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伟[1]2002年在《山西省出生缺陷流行特征及育龄妇女相关知识态度行为（KAP）调查研究》文中提出目的：了解山西省出生缺陷的发生水平及分布特点、育龄妇女怀孕生育的基本情况、关于优生知识的掌握水平、育龄妇女对优生服务的需求，从而为下一步制定实施优生服务和干预措施的整体方案提供依据。 方法：采取随机整群抽样的方法在全省范围内抽取有代表性的4个县区，每个县随机抽取5～6个村的18～45岁的已婚育龄妇女约750人，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员逐个入户对她们进行有关怀孕生育基本情况及优生优育和生殖健康方面的知识、态度和行为的问卷调查。 结果：调查育龄妇女3007人，共怀孕(包括活产、现孕、死胎死产、自然流产、人流引产)5666例。共发现出生缺陷(Birth Defects，BD)91例，发生率为160.61／万，其中神经管畸形27例，所占比例为29.67％；各地区之间出生缺陷的发生率差异显着；出生缺陷的发生与性别，季节无关，而与母亲的生育年龄及孕次有关，随母亲年龄的增大和孕次的增多而增加；二十多年来，我省的出生缺陷发生率并未下降；在调查中，17.98％的育龄妇 山西医科大学在职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2002女在孕期接触农药、化肥可疑致畸因素;仅有9.15%的育龄妇女知道孕期补充叶酸主要预防神经管畸形。 结论:我省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广大妇女群众文化素质低，对基本优生优育和生殖保健知识掌握不够，基层医疗服务部门服务种类单一，难以满足当地妇女的需求。应提高妇女文化素质，普及优生优育及生殖健康知识，加强婚前体检和产前检查。
白鸽[2]2012年在《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研究》文中认为一、研究目的孕产期保健的重要性已成共识,及时发现高危妊娠并给予干预是关键。其中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是首要环节,也是孕产妇系统保健的根本目的和核心。理论与实证研究发现目前国内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现状并不理想,根源在于现行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的局限性。现行模式是以孕产期保健服务的供方(以下简称供方)为主导,供需方之间缺乏联动管理机制,因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局限性愈发凸显。这种局限性一方面表现在针对供方,社区在孕产期保健服务中优势明显,然而当前并未区分社区与医学中心的现实差异,社区供方缺乏针对性的筛查管理技术；另一方面表现在针对孕产期保健服务需方(以下简称需方),其主动保健积极性未得到充分调动,需方亦缺乏针对性的筛查管理技术。因此为实现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的目的、突破现有模式的局限性,本研究针对社区供方和社区需方,分别研制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技术,并将这两项关键技术有机嵌入到现行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流程中,形成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即以社区为平台,供需双方联动的筛查管理模式。为验证模式的价值,研究综合考虑现实条件,形成干预方案,并在试点地区实施干预和效果评价。研究在干预过程中发现需方对于妊娠风险认知存在“非有即无”的认知偏差,因此为转变需方对于妊娠风险的认知,研究根据评估结果探索建立妊娠风险指数模型,并进行软件化包装。二、研究方法本研究以卫生技术评估、循证医学、行为改变理论等理论方法作为指导性研究方法,以文献计量分析、专家咨询、定性定量多重论证、焦点组访谈、现场调查、健康信念模型、知信行理论、广义线性模型、软件编制等为具体的研究的方法。其中文献计量分析、专家咨询等方法运用于完成研究内容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即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现状分析和高危妊娠危险因素研究现状；专家咨询、定性定量多重论证、焦点组访谈和现场调查等方法运用于完成研究内容的第叁部分和第四部分,即高危妊娠社区供方和社区需方筛查管理技术的研制和论证；焦点组访谈、现场调研、健康信念模型、知信行理论等方法运用于完成研究内容的第五部分,即高危妊娠社区筛查管理模式干预及效果评估；广义线性模型、软件编制等方法运用于完成研究内容的第六部分,即妊娠风险指数模型软件探索。叁、研究过程及主要结果(一)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现状分析：引出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研究第一部分是通过理论和实证研究,系统总结了高危妊娠筛查技术和管理现状。理论研究是对国内外期刊文献、保健指南等文献材料的分析,实证研究是对402名孕产妇的基线调查和5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9名供方的焦点组访谈。研究发现现行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的局限性主要在于供需方之间缺乏联动的管理机制,具体体现在：(1)针对供方,高危妊娠筛查表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筛查管理技术,然而目前该技术缺乏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基层单位现实条件的考量；(2)针对需方,已开始提高对孕产期保健的重视程度,然而目前尚无针对孕产妇自我筛查管理妊娠风险的工具。因此本研究为突破现行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的局限,提出建立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本着全程性、系统性和操作性的建立原则,该模式的特点包括基于社区供方、基于社区需方和供需双方共同参与叁个方面。为提高供方参与,需依据社区现实,研制针对社区供方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技术；为促进需方参与,需依据需方认知,研制针对社区需方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技术；为促进供需双方共同参与,研究汇总两项关键技术,并将技术有机融合到现行筛查管理流程中,搭建共同参与平台和运行机制。(二)高危妊娠危险因素研究现状：为技术研制提供支撑为研制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技术提供技术支撑,研究第二部分首先对国内164篇权威文献和国内外27张高危妊娠筛查表进行了独立分析,最后对两类文献评阅的结果进行了汇总分析,共收集75种妊娠危险因素、18种危险因素的分类、2种危险因素评价方式等,同时明确了目前高危妊娠相关的危险因素,并应用文献计量法对相关危险因素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分析应该重视的常见高危妊娠危险因素,如年龄、流产史等危险因素。本部分研究为后续社区供方和社区需方的筛查管理技术研制提供理论依据。(叁)高危妊娠社区供方筛查管理技术：弥补现行模式的社区供方技术不足前期研究表明高危妊娠筛查表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筛查管理技术,因此研究第叁部分是基于社区,为达成社区高危妊娠早期筛查的目标,以“科学性、操作性、时效性”等原则,综合考虑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人员、设备、技术等基础条件,研制高危妊娠社区筛查表。在研制阶段,围绕着筛查表的框架、条目、条目指标值和条目评价方式四个方面,对第二部分研究结果运用文献评阅和专家咨询法遴选形成初稿。在论证阶段,采用专家论证和机构论证两轮论证模式,依次论证筛查表的科学性和操作性。其中专家论证采用焦点组访谈和名义团体法的方式,参与论证的产科和妇保专家共10名；机构论证采用意向调查的方式,参与论证的机构涉及上海市、常州市和北京市共37家机构的49名产科和妇保专家。论证专家一致认同筛查表的研制目的和意义,并依据原则进行评分并提出完善建议。在评价阶段,研究以筛查表为工具,选择江苏1家妇幼保健机构考量评分者信度,共计随访有效干预孕妇46名,结果显示信度良好(Cronbach's Alpha=0.954)。研究选择上海和江苏的6家妇幼保健机构考量效标效度,共计随访有效干预孕妇235名,结果显示效度良好(灵敏度=89.7%,特异度=99.5%,约登指数=0.89,Kappa值为0.921)。最终形成的筛查表采用两级分级方式,包含50条条目指标值。(四)高危妊娠社区需方筛查管理技术：弥补现行模式的社区需方技术匮乏前期研究表明健康教育是对需方应用最为广泛的筛查管理技术,因此研究第四部分是针对准备怀孕妇女和孕产妇,研制高危妊娠自我筛查表和相关健康教育资料。自筛表从病史和疾病的症状出发,配合相关健康教育资料,旨在一方面作为孕产期保健健康教育的工具,提高她们的妊娠知识水平,增强自我保健意识：另一方面作为妊娠风险的筛查工具,帮助她们早期发现妊娠危险因素并及早就医。在研制阶段,围绕着筛查表的框架、条目和条目评价方式叁个方面,对第二部分研究结果运用文献评阅和专家咨询法遴选,并对条目进行通俗化形成初稿。在论证阶段,采用专家论证、机构论证和需方论证叁轮论证,依次论证筛查表的科学性、操作性和通俗易懂性。专家论证采用焦点组访谈和名义团体法的方式,参与论证的产科和妇保专家共10名；机构论证采用意向调查的方式,参与论证的机构涉及上海市、常州市和北京市共37家机构的44名产科和妇保专家；需方论证采用意向调查的方式,参与论证的对象为叁地共542名育龄妇女。叁轮论证供需双方一致认同筛查表的研制目的和意义,并依据原则提出完善建议。在评价阶段,研究以筛查表为工具,选择上海和江苏的6家妇幼保健机构考量筛查表的信效度,共计随访有效干预孕妇235名,结果显示信度良好(各条目的重测信度均达到了0.7以上),效度良好(灵敏度=84.6%,特异度=74.5%,约登指数=0.58,Kappa值=0.41)。最终形成的自筛表采用两级分级方式,包含40条条目。研究同时针对筛查表研制高危妊娠家庭指导手册,对表中每条危险因素的危害和应对措施进行解释和说明,用于指导个人和家庭使用筛查表并对筛查结果采取措施。研究采用意向调查的方式对指导手册的科学性和操作性进行论证,15名参与论证的专家认同指导手册的意义,并对部分表述进行了修改完善。(五)高危妊娠社区筛查管理模式干预及评估：促进供需双方共同参与为构建供需双方共同参与的平台和运行机制,研究第五部分整合社区供方和需方筛查管理技术,嵌入到现行管理流程中,围绕着对象、内容、频率与时机、工具等方面,形成干预方案。为验证模式的价值,研究采用准实验干预设计,在上海市嘉定区、江苏省常州市、北京市朝阳区的社区实施干预方案,并对试点地区进行基线、过程和终末评估。其中,基线评估对叁个试点地区16家试点社区、55名社区孕产期保健供方人员和542名孕产期保健需方人员进行调查,了解机构条件、供方和需方对高危妊娠的认识情况等；过程评估通过对试点地区32次干预督导、7次技术交流简报、186名孕产妇的阶段性随访评估和对常州4个社区的案例研究,结果发现干预方案进展良好,管理方和供方均积极创造条件推动干预的进展,需方主动筛查意识也有较大的提高；终末评估通过对叁地干预组1115名入组对象和对照组829名对象历时1年多的随访调查,结果显示干预构建出的供需方联动机制运行整体效果良好,100%的供方和99.5%的需方对于干预方案实施认同且满意,社区供方和需方筛查管理技术在干预过程中也得到了各方的认可,同时叁地干预社区需方对妊娠危险因素的认知、态度和主动就医行为方面都得到了较大的转变。(六)妊娠风险指数模型软件的探索研究在干预过程中发现需方对于妊娠风险的认知存在偏差。当前需方对于妊娠风险的认知为“非有即无”,即“是高危／不是高危”(0/1)的概念,因此一旦筛查结果出现“不是高危”的情况,需方便会放松警惕,然而妊娠过程瞬息万变,时时都有可能出现高危,因而高危出现时,需方往往不知所措,酿成悲剧,产科医患纠纷也多源自于此。因此为转变需方对于妊娠风险的认知偏差,本部分研究致力于将现有两分类(0/1)的判决转换为具体的风险指数(0～1),即对于需方而言,妊娠风险不再是“有或无”的概念,而是“高或低”的概念。研究利用叁个地区试点社区随访1年得到的1632份有效随访资料,建立妊娠风险指数模型,根据数据导入情况,计算得出风险影响因素的系数,并对产生的模型进行修改完善。接着,通过模拟库对模型进行数据模拟,最后研究在模型模拟完善后,利用Excel VBA的强大数据处理后台,对建立的妊娠风险模型进行软件化包装,为模型的推广提供技术条件和支持。四、结论为实现高危妊娠筛查管理的目的、突破现行筛查管理模式局限性,本研究首先针对现行模式的局限性,分别研制了基于社区供方和社区需方的两项关键技术,并将这两项技术融合到现行筛查管理流程中,形成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之后,为验证模式的价值,研究考虑现实条件,建立干预方案,并在叁个试点地区组织干预和效果评估。最后,干预过程中发现需方对于妊娠风险认知存在偏差,因而研究在方法学探索,在评估数据资料的基础上形成妊娠风险指数模型,通过模拟库的验证后,利用Excel VBA数据处理平台进行软件化包装。五、研究的创新点本研究在方法学上的创新是构建了遴选、论证和评估社区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技术的思路、步骤和方法。在技术上创新是基于社区现实,研制了出了高危妊娠社区筛查管理工具《高危妊娠社区筛查表》,并基于孕产妇妊娠生理周期和疾病的症状,研制出了高危妊娠自我筛查工具《高危妊娠自我筛查表》。本研究的集成创新是在技术研制的基础上,将研制的关键技术进行有机集成,嵌入到现行管理流程中,形成一整套高危妊娠社区筛查管理干预方案,并利用干预随访资料建立妊娠风险指数模型,并进行软件化包装。
参考文献：
[1]. 山西省出生缺陷流行特征及育龄妇女相关知识态度行为（KAP）调查研究[D]. 刘志伟. 山西医科大学. 2002
[2]. 基于社区的高危妊娠筛查管理模式研究[D]. 白鸽. 复旦大学.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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