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城市化与城乡关系发展基本规律比较——中美城市化比较的社会学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美论文,社会学论文,城乡论文,视角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归宿，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逾越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当前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期，但是目前在理论上，学术界尚未就我国城市化道路、模式的选择形成成熟的理论。吸取和借鉴发达国家成功的城市化经验，对中美城市化发生的起点、前进道路和模式特点进行比较分析，不仅可以使我们就人类城市整体运动过程和规律在理论上有更深刻的把握和认识，而且能够使我们在城市化建设中少走弯路，更自觉、更有意识地推进和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
中美城市化起点、前提的相异性分析
关于城市化历史起点的确定，学术界一般认为，主要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从静态上，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必须达到一定比例，通常在10%以上〔1〕；二是从动态上，进入现代工业和城市持续增长时期〔2〕。按照这种确定标准，美国城市化开始于19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当时其城市人口比重为10.8%。据此，中国城市化的起点应确定在1950年前后。虽然中国近代社会城市人口比重就已达9%～10%， 但是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的近百年里，城市数量既没有发生显著的持续增长，也没有出现以工业人口增长为主的质的变化。只有到了1950年，中国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以工业化为起始动力的城市化进程才开始。1949年中国城市人口比重为10.6%，而同期美国城市人口比重已高达63.7%。〔3〕中国城市化的起步时间比美国整整晚了100多年，中国城市化刚刚起步时，美国城市化已基本实现。
美国城市化背景特点之一是“美国是移民国家”，从17世纪初开始，英、法、荷等欧洲大陆移民相继来到美国。在他们到来之前，土著印地安人还没有自己的本土城市，欧洲移民把欧洲的城市定居模式带到美国。美国早期城市与我国的城市有显著不同，它没有经历封建社会阶段，它的技术、社会组织、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都是从文艺复兴后的欧洲移植过来的。另外，美国的早期城市如波士顿一般都建在沿海港口、江河沿岸等地理位置优越的地方，着重发展商业和贸易。工业革命改变了城市经济系统的性质，迅速地把美国从农业国变为城市国家。美国在1820年仅有12个城市达到1万人，1840年1万人以上的城市有101个〔4〕。有许多城市，在19世纪初的1810～1830年20年间，人口增长了10倍，如匹兹堡、辛辛那提〔5〕。仅以芝加哥为例，1950年人口增加到360多万，100年人口增加100倍多〔6〕。美国城市化的高速度， 一方面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竞争和剩余价值规律促使劳动力、资本、能源向城市集中势所必然；再有，由于美国当时拥有大量的殖民地，随着本国国内市场的饱和、资源短缺，殖民地成为推销商品、资本输出和能源供应的强大后方。也有的西方学者认为：美国城市化进程中人口增长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是收割机、拖拉机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二是来自欧洲的移民，19世纪80年代有520万移民，仅1900～1910年的10年间又来了820万移民，这些移民大多数居住在城市里。〔7〕
从中国城市化的历史背景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国家主权受到侵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只在一定地区，一定范围有一定程度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十分薄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当时占主导地位。城市掌握在封建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手中，其第一位的功能属性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功能处于次要地位。新中国的成立，中国城市化进程才开始有质的变化。50年代初我国开始了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应该说，这是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50万人口以上城市数目从1949年的13个上升到1957年的28个， 城市人口增长了148%，城市化率15.39%。〔8〕但是遗憾的是，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国内有利于城市发展的诸多因素，很快转化为阻碍因素，最重要的有这样几点：一是从1953年开始实行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二是从1958年开始以户口管制为核心的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三是过早、过快地消灭了个体工商业经济成分；四是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这些政策和制度形式强化了农村生活方式结构，使之处于很难改变的一个特定模式中。从城市建设的模式看，中国照搬了苏联的工业化模式，这种模式尽管对我中国迅速积累工业化资金，较快地实现工业化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一）由于实行重工业超前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使得我国产业结构比例不协调，第三产业比重过小，城市社会分工不深化，以致不能有效地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扭曲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功能，使得我国城市化发展大大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根据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1992年我国工业化率达50.6%，但城市化率却只有27.63%； （二）由于实行牺牲农业的工业化优先发展战略，导致我国农业的长期落后和城乡隔离的“二元经济结构”加剧，进一步限制我国的城市化发展。
总之，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城市化起步晚，起点低，同时由于我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因而我国城市化先天发育不足。但是也应该看到我国城市化起步时，世界科技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这比19世纪中叶美国城市化起步时的条件优越得多，如果我们当时能够采取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政策，城市化进程的稳步发展是可能的。
中美城市化“动力因”和发展途径的相异性
由于中美城市化的前提不同，特别是中美两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运行机制不同，两国城市化的动力因及发展道路也是不同的。
美国在19世纪中叶开始的工业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生产力和物质技术水平有了巨大提高，特别是城市第三产业优先发展，城市可为农业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构成一种“拉力”。即在城市规模聚集效益规律的作用下，形成对农产品和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对于乡村经济来说，形成巨大的“推力”，即由于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游离出来走进城里。应该说，美国城市化的动力来源于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两股合力的有机结合。而另一方面，城市化整体高速发展的动力还包括资本经营者对较高利润和劳动者对较高收入的追求。总之，美国城市化的“动力因”本身是纯经济性的，支配城市化的基本规律是商品经济及市场经济规律。
纵观美国从1840年以来的城市化的发展历程，其城市化特点表现为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美国城市化表现为由集中到分散的生态深化过程，其主要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840年到二战前，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大量的农村人口和工业向城市集中；第二阶段从二战后到80年代初，表现为大规模郊区城市化，即工业和人口大量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分散；第三阶段从本世纪80年代初至今，表现为都市带（群）的发展，即工业和人口进一步向城市集中，出现以都市带为引力中心的城市化。
其二，美国城市化与工业化是一个互为前提的发展过程。一般来说，合理的发展结构是在工业化初期，城市化就已超过工业化，随后就明显地高于工业化水平了，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在1870年，美国的工业化率达16%，城市化率已达26%，后者超过前者10个百分点。尔后，城市化率一直高于工业化率，到1940年，两者已分别达到30%和56%，已相差26个百分点。1970年，工业化率已降到26%，而城市化率已达到74%，相差近50个百分点。〔9〕
中国在建国初期选择了以重工业为发展重点的工业化发展战略以及城乡分割的双重体制，城市化的“动力”机制虽然也存在着城市“拉力”和农村“推力”，但是这两种力未能充分体现和有机结合，城市化过程过多体现政府实现自身政治目标的目的，在本质上主要是政治性和社会性的，而非经济性的。城市化的发展道路更多地受政府行为左右，而不是经济规律的引导。
回顾建国40多年来的城市化进程，我国城市化进程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城市化起步阶段（1950～1957年），该时期适逢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发展迅速，城市化水平发展速度较快，1957年城市人口比重达15.4%；第二阶段，城市化波动阶段（1958～1965年），这一阶段政府倡导全国大炼钢铁，下放城镇人口到农村，提高市镇设制标准，实行城乡户籍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措施，城市化发展呈不稳定状态；第三阶段，城市化停滞倒退阶段（1966～1977年），这一时期正值“文化大革命”，经济发展的速度缓慢甚至于停滞，又加上大批城市人口上山下乡，城市人口比重增长缓慢，城市人口约占19%左右，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第四阶段，城市化正常发展阶段（1978年至今）。1992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达27.63%，比1979年的18.96%〔10〕提高了8个百分点。这一阶段我国城市化发展表现为：一方面， 中小城市普遍发展；另一方面，大城市增长出现高速度，许多大城市如上海、南京、大连和苏州等都在执行城市扩展计划，开发新区。城市总数量由1978年200多座到1996年650多座。〔11〕
中美城市化模式相异性分析
由于中美城市化的起点、前提以及发展途径不同，因此在城乡关系、城郊关系及都市带的发展方面形成了各自的特色。
（一）中美城市与农村模式特质比较
美国高度城市化，都市与非都市的区别越来越模糊不清，“都市性”已成为当今美国人普遍的生活方式，传统上“乡村——城市”的划分基本失去了意义。
在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与农业的功能和经营性质的转化是城市化最具特色的表现形式。“在现代的美国，农业已不再等同于乡村价值观和乡村生活，农场已经成为一种企业，农业与其它企业部门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12〕农业的主要变化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技术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商品化、专业化和资本化的发展以及由此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农业规模扩大和农民数量减少。”〔13〕美国农业转化为“农业工业”，或称“工业农业”，在采用新技术的条件下，美国农业生产能力有了巨大提高。“1960年，每个农民可以供给国内外24个人所需的粮食、纤维和烟草。10年以后，1970年，这个数字增加到45人。”〔14〕相应地，“从1920年到1970年，美国农业工人年平均数量下降了将近一半。50年代和60年代，每10年农民数量减少超过100多万人。”〔15〕
“城市——工业”和“农村——农业”的产业分工，是继人类历史上“商业与物质生产部门分离”这一人类第三次大分工后，在近代工业革命后出现的又一次新的社会分工。根据传统观念，城市代表着工业，乡村代表农业。市民从事工业、商业等非农产业，农民从事种植业和少量副业。而现在，美国农业与工业则日益表现为经营与生产目的的同质性。这主要表现为：农业企业的发展和农业相关工业的重要性增强，特别是垂直一体化和契约农业的出现，表明农业经营者与工商业经营者趋同与相互依赖。
随着美国农业及农业劳动形式的变迁，美国农业工人的生活方式与城市人基本上没有差别。大众传播和交通运输的改善，地域性群体的重组，使传统的农村封闭式结构不复存在。在农业地区，地缘的或血缘的群体即初级关系的重要性在降低，而具有相同利益的正式组织、政府机构及商业公司即次级关系的重要性在提高。正如社会学家断言：“许多迹象（虽然还缺乏详尽的调查）表明，乡村人的社会关系变得更加正式，更加非人化和科层化”〔16〕。
我国从总体上讲目前仍然是一个以农业立国的大国，12多亿人口，8亿多在农村，我国城市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其结构性能特征是“城乡二元结构”为典型特征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长期以来，我国城乡经济关系是不等价交换，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吸纳农村财富，因而造成了我国农民的长期贫穷和农村的落后。乡镇企业的崛起和发展在局部领域打破了传统的“城市—工业、乡村—农业”的产业分工，但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城乡差距有扩大趋势。目前，我国农业生产还相当落后，绝大部分地区仍然是沿袭几千年来的手工操作，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商品率低，在很多领域还属于自然经济范畴，与美国的大农业或“工业农业”相比，我国农村仍然是以小农生产方式为主。
从中美城乡关系模式的比较分析中可以看出，中美城乡关系处于完全不同的两个发展层次上。美国城市与农村相互支持，且表现为日益融合的趋势，最终城市文明普及广大农村地区；而我国长期实行城乡分割政策，使城乡二元结构还在深化，出现这种差别主要原因是：
第一，在城市化进程中，农业的地位不同。在美国，农业被赋予重点保护产业，“许多人相信，农产品价格下降是整个经济萧条时期来临的先兆”。他们认为，政府农业计划是防止整个经济萧条出现的保障。杜鲁门总统曾概括说：“有农民的富裕就有国家的富裕，农民处于困境中，国家也必定在困境中。”〔17〕此外，政府也积极给农业以财政上的支持。“在政府预算中每14美元有1美元用作农业机构的经费。 农业计划是政府预算的第三个大户，只有国防计划以及健康、教育与福利综合计划超过了它。农业从政府所得到的帮助可能比别的任何职业领域的人员都多”。〔18〕事实上，美国农业在其城市化进程中，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剩余劳动力。
我国城乡很长时间以来实行不等价交换，农业经济长期处于低技术、低文化、低产量的状态。当前我国农业仍面临严峻的形势，农业和农村仍存在许多深层次的矛盾和制约因素。
第二，城市吸纳农业人口的功能不同。美国人口统计局是把居住地作为划分城市和乡村人的标准，而不是以职业、价值观或其它特征为标准。1950年，人口统计局重新制定了新标准：“城市人包括大城市边缘的居民稠密区以及尚未合并的、人口超过2500人的居民区（如同已经合并的居民区一样）”〔19〕。在美国，城乡居民可以自由流动和迁移，城市与乡村的居民之间不存在制度上限制，只不过是居住地点和职业分工的不同，不存在身份、地位的高低。
在我国，自1958年实行“户口登记条例”至今，我国实行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劳动用工制度及社会福利制度，城乡居民代表着两大不同身份的利益集团。改革开放以后，虽然户口管理和劳动就业制度有了新的变化，但进城农民在城市没有地位，在上学、招工、住房及福利待遇方面，城乡居民仍存在巨大的差异和不平等。
从总体上分析，中国城乡结构处在一种现代城市与“传统农业”、“传统乡村”的对立之中，在经济上城乡是一种供给关系。这种结构的改变首先应该是农业经营模式的改变，即在实现城市化过程中，创造结构型农业。〔20〕
（二）中美城市与郊区模式特质比较
城市是一个社会生态系统，美国城市与郊区的社会生态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即从19世纪中叶美国工业革命开始到二战以前。这一阶段表现为大量的农村人口和工业向城市集中，称为“城市化阶段”。城市人口占10%至50%～60%。这一时期城市典型的生态结构集中体现于芝加哥大学城市社会学家伯吉斯提出的“同心圆地域学说”中。〔21〕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是一种理论模型，它与现实有某些不相符合的地方，特别是城郊商场和高速公路的出现使某些理论被打破。但是，它提供了城市结构最基本的认识轮廓，因而可以作为指导性方针来使用。在这一阶段，城市中心是繁华的商业区，同时由于交通技术的发展，特别出现火车和有轨电车以后，城市郊区得以较快发展起来，但是当时郊区只是通勤区，有些是市内上班工人的定居点，其中大部分居民是中产阶级。
第二阶段从二战结束后到80年代初。这一阶段工业逐渐向更远的郊区迁移，产业结构由以第二产业为主转变为以第三产业为主，人口大规模迁往郊区地带，随着郊区的扩展，周围乡村大片土地成了“城市区”，城市中心区出现衰退的现象。很多人称这一阶段为“郊区化”，（这一描述方式有较大的分歧）我们认为应称为“城市功能扩大阶段或郊区城市化阶段”更为妥当。这一阶段的城郊关系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其一，城市化区外延扩大，原城市郊区成为“城市化区”的有机组成部分。1970年，人口统计资料第一次显示标准都市统计地区的郊区在人口规模及增长率上都超过了中心城市。〔22〕80年代以来，传统郊区的影响越来越大， 原城市郊区区域居民与城市中心居民的比例现在是3：2， 有学者提出：美国现在从技术上讲应是一个郊区国家而不是一个城市国家。
其二，传统的“城市—就业区”、“郊区—居住区”的模式被打破，“郊区”的内涵与功能发生了变化。历史上，郊区是经济上不能自给的中心城市的附属部分，是城市附属的“卧城”，现在郊区日益成为城市居民学习、工作和生活的主要场所，“郊区”就业率超过了中心城市，在1970～1980年期间，“中心城市蓝领工人就业率减少了5%， 而郊区却增加了20%，中心城市服务业白领工人就业率增长了18%，而郊区却增长了53%。〔23〕从上述数据中也可以反映出郊区的职业构成中高级职业的比例有所提高。
其三，美国的“中心城市—郊区”在人口种族和社会地位方面显示出很强的选择性。早在本世纪50～60年代，在许多大都市区形成了“黑人城市—白人郊区”以及“穷人城市—中产阶级郊区”的居住隔离模式。70年代以来，黑人及其它少数民族迁入郊区的人越来越多，郊区也愈益趋于多样化，郊区已不再仅仅是指富裕者的“往返区”，而且出现了诸如工人阶级郊区等，郊区环带在生活方式和人口统计方面，虽然种族、收入的同质性仍占主导，但“异质性”有所增加。
美国城市化的第三个阶段是本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至今，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城市人口向小城镇迁移和城市群（带）的发展与完善，城市与郊区的概念日趋模糊。
目前中国还处在城市化的初期，城市化更多地表现为人口向中心城市集中，郊区与城市的界线还十分清楚。城郊社会关系特性表现为：
第一，郊区人口结构与城市人口构成有“质”的区别。1.我国城市郊区的前身多数是以农业为基础的集镇，农业人口占多数，随着城市功能向外辐射，城郊集镇逐渐发展起来，非农业人口比重增大，但多数城市郊区仍然以农业劳动人口聚集为主；2.郊区作为城乡边缘区，摆动人口多，这些人主要是亦工亦农者，而且由于其家属往往留在居住地，从而使郊区中农业、手工业和短期产业劳动人口所占比重大；3.郊区的人口有相当一部分是在郊区从事副业的农业人口，他们收入低微、居住条件恶劣，如我国郊区大量的棚户区就是例证。
第二，我国郊区的经济结构处在转型期。许多城市郊区不仅包括镇办、村办企业和个体企业，而且还包括部分市属和部属企业。另外一些大城市郊区的商业贸易也较发达。
第三，郊区具有城市“供给基地”的功能。我国郊区的一方面是起“截留”作用，即把那些想进主城区而又进不去的，由外市迁来的单位和某些需要借助主城区信息、市场、基础设施而又不能安排在主城区的企事业单位放在郊区；另一方面作为主城区的附属部分，为主城区市民提供肉、蛋、蔬菜、水果等副食用品，以及为主城区加工配套、拾遗补缺等。
（三）中美城乡社会结构出现新模式原因特点分析
美国城郊新模式出现的原因之一是美国城市化发展使产业区位发生重大变化。在美国大都市向外扩散过程中，倾向于分散的是诸如汽车制造、化工、钢铁和石油冶炼等需要大片边缘土地的第二产业，而像金融、保险、教育机构、政府部门和商业性公司总部等第三产业却倾向于向城市集中以获得规模和集聚效益，同时即使在通讯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些产业部门的人员仍需要彼此接近和大量非正式的交流以沟通信息；其次是居住区位的心理习惯。随着中产阶级移入郊区的队伍日益壮大，郊区日益成为公众热衷的居住地，人口的外移进一步诱导了产业的和大型文化设施的外移；其三，是新的交通工具尤其是小汽车的迅速发展使郊区通勤范围扩大，推动了人口的扩散与流动；其四，美国政府政策的实施对人口移动也起了推动作用。二战后美退伍军人局和联邦住宅局通过低息住宅贷款和资助高速公路，也促进了郊区与城市带融合发展。
中美城郊关系模式存在差异性的原因：第一，美国郊区的发展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人口和工业从中心城市向外扩散的结果，是城市区的共生部分，或称“一体成分”。我国郊区主要是作为农村向城市流动的外来人口或产业进入本城市的截留地带，虽然其中也有一些人口、企业是中心城市外移的结果，但它不占主导地位。那么，今后我国城市是否面临当今美国出现的分散化时代呢？中国有学者指出：市区向郊区的人口扩散不可避免，但是作为推动美国城市扩散的若干因素恰恰成为我国城市扩散的阻力，我国人口扩散将呈小规模、短距离、蔓延式形式。〔24〕第二，美国郊区居民一般是中产阶级。在我国，一般来讲，社会地位、经济地位高的阶层住在市区，而低薪阶层住在郊区。同时与美国整洁、富裕的郊区相比，我国郊区则环境混乱，设施匮乏。其它诸如郊区的职业构成、居民生产方式等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产生这些差异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居民和企业的行为选择缺乏自主性，而美国是市场经济体制国家，经济规律是在其中起主导作用的规律。
我们从中美城市化的起点、前提、发展道路及模式等比较中，虽然能较容易发现美国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大量问题，但其成功的经验也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其一，城市是商品经济的载体，加快我国城市化进程，必须转换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市化机制，把市场经济引入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
其二，政府要重视“农业的结构性转型”，使土地经营方式从小农生产逐步向规模经营转变，农业才能脱离自然经济的特质，“使农业成为城市农业”，进而使城市化走向高速轨道。
其三，按照城市自身发展规律重新确立设市标准，使更有意义的社会学单位的生态城市与法定城市有机联系起来。
其四，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世界成功的城市化已证明，城市化水平每20年左右翻一番。加速我国的城市化，必须打破城乡分割和地区壁垒，改革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用工制度，尽快消除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25〕
其五，为更好地克服城市化无序性带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在重视发挥市场经济规律的同时，也要重视政府对城市规划的控制与创造，为城市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社会环境。
中美城市化比较是一个深刻而广泛的课题，美国城市化过程也出现过大量问题，这里只撷其要，特别选择相异性——不同点进行比较，以期得到借鉴和启迪。
注释：
〔1〕高佩义：《中外城市化比较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1991 年版，第201页。
〔2〕〔3〕〔8〕〔9〕〔11〕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城市与乡村—中国城乡矛盾与协调发展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218、224、11、230页。
〔4〕〔5〕〔6〕〔7〕〔21〕康少邦、张宁等译：《城市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3、62、15、64、77页。
〔10〕参见谢文蕙、邓卫编著，《城市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第75～77页。因城市人口统计方式依据不同，故城乡人口比重的统计数据差异较大。
〔12〕〔13〕〔14〕〔15〕〔16〕〔17〕〔18〕〔19〕[美]埃弗里特·M·罗吉斯等：《乡村社会变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0、5、5、11、222～223、223、19页。
〔20〕张鸿雁：《社会经济形态转型条件下“结构性农业”的构建》，《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
〔22〕〔23〕J.Jonh Palen:"The Urban World",Virginia Commonwealth University,1987,3.P178,184.
〔24〕吴缚龙：《城市发展中的分散化现象》，《城市问题》1990年第2期。
〔25〕参见张鸿雁：《论市场经济的发展与中国城市现代化道路及方式选择》，《城市问题》199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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