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潇湘[1]2008年在《我国IPO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盈利预测相关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股市的国际化、规范化程度正日益提高,信息对我国股市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它不仅直接关系着投资者的收益水平,而且也直接关系着证券市场发展的健康状况,会计信息是决策者进行决策的重要依据之一。而上市公司信息的自愿性披露是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学术界、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广泛关注。首发新股时的相关信息披露是一个重要问题,其中的盈利预测又是众多投资者关注的焦点,而在我国IPO上市公司中,有过半数的公司不愿意披露其盈利预测信息,该文正是从此角度出发,采用规范与实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试图从各方面论证对这一问题的影响因素。该文首先从财务信息披露的基本理论出发,进而引出了信息披露的两种基本模式与特征比较,分析出了自愿性披露与强制性披露之间的关系。其次对我国的盈利预测制度及其背景进行了阐述,同时分析得出我国IPO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动因。在概括出影响IPO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的主要因素的基础上,对样本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IPO公司自愿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因素。结果表明,与国外研究结论相似,我国IPO上市公司盈利预测自愿性披露水平与资产规模、独立董事比例、净资产收益率正相关,它们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都呈现出不同程度的显著性。而与研究假设相悖的是,审计费用与被解释变量呈现负相关性,尽管股权集中度、经理层持股比例、有无外资等变量系数符号虽然与假设一致,但其影响程度并不显著。最后,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规范盈利预测披露,提高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质量,充分保护信息使用者的合法权益和提高证券市场的效率的一些有效途径。以期对我国盈利预测制度的建设与完善,提供一些参考与借鉴。
何曾[2]2007年在《我国上市公司预测性盈利信息的管理层披露策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会计目标的决策有用观的逐步确立,使得财务会计边界向预测性盈利信息领域进行了扩张和巩固。而在我国,这一过程显得十分艰辛与多折。这一方面体现了预测性盈利信息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体现了我国政府监管部门在提高会计信息相关性上所做出的努力。与政府监管部门所做出的种种努力相比,我国会计学术界关于我国上市公司预测性盈利信息的管理层披露行为方面的研究却显不足,仅集中于精准性和相关性研究,或是一些泛泛的讨论之上。对此,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披露预测性盈利信息的行为为研究对象,通过预测性盈利信息概念体系的构建,和对预测性盈利信息的管理层披露的影响因素的分析,借助博弈分析和数据统计分析研究手段进行分析,为预测披露制度的完善提供有意义的市场证据。本文的创新在于:(1)对预测性盈利信息概念及性质进行了辨析,认为存在经济学预测、会计学预测和经济学预测与会计学预测不同程度上融合的预测三种预测性质的预测信息,它们直观上从预测性和及时性方面提升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2)对整个预测体系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认为我国的业绩预告制度实质上是走过了一个发展性的轮回过程,同时,认为这标志着我国预测性盈利信息的披露制度向自愿性披露要求迈进了质的一步;(3)多方面多角度地研究预测性盈利信息的管理层披露策略,发现披露中的“跨零运动”的表达偏向和“50%披露”等现象。
于洪洁[3]2005年在《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盈利预测的有关问题研究》文中提出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的披露有益于消除存在于公司管理当局与外部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对防止内幕交易,促进证券市场的公平有效,引导投资者进行正确的决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001年以前,我国一直实行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强制披露的制度,结果却发现强制披露的盈利预测的可靠性偏低,不但没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还给投资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鉴于此,2001年3月,证券监管部门将盈利预测由强制披露改为自愿披露。由于自愿披露制度实施时间较短,目前国内学者对自愿披露盈利预测的有关问题研究甚少。本文通过对2001～2003年上市公司盈利预测可靠性的实证研究,考察了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披露制度的实施效果及存在的问题,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改善措施。 对自愿披露盈利预测的可靠性的实证研究表明: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的盈利预测的可靠性明显高于强制披露盈利预测的可靠性。强制披露盈利预测的平均绝对预测偏差约为17%,而自愿披露盈利预测的平均绝对预测偏差为10.74%,预测负偏差超过20%的公司比例由强制阶段的17.68%降低到自愿阶段的8.16%。 同时发现的一些问题是:自愿披露盈利预测的上市公司数量明显较强制披露时少,在强制阶段,有97.32%的公司均按要求披露了盈利预测,而2001～2003年,自愿披露盈利预测的公司比例仅为24%。而且,在盈利预测可靠性整体水平提高的情况下,还有少数公司的盈利
李向阳[4]2014年在《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披露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在资本市场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盈利预测信息将在未来的财务报告的发展趋势中变得越来越受到关注,对投资者投资决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盈利预测信息有助于解决上市公司管理层与外部信息使用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能够有效地减少利用内幕信息进行内幕交易的行为,促进证券市场的公正公平。盈利预测信息还能够帮助社会合理配置资源,有助于降低生成信息、传播信息、分析信息和解释信息所耗费的资源,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私人寻找信息的成本,有效地提高了证券市场的效率。1993年我国国务院首次规定公开招股说明书中必须披露盈利预测信息。一直到2001年3月,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制度处于强制性披露阶段,但是在这个阶段盈利预测信息的质量却一直不高,甚至有一些上市公司故意欺骗投资者,披露的盈利预测信息是虚假的或者误导性的,给投资者带来了很大的困扰。因此,2001年3月证券监管部门将盈利预测制度改为自愿性披露制度,并在随后的时间逐渐发布了一些关于盈利预测的规范性文件。但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起步较晚,资本市场还处于弱式有效的阶段,也未建立完善的盈利预测信息披露体系,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披露还存在着披露意愿不强、质量不高、不全面、不及时等一系列问题。所以本文选择对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预测信息披露进行研究,采用规范研究的手段,希望通过相关研究为解决我国出现的问题提供切实可靠的建议,促进我国上市公司健康发展,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切身权益,提高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本文从我国盈利预测披露的现状出发,结合披露出现的问题,认为以下几个方面是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一是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结构不合理；二是披露受到成本效益原则的制约；三是我国缺乏有效的盈利预测信息供给和需求；四是我国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制度不完善；五是我国缺乏有效的盈利预测信息监管机制。美国是证券市场最成熟的国家,也是信息披露制度最为完善的国家,并且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制度和监管体系。因此借鉴美国这方面的先进经验,有助于推动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美国的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制度经过了从禁止披露盈利预测信息的阶段到自愿性披露盈利预测信息阶段。我国可以从美国借鉴的经验包括以下方面：一是对盈利预测信息编制的目的、作用、基本假设及基本原则,盈利预测的内容、形式及范围,盈利预测编制的基本方法与步骤等作出原则性规范,建立比较完善的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准则；二是引进预先警示原则和安全港规则,建立盈利预测披露的免责制度,降低上市公司的诉讼风险；三是建立有效的盈利预测信息更新更正制度,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四是建立由财务分析师为主体的独立专家预测体系,促进盈利预测供给方的竞争,提高盈利预测信息的可靠性。在对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的现状、问题及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借鉴美国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本文对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披露提出如下建议：第一,通过引进机构投资者,平衡股权结构和完善董事会、监事会制度来加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第二,完善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制度,如采取建立我国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专门性法规、实行盈利预测信息强制性与自愿性披露相结合的制度和建立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免责制度等措施；第三,强化会计师事务所对盈利预测信息的审核、完善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民事责任承担制度和加强中介机构的监督作用,培养高素质财务分析师,最终达到加大对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的效果；第四,加快发展债券市场,提高我国中小投资者的素质,壮大机构投资者的队伍,以增加我国盈利预测信息的有效需求。
高云成[5]2003年在《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质量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盈利预测及其信息披露的基本理论评述着手，在会计信息披露的基本理论平台上，对盈利预测信息的有用性及其披露的必要性、盈利预测信息的供求关系、信息披露的成本效益以及披露的规范方式和渠道选择做出了理论综述和分析。在理论评述的基础上，本文认为，从造成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的原因来看，制度层面上的约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盈利预测信息的质量，因此，本文接着采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分别从有关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规范方式、披露内容与格式、信息的更正与更新以及审核要求等四个方面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现行制度做出比较和分析，并对我国的现行制度做出了评价。之后，在本文的第4、5章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分别从盈利预测信息的相关性和可靠性对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的质量进行了研究。 在对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相关性的研究中发现：由于我国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现行制度的缺陷以及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造成了我国盈利预测信息相关性较低的问题。在研究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的可靠性时，首先对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可靠性的主客观因素做出了理论分析，然后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了我国盈利预测信息可靠性与产生主观影响因素的公司治理以及其他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比例越大，盈利预测信息的可靠性越高；而董事会成员持股比例、股权集中度与盈利预测信息的可靠性成反比；另外，上市公司的产权比率越高以及盈利预测的期间越长，也都对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的可靠性产生了负面影响。最后，论文利用前几章的研究结果，并结合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分别从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加强盈利预测信息披露的监管力度以及改善盈利预测方法三个方面提出了提高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质量的相关对策建议
蒋尧明[6]2007年在《美国财务预测信息披露与监管的经验及借鉴》文中研究说明美国已基本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财务预测信息披露与监管体系,其主要内容和值得借鉴的经验包括:对财务预测信息内容的完整界定;前瞻性信息和预测性信息区分标准的确立;安全港规则的确立;建立了由财务分析师为主体的独立专家预测体系。目前我国上市公司财务预测信息的披露和监管尚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在以下几方面改进和完善:建立完善的财务预测信息披露、监管规范体系,提高财务预测信息供给的有效性;明确企业管理当局对财务预测信息的编制责任;建立适合中国证券市场现实的安全港规则;加强对财务预测信息披露的审核。
熊琳[7]2008年在《我国上市公司预测性信息披露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从预测性信息披露制度的基础理论入手,以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盈利预测披露制度的演进为例,通过梳理我国证券立法中关于盈利预测信息披露制度的相关规定,在充分借鉴美国预测性信息披露制度的先进理念和规则的同时,对我国预测性信息披露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完善意见。文章的新意在于对盈利预测披露制度相关规定的整理。因为盈利预测在诸多预测性信息中最具代表性,最能体现预测性信息披露制度的特殊价值功能和证券监管理念。此外,本文重点介绍了美国预测性信息披露制度中的1979年安全港规则、1995年法定安全港规则、预先警示理论、信息更新义务。通过对比,我们发现,目前我国预测性信息披露制度尚未规范化和体系化,且未建立免责制度。现有的预测性信息披露的相关规定存在着针对性不强、可操作性差的问题。美国是当今世界上证券法律制度最完善的国家之一,通过对美国预测性信息披露制度的系统介绍,对于建立健全我国预测性信息披露制度具有重大意义。
李明毅[8]2007年在《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资本市场上,信息引导着资本从投资者流向上市公司,从而实现了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资本成本是投资者要求获得的预期收益率。它不但反映了上市公司为获得资本所付出的代价,从而影响投资项目取舍、资本结构决策以及企业价值评估,还代表了资本市场的融资效率。那么,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能否影响资本成本呢?金融学家憧憬着信息风险可以成为又一种驱动资本成本的风险因素,以便解释资本市场的种种异象。会计学家则希望通过探索财务报告与资本成本的关系来确认会计信息对证券市场的经济影响。“公共信息可以降低投资者的预测风险,从而降低资本成本”。这是预测风险学说的基本观点。然而,这种将信息披露局限于公共信息的狭隘观念束缚了理论发展。本文以此为突破口,建立“市场机制”来诠释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借助金融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本文系统深入地研究信息披露过程中与信息可获取性有关的各种因素对资本成本的影响,并将其应用于对证券市场特殊信息现象的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首先,建立一种“市场机制”用于解释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市场机制将传统预测风险学说对信息披露的认识拓展到影响投资者对信息可获取性的所有因素。借助两个一般均衡模型,证明历史信息质量和私人信息分布也能降低资本成本,市场机制得到初步验证。同时,确定市场机制下的预测风险,即市场信息精度。它体现出上述多种因素及其特定整合方式,即市场信息结构。因此,市场机制还强调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依赖于特定的市场信息结构。其次,从两种角度全面研究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对资本成本的影响。第一,研究相互独立的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对资本成本的单独影响。当两种信息误差独立时,构建多信息两人理性预期均衡模型,证明了公共信息、私人信息以及市场噪声都能降低资本成本,并揭示出私人信息影响资本成本的两种方式,还据此解释公平披露法案颁布后美国中小上市公司资本成本显著上升的现象。第二,研究相互关联的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对资本成本的联合影响。当两种信息误差相关时,构建相关两信息两人一般均衡模型,发现了高质量的公共信息反而可能导致资本成本上升,并从数学和经济学角度作出解释,揭示出其经济根源,即公共信息与私人信息的相互影响,进一步,分析这种相互影响的两种表现形式,即“抵消效应”和“互补效应”,从而揭示出公共信息对市场效率与公平的潜在消极作用。再次,研究在监管机构强制披露要求下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及其对资本成本的影响。提出信息披露倾向假定,根据强制披露要求,将上市公司划分为强、中和弱披露倾向公司。然后证明,对于强披露倾向公司,自愿信息质量较低时,上市公司可能不进行自愿披露,据此解释了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意愿不足的现象;对于弱披露倾向公司,监管机构强制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取决于消极披露对强制披露的反应强度,据此分析了我国现行《企业会计准则》由推崇到回避“公允价值”的经济意义。最后,采用上市公司会计盈余质量和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离散程度分别刻画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实证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会计盈余质量越高,资本成本越低;证券分析师盈余预测的变异系数越大,资本成本越低。这表明在我国证券市场上公共信息和私人信息都具有显著的资产定价效应。市场机制拓宽了传统预测风险学说的研究视野,并强调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依赖于各种因素的整合方式;对两种主要信息披露渠道与资本成本之间关系的系统研究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对强制披露经济影响的探讨有利于市场监管科学化;而对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资产定价效应的检验,不但改进了相关实证研究方法,还拓展了相关实证研究内容。这些研究拓展并完善了传统预测风险学说,同时,对提高市场效率、维护市场公平也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黄晓蓓[9]2015年在《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与分析师预测互动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管理层业绩预告与分析师预测是上市公司预测性盈利信息的主要来源,二者的互动可以为资本市场提供增量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对稳定股票市场,改善上市公司信息环境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本文将针对同一会计年度我国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与分析师盈利预测作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的资本市场环境与制度特征,探寻二者之间的互动机制,揭示我国上市公司预测性盈利信息的披露环境特征,为监管机构制定相关政策,促进我国资本市场信息披露的健康有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本文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引言,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研究框架、研究方法、研究创新以及相关概念;第二章为文献回顾,对国内外管理层盈利预测、业绩预告以及分析师预测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第三章为制度背景,简述了我国业绩预告制度变迁史、分析师行业的兴起与发展以及二者共同形成的我国上市公司预测性盈利信息披露环境;第四章至第七章为实证研究部分,其中第四章至第六章分别探讨了分析师对我国上市公司强制预告的违规、自愿预告以及预告质量的影响机制,第七章探讨了业绩预告对我国分析师盈利预测修正以及准确性的影响;第八章对本文进行总结,提出研究的局限以及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的主要结论如下:(1)在业绩预告制度下,约有15%左右需要进行强制预告的上市公司存在不同程度的违规行为;约有20%左右的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业绩预告。截至2012年年底,有63%的上市公司同时向市场提供业绩预告与分析师预测信息。业绩预告与分析师预测披露存在着显著的及时性差异,约有88%的分析师预测发布在业绩预告之前,12%的分析师预测发布在业绩预告之后。表明分析师预测形成的市场预期会在较长时间内影响市场,并对管理层业绩预告产生影响。另一方面,我国分析师预测的偏差很大,修正比率较低。(2)分析师跟踪可以显著降低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违规的概率;进一步控制分析师跟踪规模后发现,有明星分析师跟踪以及来自高声誉券商的分析师数量越多、分析师预测分歧度越低,预测越准确,这种治理作用越显著,验证了分析师对上市公司违规预告行为的约束作用。但是分析师的监管作用仅在上市公司受监管较弱时有效,对受监管力度较强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违规行为则没有显著影响,这说明分析师对管理层业绩预告的治理效应仅在监管力度较弱时发挥作用,成为监管制度的有效替代。(3)我国分析师跟踪对上市公司自愿业绩预告具有促进作用,跟踪的分析师数量越多,上市公司自愿披露业绩预告的动机越强。具体影响机制为:①分析师预测形成的悲观预期会提高上市公司自愿预告的概率;②分析师可以降低私有成本对自愿披露的负面影响;③分析师可以作为公司内部治理结构的补充或替代,降低代理成本,提高自愿预告动机。(4)发布在业绩预告之前的悲观的分析师预测会促使上市公司管理层发布更加及时和准确的业绩预告以纠正被低估的市场预期;分析师预测的分歧度越大,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精确性越高。(5)管理层发布的业绩预告信息特征会对分析师预测行为产生显著影响,表现为业绩预告的准确性与精确性越高,分析师进行预测修正的概率越大;与西方文献结论不同的是,我国上市公司业绩预告的及时性与分析师预测修正概率正相关。进一步通过公司层面与分析师层面的配对研究发现,业绩预告后分析师预测误差得到了显著降低,表明我国上市公司业绩预告行为对分析师是有效的,可以为分析师所用,帮助分析师显著降低预测误差,而这种预测误差的降低可能是由于分析师被动接受管理层提供的业绩预告值带来的,并不是分析师预测能力的体现。本文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本文首次对我国预测性盈利信息披露环境的特殊性进行论述,指出分析师预测与业绩预告及时性上的差异及其对二者互动机制的影响,解决了之前我国关于业绩预告与分析师预测研究中存在的内生性以及影响方向的问题;②本文丰富了公司治理研究框架,指出分析师作为一种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既可以成为监管制度的替代,又可以替代与补充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约束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行为;③本文探讨了分析师在私有成本与自愿披露关系中的调节作用;④本文揭示了我国分析师预测与业绩预告互动机制的特殊之处。总体来说,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监管部门了解市场参与主体对业绩预告的影响以制定更有效的信息披露政策,也为分析师与管理层之间的互动研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宋凯歌[10]2007年在《IPO中盈利预测自愿性披露的可靠性及影响因素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在日益发展和完善的资本市场中，会计信息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公司出于降低筹资成本以及满足投资者日益增长的信息需求的考虑，除了向投资者披露各种法律、法规所强制性要求披露的信息之外，越来越倾向于自愿性地披露一些信息给投资者。在我国，盈利预测信息就属于这一类自愿性披露的会计信息。盈利预测信息对正确评价公司的潜在盈利能力非常重要，有助于投资者做出合理的经济决策，是极为有用的会计信息。但如果上市公司由于主观或客观原因而影响了所披露的盈利预测信息的质量，就会形成对投资者的误导，甚至可能造成资本市场的急剧动荡。因此，在盈利预测信息披露领域，盈利预测信息的质量问题一直是各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盈利预测自愿性披露的基本理论评述着手，分析了盈利预测信息的有用性及必要性、盈利预测信息的供求关系、信息披露的成本效益以及披露的动因。本文的实证部分，采用盈利预测相对偏差率来度量盈利预测自愿披露可靠性。通过2001～2006年我国上市公司IPO中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披露的可靠性分析，发现其可靠性不高，并对此进行了主观及客观的原因分析。同时采用实证的方法研究影响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披露的可靠性的各因素与可靠性之间的关系，通过回归分析假设检验，得出以下结论：股权越集中的公司盈利预测自愿性披露可靠性越低；公司规模越大，盈利预测自愿性披露可靠性越高；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的盈利预测自愿性披露可靠性相对较高；同时在海外上市的公司盈利预测自愿性披露可靠性相对较低；制造业企业盈利预测自愿性披露可靠性相对较高。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盈利预测期间与盈利预测自愿性披露可靠性没有显著关系。在实证和文献的基础上，本文最后对盈利预测信息自愿性披露提出了鼓励自愿信息披露、健全自愿信息披露体制、建立民事赔偿责任制度、培养权威的财务分析师、加强监管等建议。
参考文献：
[1]. 我国IPO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盈利预测相关问题研究[D]. 潘潇湘. 天津财经大学. 2008
[2]. 我国上市公司预测性盈利信息的管理层披露策略研究[D]. 何曾. 湖南大学. 2007
[3]. 上市公司自愿披露盈利预测的有关问题研究[D]. 于洪洁. 江苏大学. 2005
[4]. 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披露问题研究[D]. 李向阳. 江西财经大学. 2014
[5]. 我国上市公司盈利预测信息质量的实证分析[D]. 高云成. 重庆大学. 2003
[6]. 美国财务预测信息披露与监管的经验及借鉴[J]. 蒋尧明. 当代财经. 2007
[7]. 我国上市公司预测性信息披露制度研究[D]. 熊琳. 吉林大学. 2008
[8].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对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D]. 李明毅. 哈尔滨工业大学. 2007
[9]. 上市公司业绩预告与分析师预测互动机制研究[D]. 黄晓蓓.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5
[10]. IPO中盈利预测自愿性披露的可靠性及影响因素研究[D]. 宋凯歌. 浙江大学.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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