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烽火中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
三、积极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恢复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
1935年11月，张云川奉命从香港回到北平，聚集成员传达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精神。1936年春，农工党中央派何世琨到北平，由何世琨、周惠生、张云川、王一帆4人组成华北局委员会，何世琨任书记，周惠生负责军事，以“经文”为代号，领导农工党在北平、天津、山东、河北、河南、绥远、山西的工作。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农工党党员谭石亭、覃汉川、谢辑明、王守先、李湘若、张祚延、王泰、李雪冰、蒋春信等，在农工党北平市委会的组织领导下，直接参加了“一二·九”的示威游行和宣传活动。
开口钢管桩在成桩过程中形成土塞，其承载力性能很大程度上受土塞效应影响。结合以上研究分析，考虑土塞与管桩内壁的摩阻力及桩端土承载力，提出了管桩承载力的表达式：
1936年初，李士豪、何仲珉负责华东区的工作。李士豪等到上海后，首先和留沪的罗任一、黄农、王寄一等取得联系，随即邀集浙江、江西、安徽、福建等省的干部举行会议，传达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精神，由李士豪、何仲珉、杨清源、欧阳平、施建东5人组成华东局领导机构，李士豪任书记。华东局成立后，上海组织称为“特别党团”，由何仲珉、喻松、黄德芳等负责。组织工作从发动群众性的救亡歌咏活动开始，参加者有学生、工人和店员，一般是每个周末在中华职业教育社，或八仙桥青年会，集中教唱救亡歌曲一次。歌声激发了爱国热忱，参加者越来越多，达到五六千人。在这个基础上，由暨南大学学生林雄负责，建立了青运工作组，辖暨南大学和中国公学、大夏大学两个小组，由长期从事工运的李楚琛负责建立了工运工作组，辖电车工人和纺织工人两个小组，各小组设立了工人俱乐部，作为经常性的活动据点。
1935年底，由裘朝慎、张觉初、陈伊林、李宏略、丘锷仑5人组成了农工党广州市委员会，由裘朝慎任书记。1936年春建立了秘密外围组织“青年联络点”。因发动抵制日货的示威游行，遭当局镇压，“青年联络点”被破坏，陈柏麟等7人被捕。华南区的军事工作，从1935年起即已开始，在梅县、汕头、惠州等地区建立了少量的地方武装，在汕头组织了“反日十人团”等。华南区除广州组织外，还联系湖南组织。
1936年10月，农工党领导人在香港集会，商议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决定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11月，派中央委员罗任一为代表，到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联络，商谈联合抗日。图为会谈期间合影，左起：卢广绩、杨虎城、张学良、罗任一、孙蔚如。
1936年夏日本东京支部正式成立，李述中为主要负责人。1935年至1936年，日本文部省用中国的“庚子赔款”设立针对中国留日学生的助学金，以达到培植亲日学生的目的。李述中、李佑辰等发动“帝国大学同学会”和其他学会的力量，起而反对。经过反复斗争，终于取得胜利。1936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怒潮日益高涨，东京支部党员纷纷回国抗战。启程较晚的，则遭到日本当局的迫害。1937年8月14日，陈炯煊、陈盛智等被捕，一直关押到南京沦陷的前一天才被“驱逐出境”。东京支部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极为尖锐的形势下，留在敌人心脏进行反日反蒋活动的，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彰显了农工党人勇敢坚强的战斗精神。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政策，把要求抗日救国的力量迅速团结起来。为了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早日形成，农工党运用各种渠道积极开展工作。
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将数据输入到SPSS19.0中,分析,用(±s)表示平均值,组间用χ2检验,P<0.05,统计学有意义。
1936年7月间，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的抗日呼声，以及英国、美国的压力，会上表现了对日寇态度的某些改变。因此，9月1日，中共中央向中国共产党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对蒋的政策应从“抗日反蒋” 改为“逼蒋抗日 ”。1936年10月，黄琪翔接陈诚电召由德国回国，途经香港时与章伯钧、彭泽湘、彭泽民、丘哲、郭冠杰、杨逸棠、李伯球、陈卓凡等会晤，着重研究了对时局的意见，一致认为：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推动联合，进行抗战。明确了在当时条件下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的重要意义，并开始贯彻执行。
1936年11月（“西安事变”前一个月），农工党利用与杨虎城的原有关系，派中央委员罗任一为代表，从上海去西安与杨虎城联络，以促进联合抗日的早日实现。罗任一到达西安后，受到杨虎城的热情接待，并介绍罗任一与东北军主帅张学良见面会谈。参加会谈的有张学良、杨虎城、罗任一、孙蔚如、卢广绩5人，会谈的中心内容是如何联合抗日。罗任一在西安期间，还同杨虎城以郊游方式在野外进行交谈，并应杨虎城的邀请，到西安绥署步兵军官学校和17路军的团长以上军官大会上作国际形势和团结抗日的讲演。罗任一的西安之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1937年8月，国共两党在南京谈判，21日达成合作抗日协议。图为国共谈判期间，农工党领导人黄琪翔及夫人邀请双方谈判代表到南京黄琪翔寓所餐叙时的合影。左起：张群、叶剑英、郭秀仪、黄琪翔、周恩来、朱德。张群为国民党谈判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为共产党谈判代表。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第二次国共合作逐渐成熟，为团结抗战，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到南京和国民党谈判。在此期间，周恩来等同黄琪翔经常交往，周恩来希望黄琪翔发挥推动和促进作用。黄琪翔在这些交往中受到很大鼓励，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全国人民，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表示愿为此尽到自己的责任和力量。
运用先进的大数据计算工具对内、外部环境温度变化值、终端温度需求值和空调主机运行方式的输出值进行科学计算，在满足需求的同时从能耗最低的角度建立相匹配的数据模型。（该系统有自学习的能力，通过每一个项目在不停地进行，在新的模型建立过程中，对于已存在的模型进行修正，目前已达数百种模型。）形成数据模型库。实际应用时，通过各个传感器采集所需的一切环境温、湿度变化情况，结合设定的温度需求，从数据模型库里快速匹配出最佳运行方案，直接将最合理的运行参数给主机，主机按此调节负载，确保空调主机始终处于最优化、最合理、最节能的运行状态，始终以最小的能耗满足使用需求。从而达到节能目的。
1937年春，农工党中央特派员彭泽湘到北平视察党务，进行抗日联合战线活动，联络北平数十位著名教授学者签名发表抗日宣言。6月，毛泽东通过李锡九邀请彭泽湘到延安共叙国是。彭泽湘在延安受到盛情接待，毛泽东连续三四个晚上到陕北饭店同彭泽湘叙谈。毛泽东向彭泽湘询问了广西、上海等地的情况以及两广军政人员对抗日的态度，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国家的形势，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等等。6月12日，毛泽东致电中国共产党北方局负责人，告知已与彭泽湘在延安谈好合作问题。同日，毛泽东致电潘汉年说：“彭泽湘来延安谈，尚好，表示同意我们主张并愿合作。他……约半月到上海，我嘱他找你。”从延安返回时，林伯渠送来毛泽东给北平几位大学教授的信件，请彭泽湘带回北平转交。彭泽湘在延安逗留一周，深感“受益不浅”。他7月5日回到北平后对农工党华北局的干部说，日寇如此欺负我们，抗战不可避免，我们应当做好充分准备。抗战一爆发，只要坚持打下去，中国人民是可以打到底的。
（摘自《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历史道路》）
责任编辑 刘京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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