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的方位州考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晋论文,南朝论文,方位论文,州考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4-0057-07 在东晋南朝史书中有不少关于东州、西州、南州、北州的记载。这些以方位词称呼的“州”，不是正式和法定的名称，而是州级政区、城镇或官府的别名，含义较为复杂。周一良考证：“西州指扬州刺史廨舍”，“江州一带”可称南州①。这仅是西州和南州的一个用法。此外，尚未见学者对此问题予以探讨。本文拟对这些方位州的含义进行全面考察，并阐释其得名的缘由。这不仅有助于对相关史料的解读，也有益于对东晋南朝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的认识。 “西州”一词在东晋和南朝的史书中频繁出现。它具有多个含义，使用最多的是指代扬州刺史的官衙。例如，沈怀文“迁别驾从事史，江夏王(刘)义恭迁，西阳王(刘)子尚为扬州，居职如故。时荧惑守南斗，上(孝武帝)乃废西州旧馆，使子尚移居东城以厌之。怀文曰：‘天道示变，宜应之以德。今虽空西州，恐无益也。’不从，而西州竟废矣……扬州移会稽，上忿浙江东人情不合，欲贬其劳禄，唯西州旧人不改。”②由扬州和扬州刺史可以断定，此处的四个“西州”都指扬州刺史的官衙。在京师建康(今江苏南京)城内的西州都是这个含义，此类事例不胜枚举。东晋南朝宰相所居在台城(即官城)之东，称东府；扬州刺史府因位于台城之西，被称为西州③。得名体现了其重要性。此外，西州还用作州级政区的别名，具有两个含义，最多的是指代荆州，其次是指代益州。 大宝元年(550年)二月“丙午，侯景逼太宗幸西州”；六月“庚子，前司州刺史羊鸦仁自尚书省出奔西州”；“冬十月乙未，侯景又逼太宗幸西州曲宴”④。第一与第三个“西州”指扬州刺史的官衙。但第二个“西州”的含义与此有所不同。《南史》的记载是：大宝元年六月“庚子，前司州刺史羊鸦仁自尚书省出奔江陵。”⑤荆州的治所为江陵(今湖北荆州市荆州区)，因而第二个“西州”应指荆州。羊鸦仁本传的记载也可为证：“台城陷，鸦仁见(侯)景，为景所留，以为五兵尚书……(太清)三年(549年)，出奔江西，其故部曲数百人迎之，将赴江陵，至东莞，为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诸子所害。”⑥《南史》所载“三年”，皆有误，应为“四年”，即大宝元年，因为《资治通鉴》的记载与《梁书》《南史》的本纪相同，也是大宝元年。《南史》与《资治通鉴》也都记载羊鸦仁“出奔江西，将赴江陵”⑦。进一步佐证“西州”指代荆州。侯景控制建康期间，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时位长连率，有全楚之资”⑧，成为抗击叛军的政治中心，很多大臣纷纷前往投奔。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魏使节徐陵，向荆州刺史萧绎所上的劝进表中称：“既挂胆于西州，方燃脐于东市”⑨。此“西州”也是指荆州。 西州指代荆州的事例早在《宋书》中就有。建平王刘景素，“泰始六年(470年)，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左将军、荆州刺史，持节如故。征为散骑常侍、后将军、太常，未拜”。宋末，他举兵反叛，兵败被诛。齐初，刘景素当年举荐的秀才刘琏上书为他申冤说“王之在荆州也，时献太妃初薨，宋明帝新弃天下，京畿诸王又相继非命，王乃征入为太常……于是弃西州之重，而匍伏北阙。”⑩这里的“西州”显然指代荆州。 西州指代荆州的事例在《南齐书》中更多。萧齐大司马、豫章王萧嶷，曾任都督荆湘雍益梁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南蛮校尉、荆湘二州刺史。他病故后，其最亲信的属官之一乐蔼，给竟陵王萧子良的笺中说：“辄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垄首……下官今便反假，无由躬事刊斫，须至西州鸠集所资，托中书侍郎刘绘营办。”他给太子右卫率沈约的信中自称：“吾西州穷士”(11)。乐蔼，“南阳淯阳人……世居江陵。”(12)西晋时南阳郡属于荆州，南朝时南阳郡隶属于雍州。乐蔼所说的“西州”，不是指自己原来的郡望，而指渡江后的世代居住地，即江陵所在的荆州。刘宋后期，沈攸之长期担任都督荆湘雍益宁南北秦八州诸军事、荆州刺史，萧道成称他“拥戎西州”(13)。此处的“西州”也是指代荆州。 荆州被称之为西州，是因为它在当时军事和经济局势中的极端重要性。东晋录尚书事何充曰：“荆楚国之西门，户口百万，北带强胡，西邻劲蜀，经略险阻，周旋万里，得贤则中原可定，势弱则社稷同忧”(14)。齐梁时的史家沈约说：“荆州居上流之重，地广兵强，资实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高祖(宋武帝刘裕)使诸子居之。”(15)沈约又说：“江左以来，树根本于扬越，任推毂于荆楚”；此二州“民户境域，过半于天下。晋世幼主在位，政归辅臣，荆、扬司牧，事同二陕。宋室受命，权不能移，二州之重，咸归密戚。”(16)扬州与荆州是东晋南朝最重要的两个州，被世人比拟为先秦的西陕与东陕，荆州在西边，故被称之为西州。顾祖禹总结历史指出：荆州府“自三国以来，常为东南重镇，称吴、蜀之门户……东晋而后，以扬州为京师根本，荆州为上流重镇，比周之分陕，号为‘西陕’云……终六朝之世，荆州轻重系举国之安危。”(17)由于荆州在军事和经济上具有特殊的战略地位，备受朝廷和世人重视，西州的称谓就突出反映了这种现实状况。 西州有时也用来指代益州。萧齐时，王玄载“出为持节、督梁南北秦三州军事、冠军将军、西戎校尉、梁秦二州刺史。进号征虏将军。寻徙督益宁二州、益州刺史、建宁太守，将军、持节如故……在梁益有清绩，西州至今思之。”(18)王玄载担任梁秦二州刺史的时间很短，因而此处的“西州”指益州。何妥，“西城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19)郫县隶属于益州的蜀郡，萧梁的武陵王萧纪当时为益州刺史，结合“通商入蜀”可知，这里的“西州”显然指益州。 益州被称为西州，一是因为它位居南朝疆域的西部边陲，二是因为它经济富庶，是国家赋税的重要来源地。诸葛亮向刘备分析天下形势时就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20)。顾祖禹总结历史说：“志称蜀川土沃民殷，货贝充溢，自秦、汉以来迄于南宋赋税皆为天下最。”(21)三是因为益州是江左政权的军事屏障。王鸣盛指出：“江左不可无蜀……险既可恃，吴楚溯流直达，由汉中可窥关陕。晋灭蜀，吴不能救，失犄角之势，晋之取吴易矣。”隋灭陈与此同(22)。 东晋南朝时记载的东州具有两个含义，最多的是指代扬州，其次是指代东扬州。 如前文所述，荆州和扬州被世人比拟为西周时的二陕，荆州位居西方，被称为西州，扬州位居东方，故被称为东州。扬州的这一别名，在东晋时就出现了。“徐邈，东莞姑幕人也。祖澄之为州治中，属永嘉之乱，遂与乡人臧琨等率子弟并闾里士庶千余家，南渡江，家于京口……及孝武帝始览典籍，招延儒学之士，邈既东州儒素，太傅谢安举以应选。”(23)东莞郡属于徐州；东晋时京口(今江苏镇江)隶属于扬州的晋陵郡。因此，这里的“东州”并非指徐邈的原籍徐州，而是指其家族渡江后的世代居住地扬州。“琅邪临沂人”、刘宋丹阳尹颜竣，上表让中书令中称：“臣东州凡鄙，生于微族。”(24)此处的“东州”可考。颜竣的高祖颜含，“随元帝过江，已下七叶，葬在上元幕府山西。”(25)唐代的上元即东晋南朝的建康。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多数官员归葬家乡祖先墓地，过江后则葬在侨居地。”(26)颜氏过江后世代葬在建康，说明他们侨居建康。颜竣的郡望虽然是徐州琅邪，但他所说的“东州”并非指徐州，而是指颜氏过江后世代居住的扬州。 东晋南朝时的京师在建康，是全国的政治中心。扬州是京畿地区，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还是国家赋税的首要来源地。沈约明确指出：江左政权“外奉贡赋，内充府实，止于荆、扬二州……荆城跨南楚之富，扬部有全吴之沃，鱼盐杞梓之利，充仞八方，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27)顾祖禹评论说：“(应天)府前据大江，南连重镇，凭高据深，形势独盛。孙吴建都于此，西引荆楚之固，东集吴会之粟，以曹氏之强，而不能为兼并计也……王导亦云：‘经营四方，此为根本。’盖舟车便利则无艰阻之虞，田野沃饶则有转输之藉，金陵在东南，言地利者自不能舍此而他及也。”(28)荆州被誉为西州主要源于军事与经济因素，扬州被誉为东州则主要由于政治与经济原因。东晋南朝时扬州与荆州并举被视为二陕，所以朝廷认为控制了这两个州，就掌控了全国的局势。萧遥欣“迁使持节、都督荆雍益宁梁南北秦七州军事、右将军、荆州刺史……高宗子弟弱小，晋安王宝义有废疾，故以遥光为扬州居中，遥欣居陕西在外，权势并在其门。”(29)“陕西”指荆州。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454年)，分扬州东部的会稽、永嘉、东阳、新安、临海五个郡为东扬州；大明三年(459年)以扬州为王畿，东扬州称扬州；八年王畿改为扬州，扬州改为东扬州；前废帝永光元年(465年)，东扬州并入扬州。梁武帝普通五年(524年)三月，再次设立东扬州，除以上5个郡外，还包括江州的建安和晋安两郡，治所都在会稽(今浙江绍兴)。相对于扬州而言，东扬州也被称之为东州。“时武陵王在东州，颇自骄纵，上召革面敕……乃除折冲将军、东中郎武陵王长史、会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门生故吏，家多在东州，闻革应至，并赍持缘道迎候。”(30)由会稽郡丞可以推知，此处的两个“东州”都指东扬州，武陵王萧纪的仕历再次佐证。丹阳尹萧纪“出为会稽太守，寻以其郡为东扬州，仍为刺史，加使持节、东中郎将。”(31)由此可知，以上两个“东州”都指代东扬州。在陈朝，仍然称东扬州为东州。在天嘉“三年(562年)，始兴王伯茂出镇东州，复以(程)文季为镇东府中兵参军，带郯令。”(32)同年六月，“以会稽、东阳、临海、永嘉、新安、新宁、晋安、建安八郡置东扬州。以扬州刺史始兴王伯茂为镇东将军、东扬州刺史。”(33)据此可知，前文的“东州”也是指代东扬州。 东扬州被称为东州，除位置在建康之东外，还由于该地区当时经济发达、物产富饶。晋元帝任命诸葛恢为会稽太守时对他说：“今之会稽，昔之关中，足食足兵，在于良守。”(34)沈约评论说：“会土带海傍湖，良畴亦数十万顷，膏腴上地，亩值一金，鄠、杜之间，不能比也。”(35)这都反映出会稽郡的富庶。 “南州”一词在东晋南朝的典籍中出现的频率更高，其含义也更为复杂。首先，它是指侨立的豫州和南豫州。《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宣武移镇南州，制街衢平直”；“王敦兄含为光禄勋。敦既逆谋，屯据南州，含委职奔姑孰”。对后者刘孝标注引邓粲《晋纪》曰：“初，王导协赞中兴，敦有方面之功。敦以刘隗为间己，举兵讨之。故含南奔武昌，朝廷始警备也。”程炎震据此将前文的两个“南州”都解释为姑熟：“盖(桓温)遥领扬州牧，州府即随之而移，以姑孰在建康南，故得南州之名，如西州之比矣”；“敦以太宁二年，下屯于湖，自领扬州牧，故姑熟得蒙州称。若永昌元年，但进兵芜湖，未据姑熟。刘注引邓粲《晋纪》，足以正本文之失也。”(36)《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也将前一条史料中的“南州”解释为姑熟：南州，“亦作南洲。姑熟城别名，即今安徽当涂县。《世说新语·言语第二》：‘宣武(桓温)移镇南州。’”(37)这些诠释都不妥当。“永昌元年(322年)，(王)敦率众内向，以诛(刘)隗为名……敦至芜湖，又上表罪状刁协……敦兄含时为光禄勋，叛奔于敦。”(38)《资治通鉴》的记载与此同：永昌元年正月“戊辰。(王)敦举兵于武昌，上疏罪状刘隗……敦至芜湖，又上表罪状刁协……敦兄光禄勋含乘轻舟逃归于敦。”(39)这都证明，《世说新语》的记载并不误，而是邓粲的《晋纪》有误。王敦在“永昌元年，但进兵芜湖，未据姑熟”，而《世说新语》称之为“屯据南州”，说明此处的“南州”并非指姑熟。“晋江左胡寇强盛，豫部歼覆，元帝永昌元年(322年)，刺史祖约始自谯城退还寿春。成帝咸和四年(329年)，侨立豫州，庾亮为刺史，治芜湖。”(40)侨立的豫州治芜湖(今安徽芜湖)，王敦屯据芜湖，所以被称为“屯据南州”。显然前文第二条史料中的“南州”指代侨置的豫州。桓温“加扬州牧、录尚书事，使侍中颜旄宣旨，召温入参朝政……温至赭圻，诏又使尚书车灌止之，温遂城赭圻，固让内录，遥领扬州牧。属鲜卑攻洛阳，陈祐出奔，简文帝时辅政，会温于洌洲，议征讨事，温移镇姑熟。”(41)《晋书》的记载与此相同：兴宁二年(364年)“八月，(桓)温至赭圻，遂城而居之。”(42)对此《元和郡县图志》也有类似的记载：“赭圻故城，在南陵县西北一百三十里。西临大江。吴所置赭圻屯处也，晋哀帝时，桓温领扬州牧，入参朝政，自荆州还至赭圻，诏止之，遂城赭圻镇焉。后城被火灾，乃移镇姑熟。”(43)桓温“城赭圻”与“制街衢平直”为同一件事。桓温修筑的是赭圻城(今安徽繁昌县西北三十里赭圻岭北麓赭圻冲)，后来才移镇姑熟。这足以说明桓温移镇的“南州”，也不是指姑熟，而是指侨立的豫州。桓温“移镇南州”、王敦“屯据南州”，都是指自荆州移镇侨立的豫州。 宋武帝刘裕分侨立的豫州为豫州和南豫州。永初三年(422年)二月，分淮南为南豫州，治所在历阳；淮北为豫州。此后，人们便称南豫州为南州。“(宋)孝武末年，作酒法，鞭罚过度，校猎江右，选白衣左右百八十人，皆面首富室，从至南州，得鞭者过半。”(44)大明七年(463年)十月“戊申，车驾巡南豫州”；“十一月丙子，曲赦南豫州殊死以下。巡幸所经，详减今岁田租”；“十二月丙午，行幸历阳……癸亥，车驾至自历阳”(45)。“校猎江右”就指这次巡狩南豫州。历阳在江北即江右，孝武帝最远到达历阳，因而上文中的“南州”指南豫州。永元三年(501年)九月甲辰，“义军至南州，申胄军二万人于姑孰奔归。”(46)《梁书》对此记载：义军的“前军次芜湖，南豫州刺史申胄弃姑熟走，至是时大军进据之。”(47)义军到达的是芜湖，因而上文的“南州”不是指姑熟。《南史》对此的记载是：永元三年“九月甲辰，萧衍至南豫州，辅国将军、监南豫州事申胄军二万人于姑孰奔归。”(48)据此可知，前文的“南州”也是指南豫州。 由于侨立的豫州一度治姑熟(今安徽当涂县治)，人们习惯上又称姑熟城为南州。“(桓)玄将出居姑熟，访之于众……遂大筑城府，台馆山池莫不壮丽，乃出镇焉。既至姑熟，固辞录尚书事，诏许之。”(49)“初，桓玄于南州起宅，悉画盘龙于其上，号为盘龙宅。”(50)此处的“南州”就指代上文的姑熟。《桓玄传》曰：“玄居南州，大筑斋第，以郡在国南，故曰南州。”(51)这里将淮南郡解释为南州，是不准确的。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李善注引《水经注》曰：“淮南郡之于湖县南，所谓姑孰，即南州矣。”李善解释说：“姑熟，桓玄所出，大筑府第于此国南，故曰南州。”(52)郦道元和李善的解释都不妥当。侨立的豫州被称为南州，而姑熟一度是豫州的治所，故被称之为南州。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率弟南中郎冲、西中郎袁真步骑五万北伐。百官皆于南州祖道，都邑尽倾。”(53)《资治通鉴》记载：太和四年“夏，四月，庚戌，(桓)温率步骑五万发姑熟。”(54)桓温北伐从姑熟出师，百官为他祖道自然就在这里。因而上文的“南州”指姑熟。“王敦镇南洲，欲谋大逆，乃召璞为佐。时明帝年十五。一夕，集朝士，问太史：‘王敦果得天下耶？’史臣曰：‘王敦致天子，非能得天下。’明帝遂单骑微行，直入姑熟城。敦正与璞食。”(55)此“南洲”即“南州”，也指姑熟。 南朝沿袭东晋的惯例，仍然称姑熟为南州，而且这种用法更多。元嘉二十八年(451年)，“是冬，徙彭城流民于瓜步，淮西流民于姑孰，合万许家。”(56)同书又载：元嘉“二十八年，使(沈)庆之自彭城徙流民数千家于瓜步，征北将军程天祚徙江西流民于南州，亦如之。”(57)此处的“南州”即姑熟。中兴二年(502年)三月“车驾东归至姑孰。丙辰，禅位梁王。”(58)《梁书》对此事记载：相国左长史王莹，“奉法驾迎和帝于江陵。帝至南州，逊位于别官。”(59)此处的“南州”也指上文的姑熟。“臧质、(刘)义宣并反，(王)玄谟南据梁山，夹江为垒，垣护之、薛安都渡据历阳，(柳)元景出屯采石。玄谟闻贼盛，遣司马管法济求益兵，上(孝武帝)使元景进屯姑熟。”(60)同书对此事又载：“(王)玄谟见贼强盛，遣司马管法济求救甚急。上遣(柳)元景等进据南州，(垣)护之水军先发。”(61)这里的“南州”就是上文的姑熟。当时臧质向刘义宣进计曰：“今以万人取南州，则梁山中绝，万人缀(王)玄谟，必不敢动。质浮舟外江，直向石头，此上略也。”(62)这里的“南州”也是指姑熟。指代姑熟的南州还有很多，此处不赘。 南州主要是用来指代侨立的豫州、南豫州及其治所姑熟，是由它们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决定的。《金陵记》曰：“姑孰之南，淮曲之阳，置豫州。六代英雄迭居于此。以斯地为上游焉。”(63)东晋南朝时朝廷的主要威胁来自上游的荆州，东晋时的王敦、桓温、桓玄、刘毅、司马休之和刘宋时的谢晦、刘义宣、沈攸之都以荆州刺史举兵或因猜忌被讨伐。侨立的豫州和南豫州及其治所姑熟，因为在建康的上游，并且邻近建康，从而成为捍卫京师的重要防线。顾祖禹深刻论述说：“(太平)府控据江山，密迩畿邑。自上游来者则梁山(今安徽芜湖市北长江东岸东梁山)当其要害，自横江(今安徽和县南得胜河)渡者则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采石街道江滨)扼其咽喉。金陵有事，姑熟为必争之地。东晋以后，尝谓京口为北府，历阳为西府，姑熟为南州，而南州关要，比二方为尤切，地势然也。王应麟曰：‘太平，江津之要害也，左天门，右牛渚，铁甕直其东，石头枕其北，襟带秦淮，自吴迄陈，常为巨屏。’”(64)诸多事例证明，侨立的豫州和南豫州是建康的军事屏障，姑熟是其中的重要关口。“及(王)敦举兵，(豫州刺史祖)约归卫京都，率众次寿阳……进号征西将军，使屯寿阳，为北境藩扞。”(65)元徽二年(474年)三月，太尉、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举兵反，右卫将军萧道成主张全力坚守建康，“中书舍人孙千龄与休范有密契，独曰：‘宜依旧遣军据梁山、鲁显间，右卫若不出白下，则应进顿南州。’太祖正色曰：‘贼今已近，梁山岂可得至……’”(66)“依旧”二字显示，一般情况下长江中上游发生叛乱，王师需要进驻南豫州，特别是梁山和姑熟，来进行防御。因为中上游的叛军顺长江东下，必须要经过南豫州，因而成为京师建康的门户。江北军事势力南下一般从横江、采石渡江，姑熟成为防御长江的军事要塞。西晋“大举伐吴，(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率师出横江”，后从此处渡江(67)。苏峻叛乱，“峻遣将韩晃、张健等袭姑熟，进逼慈湖……峻自率(祖)涣、(许)柳众万人，乘风济自横江。”(68)侯景叛乱，“自采石济，马数百匹，兵千人，京师不之觉。景即分袭姑熟。”(69)隋军攻陈，先锋韩擒虎“率五百人宵济，袭采石，守者皆醉，擒(虎)遂取之。进攻姑熟，半日而拔。”(70)由于姑熟是扼守江津的军事重镇，它所在淮南郡太守的人选备受朝廷重视。齐高帝萧道成对刘善明说：“淮南近畿，国之形势，自非亲贤，不使居之。”(71)由于姑熟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普通七年(526年)四月，“南州津改置校尉，增加俸秩”(72)。《南史》对此有详细的记载：“普通七年，改南州津为南津校尉，以(郭)祖深为之。加云骑将军，秩二千石。使募部曲二千。及至南州，公严清刻……淮南太守畏之如上府。”(73)“淮南太守”佐证上文的“南州”指代姑熟。在姑熟设置校尉，也说明其战略地位的重要性。 南州有时用来指江州。庐陵王长史、寻阳太守、行江州府事江革，“以清严为属城所惮。时少王行事，多倾意于签帅，革以正直自居，不与典签赵道智坐。道智因还都启事，面陈革堕事好酒，以琅邪王昙聪代为行事。南州士庶为之语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骑，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74)由江革的官职可知，此处的“南州”指江州。“(王)琳平，(华皎)镇湓城，知江州事。时南州守宰多乡里酋豪，不遵朝宪，文帝令皎以法驭之。”(75)这里的“南州”也指江州。江州被称为南州，是因为民户众多、经济富庶。“庾亮领(江州)刺史，都督六州，云以荆、江为本，校二州户口，虽相去机事，实觉过半，江州实为根本。”(76) 南州还可用来指代广州。萧子显说：“至于南夷杂种，分屿建国，四方珍怪，莫此为先，藏山隐海，瑰宝溢目。商舶远届，委输南州，故交、广富实，牣积王府。”(77)此“南州”指广州。广州称南州也是因为经济富实。“南土沃实，(广州刺史)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也。”(78) 南朝史书中的北州有两个含义，主要是指青州，其次是泛指北方诸州。 封延伯，“渤海人也……州辟主簿，举秀才，不就。后乃仕。垣崇祖为豫州，启太祖用为长史，带梁郡太守。以疾自免，侨居东海，遂不至京师。三世同财，为北州所宗附。”(79)此处的“北州”可考。唐长孺指出：南北朝时期“青齐地区完全是地方豪强掌握的世界，而这些地方豪强却不是土著，多半是随慕容德南渡的河北大姓……跟随慕容德南迁的还有渤海封氏和高氏。”(80)封懿，“渤海蓨人”，其同族曾孙封灵祐，“仕刘义隆为青州治中、渤海太守。慕容白曜平三齐，灵祐率二百人诣白曜降，赐爵下密子。”(81)两汉以来的惯例是——州郡僚属都辟召本州郡的人。又，“(晋)惠帝之后，冀州沦没于石勒。”(82)据此可知，封灵祐是祖辈从冀州渤海迁居青州的，所以担任青州治中；此处的渤海郡也是设在青州的侨郡。与封灵祐类似，封延伯也是祖辈从渤海移居青州的，他“州辟主簿”，也是青州主簿，即上文的“北州”指青州。刘怀珍，“平原人，汉胶东康王后也。祖昶，宋武帝平齐，以为青州治中，至员外常侍……(怀珍)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451年)，亡命司马顺则聚党东阳，州遣怀珍将数千人掩讨平之……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孝武大惊，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数千人，士人怨之……(刘)休宾，怀珍从弟也。”(83)而刘休宾，“本平原人。祖昶，从慕容德度河，家于北海之都昌县。父奉伯，刘裕时北海太守。”(84)唐长孺指出：“据此，平原刘氏也是随慕容德南度的河北大姓”；《刘怀珍传》“所云‘冀’者，实指侨置于青州之冀州”(85)。刘宋时，平原郡隶属于冀州，青州的治所在东阳城(在今山东青州市阳水北)，而冀州寄治历城(今山东济南)(86)。刘怀珍的祖父担任过青州治中，他平定东阳的叛乱，这都证明他担任的州主簿也应是青州主簿，即他的“本州”指青州，而不是冀州。刘怀珍与刘休宾一样，也是本为平原人，其祖父跟从慕容德南渡黄河，定居于青州北海郡，青州就成为他们的本州，因而被青州刺史辟为主簿。因此，上文的“北州”也指青州。清河东武城人崔祖思曾任青、冀二州刺史，平原人刘善明曾任冀州刺史，萧子显称赞说：“淮镇北州，获在崔、刘。”(87)当时黄河以北地区的冀州在北魏的占领下，冀州侨置于青州。因此，这里的“北州”也是指青州。 其次，北州还用来泛指北方诸州。《宋书·州郡志》“南徐州”条记载：“晋永嘉大乱，幽、冀、青、并、兖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过淮，亦有过江在晋陵郡界者”；同书“南兖州”条记载：“中原乱，北州流民多南渡，晋成帝立南兖州，寄治京口。”(88)此处的“北州”就泛指上文的幽、冀、青、并、兖、徐诸州。元嘉二十三年(446年)，“索虏侵逼，北境扰动”(89)。《南史》对此的记载是：“魏攻边，北州扰动。”(90)这里的“北州”即上文的“北境”，泛指刘宋靠近北魏的北边诸州。 南朝时的北州主要指青州，也是由它的战略地位决定的。潘聪劝慕容德攻占青齐地区时说：“青齐沃壤，号曰‘东秦’，土方二千，户余十万，四塞之固，负海之饶，可谓用武之国……既据之后，闭关养锐，伺隙而动，此亦二汉之有关中、河内也。”(91)慕容德占据青齐地区后，建立了南燕政权。刘宋时期青州成为南北方争夺的焦点，战事接连不断，就因为它是经济富饶、战略位置重要的形胜之地。 综上所述，荆州和益州被称为西州，扬州和东扬州被称为东州，侨立的豫州和南豫州及其治所姑熟、江州、广州被称为南州，青州被称为北州，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它们政治、经济和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周一良曾对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政治有深刻论述：“东晋南朝偏安江左一隅，沿江多为要地。上游之荆州与下游之扬州尤为重镇”；“长江中下游，则江州(镇寻阳)、南兖(镇广陵)、南徐(镇京口)皆属重镇。南兖南徐为建康之北门，而江州则‘国之南藩，要害之地’”；“保有益州乃立国江南之根本保障”(92)。这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只是就战略地位而言，侨立的豫州和南豫州，其重要性要在江州之上。“会稽王(司马)道子惮王恭、殷仲堪等擅兵，故出王愉为江州，督豫州四郡，以为形援。(豫州刺史庾)楷上疏以江州非险塞之地，而西府北带寇戎，不应使愉分督，诏不许。”(93)王鸣盛更明确指出：“南朝州郡侨置虽多，大约总以南豫州为最要，南雍州次之。”(94) ①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西州”条、“南江、南川、南州”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7、296页。 ②《宋书》卷82《沈怀文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3—2104页。 ③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64“东府”和“西州”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530—532页。 ④《梁书》卷4《简文帝纪》，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6—107页。 ⑤《南史》卷8《梁简文帝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30页。 ⑥《梁书》卷39《羊鸦仁传》，第563页。 ⑦《南史》卷63《羊鸦仁传》，第1549页；《资治通鉴》卷163，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5047页。 ⑧⑨《梁书》卷5《元帝纪》，第136、129页。 ⑩《宋书》卷72《建平王刘宏传附子景素传》，第1861、1865页。 (11)《南齐书》卷22《豫章王萧嶷传》，第418、419页。 (12)《梁书》卷19《乐蔼传》，第302页。 (13)《南齐书》卷25《张敬儿传》，第471页。 (14)《晋书》卷77《何充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30页。 (15)《宋书》卷51《临川王刘道规传附子义庆传》，第1476页。 (16)《宋书》卷66《王敬弘等传史臣曰》，第1739页。 (17)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48《荆州府》，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3652—3653页。 (18)《南齐书》卷27《王玄载传》，第509页。 (19)《隋书》卷75《何妥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709页。 (20)《三国志》卷35《诸葛亮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12页。 (21)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6《四川》，第3129页。 (22)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57“江左不可无蜀”条，第445页。 (23)《晋书》卷91《徐邈传》，第2356页。 (24)《宋书》卷75《颜竣传》，第1964页。 (25)颜真卿：《颜氏家庙碑》，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6页。 (26)杨恩玉：《东晋宣城内史桓彝墓考辨》，《东南文化》2010年第1期。 (27)《宋书》卷54《孔季恭等传史臣曰》，第1540页。 (28)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0《应天府》，第921页。 (29)《南齐书》卷45《始王道生传附子遥欣传》，第792页。 (30)《梁书》卷36《江革传》，第524—525页。 (31)《梁书》卷55《武陵王纪传》，第825页。 (32)《陈书》卷10《程灵洗传附子文季传》，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73页。 (33)《陈书》卷3《世祖纪》，第55页。 (34)《晋书》卷77《诸葛恢传》，第2042页。 (35)《宋书》卷54《孔季恭等传史臣曰》，第1540页。 (36)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第155、98、156页。 (37)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94页。 (38)《晋书》卷98《王敦传》，第2558—2559页。 (39)《资治通鉴》卷92，第2893页。 (40)《宋书》卷36《州郡志二》，第1071页。 (41)《晋书》卷98《桓温传》，第2575页。 (42)《晋书》卷8《哀帝纪》，第209页。 (43)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8《江南道四·宣州》，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82页。 (44)《南齐书》卷56《茹法亮传》，第976页。 (45)《宋书》卷6《孝武帝纪》，第133—134页 (46)《南齐书》卷7《东昏侯纪》，第102页。 (47)《梁书》卷1《武帝纪上》，第12页。 (48)《南史》卷5《东昏侯纪》，第150页。 (49)《晋书》卷99《桓玄传》，第2591页。 (50)《晋书》卷85《刘毅传》，第2207页。 (51)《太平御览》卷170《宣州》引《桓玄传》，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826页。 (52)李善等：《六臣注文选》卷22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李善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05页。 (53)《晋书》卷98《桓温传》，第2576页。 (54)《资治通鉴》卷102，第3214页。 (5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引《神仙传·郭璞传》，第854—855页。 (56)《宋书》卷5《文帝纪》，第100—101页。 (57)《宋书》卷77《沈庆之传》，第2000页。 (58)《南齐书》卷8《和帝纪》，第114页。 (59)《梁书》卷16《王莹传》，第274页。 (60)《宋书》卷77《柳元景传》，第1988—1989页。 (61)《宋书》卷50《垣护之传》，第1450页。 (62)《宋书》卷74《臧质传》，第1919—1920页。 (63)《太平御览》卷170《宣州》引《金陵记》，第826页。 (6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7《南直九》，第1320—1321页。 (65)《晋书》卷100《祖约传》，第2626页。 (66)《南齐书》卷1《高帝纪上》，第7—8页。 (67)《晋书》卷42《王浑传》，第1202页。 (68)《晋书》卷100《苏峻传》，第2629页。 (69)《梁书》卷58《侯景传》，第842页。按，“兵千人”，《南史·侯景传》作“兵八千人”(第1998页)。《资治通鉴》卷161也作“兵八千人”(第4984页)。据此可知，《梁书》的“千人”前脱“八”字。 (70)《隋书》卷52《韩擒虎传》，第1340页。 (71)《南齐书》卷28《刘善明传》，第524页。 (72)《梁书》卷3《武帝纪下》，第70页。 (73)《南史》卷70《郭祖深传》，第1723页。 (74)《南史》卷60《江革传》，第1474页。 (75)《陈书》卷20《华皎传》，第271页。 (76)《南齐书》卷14《州郡志上》，第260页。 (77)《南齐书》卷58《王惠等传史臣曰》，第1018页。 (78)《南齐书》卷32《王琨传》，第578页。 (79)《南齐书》卷55《封延伯传》，第960—961页。 (80)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士民》，《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8页。 (81)《魏书》卷32《封懿传及其同族曾孙灵祐附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60、764页。 (82)《晋书》卷14《地理志上》，第425页。 (83)《南齐书》卷27《刘怀珍传》，第499—501页。 (84)《魏书》卷43《刘休宾传》，第964页。 (85)唐长孺：《北魏的青齐士民》，《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第95页。 (86)《宋书》卷36《州郡志二》，第1099、1093、1098页。 (87)《南齐书》卷28《崔祖思传、刘善明传及史臣曰》，第521、523、532页。笔者按，“淮”字疑为“怀”，音同致误。 (88)《宋书》卷35《州郡志一》，第1038、1053页。 (89)《宋书》卷61《衡阳王刘义季传》，第1655页。 (90)《南史》卷13《衡阳王刘义季传》，第380页。 (91)《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第3166页。 (92)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东晋南朝地理形势与政治”条，第75、77—78、81页。 (93)《晋书》卷84《庾楷传》，第2187页。 (94)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57“南豫为要南雍次之”条，第440页。标签：东晋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南朝论文; 历史论文; 桓温论文; 南史论文; 梁书论文; 荆州论文; 二十四史论文; 唐朝论文; 东汉论文; 淝水之战论文; 鲜卑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