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比较视角下美国对印度的安全威胁认知
李忠林
(华东政法大学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上海 201620)
摘要 ：冷战结束后，美国长期将崛起中的中国视为安全威胁。进攻性现实主义和权力转移理论构成“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基础。对于同为崛起大国的印度，美国却没有给予同样的逻辑将其视为威胁来源，甚至视为净安全的提供者。对于美国的对印威胁认知，现有研究提出了实力论、制度论和制衡论。事实上，美国视中印同为威胁，中国是首要威胁，印度是次要威胁。美国对中印采取了“区别遏制”的战略，通过“联印制华”的显性路径和“借华制印”的隐性路径达到对中印的“双重遏制”。在中印同时崛起背景下，美国借助这种特殊的离岸平衡手段来维护自己的霸权。
关键词 :美国；印度；中国；威胁认知；双重遏制；区别遏制
在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社会，“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一直甚嚣尘上。同样作为崛起中的新兴国家，印度不仅未被视为威胁，反而获得了美国的防务伙伴和准盟友的地位。随着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台，印度的地位被进一步提升，中国作为安全挑战者的角色则进一步被固化。然而，根据构成“中国威胁论”理论基础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和权力转移理论，作为崛起大国的印度也符合构成美国安全挑战的条件。对于美国不将印度视为安全威胁来源，目前学界的研究主要从实力因素、制度因素和制衡因素等几个方面展开。但是，现有解释仍有许多不足之处，特别是在中印比较的视野下尤为突出。鉴于中印两国之间特殊的关系，中国因素成为研究美国的对印威胁认知的重要参考对象。在美国的中印威胁认知中，美国将中国视为直接的威胁而将印度视为间接的威胁，对两国采取了明显不同的遏制路径，以期达到同时削弱中印的战略目标。
由上分析，公众认同在刑事立法政策的形成中地位重要，但如何在刑事立法政策形成中理性地予以疏导并最终文本化，却是一个困扰各界的难题。从整个社会发展过程来看的，在某一个时期某一方面的某一个具体事件中，公众的意见不一定总是正确的、先进的，尤其在刑事司法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公众意见的一些先天不足。
一、问题的提出
(一 )印太战略与中印差异
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执政后，提出了“印太战略”以取代前任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在2017年11月的亚洲之行中，特朗普首次正式提出“印太”概念，即“开放和自由的印太”，这一概念受到世界舆论的广泛关注。12月18日，特朗普政府正式公布首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正式确立“印太”概念，“印太”取代“亚太”正式成为美国官方的地缘战略词汇。相对于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太”战略，“印太战略”最大的变动在于突出强调印度和印度洋的重要性。在该战略中，印度的地缘战略重要性进一步凸显。美国强调印度的角色意义，鼓动印度在地区格局中发挥独特的作用。换言之，美国企图通过“印太战略”进一步强化对中国的战略遏制，而印度则是美国新的战略支柱。中国和印度被该战略赋予截然不同的地位，前者是威胁来源和遏制对象，后者则是遏制伙伴。事实上，中国和印度两国在许多方面高度相似。两国同为金砖国家组织成员和亚洲地区大国，都是正在崛起过程中的新兴经济体，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攀升并得到国际认可。正因为此，中印比较成为学界这些年研究的热点。但是对于同为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和印度，美国的安全威胁认知却截然不同，甚至力挺印度、唱衰中国。在美国利用“印太战略”重新塑造印太地区战略格局的大背景下，美国对两国不同的安全威胁认知再次引起关注。
(二 )理论依据及质疑
奥根斯基(Organski)的权力转移理论和米尔斯海默(Mear-sheimer)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被视为“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依据。根据权力转移理论，当主要竞争国家的力量比率即它们之间的实力差距缩小时，战争就可能爆发。[1]崛起国是可能的权力转移战争的发起者，因为权力首先在一个崛起国内部由经济权力向军事权力转移，然后导致战争和冲突。奥根斯基认为，因为主导国创建了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它不可能主动发起战争摧毁自身所建并符合自己利益的国际秩序，所以只有崛起国才会通过战争寻求改变现有国际秩序。[2]总之，权力转移是导致国际关系中出现不稳定因素的最主要诱因之一。[3]许多西方战略家由此认为，以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新兴大国的崛起将冲击国际体系的稳定性，不满现状的崛起强国将首先挑起与霸权国的军事冒险行为，并将其视为鼓吹“中国威胁论”的理论依据。
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指出，国际体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安全的稀缺性迫使各个国家为了生存而不惜代价地占取权力。国家间关系总是一种处于斗争状态的零和博弈，在既有结构体系下权力的有限性决定了彼此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该理论认为，国家对外行为取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作用而非国内，这是无法打破的逻辑。在这一体系中，国家只能遵循权力政治逻辑，最大化地追求权力。“大国为了获取权力不但要牺牲他国利益，而且会不惜代价阻止对手获得权力”，因而整个世界充斥着永久的大国竞争。[4]2在他看来，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尤其是中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不断增强，从而有潜力对美国构成安全威胁。
目前，由于大多数T2DM患者由于对自身疾病认识不足、皮下注射腹部定位卡缺乏了解及不注意自我监测和注意饮食等原因，且住院期间由于认知、情绪、环境等因素的变化，从而导致血糖控制不佳，并发症发生率的增加，严重影响患者预后，因此，寻求更合适有效的干预方式成为近年来的研究重点[4]。
二、美国对印威胁认知的缺失：现有解释及不足
(一 )印度的实力无法威胁美国安全
实力说是学界普遍赞同的一种观点，核心内容是当前的印度相对来说仍然比较弱小，与美国等世界主要大国存在较大的权力差距，短期内对美国难以构成实质性的威胁。在军事方面，印度近年来的军费开支一直在快速增加且位居世界前列，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军购大国。但是这与美国相比差距仍然非常明显。“武器种类过多过杂也制约了印度自主研发能力，这也是印度令国际同行们有点瞧不起的一个重要因素……印度的自主研发之路仍然很漫长，这也是国际上对印度军力并未感到焦虑的原因之一。”[7]另外，美国是印度的主要武器进口来源国，他们比较容易通过武器贸易来影响印度的对外行为，同时对出售给印度的军事装备的性能比较清楚，能借此来了解印度的军事实力，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对印度军事现代化建设的疑惧心理。经济方面，印度自1991年经济改革以来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并使印度一跃成为世界上主要的新兴经济体之一，迈入“金砖国家”行列，但这并不足以弥补印度与世界主要大国之间较大的鸿沟。根据世界银行2017年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国18.0万亿美元的GDP占全球GDP总量的24.32%，总量排名第一；印度虽然排在第七，但是2.1万亿美元的GDP只占全球GDP总量的2.8%，并且只有美国的11.7%。[8]国内问题也被认为是西方国家对印度崛起并不恐慌的重要因素。印度国内存在诸多社会问题，诸如种姓制度差异、贫富分化严重、基础设施落后、民众素质低下，以及民族、种族、宗教矛盾和冲突等，都成为印度进一步发展甚至崛起的瓶颈。这种状况限制了印度现阶段试图挑战美国霸权的能力。因此，过去20年来印度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数不清的书籍、文章和新闻评论将印度称为下一个全球大国，但是正如美国学者所言，印度则像一只笨拙的、慢动作的巨兽，被民主架构必然出现的各种妥协、拖延以及折中所拖累，根本无法维持它好不容易才获得的动力，或者缩小口头上的改革与实际中的改革之间的差距。[9]
但是，遵循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崛起中的中国和印度都有可能构成美国的潜在威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美国打“印度牌”遏制中国的战略设计虽能解释美国自身充当应对中国的离岸平衡手的角色，却不能解释美国为何对一个潜在的威胁缺乏认知，甚至给予充分信任而将其培育为遏制所谓的另一个潜在威胁的伙伴。换言之，利用印度制衡中国的观点不能充分说明为何美国面对类同的中印两国给予了截然不同的安全认知，特别是选择了分别将中印视为安全威胁和安全合作伙伴，而不是相反。
(二 )民主的印度不是美国的威胁
毫无疑问，民主因素是美国发展对印关系的重要促进因素。印度的民主制度提高了印度对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吸引力，使得在人权问题上的争执不至于令印度扩大与西方的经济交流和安全交往变得更加复杂。[9]但是应该看到，决定国际关系的核心要素是各自追求的国家利益，与它们是否属于民主国家并无必然关系。当民主因素与国家利益相吻合时，有关国家就会突出民主的重要作用；当两者发生不一致时，最终决定国家政策选择的还是其现实利益考虑，民主因素则退居幕后。换言之，美印两国虽拥有共同价值观,但并不总是拥有共同利益。按照进攻性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的逻辑，大国对外行为主要受外部环境影响而与内部属性无关，无论是实行专制政体还是民主政体都无碍于其行为表现，“因为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一样在乎安全”[4]4。所以，无论任何形态的国家，只要其实力崛起到与美国旗鼓相当,都是对美国的威胁，无论其是否具有威胁美国安全的主观意图。毫无疑问，民主的印度也不例外。例如，在第三次印巴战争期间，美国军舰曾进入孟加拉湾对印度进行安全威慑，而美印对印度洋海上主导权的角逐同样与民主无关。1998年印度核试验之后，美国就认为此举是“对国际社会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努力的傲慢挑战，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危险”，[15]随即克林顿政府宣布对印度进行制裁。
该观点的理论基础是民主和平论。这种观点认为，当前的国际体系是在美国和其西方盟友的主导下建立的，而印度是按照英国的制度建立的民主国家，两者在特质上是一致的，“这种特性使印度不可能在国际体系中自成一体，从而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主导者构成挑战”[11]。从本质上讲，印度的民主国家身份使西方确信“印度并不是一个不能被纳入西方世界的‘他者’”，崛起的印度不会像其他国家一样挑战西方主导的国际社会的核心价值和行为规则等“新文明标准”，所以崛起的印度不会对现有的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造成巨大冲击。[12]更重要的是，印度的发展模式是基于西方民主制度的结果，所以西方乐于见到印度的发展成果，从而证明西方道路的优越性。美国的对印政策明显地体现出这一特点。近年来美印关系发展较为迅速，在阐述两国关系时，双方领导人习惯性地高调宣扬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则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竭力强调两国拥有共同的价值观，特别是美国把印度定位为天然盟友。[13]在美国眼里，民主因素成为区分中印“我们”和“他们”的无形标准。印度学者也承认，面对这个问题时，“第一反应是印度是一个民主体”。[14]
(三 )美国利用印度制衡崛起的中国
遏制战略一直以来都是美国对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中国的强势崛起，美国在亚洲除了强化美日同盟、美韩同盟等传统联盟关系外，也显著加强了与印度的战略关系。在美国看来，印度地处南亚次大陆和北印度洋的有机结合处，未来的地缘战略位置和能源战略地位都将进一步凸显。遏制中国这样的大国，美国显然有些力不从心。根据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理论，美国庞大的军事力量因为海洋的阻隔而难以对一个大国发挥多大作用。[4]149-162因此，美国把崛起中的印度纳入它的全球战略规划中，意在利用印度的地缘优势进行对冲和制衡中国。在当前的美印战略合作关系中，中国因素即便不是最主要因素也是重要的战略考量，抵消所谓中国“咄咄逼人”的影响力成为双方的共同愿望。美国曾指出要扶持印度成长为21世纪的全球性大国，其背后的战略意图则是以此制衡中国，从而使美国保持“离岸平衡手”的角色。而印度长期对中国保持较大的敌意与戒心，也为美国利用印度制衡中国提供了可乘之机。此外，印度这个增长速度最快的自由市场民主国家树立了一种相对于中国经济奇迹的增长模式，进而作为一种适当工具来遏制中国软实力在全球的影响。[16]因此，出于利用印度牵制中国的战略意图，美国需要培育较好的对印关系，将其视为制衡中国的重要棋子。
实力相对不足是少有“印度威胁论”的主要原因，但这种解释是不够充分的。实力不足是相对的，它可以局部解释为何没有“印度威胁论”，但不足以解释为何存在“中国威胁论”。在20世纪末刚刚出现“中国威胁论”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尚处于初级阶段，中国国力也相对有限，但仍旧被称为潜在的威胁。西方的理由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将会将经济力量转化为军事力量。当前印度的发展现状和当时的中国十分相似，其国际战略形势甚至还优于中国，但并没有被认为是潜在的威胁，而是美国重要的防务伙伴，特别是在印度洋及其以外区域成为我们的伙伴和净安全提供者(net security provider)。[10]
三、“双重遏制”和“区别遏制”：美国战略新解释
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在国际关系中存在的权力差距是影响国际关系的主要原因。[17]国家之间特别是大国之间其权力差距越小，彼此之间的不安全感就越大。随着这种权力差距的不断缩小，彼此之间的安全冲突会逐渐增强。就美国与中印之间的权力差距而言，美中之间的权力差距显然小于美印之间的权力差距。因为目前而言，无论是从纯实力角度还是崛起态势而言，中国明显优于印度，中国的影响力相对更接近美国，这是出现“中美国”和G2的原因。这就使得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将主要焦点集中于中国身上，将中国视为首要威胁而忽视了印度带来潜在威胁的可能性。正如美国学者所言，“美国对印过于乐观的看法更多地源于美国对中国的不安全感，而非基于对印度真实的评估”[18]。还有学者认为，美国真正的威胁来自内部，为此美国需要一个敌人来自我施压和激励，而中国则是最理想的角色——“如此地庞大而且无所不在，如此地好斗而且不民主”。[19]可见，印度不仅是相对于美国较弱难以构成威胁，最重要的是也弱于中国。“双落后”是美国对中印不同的威胁认知的根本原因。比较之下，中国是现实的威胁，印度则是潜在的威胁。
一辆2014年哈弗H6旋钮式智能钥匙，无钥匙进入功能失效，车主把车开到修理厂，要求检修。根据维修经验需要重新做钥匙匹配，但由于学徒操作失误，导致钥匙学习失败，进入学习模式未退出，防盗灯亮，报故障“未成功完成钥匙下线学习”，车子无法正常着车。
米尔斯海默认为，霸权国力求避免其他地区出现能与之匹敌的竞争对手，因此它宁愿其他地区至少出现两个大国，因为两个大国接近的地理位置会迫使它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彼此身上；如果两个大国中冒出一个霸主，那么该地区的另一大国可能会牵制它，假如该地区大国不能完成这一使命，它可能采取恰当的措施应对这一威胁国。[4]54-55对霸权国而言，其战略设计核心是另一地区的潜在霸权国，目标是维持现有权力分配格局，捍卫其全球唯一地区霸主地位。这一战略不可避免地会削弱协助它的地区另一大国的实力，这是不可避免的战略后果，也是该战略的副产品。但是，米尔斯海默忽视了一种可能性，即如果两个地区大国都是潜在的霸权国，作为既有霸权国的美国将如何应对？
美国学者认为，中印的崛起将会对美国构成“双重威胁”。[21]在从贸易投资到武器扩散、从伊朗到缅甸等一系列对美国十分重要的国际和地区事务上，印度和中国的立场十分趋同和接近，这将会对美国的影响造成稀释作用。[18]从目前来看，美国已经将中国和印度同时视为威胁来源，实施的对策是对中国和印度同时遏制的“双遏制”战略。由于这种战略以中国为主、印度为辅，其实质是一种“区别遏制”战略。“区别遏制”战略对中国的遏制是直接和显性遏制，对印度的遏制是间接和隐性遏制。
印度不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大国，更不会仅仅满足于作为美国制衡中国的一个筹码。如新加坡学者所言，崛起的印度将立志追求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的地区霸主地位，甚至是涵盖中东、中亚和东南亚的跨区域强权，这是其长期的战略目标。[20]55基于迅速上升的实力和扩张性意图，印度实质上已经成为霸权国的一个潜在威胁。因此，争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崛起大国中国已被视为美国的威胁，而正在崛起的该地区另一大国也要争当“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同样会冲击现有的权力分配格局，对美国的霸权地位产生稀释作用。
无论是从规模条件，还是从衡量大国地位的关键性指标数据来看，印度作为新兴大国已经实现了世纪性崛起。[5]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在2009年访问印度期间就已经表示，自己把印度视为国际性强国，而非地区性强国。经合组织(OECD)的报告预测，印度和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两个最大经济国家。[6]印度和中国同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在崛起的进程中都会不可避免地对现有的国际秩序产生深刻影响。如果依据权力转移理论能够得出中国威胁的结论，同样也能得出印度威胁的结论。而根据大国政治悲剧的逻辑，大国对外行为取决于国际体系结构的性质，国内的政治体制、文化历史和领导人意志等是无法起作用的，争夺权力的斗争这一不可更改的宿命适用于所有的大国。依据这种逻辑，美国应当遏制任何一个实力上升并可能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国家，不仅包括中国，还包括印度等其他大国。但在实践上，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的印度很少引发西方的焦虑。
将2015年6月—2018年6月来我院治疗的早期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共计60例作为研究对象，男性和女性分别为32例和28例；年龄42～73岁，平均年龄（60.6±4.7）岁；包括下壁心肌梗死18例、前壁心肌梗死16例和广泛性前壁心肌梗死26例。本次研究获得了我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
在这种战略规划中，美国是霸权国，中国是首要威胁，印度则是次要威胁。霸权国的直接目标是削弱地区的首要威胁，在离岸平衡的态势下，利用次要威胁作为平衡力量，不仅有助于实现上述目标，还能借机同时削弱次要威胁。这种选择可以有效解决首要威胁被解决后，次要威胁取代首要威胁位置的可能性。这种战略规划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隐蔽性，即外界可以观察到霸权国利用地区潜在威胁制衡首要威胁，如美国联合印度来制衡中国，但是霸权国利用地区首要威胁制衡次要威胁的企图则不易被观察到，如美国也在企图利用中国削弱印度。在威胁认知问题上美国对中印两国的迥异态度显示，美国已明确表示利用印度这一“伙伴”来遏制中国这一“对手”，其隐含的企图则是利用中国这一“对手”来削弱印度这一“伙伴”，因为崛起中的印度也是潜在的挑战者。为了该战略的顺利实施，美国需要拉一方打一方。如果美国对中印两国同时提出明确的遏制战略，那么很容易使两国在美国的霸权压力下结成对抗这种压力的伙伴。
防止中印走近，是“区别遏制”战略的主要特征。在印太地缘政治格局中，美国的企图不单是利用印度制衡中国的霸权企图和不断扩展的影响力，更在于通过中印两个地区大国相互牵制，同时削弱两国的综合实力，以达到“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效果。如果美国在宣扬“中国威胁论”、同印度联合制衡中国的同时也大力宣扬“印度威胁论”，不仅会导致印度的反感，有碍印美之间的合作，还可能会促进印度重新思考美国的战略意图，引起印度的战略警觉，这显然是美国不愿意看到的。鉴于印度实力相对较弱，美国通过和印度准结盟弥补印度与中国的权力差距的方式来平衡中印之间的力量对比，而不能相反。按照传统的均势战略，美国为了保证其在全球安全事务中的主导权，防止亚洲出现任何大国或大国联盟对其支配地位构成挑战或威胁，必要时很有可能对中国和印度这两个正在崛起中的巨人实施分化的战略。[22]因此，印度是美国对中国推行遏制战略的理想伙伴。正是因为印度的存在，“区别遏制”才得以实现。
美国在1998年和2006年前后的对印政策发生颠覆性的变化。1998年，印度进行了第二次地下核试验，挑起了南亚地区的核军备竞赛。此举与国际裁减军备和防止核扩散的要求背道而驰，而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外政策中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防止核扩散。美国认为此举是对国际社会控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努力的傲慢挑战，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危险。在美国的带动和要求下，西方社会宣布对印度进行经济和军事制裁。而在2006年前后，美国的对印政策进行了巨大的调整，不仅开始主动解除对印度的制裁措施，还与印度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2011年，美国总统奥巴马正式解除了对印度的国防与航天科技出口禁令，结束了自1998年印度进行三次地下核试爆实验以来对印度的技术出口禁令。
重晶石熟料是重晶石矿经碳热还原的产物，主要成分为BaS，重晶石熟料经水浸后进一步制备钡盐是钡盐生产的主要方法[1]。而工业生产中BaS的浸取率普遍低于70%，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2]。因此，重晶石熟料中的BaS浸取是否完全是钡资源是否高效利用的关键因素。
美国在对印制裁问题上的政策演化，代表着从“双重遏制”到“区别遏制”的微妙变化。美国转变对印态度，最直接的考虑是美国当时正集中精力进行反恐战争，而阿富汗所在的地区是国际恐怖主义的重灾区，美国需要获得印度的支持。但从长远看，美国主要是出于地缘战略的需要，即考量应该如何同时应对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和印度。一方面，中国崛起已是无法改变的事实，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急剧上升，这加剧了美国的忧虑，而此时美国正进行反恐战争已是力不从心；另一方面，印度也在快速崛起中，开始在国际社会崭露头角，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中国。考虑到中印这两个接壤的亚洲大国之间存在诸多矛盾和对抗，美国开始调整其对印政策。与其继续没有意义地制裁正在崛起的印度，不如将印度培育成为平衡中国影响力的大国，同时也是隐性应对印度崛起效应的有效措施。美国既不愿看到中国的崛起威胁到自己的主导地位，同样也不愿看到印度的崛起带来类似的影响。这种另类的离岸平衡表面上是寻求印太地区的力量平衡和稳定，其实质是促成地区内部主要力量之间的博弈和牵制，避免出现一个可以和美国匹敌的主导性国家，以确保美国对印太地区的主导权和威慑力。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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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815;D871.2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18-11-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A172)
作者简介 ：李忠林(1986-)，男，博士，讲师;E -mail： lizhonglin2008@126.com
文章编号 ：1671-7031(2019)01-0082-06
标签：美国论文; 印度论文; 中国论文; 威胁认知论文; 双重遏制论文; 区别遏制论文;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