市化将可能出现两个新的特点：一是过去的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一个自下而上的自发过程，来自农村的城市化冲动与城市的管理体制发生诸多矛盾，今后的城市化将更加注重自上而下的规划和引导，增强城市管理体制对城市化的包容能力，使强烈的城市化冲动纳入有序发展的轨道；二是在过去的城市化过程中，镇的发展最为迅速，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小城镇有连片的趋势，将更加明显地出现各类规模城市共同迅速发展的局面，土地价格的升值和政策的引导，也将使小城镇向更加集中的方向发展。
6.新的农村税费改革将成为新中国的第三次农村变革
新的农村税费改革将是从体制上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治本举措，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方面，是稳定农村社会、促进农村协调持续发展的大政策。这项改革将通过取消一切不符合法律法规的农村收费项目，要求所有涉及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都必须具有合法的审批手续。农村税费改革的同时，还将重点整顿农村电价、水价、邮政价、有线电视费、电话费等，坚决纠正以“服务”名义进行的各种强制性收费。今后所有新增的涉及农民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都要有法律、行政法规的依据和国务院的批文，省及省以下政府不再具有审批新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的权限。
这次新的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将会是继50 年代的土地制度改革、 70年代末的家庭承包制改革之后，中国农村的第三次大变革。目前这项改革已在安徽省试点取得成功，将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广。
7.反腐败的斗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和走向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中国将在世人面前展现一个新的形象，反腐败斗争也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的标志，一是反腐败的力度将会明显地进一步加大，彻底清理和宣判一批已经查清的大案要案和陈案，向全社会显示中央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二是反腐败斗争将更加注重从制度建设入手，建立起一套完善的对权力进行监督的体系，不使任何腐败分子存有钻体制空子并逃脱惩罚的侥幸心理，从根本上铲除产生腐败的温床。
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深入，社会舆论也将会对反腐败问题予以更加密切的关注，从而强化全民的反腐败意识。在干部中进行的自查自纠，将使一些具有个别违规行为的人员能够有机会与腐败分子划清界限，从而解脱出来。
8.小政府、大社会将成为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框架
中国近两年进行的自上而下的行政机构的精简和改革，在中央和省级的层次已经基本完成，在2001年将启动县和乡镇的行政机构精简，这可能是中国建国以来历次机构精简中力度最大的一次。不同层次的行政机构，精简人员达到30%～50%。由于对被精简人员的妥善安排，这么大力度机构精简，并没有引起大的社会震动。尽管这次精简在缩减财政的行政支出方面的意义或许还不是十分显著，但机构的撤并和人员的精简，为建立一个精练、高效的政府确定了基本的组织框架。当然，我们也不能对这次机构精简的实效估计过高，事实上这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这项改革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还有许多后续的改革和工作要做。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社会管理的方式将发生深刻变化，小政府、大社会将是今后基本的社会管理目标模式和社会组织框架。一些原来由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将主要由市场和各种新兴的社会中介组织来调节，政府将更加集中精力，解决好市场不能解决的问题。在这种转变中，各种社会中介组织，将经历一个从迅速发展到注重制度完善的过程。
9.城镇社会支持网络载体从单位转向社区
在过去行政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城镇社会支持网络的功能，主要是由单位组织来完成的。单位组织是社会行政管理体系的基础，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通过单位来管理的，对各种社会风险的规避和克服，也主要依靠单位的支持。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很多过去由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交给市场和社会来调节，单位组织的管理体制也随之发生深刻的变化，其原有的保障功能和生活服务功能，正在逐步的市场化和社会化，伴随着这种变化，社会支持网络的主要载体也由单位组织转变为社区。适应这种变化，街道和居委会社区以及社会中介组织将作为新型社会支持网络的基础，发挥更大的作用，社区组织将成为中国新型社会支持网的基础。新型的社区组织在扩大服务功能的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引入竞争机制，强化运行成本的约束，能够由市场调节的尽量由市场调节，能够准市场化运行的尽量准市场化运行，特别是要防止把各种行政性的管理成本摊派到消费者身上，把服务功能简化为“收费”过程。
10.注重知识和教育将成为普遍的大众意识
伴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一种注重教育投入、尊重科学知识、崇尚高新技术的大众意识，继历史上几次在开放后出现的高潮和落潮之后，正在重新凝聚和形成。
这种注重知识和教育的大众意识的形成，其促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第一，科教兴国已经成为中国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国家的加大投入和民间资本的参与，为知识和教育领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加具有吸引力的发展前景；第二，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经济增长中知识基础重要性的日益增加，都使教育成为现代社会中一项越来越重要的产业；第三，随着收入分配的调整，改革后曾一度出现的收入“脑体倒挂”现象，已逐步得到改变，个人教育投资的收益率有了明显提高；第四，就业市场的逐步形成，使市场对人才的遴选机制发生更大的作用，教育成为形成初始人力资本的主要源泉；第五，教育越来越不只是一种就业前的学习，而成为一种终身的学习和培训；第六，信息网络等新技术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传统的知识积累方式和从知识到应用的过程，大大地缩短了教育—创业—成功的时间历程；第七，各种知识技术高含量的商品，迅速进入家庭生活的消费领域，使人们从日常生活中感到，知识技术的创新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而要跟上时代、适应新生活的变化，就要学习、重新学习和不断学习；最后，在中国独生子女新一代身上，也凝聚着更多的家庭期望和望子成龙的社会心理，在近几年家庭消费结构的变化中，家庭的教育消费支出已经成为增长最快的项目之一。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使注重知识和教育的大众意识正在逐步地普遍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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