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德生[1]2001年在《《管子》农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文结合最新的考古学和民族学进展，在大量阅读前人有关论着及论文基础上，对《管子》中丰富的农学内容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考察。 《管子》中农学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土壤学方面；农业技术方面；农时方面；农学理论与农业生态保护方面。其中农业技术又包含对农作物、农具、耕作和栽培技术、农田水利技术等的考察。 土壤学方面集中在对《地员》篇的考察。《地员》篇和《禹贡》一样根据土壤质地和颜色做了类型划分，但同时又对土壤水份状况、味道、地形、地势、地下水与土壤的关系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它尤其关注土壤与其之上的植被间的相互关系。总之，它已认识到土壤与环境诸多因素间的密切关系，极具生态学意识。它对土壤分类及性质认识远比《禹贡》、《周礼》深刻和全面。《地员》篇是先秦有关土壤学的最重要着作之一。 农作物方面，着重考察了重要农作物“禾(狭义的)”、“稷”、“粟(狭义的)”、“黍”的关系，从作物种植时间角度，认为“禾”、“稷”、“粟”为同一作物的不同称呼。并认为“五谷”的形成与先秦小农生产模式的形成有密切关系。农具方面，认为“耒”、“耜”原是两种农具，春秋战国期间，“耜”的直柄变为“耒”的曲柄，因此“耜”又兼具“耒”的功能，使“耒”逐渐趋向消失。战国以来，“耜”又逐渐演变成为“犁”，而仍习惯被称为“耜”的。另外对耨、镈、铫、耰等农具也做了初步考察。在耕作与栽培技术方面，考察了深耕、除草、播种、选种及施肥有关技术。《管子》中对农田水利技术方面也很重视，通过对一些篇章的分析后认为，春秋中叶以后，中原地区的农田水利已防旱、排涝并重，这与目前不少学者认为春秋时期中原地区农田水利主要是排涝的观点不同。另外认为《度地》篇是先秦最为卓越的有关水利技术和水力学现象的着作，是战国时期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经验的总结。 农时方面主要有《玄宫》、《四时》、《五行》、《轻重己》四篇。其中，《玄宫》、《五行》属于独特的十月太阳历农时系统；《四时》、《轻重己》属于正统的二十四节气月令系统。四篇都应早于《吕氏春秋》十二纪，是《月令》系统形成的早期雏形。 农学理论方面，《管子》已初步具有了“叁才”思想，但不甚系统。农业生态保护方面，《管子》更多从“地宜”角度出发，具有很强实用性和经验直观性。虽然不可能从现代生态学角度来论述生态保护，但它的某些篇章如《七法》中的“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甚多，皆有均焉，面未尝变也，谓之则”和《地员》中的“凡草木之道，各有谷造”等仍提出了具有现代生态学意识的生态思想。
乐爱国[2]1991年在《《管子》的农学思想初探》文中提出在中国古代的自然科学中,农学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古代的科学思想不可不研究农学思想。《管子》一书作为战国时期稷下学者的文集,涉及面广泛,思想内容丰富,其中不乏有精辟的农学思想。本文旨在通过对《管子》农学思想的分析,以确立其在中国古代农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
巫宝叁[3]1986年在《试论《管子》中《度地》《地员》二篇农学论文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意义及其农学思想渊源》文中认为(一)引言《度地篇》是一篇论述水利灌溉工程的着作,《地员篇》是一篇论述土壤与植物生长关系的着作,这两篇是《管子》书中关于农学的着作,也是先秦古籍中关于农学的重要着作。韩非说,“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 (《韩非子·五蠹》),秦始皇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记·秦始皇本记》),《管子》这两篇着作当属于“不去之书”,并可能是“商管之法”的一部分。《管子》书中这两篇着作,难免使读者产生以下问题:《管子》书中主要论述的是关于哲学、政治、经济、兵法等问题,为何包括有科学技术方面的农学着作?这个问题显然不能解释说,这是由于刘向编定《管子》一书时汇集各篇的随意性所致。因为从表面来说,这两篇的体例与大多篇文相同,也是桓公与管仲问答之文。除此而
熊帝兵[4]2010年在《中国古代农家文化研究》文中认为中国古代农家以农名派,战国时曾因与儒家论战而引人注目,在百家争鸣中形成了独特的主张和观点,并跻身于“九流十家”。秦以后有志于农者继承和发扬了先秦农家的学术研究传统,逐步充实研究内容,拓宽研究领域,使农家的学术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最终形成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术群体,其研究内容涉及农学思想、农业生产技术、农业经营方法、防灾救灾措施等诸多方面；整个群体还表现出重农务本、关注民生的学术风格,形成了独特的农家文化,其中精华部分在新时期仍有重要现实意义。古代文献中,《汉书·艺文志》首述农家,并设“农家”类收录先秦及汉代农家着作。此后的史志、公私书目和大型丛书都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分类方式,直至《四库全书》。历代学者对农家多有定义,一致肯定农家与农业技术研究有密切关系。有学者直接指称汉代以后的有志于农者为农家,也有学者自称农家,可见,农家发展的历史跨度不仅仅局限于先秦,而是一直延续至清中期。农家正式形成于战国,以许行为标志,形成了自己的学派,并参与了“儒农论战”。农家在先秦获得较大发展,其游学范围经历了由楚→宋→鲁→齐→秦的变化。两汉相对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出现了较多农家,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农家文化,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魏晋至唐末,农家虽然不多,但出现了划时代人物贾思勰,其在农家文化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隐士开始融入到农家群体之中。宋元时期,农家又一次集中出现于较短的历史时期,南方农业技术得到系统总结,而且出现了南北技术融合的趋势。史至明清,农家学者身份多样、研究成果卓着、研究内容广泛而深入,使古代农家文化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农家在研究农业生产的同时留下了丰富的着作。因农家学者身份复杂,有在朝的地方官员和朝廷要员,也有在野的隐士和平民,不同的身份使得他们研究农业技术的条件不同,撰写农书的方法、目的和农书的指导范围也有区别,因此,根据农家的身份把农书归为平民所撰农书、地方官员所撰农书和“高官”所撰农书叁类具有一定意义。尽管农家身份背景各异,但他们撰着农书的主要动机大体相同：资政重本、总结农业技术和指导农业生产,只是所站的角度和高度不同而已。不同农家学者撰写农书时的资料来源也有共同之处,主要来自文献搜集、亲身实践和调查采访,但各有侧重,在朝为官的农家长于文献搜集；隐士和平民农家则更注重对自己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调查采访则是所有农家共同使用的方法。随着农家的发展,农家着作的内容逐步由单一趋向丰富,最终涵盖大农业的各个领域；农家着作的结构也由简单逐步走向完善和成熟。众多农家着作主要以手抄和官颁的方式流传至近代,甚至流传至国外。近代以后,主要农家着作均得以整理和出版。中国古代农家在研究农业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思想性。“叁才”理论是农家的重要指导思想,“叁才”思想中的“人地”关系和“人天”关系的地位随着农家的发展不断变化,其中的“人天”关系逐步得到强化,经历了“时至而作,渴时而止→趣时→顺天→盗天→合天→胜天”的变化过程。农时方面,农家在沿用常规指时方式的基础上,还以作物生长过程、土壤特征指时,并把多种指时方式综合运用,以更准确把握生产时机。农家所谓农时既包括农忙之时,也包括农闲之时,从总体上分为春耕、播种、中耕、秋收、冬藏“五时”,“五时”之下又细分上、中、下叁时,形成了系统的农时内涵。农家还揭示出农时与农业收成、产品质量、灾害以及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土地用养结合思想和农业生产“叁宜”原则也随着农家的发展而不断充实和丰富。在系统的农学思想指导下,农家更注重农业技术问题的研究,农业技术也是农家着作的主体内容；农家主要集中于总结土地利用、土壤耕作、作物栽培、林业园艺、蚕桑、畜牧兽医、农产品加工以及农具的改进与制造等诸多技术,涉及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这些贡献受到学者的高度评价和认可。在农业经营管理方面,农家强调重农务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财富之源,关系国家兴衰和社会稳定,对社会道德风尚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农家建议国家应注重农业政策性和导向性的宏观管理,地方政府保障和督促农业生产。农家特别强微观层面的农业家庭经营管理,主张在有限的规模上合理安排农事和劳动力从事多种集约经营,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增加了经济效益,并总结了细致的家庭经济核算方法。各种农业灾害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的过程,农家长期把农业生产实践与研究相结合,能够从自然规律的本身认识农业灾害的概念、种类,相对准确地揭示出灾害产生的原因和所导致的严重危害。基于对农业灾害的科学认识,古代农家总结出了一系列防灾、减灾措施,突出了水利防灾优势,在水利工程、用水技术和提水工具的运用方面多有总结。农家更强调以技术抗灾,总结出了一系列抗水旱灾害的农业生产技术；提倡以物理、生物或化学等手段防治农业生物灾害；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趋利避害以预防低温、风灾等。针对灾害频发的现实,农家还强调多种经营、储备节用,积极发掘备荒食物以减少灾年饿殍遍野之患。古代农家在农业研究中始终秉承着民生关怀的传统和精神。竺可桢先生指出5000年历史中曾经历过四个寒冷期。其中后叁个寒冷期,灾害频发、社会危机严重、民不聊生,农家也相应出现了叁个活动高峰。就个体来看,大多数可考的农家都有过艰苦的生活经历,且都具丰厚的儒学背景,环境和个人因素的综合作用激发了农家对民生的高度关注。古代农家在农学着作和相关文集中以文、论、诗、画等不同方式记录着当时民生疾苦的状况,涉及对百姓生命的关注,对百姓负担沉重的慨叹和对百姓苦累的悲悯。实践上,为官的农家注重解决百姓生产和生活难题,站在百姓的立场上为官施政,并保障人民生活和生产的有序进行；在野的农家囿于地位,只能着书传道,为民生艰难而呼号,并提出丰富的改善民生的措施和建议。古代农家的民生关怀精神和实践有的在当时就受到人民的肯定,有的则为后世学者所认可。在关注民生的过程中,农家逐渐形成了民生思想,关注焦点集中于民食、民利、民命、民财等方面。随着历史的变迁,古代学者对农家的评价经历了“完全否定→逐渐认可→完全肯定”的过程,“农家”类在古籍中的排序也呈逐步上升趋势,这都反映出古代农家历史地位的上升。而近代学者对农家的认识却存在一定局限性,未能给予客观评价。事实上,农家文化源远流长,农家与儒家、道家、医家等各种文化相互影响和交融,共同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重农务本,器道并重,关注民生则是农家文化的显着特色。农家文化中的用养结合、灾害防治、循环经营等技术经验对当前发展可持续农业、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都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农家文化中的农学思想、集约经营思想以及重农思想对当前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农家的治学目的、治学方法以及民生关怀精神对当前学术研究和学风建设具有一定启示作用。
康传勇[5]2013年在《《管子》《齐民要术》农学论比较研究》文中认为《管子》是先秦时期一部具有综合性质的子书,融合有道家、法家、儒家、阴阳家、兵家、农家等诸多学派的思想。在农业方面,书中既有系统的重农理论的阐述,也有具体的农业生产实践经验的总结。书中记载的有关土壤学、农时、耕作技术、农作物栽培、农田水利建设等主要是战国稷下学派对战国及其以前黄河流域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齐民要术》是一部有关农民生产和生活的百科全书,既有具体的农业生产方法的介绍,也不乏重农理论的闪光。它是北魏高阳太守贾思勰在前代农业生产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对北魏及其以前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生产状况全面系统的总结。总之,《管子》、《齐民要术》二书从诸多方面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耕文明进行了多方位的展示。本文采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多重比较论证等方法对《管子》与《齐民要术》所论述的农业情况进行了探讨。第一章从宏观的角度,以书中的文本材料为依据,对二书中的有关农业的思想观念进行梳理比对。通过这种比较,可以看出二书都具有浓重的以农为本的思想；二书所论述的农业都是从广义上来讲的,是包含农、林、牧、副、渔业在内的大农业；二书也都包含有丰富的农业“叁才”理论,提倡走生态农业之路。二书不仅有重农理论的阐述,还有对具体农业生产过程的介绍。本文第二章从二书对地利、天时的认识着手,简略论及农业生产工具,就农业生产的具体过程进行了比较性分析。由此可以看出,二书都强调发展农业生产既要做到因地制宜,又要顺应天时。《管子》中具有系统的土壤学和叁十节气理论的介绍,《齐民要术》则没有这类理论系统地构建,其重点放在了对土壤改良方法的介绍,对二十四节气的灵活运用。《管子》所记录的以“耕----耰--耘”为核心的耕作技术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开始由原始粗放型向传统精耕细作型转变。《齐民要术》所讲的以“耕-耙-耢”为核心的一整套旱地耕作技术,则标志着我国传统精耕细作型农业生产方式的成熟。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自然灾害频发。二书都重视对农业自然灾害的预防,提倡节俭,重视储备,加强水利建设。《管子》一书主要是从治世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农官管理、修建水利工程、储备粮蔬、开仓放粮、大修宫室台榭、贷民粮种等政府层面的应对农业自然灾害的措施。《齐民要术》则从小农的角度出发,主张在农业生产过程中采取一定的技术手段来防治自然灾害。如选择抗灾能力强的作物品种,种植备荒作物,对可预测的自然灾害做好防范措施等。总之,《管子》、《齐民要术》二书对农业的论及都达到了其时代所能达到的高度。《管子》重在农业理论的阐述而不乏对农业生产技艺的采撷,《齐民要术》重在对具体农业生产技艺的介绍而不乏农业理论的闪光。二书所共有的“顺天时”“适地宜”论说及生态农业观念等对发展现代农业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陈晓利[6]2013年在《徐光启农业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传统农业历史悠久,不仅有很多着名的农学家,农学着作更是汗牛充栋。这些农学家一方面具有丰富的农业知识、农学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着作当中还蕴含着颇多的哲学智慧。徐光启作为我国传统农业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一方面继承了前代的农业哲学思想,另一方面通过自己的研究和实践,在吸取西方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农业哲学思想。研究徐光启的农业哲学思想,不仅有助于弥补学术界一直以来偏重于研究徐光启的科学思想而忽视他的哲学思想的缺陷,而且对于国内成果较少,主题相对单一的农业哲学研究也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农业是在一定的经济、自然与科学技术条件下进行的生产活动,农业哲学就是探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及相互作用。本论文以此为依据,从农业经济观、农业生态观和农业技术观叁方面对徐光启的农业哲学思想进行全面探讨,并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中阐述徐光启农业哲学思想的特色。在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明代,徐光启以“食人之粟,衣人之帛”的财富观为基础阐述了他“富国必以本业”的农本思想,同时,在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背景下,改中国传统的“农商对立论”,提出“重农不抑商”的主张,反映了他经世务实的品格和向近代过渡的思想特征。徐光启的荒政观是他农业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对灾荒原因的分析到对治荒措施的制定都充分体现了他对农业系统中生态、技术与经济要素相互制约、互为因果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他的义利观既有“道之精微,拯人以神”的德性主义维度也有“人富而仁义附焉”的功利主义维度,两种维度的圆融反应了徐光启试图从道德与民生两方面挽救明王朝的路径选择。徐光启的农业技术观形成于他的农业实践和农学研究过程。他在南方稻田旱作、绿肥种植、甘薯与棉花的推广、水利灌溉以及除蝗等技术方面实现了对前代的继承和超越,深化了我国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技术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技术思想中对待西方技术“会通以求超胜”、对待前代的“风土论”承认但不教条并且摈弃祈报、禳弭等迷信与唯心思想的异质性特征。对徐光启的农业实践与技术思想进行透视,我们可以总结出他主张“技术救世”的尚用务实的技术价值观,并且强调数学、几何学等基础科学对技术的指导和方法论作用。特别是他关于“物能”与“技能”并重以及从“技”与“道”两方面拯救王朝危机的主张对于我国现在的经济与国家建设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徐光启从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形成“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后来受洗天主教,又接受了主、客二分的反阿卡狄亚式生态观。徐光启以经世致用为核心理念,对两种生态观的矛盾进行消解,最终形成既强调天人和谐,又凸显人在自然面前独立地位的耶儒互补的生态观。这种生态观使他具有了和今天生态学理论极为相近的强调作物与环境因子关系、重视作物之间的共生与竞争以及重视农业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农业生态思想,并且以此为基础总结了包括废物利用、节水节能、病虫害防治等具有生态农业性质的技术体系和技术模式。这对当代建构科学、合理的农业发展模式具有重要意义。徐光启农业哲学思想的特点不仅在于他形成了以“农”“政”辩证关系为基础,强调经济、技术和生态相统一以及各农业生产部门相统一的“大农业”系统观,而且在于他认同“私”与“利”的合理性,重视工商业发展,遏制封建土地兼并以及授田于民的均田主张等具有启蒙性质的农业经济思想,特别是他对近代科学方法的自觉运用使他的农业哲学思想具有了异于前代农学家的方法论特征。这些独特的思想反映了徐光启本人在特殊时代背景下对农业、农学的思考。它们不仅对我国现阶段的农业哲学研究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对未来全球农业的发展模式以及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可借鉴意义。
袁名泽[7]2009年在《《管子》农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文中指出《管子》是管仲学派的着作集,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百科全书。其中包含大量独具特色的农学思想:以农为基础、农工商并举的农业经营思想;摸清国家土地家底,实行土地经营制度改革,实行因时因地制宜的土地利用思想;加强田间管理,充分利用劳动生产工具,勤于耕耘,深耕除草,适度灌溉、实行轮栽制度的田间耕作思想;善待自然,防止各种农业灾害的农业哲学思想。这些思想至今仍对我国正确处理农工商的关系,合理解决"叁农"问题;确保生态农业建设;正确认识国家土地形势,搞好土地经营权流转制度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张景书[8]2003年在《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研究》文中认为我国以农立国，几千年来，农业生产滋润着中华的沃土，养育了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经受兴衰，不断前进，创造了中国古代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也为世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在中国古代农业的发展中，古代的农业教育功不可没。从神农氏“始教耕稼”和后稷“教民稼穑”开始，以后各代逐步演变发展，形成了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独特领域、丰富内容和特有方法。中国古代的农业教育，是中国古代农业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是，长期以来，不管是农史还是教育史领域，对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研究，无论是从量上还是从质上都缺少应有的广度和深度，与其在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和教育发展中的地位很不相称。本文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指导，尊重历史，尊重事实，采取分析与综合，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通过对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研究，梳理出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主线，总结出现代农业教育应发扬的优秀成果，促进农业教育的不断创新。 全文共由八章内容组成。 第一章 导言 主要描述了论文的选题背景，研究目的、研究现状和研究意义。说明了本文研究的思路、方法及可能创新之处。 第二章 中国古代农业教育概述 主要界定了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内涵，论述了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特点。古代农业教育的对象，农业教育的途径，农业教育的方法，农业教育的内容以及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意义。 第叁章 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起源 本章主要论述了中国古代农业教育起源于农业生产劳动。通过对神农、后稷，《商君书》、《吕氏春秋》等有关农业教育内容的论述，指出了夏、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古代农业教育的萌芽时期，其萌芽的标志为有了教育者、受教育者，相对集中的教育内容和相对固定的教育场所。 第四章 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形成 两汉时期为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形成时期。本章主要论述了农业教育形成的思想基础、社会条件、主要动力和科技基础。通过对《管子》、赵过、《泛胜之书》、《四民月令》等农书及农业科学家农业教育的阐述，指出了两汉时期的农业教育主要在农业科技教育方面取得进展，具体体现在土壤耕作教育、农田水利教育、农机具教育、作物栽培知识教育、园艺知识教育、蚕桑知识教育、环境生态教育、农业经济管理教育等方面。 第五章 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为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发展时期，其发展主要表现在《齐民要术》的比较完整的农业教育内容，《耒耜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研究经》、《茶经》等专业农书的出现以及唐代兽医学校的创立和兽医教育的发展。本章通过对以上主要农书农业教育内容的论述，得出了这一时期农、林、牧、副、渔等教育内容己经基本成形的结论。 第六章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完善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完善时期。本章通过对((陈剪农书》、《农桑辑要》、《王祯农书》、《农桑衣食撮要》等农书中农业教育内容的论述，指出了这一时期农业教育在层次上更注重宏观与微观层次的结合，手段上注意文字与图画的结合。特别是将图示的手段引入农业教育，增强了古代农业教育的效果，从整体上提高了农业教育的水平。 第七章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进一步完善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农业教育进一步完善时期。本章主要介绍了《农说》、《农政全书》、《补农书》、《知本提纲》等农书的教育内容。指出明清时期农业教育内容进一步完善的主要标志在于地方性农业教育的突出;“全农”概念的提出和多种经营技术教育内容的完善。明清时期的农业教育既是古代农业教育的终结，也是近代农业教育的开端。 第八章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研究的启示通过对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的研究，得出中国古代的教育形式不应是学校教育的单一形式，而是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两种形式;内容不是单一的社会意识教育，而是生产技术教育与社会意识教育两个方面;与此相适应，农业教育和道德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两条主线。此外，还得出应进一步发展农业教育，进行全方位的农业教育，农业产学研进一步结合以及农业教育要不断创新等对现代农业教育的启示。
莫鹏燕[9]2016年在《中国古代农书编辑实践研究》文中指出中国古代农书是中国传统农学的载体。作为中国古代农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有其独特的发展历史与特点。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初期,虽还处于结绳记事的远古洪荒年代,然原始农业就已产生,并通过人们世代口传身授的方式对所积累下的农业生产知识进行有意识的总结与传播。及至战国时代,长时期的农业生产经验的积累终于催生出了最早的农学着作。自战国时代始,至清末鸦片战争(1840年)前后,这长达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古代农书素以数量众多,内容极为丰富的特点着称于世。本文拟从编辑学的角度,对古代农书的编辑宗旨、编辑体例、编辑方法进行深度挖掘,总结整理出古代农书编辑实践活动的总体脉络和特点,以期对现代农书编辑和农业生产活动起到一定的指导和借鉴意义。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中国古代农书发展阶段的划分中国古代农书作为中国传统农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中国传统农学的系统性总结,自然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因此,依据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与特点,本文在第一部分将中国古代农书的发展分成了四个阶段,即萌芽与形成阶段(先秦时期)、发展并日臻成熟阶段(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向南方普及阶段(隋唐两宋时期)以及由传统农书的高峰时期向现代农书转型阶段(元明清时期)。(2)中国古代农书各发展阶段的社会历史背景分析详细分析四个发展阶段古代农书编辑的社会背景,因为中国古代农书的编辑必然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农业技术与政策、文化和科技等条件的制约。因此,必须把其编辑实践发展放到既定的历史背景里加以考量,才能看到它的发展脉络、编辑水平及其在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3)中国古代农书各发展阶段的编辑实践编辑思想产生于编辑实践,并指导编辑实践向前发展,因此研究编辑实践活动,就必然要研究编辑活动中所蕴含的编辑思想。所以中国古代农书的编辑体例、编辑方法、资料收集、文献征引、语言特色、写作方法等编辑实践活动,以及古代农书的编辑宗旨、编辑指导思想等内容,都必然是本文的研究重点。(4)各发展阶段代表性农书的编撰研究中国古代农书在各发展阶段都有其代表性着作,它们基本上都可以代表该历史阶段农书编辑实践的基本特征,是该时期农学发展的典型代表。因此,本文还将对各发展阶段的代表性农书的编辑内容、编辑体裁结构、历史影响等内容进行系统研究。(5)中国古代农书编辑实践的发展总结通过以上内容的系统爬梳,总结出中国古代农书编辑实践的发展脉络,并对其进行数据分析整理。包括：对重农思想为编辑宗旨的概括总结；对“叁才”思想为编辑指导思想的归纳；对大型综合性农书的结构体系的发展与文献征引等内容进行系统汇编整理。
王沙力[10]2013年在《《吕氏春秋》与《管子》农学思想比较研究》文中认为《吕氏春秋》和《管子》都是我国先秦时期百科全书似着作,其中均包含了各具特色的农学思想,本文从主观目的、农业科学、农业管理及农业经济思想四个方面对该两本着作中的农学思想进行了比较,并将之概括整理以向读者介绍。
参考文献：
[1]. 《管子》农学研究[D]. 易德生. 华中师范大学. 2001
[2]. 《管子》的农学思想初探[J]. 乐爱国. 管子学刊. 1991
[3]. 试论《管子》中《度地》《地员》二篇农学论文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意义及其农学思想渊源[J]. 巫宝叁. 中国经济史研究. 1986
[4]. 中国古代农家文化研究[D]. 熊帝兵. 南京农业大学. 2010
[5]. 《管子》《齐民要术》农学论比较研究[D]. 康传勇. 山东大学. 2013
[6]. 徐光启农业哲学思想研究[D]. 陈晓利. 大连理工大学. 2013
[7]. 《管子》农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J]. 袁名泽. 管子学刊. 2009
[8]. 中国古代农业教育研究[D]. 张景书.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3
[9]. 中国古代农书编辑实践研究[D]. 莫鹏燕. 武汉大学. 2016
[10]. 《吕氏春秋》与《管子》农学思想比较研究[J]. 王沙力. 中国市场. 2013
标签：农业基础科学论文; 徐光启论文; 农业发展论文; 农学专业论文; 农业论文; 三农论文; 农业技术论文; 齐民要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