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科技产出指标比较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岸论文,指标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306 文献标识码：A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可以说20世纪的最后十年是甚为令人兴奋的十年。但同时，科技实力的消长对于国家整体竞争力的影响越来越大。国家或地区整体目标的成功实现越来越与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有效实施密不可分。90年代以来，为促进本地区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同属华厦的海峡两岸的两个重要的经济实体——大陆和台湾，都通过各种科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有效地促进科技产出，彰显科技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国际上普遍公认的衡量国家和地区总体科技水平的科技产出指标有两类：一类是反映基础科学研究水平的科学论文产出，另一类是反映原始发明创新水平的专利技术拥有数量。本文拟就这十年间两岸在这两类科技产出方面的绩效作一些对比分析及科技政策影响因素方面的探讨
1 两岸科学产出对比
美国费城的科学信息研究所(ISI)从1963年开始收录具有国际影响的、论文经过同行评审的高品质的科学期刊，编制科学引文索引(SCI)，同时还分析所收录期刊中的论文，整理成相关指标资料库，其提供的定量数据对于评估科学论文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SCI指标包括“质”和“量”两个层面：“量”的指标包括发表论文的总篇数和每年每名研究人员的平均发表篇数；对期刊论文被引证情况的分析被认为是反映期刊论文“质”或者说“影响力”的替代性指标。以下我们就90年代以来两岸在SCI论文的数量和质量进行一下对比。
1.1 两岸SCI论文总量及增长情况对比
数据来源：
1.National Science Indicators on Diskette,1999,ISI,U.S.A.
2.中国科技论文统计与分析年度研究报告(1990-2000).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
图1 1990～1999年两岸SCI收录论文数量对比
数据来源：同图1
图2 1990～1999年两岸SCI论文数量增长情况对比
由图1的数量对比和图2的论文增长情况对比，我们发现20世纪的最后10年间，两岸在SCI论文数量及其增长方面有以下一些特点：
1990～2000年大陆SCI论文发表数量增长了284%，年平均增长率达14.4%。明显可以看出，这十年间大陆的论文增长总体来讲较快，但并不太平稳。90年代的前三年(1990～1992)，SCI论文数量还出现了滑坡的情况，1991年下降幅度甚至达到16.6%（见图2）。但1993年论文数量猛然回升，增长幅度高达54.5%。这之后，大陆SCI论文数量稳步增长，增幅逐渐趋于稳定，增长态势良好。2000年大陆SCI论文比上年增长了24.6%，世界排名上升到了第8位，仅次于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
1986年台湾SCI论文世界排名仅为第35位，但1990年提升至第29位。20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SCI论文篇数更是稳健增长，尤其是90年代上半期增长幅度较大。1990～2000年台湾SCI论文发表数量增长了335%（年平均增长率15.8%）。2000年台湾排名提升至第18位。1996年之前台湾论文增幅都在12%以上，尤其1993年增幅高达50.6%。但1997年以来增长速度放缓，并呈现走低态势，尤其2000年增长率仅有2.03%，为90年代以来最低。
90年代以来两岸SCI论文总量差距曾一度缩小很快。1990年台湾发表SCI论文数仅占到大陆的29.2%，1994年这个比例曾一度达到60.9%。然而1997年以后这个比例却持续下降，2000年下降为33.1%。由图1看到，台湾与大陆比值只有2个年份是低于40%的。
1.2 大陆SCI论文产出量最多的地区与台湾的对比
从历史上看，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级行政区划。按说从人口和经济总量规模上，将中国整个大陆和一个地区相比是不适宜的，而将与台湾居于同一区划水平的地区与之比较则更具有可比性。北京长期以来都是大陆的科技文化中心，在全国基础科研力量最强，集中了全国最多的科技资源。据1998年数据，北京的研究开发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数量占到全国的9.37%，同时研究开发经费占到全国的20.25%。由此北京SCI论文发表数量长期居大陆首位。因此，对比分析北京和台湾的科技产出，对于对等考察两岸科技资源产出效率极有意义。
由图1和图2可见，90年代以来，北京SCI论文产出增长很不稳定。与全国类似，1991年北京SCI论文数量比上一年出现了下降，幅度达14.09%；而2000年论文数量猛增，跃升幅度将近66%。90年代以来，北京有6年(1993-1996,1998-1999)增长速度低于全国。若不算2000年的增长，1990～1999年北京SCI论文发表数量仅增长了112%（年平均增长率为8.7%），不仅远远低于台湾同期的增幅和平均增长速度，也低于整个大陆的增幅和平均增长速度。
总体而言，尽管北京与台湾处于同一区划水平，SCI论文数量却与台湾远远不能相比。1990年北京与台湾发表SCI论文数量仅相差466篇，还是可以相比的；到1999年二者差距竟高达5958篇；2000年由于北京发表SCI论文数量增长幅度很大，并且台湾增长幅度落缓，这个差距缩减为3569篇。
1.3 两岸SCI论文质量对比
数据来源：同图1
图3 1990～2000年两岸SCI论文质量指标（5年间影响因子(C/A)）对比
一般来讲，衡量科学论文“质”的分析指标为论文引证次数(citation of paper)和论文引证影响因子(impact factor of citation)。论文引证影响因子(C/A)指的是一段时间内论文的平均被引证次数。根据加菲尔德发现的引用规律，期刊的引证影响因子往往选取两年的被引用量进行分析。而对于国家对比，选取时间通常为5年。
在引证影响因子中，A被考察对象在统计年份前5年发表的SCI论文总篇数；C为统计年份发表的论文所引证的被考察对象前5年论文的总次数。若C/A＞1，则说明被考察对象平均每篇SCI论文至少被其它论文引用一次；若C/A＜1，说明平均每篇论文被其它论文引用不足一次。尽管非英语国家在论文引用方面比英语国家有天然的劣势，然而两岸在这个方面所处境遇却基本是对等的。因而引证影响因子指标基本可以反映两岸SCI论文在质量或影响力方面的差异。
由图3可见，两岸在SCI论文质量方面相差较为悬殊。90年代以来，台湾在科学论文“质”的指标方面呈现稳定增长态势，目前已接近于2。也就是说，台湾1995-1999年发表的每篇SCI论文平均被2000年SCI收录论文引用接近2次。大陆影响因子指标虽有进步，却进步不快，大大低于台湾，长期在0.5左右徘徊。
近年来，为增加论文被SCI收录的数量，中国大陆有关科技管理部门采取措施引导，科技工作者努力工作，科技期刊编辑辛勤劳动，种种努力带来了中国论文被SCI系统收录的数量逐年上升的成绩。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中国在国际论文量排名上升的同时，国际引文量排名却落后许多。这是一个不能不重视的事实。根据英国学者罗伯特·梅1997年在SCIENCE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所作的统计，1981-1994年期间，中国论文数量占世界论文总量的0.9%，排名第13位，而引文率仅排名第65位。
论文质量还可以用相对被引证度（即论文引证影响因子与国际平均论文引证影响因子之比）进行比较。台湾2000年相对被引证度达到其历年最大值(0.49)。这说明在SCI论文质量上台湾仍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较多。大陆的该项指标则更加落后。
2 两岸专利产出对比
技术成果产出评价往往以各国所获得的专利授权为依据，专利数据是测度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间内技术创新状况的重要指标。获得专利授权的件数可看作是“量”的成果指标；而专利被引用的情况，则可视为“质”的评价指标。
2.1 两岸获得美国专利数对比
大多数发明都会首先在本国申请专利；但各国企业为了开拓和占领国际市场，都把申请和持有外国专利作为保持自己技术独占权的一个重要手段。由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因此，目前往往以在美国获得的发明专利授权作为国际上公认的比较评价指标。图4是1985年以来中国大陆、台湾和香港在美国所获专利授权量的对比。
数据来源：Science & Engineering Indicators-2000.NSF.USA.
图4 两岸获得美国授权专利数量对比
自1985年正式实施专利制度以来，大陆向外国申请专利的件数一直不多。数量最多的1998年也仅有289件。但在向外国申请的专利中，以向美国申请的专利数量最多，占历年累计申请量的约四分之一。从1985年中国在美获得专利数仅仅1件，到1998年专利数达到72件，中国专利增长了71倍。另外，1990-1998年大陆在美获得专利数只增长了53.2%（年平均增长率仅为5.4%）。但这种增长数字只能归因于原有基数太小。大陆在获得美国专利方面进展的确过于缓慢，一定程度上说明原始性创新源和专利保护状况令人堪忧。
在同期即1985-1998年的14年间，台湾在美国获得专利授权方面却进步迅速。90年代以来，台湾获得美国专利数量大幅增长，1990-1998年间增长了323.5%，即翻了两番还多（年平均增长率高达19.8%）。1999年台湾在美国获得授权的专利数又比1998年的3805项增加了721项，世界排名上升为第四位，仅次于美国、日本和德国。
对比后更不难发现，大陆专利数量之低和增长之缓慢十分惊人。两岸在获得美国专利授权方面差距相当之大，而且这个差距在逐年增加。
这一点还可以通过与同期香港的增长数据对比中得到。1990年，香港获得美国专利数为52件，与同期大陆的47件相差无几。然而到1998年，香港获美专利数已达160件，而大陆仅为72件。
另外，据美国授权专利统计显示，1998年台湾平均每百万人拥有美国授权专利数约为173件，高于其他7大工业化国家，如德国、法国，加拿大，而中国仅为0.07件，见表1。
表1 两岸每百万人拥有美国授权专利数量对比
199319941995199619971998
大陆
0.040.040.050.040.050.07
台湾
72.11
85.85
97.98
112.67 119.79 173.51
2.2 两岸获得欧洲专利授权数量对比
数据来源：1996-2000 data,European Patent Office,http://www.european-patent-office.org/epo/an-rep/index.htm
图5 两岸获得欧洲专利授权数量对比
由图5可以看出，在欧洲专利申请方面两岸的差距也是较大的。1999年专利授权量，大陆还不足台湾的1/3。
由于欧洲专利局成立时间短，人们对该机构的认识不多，因此总体来讲，亚洲国家申请欧洲专利的数量不是很多。1999年台湾和大陆获得欧洲专利的授权量分别仅占全部专利的0.24%和0.07%。然而随着欧洲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和欧元地位的逐步稳固，人们对欧洲专利局的认识会加深，欧洲专利申请数量将逐年快速增加。
3 两岸论文和专利产出综合对比
图6 两岸论文专利产出增长情况综合对比
由于专利数据仅仅得到1998年为止，为进行增长情况的同期比较，因而我们选取1990-1998年两岸SCI论文与获得美国专利授权的数据，计算出各自的年平均增长率，见图6。由图可以看出，两岸在科技产出增长结构方面呈现出较大差异，有以下一些特点：
(1)大陆科学和技术产出的发展很不平衡，而台湾不然。90年代以来，大陆的论文产出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其专利产出增长速度。而台湾却呈现出论文产出与专利产出齐头并进，并且专利增长高于论文增长的特点。
(2)台湾科技产出绩效明显优于大陆。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体现在科技产出绩效上。由两岸论文及专利增长指标对比可看出，台湾科技产出绩效增长都明显高于大陆。可以说明，台湾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是高于大陆的。
(3)对个体科研人员而言，大陆重论文发表，而台湾重专利申请。大陆“重论文轻专利”现象非常普遍。大陆论文总量已居世界第8位，而专利仅为第23位，论文与专利产出数量之比为81:1。以浙江大学专利申请为例。浙江大学2000年从国家和浙江省获得6亿多元研究和开发经费；而专利申请量仅有100项，授权量76项。尽管按当年投入及产出计算不太合适，然而大致可看出平均投入600万元才会产出一项专利，并且其中只有8%是发明专利。不过浙大专利工作在各高校中还算是较突出的：从1985年大陆实施专利法以来，浙江大学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一直名列前茅。这也许与大陆科研体制和评价机制有直接的关系。许多单位的职称评定等都以论文发表量作为标准，没有与专利挂钩或没有像论文一样将专利作为硬性指标挂钩。另外，政策激励不到位，科技政策导向不明确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例如，在第二次修订的专利法2001年7月1日生效前，只有2%的净利润可作为发明者的报酬。
4 两岸科技产出的政策影响因素探析
4.1 探寻科技政策影响因素的意义
科技政策是政府或部门利用政策手段来激励科技工作，调整科技资源，以冀科学研究更好地为国家、地方和部门的整体利益服务的手段。科技政策必然影响科技资源的配置方式，而科技产出又是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集中体现。
社会是一个复杂巨系统。科技产出指标与经济产出指标类似，影响的因素有很多，确定任何一种影响因素（如经济状况、科技政策、教育水平、文化传统等）的影响力都是困难的事情。两岸科技条件和基础不同，科技体制不同，尤其是所实行的科技政策迥异，使得两岸各自蕴含的科技潜力发挥的程度会显现出一些差异。
不过，相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两岸由于文化因素而引起的差异较小。因为两岸同根同源，华夏儿女聪慧且勤奋，这点从两岸派遣的留学生及奔赴海外且立定脚跟的华人在科技方面的能力及所取得的优异成就获得世界各国的普遍赞誉和广泛认可中可窥一班。两岸科技政策实施受到的其他复杂因素的影响较少，因而相对来说科技产出对比较利于看出各方科技政策实施的差异。
4.2 科学政策
科学政策面向基础研究，是为国家科技与经济发展提供源泉和后盾的重要保障。
大陆的基础研究基本上是以国家计划拨款为主要支持渠道，主要是国家基础性研究重大项目计划，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985年建立）、攀登计划（1991年开始）、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1997年实施）。这些国家计划的实施以及国家对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的确使得90年代以来大陆SCI论文产出有了较大幅度增加。另外，作为基础研究“重镇”的一些高校90年代初出台了一些促进论文发表的政策，是90年代以来大陆SCI论文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例如，南京大学要求研究生必须发表SCI论文才能获得毕业证书，使得该校SCI论文数增长很快；而其他一些大学迅速仿效南京大学的做法。1993年大陆SCI论文数量陡然提升，与大学的这些措施不无关系。
台湾在科学产出方面显著成绩的取得，与台湾“国科会”自1985年起实施杰出研究奖助制度，鼓励学术研究风气有很大关系；另外与政府大力推动科技项目计划有密切的关联。90年代初，台湾制定了两项科技计划：一项是“科学技术发展12年长程计划（1991-2002年）”另一项是“科学技术六年中程计划（1991-1996年）”。这两项计划阐述了台湾科技发展的方针和策略；提出扩大发展基础研究，加强培育及延聘科技人才，力争到2002年台湾每万人口研究人员增至35人；增加研究发展投资，使台湾研究发展总经费占GDP之比，由1989年之1.32%增至2002年之2.85%；并且强调加强基础研究，使台湾基础研究经费占科技文总预算中之科学支出的15%以上；以及建设重点实验室，规划设置具有特殊功能且可共同使用之大型研究设施；推动研究群的成立，培育卓越研究人员。
1999年，台湾每万人口研究人员达24.9人；另根据最新可得的统计数据，2000年每万劳动力人口研究人员平均之研究人员数已达56人，而1999年大陆的这个数字仅为8人。台湾研究发展总经费占GDP之比在1999年和2000年保持为2.05%，似乎较难完成预期任务2.85%（见表2）。总体而言，从以上科技计划实施10年来的投入指标和科学产出指标来看，尽管未完全达到预期目标，但台湾基础科学政策的实施是较好的。
表2 两岸研究发展经费占GDP比率（单位：%)
资料来源：除2000年大陆数据外，其它转引自《“中华民国”科学技术统计要览》（2001年），台湾“国科会”。
4.3 技术政策
许多国家在高科技产业方面的显著表现，都与其为巩固或增加国家竞争力在产业技术政策上的以往努力有关。任何一个国家的企业要想凭借自己独创的技术走向国际市场，都要在外国申报专利，以保持自己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一国的企业在外国和本地的专利数量和质量，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国际竞争地位。
一个行业、一个国家每年所申请的发明专利数，是一个行业和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尺。用这根尺子量一量，大陆的创新能力委实有些令人担忧。大陆在科技水平上与国际最大的差距就是产业技术水平。大陆的学术论文在世界上已经排名第八位，而专利产出才排世界第二十三位。
目前大陆实施的主导技术政策是“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制定的相应科技计划有"863"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火炬计划、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发展政策等。总体而言，目前大陆的科技计划以实现社会效益为主。以"863"计划为例，"863"到2001年实施十五年来，在六个领域共投入57亿元人民币，累计创造新增产值达560多亿元，投入与产出比接近1比10，产生的间接经济效益就高达两千多亿元。但是作为高技术发展计划，"863"在专利申请方面却是个失败。据十五年来的统计，“863计划”一共仅申请了2000多项专利，而韩国三星集团仅2000年一年就在中国大陆申请了大约900多项专利。
大陆在海外专利申请方面远远落后于台湾。一方面是由于原创性技术源确实匮乏，另一方面是由于观念及市场特点等方面的因素，这固然与各自的产业及市场结构有关，但在科技政策导向上，特别是以应用研究和开发试验为主的技术政策在推动技术成果应用及专利活动上是否存在着较大问题，值得深思。
台湾产业技术政策实施多年以来，对科技和产业发展已做出具体的贡献，如：
(1)增加了科技竞争力。据瑞士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评估报告，台湾科技竞争力的世界排名，从1992年的第19名上升为2000年的第10名，已大幅领先于其主要竞争对手韩国（22名）。
(2)引领了新科技产业的建立。由于政府政策的导引、协助以及科技专案的执行，直接或间接带动了集成电路、资讯、光电产业的发展，目前台湾这些产业已居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3)促进了传统产业的升级。运用高技术促进传统产业升级，如促进机床、自行车、化工产品品质的提升或增加新产品线，已有具体成效。
(4)改善了产业结构。台湾技术密集产业占制造业比重已从1986年的24.0%提升至2000年的45.3%，产业结构已逐渐向知识经济型体系过渡。
从专利产出发现，十年来台湾企业申请美国专利的确日趋活跃，一方面说明台湾企业原始创新成果日益丰富，另一方面说明美国市场在台湾企业发展中所占比重越来越重。以台湾半导体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为例。台湾IC产业十年来的成功发展得益于产业发展的准确市场定位和专利申请先行。目前全世界的集成电路约有6-7%是由台湾制造的，台湾IC业每年以15%的速率增长。1987年，被尊称为台湾“IC之父”的张忠谋回台湾创立“台湾积体电路制造公司”（台积电）就认识到“台湾市场小，一定要外销，跟世界竞争，跟从国外进口台湾的半导体竞争”。因而“台积电”从一创立就逐渐成为台湾申请美国专利的“主力军”，对整个台湾IC产业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带动作用。
4.4 其他因素
(1)企业
台湾企业是技术创新和专利产出的主体，大陆则不然。台湾近年的专利产出增长主要是工研院、台积电、联电等IC企业或产业研究单位的贡献。
而大陆技术创新长期以来以科研院所为主体，自2000年全国技术创新大会开始才确立以企业为技术创新主体的定位。再以经济较发达的浙江省为例，浙江省属共有45家科研院所，2000年28家没有申请专利，其中17家从未申请过专利。另外，浙江省95%的企业至今未申请过专利，70%的县市没有专门的专利管理机构，5个地级市及85%的县级市从未开展过专利执法。
(2)人才
台湾人才政策在90年代结出硕果。台湾长期实施积极培育岛内人才，重金延揽海外人才是很有效的措施。台湾留学安置政策随经济发展而逐步改进，增加了对留学人员回流的影响。1950年留学生回流率仅为3%，到1989年增加到63%。迄至1994年为止，海外返回人员超过了7000人。这些人才对台湾科技产出的提高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大陆90年代是出国留学热潮的高峰期，出国人才的延揽和发挥作用会有一段时滞。到目前为止，大陆归国人员仍不算太多，他们对我国科技产出指标的贡献不算太明显。
5 结论
面对台湾90年代以来科技产出业绩，不难理解为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在亚洲“四小龙”中台湾“一枝独秀”，经济所受影响最小。从80年代以来，台湾当局开始制定有效的科技政策，增强其自身的科技核心竞争能力，使其经济得以抵抗住外界不利因素的影响。这也正是台湾经济区别于其他亚洲新兴经济体的最显著特征。有关科技产出指标说明，台湾从80年代开始到90年代以来的科技政策实施是较为成功的。
由于旧有体制的束缚及大陆现状的特殊性，大陆科技政策的实施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因此政策效果不尽理想。原始创新成果严重不足，使得以自主产权为主的技术创新缺乏新内容和原动力。倘若因新技术引进、资本结构调整等措施所带动的经济增长作用已发挥殆尽，中国大陆的经济不免会陷入低迷。中国大陆科技政策制定者和软科学研究人员应当正视两岸科技产出的差距所揭示的问题，加强研究，对症下药，以期今后科技政策获得更好的实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