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探索与实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85(2003)04-0011-04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世界发展的普遍规律，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和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普遍规律，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中国革命和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然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异域经验总结而出的舶来理论，有其地域特色。（这并没有否认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适用性）。如果使这一理论具有普遍适用性，必须使其与各国本土实际相结合，形成适合务国实际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结合的过程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来研究本国实际，指导本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正如恩格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上所主张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他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同样证明了马克思主义与本国实际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每当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正确结合时，中国革命和建设则取得进步；每当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或没有正确结合时，中国革命和建设则会受到挫折。
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胡绳同志曾经提出毛泽东一生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是领导党和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完成了民主革命的任务。这是他前半生做的。第二件大事是，在用带有中国特色的方法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后，努力探索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是他后半生做的。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毛泽东在前半生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创造了辉煌业绩；在后半生，毛泽东义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想探索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最终由于主客观原因，而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反而使社会主义建设误入歧途，遭受严重挫折。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毛泽东毕生都在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一、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完成的，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实现的，形成了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毫无疑问，完成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主要功绩应归功于毛泽东。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最先提出这一结合并取得初步成果的是毛泽东，最终实现历史性飞跃探索出一条正确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是邓小平。簿一波同志关于邓小平理论“始于毛，成于邓”所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把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分为两个阶段，也就是以毛泽东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为界限。第一阶段，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取得了成功；第二阶段，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历经曲折，最后误入歧途。
第一阶段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艰辛探索，终创伟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的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用其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并在短期内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中共成立时的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并不十分充分，同时，由于是从俄国人那里学来的马克思主义，因而就难免带有俄国人的味道了，也就是以强调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主要特色的列宁主义的形式被中国人接受。而且俄国是当时实践马克思主义唯一成功的典型，因此长期探索救国道路的中国人开始把俄国当作学习的榜样，“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当时一批知识分子矢志不渝追寻的目标。随后中共又成为由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的一个下级支部，中共必须服从共产国际。这样，中共就开始从思想和组织上受制于共产国际。这也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路径依赖。加之，中国革命的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这就注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将充满坎坷和曲折。
在中共成立后，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有着一定的认识，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最大贡献的则是毛泽东。毛泽东从小便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胸怀大志，这就使他能有一种为国家探索出路的自觉性；他注重实践，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这就使他能透彻的了解中国国情，认识到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来选择革命道路；另外，他有一种义无返顾的叛逆精神，敢于创新（毛泽东曾经说过：自己“性不好束缚”[2]），这就使他能不盲目、僵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照抄照搬俄国的逆路；同时他还有一种顽强的斗争意忐，这使他能面对打击而紧坚持己见，从没放弃探索。正是由于毛泽东的这些个人特点使其能担负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任。
毛泽东是在对各种学说和思潮进行比较和鉴别后，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难能可贵的是较早的开始认识到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以充分认识中国国情为逻辑起点的。正是毛泽东注重实践，重视调查研究的优点使其能对中国社会有充分的了解和认识。在认识中国国情的基础上，他又不是教条式的照搬，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1926年和1927年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文章，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构成，以及各阶级特点。其中对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视和对资产阶级两面性的分析是其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中的一大亮点，这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初步成果。但是由于毛泽东当时在党内的位置不高，以及其他领导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程度还没有达到这一水平，因而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并没有引起党内的共鸣，无法成为党内的主导思想，也就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由于中共的年幼和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没能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通过中心城市发动武装起义的俄国式的革命方式在中国纷纷被仿效，这种不顾具体国情的照搬，结果也只能是失败。在以后的几年里，毛泽东突显了他那种不好束缚，勇于创新的精神，把马克思主义事业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不仅在实践上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割据道路，而且在理论上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向全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以及中国革命走一条前人未走的新路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主要反映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然而毛泽东探索的这条新路不同于共产国际所规划的道路。由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以俄国革命道路为世界上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而不容他国提出任何更改和怀疑，以此来维护共产国际的权威和俄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大革命失败，中国革命处于低谷为毛泽东的探索提供了生存空间，而当革命形势稍有好转之时，固有的教条主义思想又再度泛滥。毛泽东不断遭到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党内执行“国际路线”的“左”倾领导人的打击。通过“赣南会议”，“宁都会议”，“福建反罗明路线”和“江西反邓毛谢古”，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中共领导层通过一连串行动排斥了毛泽东在党内和军队的领导。这一时期，成为毛泽东政治生涯中最暗淡的时期。在这一逆境中他并没有消沉而放弃探索。
就是在这一时期，一个个“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人，把俄国经验奉若神明，来指导中国革命，几乎把中国革命引向绝路。从惨痛的经历中，一些原先的教条主义者开始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性，毛泽东的正确思想逐渐得到认同。1935年遵义会议确认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这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组织保证。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也提出了“不要机械的把一国经验搬到别国去，不要用呆板格式和笼统公式去代替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及关于今后“在解决一切问题时要根据每个国家的具体情况和特点，一般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组织上的事宜”的决定，[3]这样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个比较宽松的外部环境。
遵义会议虽然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但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并没有完全解决，全党的思想并没有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仍然受到党内一部分人的质疑。毛泽东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仍将继续。1937年毛泽东写出了《矛盾论》和《实践论》，从哲学上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从1941年9月毛泽东在党内最高层开展了对党内教条主义的主要代表王明的思想斗争。随后从1942年2月开始又在全党展开了整风运动，通过二年之久的思想解放和思想教育，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学风，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路子。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终于得到了全党的支持和承认。至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正式完成，其飞跃成果——毛泽东思想，也为全党所接受，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在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革命最终取得了成功。然而正如毛泽东所讲，“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4](P667)
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又何尝不是呢？
第二阶段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相结合；曲折探索，误入歧途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和毛泽东领导人民完成恢复国民经济和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后，又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时摆在毛泽东和中共面前的便是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但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并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当然不可能对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做出具体的和特殊的研究与指导。当时苏联是唯一已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重大成就的社会主义国家，因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模式就难免成为中国人学习的对象。“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表达了中国人心目中对苏联社会主义社会的美好憧憬。毛泽东在建国初的几年忙于其他事务，对社会主义建设并没有很多的思考。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是这样说的“那时候的任务是恢复经济和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4](P831)
随着三大改造的完成，毛泽东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来。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弊端也开始暴露。苏共20大集中暴露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各方面出现的问题，这就打破了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的迷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进程，其标志是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发表。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初步提出了我国建设社会主义要根据自己国情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基本思想。随后不久在1956年8月24日毛泽东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负责同志时的谈话，虽从艺术谈起，但通篇闪耀着反对教条主义照抄照搬，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此外他在党的八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进一步的比较明确的肯定了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把握中国具体实际，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考。
然而认识到不能照抄照搬而要走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道路并不等于已经找到正确的发展道路。在探索初期，毛泽东在社会主义矛盾观、经济体制、社会主义政治观和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上都有宝贵的思想，是其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初期的精品。如果按照这一初期探索的势头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许会在克服困难中不断前进。可是历史从不给假设以答案。
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之后到1966年“文革”爆发前，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出现了曲折。由于毛泽东从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就关注的是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毛泽东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5]可见阶级斗争在其思想中根深蒂固。同时由于长期的革命斗争，也产生了阶级斗争的思维定势。
当国内发生矛盾时，便将其当作阶级斗争来对待并无限夸大，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始终存在阶级斗争，并把阶级斗争当作其达到理想社会的实现手段之一。同时由于长期落后而产生的压抑感和面对仍然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而带来的压力，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都产生了一种加速发展的冲动。其实，有加速发展的冲动并不一定是坏事，关键是加速发展的手段是不是符合客观规律。当时建设社会主义，中国的物资条件和技术条件都是不充分的，因而毛泽东就过多的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注重群众运动的力量，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夸大。另外毛泽东的知识结构欠缺，他曾经承认“我的知识很少。我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我的知识很少。”[4](P829)其实每一位领导人的知识都存在欠缺，关键是要有一个不同领导人能起到互补的民主、平等的决策体系。而在当时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崇高威望已使人难以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他也很难接受，甚至找机会反击，另外此时其他党内领导人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蓝图。于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毛泽东按照他自己的建设蓝图先后发起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违背了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使社会主义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在面临重大挫折之时，他对自己的失误也有所认识并采取了一些改正措施，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这是指导思想的错误。
随着国际共运论战和国内在思想领域中人为制造阶级斗争的不断升级，毛泽东为实现其理想蓝图决定发动“文革”。这样毛泽东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就陷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来建设其超越阶段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主义的泥潭中了。他的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努力，误入了歧途，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几乎走向了一条绝路！
通过上述历程的回顾，我们可以发现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建设道路是何等的艰辛和曲折。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出现曲折失误是在所难免的，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当然，由于毛泽东自身的缺点而导致的错误，毛泽东也是应负责任的。
毛泽东的探索没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但他开启了这一结合的过程，同样是难能可贵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二、结论
1.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永恒的课题。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的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马克思主义是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强大的思想武器，是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行动指南。同时，马克思主义还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在不同阶段的结合而得出的结论是对当时实践经验的总结，而随着时间和条件的变化，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和自身实际也要发生变化，因而我们必须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前提下，善于把握客观情况的变化，善于总结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最新实际不断结合，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永恒性，我们才能避免教条主义的、僵化的对待马克思主义，才能增强创新意识，才能更好的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前进。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巨性。实践证明，背诵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是很容易的，而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理论创新是相当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不是一帆风顺的，这需要有着坚定的、正确的以人民根本利益为出发的立场；需要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精髓；需要有一种广阔的胸怀和世界的眼光；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对中国国情的透彻的了解；同时还需要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具备这些条件，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所创新，并不等于就已被认可。新的理论和观点在刚刚出现时总是受到一些人的排斥，受到阻挡和压制，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一定坚持，而不是放弃，否则创新便会夭折。随着实践的检验和不断证明，人们会逐渐接受和认可的。
［收稿日期］2002-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