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三衙管军素质状况的动态考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北宋论文,素质论文,状况论文,动态论文,三衙管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衙是宋代禁军和厢军的常设指挥机构，管军是宋人对其主将的俗称。北宋以“重文轻武”为国策，“痛折武夫”，武将的整体素质较汉唐普遍为低，但其也经历了一个由高趋低然后由低趋高的明显的动态变化过程，以“宋乏良将”、“有宋一代，武臣寥寥”[1]（卷2），或北宋三衙管军“一般才能平庸”[2]（p442）来简单地概括，不无以偏概全之嫌，重新加以全面的动态考察很有必要。
一
元代史家袁桷有言：“杯酒释兵柄，此启运立极之基也，然文盛武衰，亦自此始。”[3]（卷47）宋太祖建隆二年七月之“杯酒释兵权”为北宋三衙管军素质变化的关键性环节，要为古今史家所公认。在“杯酒释兵权”之前，宋初慕容延钊、韩令坤、石守信、王审琦等管军大将，和宋太祖一样，都是在五代乱世中锻炼出来的优秀将领，“有谋善战，声震殊俗，与时进退，其名将之贤者欤”[4]（卷251论曰），其整体军政素质之高是毋庸置疑的。“杯酒释兵权”之后，三衙管军的素质开始急剧地下降：“韩重赟惯于奉命行事，张琼资浅且‘性暴无机’，刘光义后改名廷让，是个平庸之辈，崔彦进则贪财。”[5]（p104）殿前都指挥使杨信是“暴疾失音”，连军队的训练都主持不了；历任步军、马军都指挥使的党进不识文字，“变诈粗暴”，其行事每每“京师传以为笑”[6]（卷18）；殿前都虞候李重勋则毫无战功，就更等而下之了。
宋太宗、真宗两朝，皆推行以“藩邸旧人”出任管军的政策。显而易见，这种任人唯亲的狭隘做法，不外是给攀龙附凤的庸将大开方便之门，又岂能选拔到才俊之士？何况，宋太宗之得太位，前有“烛影斧声”之疑，后有众将欲立德昭为帝之谋，遂猜忌武将到了病态的多疑程度，不惜以阵图、监军等“将从中御”的办法来束缚将领们的手脚。这些做法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正如宋太宗自己曾说过的：“今之牧伯，至于士卒，尽识朕意，苟稍闻愆负，固无矜恕之理，所以人人各务检身也。”[6]（卷32）不仅扼杀了管军们积极进取的主动精神，更导致明哲保身、谨小慎微、庸碌无能之风大盛。宋真宗诸政多效法其父故智，用将方面亦是如此，管军素质的下降遂不可遏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缺乏必要的文化修养。如《宋史》各本传记载：田重进“不事学”，米信“不知书”，高琼“不识字”。在当时的管军当中，与田、米、高三人情况类似的比比皆是，惟有王汉忠“宾礼儒士，慕贾岛、李洞为诗，居常读书，手不释卷”，但“群帅不悦之”[6]（卷52），反而被管军们视作另类而遭到排斥。二是人格龌龊，贪赃枉法者不乏其人。如曹璨“晚节颇伤吝啬，物议少之”[6]（卷94），米信更是“专恣不法”、“强市人物，妻死买地营葬，妄发居民冢墓”[4]（《米信传》）。因米信不属于“藩邸旧人”的小圈子，故因此遭到了查办。其实，在以“藩邸旧人”出身而致位管军者当中，如张耆、杨崇勋、夏守赟等人，此类问题更加严重，只不过是往往得到包庇而已。三是怯懦畏敌，拙于用兵。“将帅不知战守”，“临事而苟且，遇敌而进退”[6]（卷46），这是真宗时人们对管军才能的代表性评价，事实也确实如此。自太宗太平兴国四年北伐失败，至宋真宗景德元年澶渊之盟的签订，宋辽双方历经了长达24年之久的战争。在强敌压境之际，管军作为高级武将，英勇善战本应是其必备的起码素质，但由于太宗、真宗的任人唯亲，管军中偏偏充斥着大批或怯懦畏敌，或拙于用兵的滥竽充数者，他们平时尚可狐假虎威，但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便完全暴露出了胆怯、庸碌的本来面目，往往导致战役的失败，傅潜和王超，就是这方面两个极为突出的例子。
傅潜“畏懦无方略”[4]（《傅潜传》），王超“临军寡谋，拙于战斗”[4]（《王超传》），本来都是不适宜担任管军，但由于两人都是宋太宗的藩邸亲信，遂在两朝历任管军要职，太宗末真宗初，竟先后坐镇河北，“缘边诸城，皆受其节度”，被宋廷倚为北方长城。然而，傅潜为将，实畏敌如虎，咸平二年十二月，辽兵进犯河北，缘边城堡悉飞书告急，傅潜拥有大军八万余众，却置朝廷令其出师击敌的诏书于不顾，“畏懦无方略，闭门自守”，将士们“争欲击敌”，他不但不给予鼓励，反而“将校请战者，则丑言骂之”[4]（《傅潜传》）。傅潜此举，直接导致了宋军大将康保裔部全军尽没。王超与傅潜同属一丘之貉，他在接替傅潜职务后，也是但求自保，咸平六年宋军王继忠部被围困在望都，王超“畏缩退师，竟不赴援”，坐视辽军歼灭了王继忠部。次年，辽倾国南下攻宋，宋真宗不得不御驾亲征，王超竟依然“按兵不战”，甚至“违诏失期”，拒不增援真宗所驻的澶州，以致时人怀疑他有叛变投敌的嫌疑[6]（卷59）。傅潜与王超是两个反面典型，但绝非个别，宋真宗时其他管军的素质也大多如此。
应该着重强调的是，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宋军精锐损失殆尽，而此时辽军迭获大捷，又有名将耶律休哥等人统军，其兵锋有不可当之势，其间宋军数度大败，确属力有不逮，难以苛责将帅。但宋真宗咸平年间以后，宋辽力量对比却有了明显的变化，北宋方面，经过真宗初七八年的休养生息，民间渐苏，统治阶层内部矛盾也趋向缓和，政权呈现稳定状态，北方边防得以大为加强，太宗晚年的危局已有所改观。辽国方面，名将耶律休哥死于咸平元年，代之统军的挞览有勇无谋，而且连年南下攻宋，难免师老兵疲。景德元年辽以倾国之师南进，看似气势汹汹，却亦属“孤注一掷”之举，待顿兵澶州坚城之下，前进则受阻于宋方阻击，背后又有河北宋军的环伺，可说是已初呈强弩之末的败势。此时，若北宋将帅指挥有方，三军用命，即便不能全歼辽军主力，取得较大战果还是完全可能达到的。但结果却是北宋未能将优势转化为胜势，反而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辽军安然北返，庸将误国，实责无旁贷。当然，任人唯亲，把这些庸将提拔到管军高位的宋太宗和宋真宗更是难辞其咎。
二
宋仁宗朝三衙管军的素质状况，以庆历三年的“庆历新政”为界线，本身又可分为两个阶段。
宋仁宗初年，三衙管军的素质相比于太宗、真宗朝，甚至于都有了进一步恶化的趋势。一方面，澶渊之盟签订以后，北宋朝野上下粉饰太平，苟和偷安之风大炽，随之而来的，是重文轻武蔚然成风，所谓“国家承平之久，文事太胜，士以武弁为羞，而学者以谈兵为耻”[7]（卷59），时人还标榜说：“状元登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强敌于穷漠，凯歌劳还，献捷太庙，其荣亦不可及也。”[8]风气所及，军职对社会优秀人才的吸引力业已为零，如陈尧咨欲就节度使职，其母竟“命杖挞之”，并说：“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乎？”[9]（卷中）由此，武将整体素质的沦落自然在所难免，管军虽然是武将中的最高层，但在武将如此整体状况下，保持较高素质不太现实。另一方面，宋仁宗即位之初的管军职位，依然大多被夏守赟、杨崇勋、郑守忠、高化等宋真宗的“藩邸旧人”所占据，而这些人大多是无才无德的“奴才小人”。宋仁宗亲政后又滥用外戚为管军，和僵化地“循资格”。三衙既然由他们长期把持，就像范仲淹所说的：“今诸军、诸班，必有勇智之人，多被管军臣僚人员等第互弹压，不得进用，坐致衰老。”[10]（卷64）优秀将才跃居管军之位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正因为问题由来已久，当西夏于宝元元年称帝建国，北宋被迫应战之际，当时管军基本满员，北宋却痛感无将可用，“将帅常患少人”，“以至无人可用”。事实上，在时任管军当中，竟无一人在宋夏战争中有所建树，其素质之差不难想见，如欧阳修就痛斥他们：“癃钟跛躃庸懦暗劣之人，皆委之要地，授以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6]（卷136）待战争打响之后，管军素质低下问题遂不断地成为宋军屡遭惨败的致命弱点，以康定、庆历年间的三川口、好水川和定川砦三大战役为例，宋军每战必败，且“一战不如一战”，与步军副都指挥使刘平、马军都虞候任福、殿前都虞候葛怀敏等在前线领兵作战的三位管军，或有勇无谋，或庸碌胆怯，皆不堪为大将直接相关。而他们的拙于用兵，不过是此时管军素质普遍低下的缩影而已，对此，宋人已有许多的概括，并不约而同地将战争失败与之相联系，下面是当时一些较为典型的议论，贾昌朝：“且亲旧、恩倖已任军职者，便当为将，兵谋战法素不知晓，一旦付千万士卒之命，使庸人致之死地。此用亲旧、恩倖之弊也。”[6]（卷138）鱼周询：“朝廷用空疏阘茸者为偏裨，募游惰怯懦者备行伍，故大举即大败，小战辄小奔。”[6]（卷163）欧阳修：“上下安于无事，武备废而不修，庙堂无谋臣，边鄙无勇将，将愚不识干戈，兵骄不知战阵。”[6]（卷204）透过这些激烈的言辞，不难看出当时管军素质的低下确实已经到了严重威胁北宋国家安全的程度。
直至“庆历新政”以后，三衙管军的素质才开始有了初步的起色。一则，宋夏战争虽以宋方实际上的失败而告结束，但正如欧阳修所指出的：“勇夫锐将亦因战阵稍稍而出，数年之间，人谋渐得，武备渐修。”[6]（卷204）经过战火的考验，宋军逐渐涌现出了数量可观的优秀将才，从而扭转了真、仁之际宋廷“几无将可用”的窘境，为管军素质的改善准备了客观条件。更为关键的因素，是以范仲淹为核心的改革集团，将官员铨选制度的革新作为重点，提出了“抑侥幸”和“明黜陟”两大口号。三衙管军，作为循资格而进的“庸人”和“侥幸”而进的“恩倖”之人充斥的重灾区，当然难逃改革矛头所向，像范仲淹就专门提出了新的选将原则：“专于选将者，委枢密院于閤门祗候使臣以上选人，三班院于使臣中选人，殿前、马步军司于军旅中选人，或有知略，或有材武，堪边上试用者，逐旋进呈。”[6]（卷149）这些改革意见，虽然没有完全被仁宗采纳，但对管军选任所产生的冲击是不可低估的，正是在“庆历新政”期间，宋夏战争中的有功之将，才开始得以陆续晋升管军的行列。这些身经百战、功勋卓著的将领，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不仅指挥能力强，治军有方，在军中威信素著，而且往往具有令人称道的个人品行，如范恪“骁勇善射，临难敢前，故数有战功”[4]（《范恪传》），在军中与狄青齐名；王凯“治军有纪律，善抚循士卒，平居与均饮食，至临阵援桴鼓，毅然不少假。故士卒畏信，战无不力，前后与敌遇，未尝挫衄”[6]（卷194）。最为突出的，当然还是狄青。狄青少年从军，在宋夏战争中隶范仲淹等人的麾下，成长为天下知名的大将。“庆历新政”后，狄青历任捧日天武四厢都指挥使，步军、殿前都虞候，步军、马军副都指挥使等管军之职。狄青为将，不但作战勇敢，指挥若定，有名将风范，而且为人正直，勤于读书，具有了相当的文化修养。他能够得到范仲淹等名流的首肯，以及广泛的社会性声誉，甚至于“京城小民闻青骤贵，相与推说，诵咏其材武。青每出入，辄聚观之，至壅路不得行”[6]（卷183），与其兼资文武的个人魅力是分不开的。这种魅力，对狄青个人而言，或许是招致猜忌悲剧的根源，但对改变自真宗以来“武臣多鄙”的偏见，改善管军的形象，却是难得的正面典型。
三
宋英宗和神宗朝是管军素质由低趋高的转折点，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是宋英宗，尤其是宋神宗时期，在王安石变法的推动下，北宋在较大程度上改变了管军选拔中用外戚和“循资格”的痼疾，确立了以“边功卓著”作为选拔管军最主要的标准，并将其上升为“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11]（卷1《刘琦传》）的制度化高度，具有法律效力，从而在制度上保证了管军主要由实战经验丰富和军事才能优秀的将领担任。
宋神宗以后的哲宗、徽宗朝，北宋国是虽然迭经新、旧党争之变，但“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的制度仍然得到严格坚持，如哲宗初高太后就曾明确宣布：“管军须是有边功，众人所服方可。”[6]（卷470）高后女主，能有此等见识，盖当时三衙选任制度本此。宋徽宗拟提拔高俅为管军，也不得不先把他托付给边帅刘仲武，方“竟以边功至殿帅”[11]（卷1《刘琦传》），至少在形式上符合了“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的要求。因此，尽管徽宗朝有高俅一流的小人忝居三衙，但从整体上看，从英宗直至徽宗，这一时期管军的素质是相当高的，主要表现有：
首先是文化修养显著增强，足称“儒将”者不乏其人。英宗朝之后，管军们喜读书蔚然成风，如燕达“起行伍，喜读书，平时手不释卷”[12]（《燕达传》）；姚兕“力学兵法，老不废书，尤喜颜真卿翰墨”[4]（《姚兕传》）。其中的优秀者已经不再局限于“粗通文墨”，像种师道，《宋史》本传称他“少从张载学”，是北宋理学大师张载的及门弟子；苗授则“少从胡翼之学，补国子生”，是北宋理学开山之一胡瑗的学生，“平居侃侃若儒者”[12]（《苗授传》）。
其次是为人正直者众，颇多官声甚佳者。据《宋史》各本传，郝质“平居自奉简俭，食不重肉，笃于信义”，杨遂“故人妻子贫不能活者，一切收养之。人推其义”，和斌“士大夫称之”，宋神宗曾当面称赞他是：“卿质直如此，乃知两路争卿，为不诬矣。”宋徽宗朝，童贯长期把持军政大权，但除少数人对其阿谀奉承以外，多数管军能够作到不卑不亢，对其瞎指挥进行力所能及的抵制。以种师道、赵隆、何灌三人为例：种师道“童贯握兵柄而西，翕张威福，见者皆旅拜，师道长揖而已”，赵隆“童贯与论燕云事，隆极言不可。贯曰：‘君能共此，当有殊拜。’隆曰：‘隆武夫，岂敢干赏以败祖宗二百年之好？异时起衅，万死不足谢责。’贯知不可夺”，何灌“见童贯不拜，贯憾焉”，等等。《宋史》卷349、350论曰曾概括其时管军群体的品行是：“皆恂直忠笃，为一时名将”、“有士君子之行焉，尤武士之所难能也”。应该说，这个评价是比较客观公正的，也是值得重视的。
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管军，其军事才能的整体性提高是有目共睹的，涌现出了一大批各有所长、风格各异的合格将才。在他们当中，以治军严明、训练有方著称的就有郝质、宋守约、燕达、张整等人；至于勇猛善战，精于用兵者，更是不胜枚举，例如：王文郁以不满千人的骑兵，击破了西夏数万大军对兰州城的围困，“时以文郁方尉迟敬德云”[6]（卷333）；王恩以擅长指挥骑兵闻名，辽国都尊称他为“王骑将”，“羌围平夏，诸校欲出战，恩曰：‘贼倾国远寇，难以争锋，宜以全制其敝。彼野无所掠，必携，携而遇伏，必败。’乃先行万人设伏，羌既退师，果大获”[4]（《王恩传》）。刘昌祚则尤为突出，史称“昌祚气貌雄伟，最善骑射，箭出百步之外。夏人得箭以为神，持归事之”，他统兵有方，所部“劲悍出诸军右”[4]（《刘昌祚传》），用兵多智谋，擅以少胜多，宋神宗五路伐夏之役中，刘昌祚大破西夏主力三万多人，取得了宋夏战争以来北宋少有的野战大捷，表现出了优秀的战役指挥能力。宋哲宗、徽宗两朝，北宋之所以能够不断地在西线对西夏作战中取得相当可观的战果，拥有一批像刘昌祚这样的优秀将领，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不仅于此，此时管军中的优秀人物，在擅长战役指挥的同时，已经初步上升到了具有相当战略眼光的高度。这方面，以徽宗朝的种师道最为典型。关于种氏之为人，前文已有所介绍，这里侧重分析他对北宋后期军事斗争几次较为准确的全局性把握。第一次是当宋徽宗等沉溺于西线开边胜利时，种师道却较早地发现了偏重西线的不妥，建议适当收缩：“先为不可胜，来则应之。妄动生事，非计也……臣恐勤远之功未立，而近扰先及矣。”[4]（《种师道传》）从后来金兵由北方南下，宋军主力偏处陕西救援不及的历史进程来看，宋徽宗后期的西线战事纯属得小利而失大局，本应适可而止，将主力调集北方，种师道的建议是很有远见的。第二次是在北宋决定联金伐辽时，种师道虽然受命为都统制，却公开表示异议，劝谏徽宗说：“今日之举，譬如盗入邻家不能救，又乘之而分其室焉，无乃不可乎？”后辽遣使请和，“师道复谏宜许之”[4]（《种师道传》）。在他看来，新兴的金人势力才是北宋生存最大的威胁，即其所谓的“盗”，应该视辽为友邻，即“邻家”，来共同抗金。相比于“联金灭辽”，种师道的主张无疑是正确的。第三次是在金军大举南下，北宋岌岌可危之际，他先后提出的痛击东路金兵、于开封集结重兵和皇帝撤往陕西等建议，都是有可能挽救危局的战略性谋划。
行文至此，遂产生了一个不得不进行探讨的问题，即长期影响学术界对北宋后期三衙管军素质评价的北宋靖康亡国原因问题，一种较有代表性的意见认为，宋哲宗朝以后至北宋末年，乱政之下又出现童贯之类宦官把持军政，高俅之流掌握禁军的现象，因此管军队伍更为混乱，其群体精神面貌及素质也更为低下，最终出现“靖康耻”的惨剧，实与管军群体的无能有相当大的关系。应该说，这种看法基本上能够成立，因为作为肩负国家安全重任的高级将领，北宋末年的管军中毕竟没有能涌现出挽狂澜于既倒的英雄人物，就此而言，对北宋靖康亡国，他们当然是责无旁贷。不过，据此对北宋哲宗朝以后管军整体素质得出否定性的意见，并不是十分的妥当。其一，正如南宋绍兴二年臣僚所言：尽管高俅“以恩得用”，但“虽崇宁间，旧规犹在”[13]（职官三二之九）。在英宗以来直至徽宗朝“旧规犹在”，也就是“非有边功，不得为三衙”成为制度的大环境之下，高俅之流只能是少数，显然不具有代表性，其庸碌无能不应当作为管军整体素质的概括。其二，据前文已经详细谈到的从英宗至徽宗时期管军素质提高的具体情况，不难看出，就纵向比较而言，英宗朝之后包括徽宗朝在内的管军的素质，较此前太宗至仁宗朝，或是“藩邸旧人”或是“外戚恩倖”忝居其位者夥矣，确乎有了显著的改观。即便是横向的比较，当时众将虽无法与汉唐诸名将相比肩，但燕达、刘昌祚、种师道等人也无愧于名将之称。其三，北宋亡国，固然与管军素质有关，但两者之间却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不能因北宋亡国就对其时的管军素质予以全盘否定。其实，北宋亡国的原因相当复杂，除金国勃兴，力量较强以外，最关键的根源在于北宋统治集团自身的腐败问题愈演愈烈，终至不可收拾，如王曾瑜先生在《北宋晚期政治简论》一文中就以北宋灭亡为例，阐述了“在专制政体下，从腐败走向灭亡的必然性”[14]；张邦炜先生也谈到：“落后要挨打，是个带规律性的历史现象；腐败也要挨打，更是一条铁的历史规律。腐败往往导致落后，因腐败而落后以致挨打，近代中国就是如此。北宋晚期腐败尚未导致落后，照样挨打。北宋绝非落后挨打，实因腐败亡国。”[15]直接因素则在于宋钦宗失策之处甚多，尤其是用人和策略方面的失误太多，对于“种师道提出的若干关键性的谋划和决策，却一条也不能用”，遂无可挽回地导致了北宋灭亡的悲剧。至于管军的素质问题倒在其次，反之，宋钦宗如若“按种师道等人的主张，退守关中，继续与金军抗争”[16]，则鹿死谁手，尚有未可知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