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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 0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60X(2008)03-0028-05
20多年来，价值问题历经原来的空白地带到后来的理论研究，又由理论研究到现在的价值实现过程。这个过程也可以称为价值主体普遍觉醒、由虚拟走向务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所谓的“空白地带”是指没有形成主体对客体的需求和客体对主体的满足，而是满足于对风俗习惯、历史情感、时代人物、英雄业绩的理解、复制和崇拜，并把它作为独于一尊的价值观。第二阶段是对价值的理解和认同，主要研究对象是价值含义、价值分类、思想来源、理论功能等问题。现在已经进入第三阶段，即价值务实和实际占有。伴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方针政策的出台，价值的具体实现以及实现价值的途径方法等问题已经成为新的转向。
具体追问，怎样才能由价值的“认同”转化为价值的“务实”？这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需要回答。价值认同是价值实现一个铺垫，而价值实现是价值认同的发展。这两方面应该是一致的。问题是，在理论层面，价值认同，基本取得了一致，但在实践层面，价值的实现大不一样，甚至出现了价值倾斜、价值失衡现象。这需要我们对价值失衡的表现形式、实施对策和未来走向给予回答。
一、价值失衡的表现形式
在当前，价值的重要性已被人们所认识。价值的物质来源是世界共同具有的，但对它的认识、开发和利用却带有异质性。只有先获得了价值，才能先发制人，具有领先地位。达尔文早就提出优胜劣汰生物进化论，在人类社会，这种现象复杂得多。
世界是物质的、一元的，而价值却与主体联系起来，主体需要的多样性决定了价值的多元化。这就使人类社会出现了参差不齐、多种多样的现象。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地位是由多方面的原因形成的，资本原始积累、对劳动人民剥削、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和殖民地的供奉不乏是早期优先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今天，东西问题、南北问题、单极多极、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矛盾不仅没有消解，而且越演越烈。“反恐”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呼声，但有的国家“反恐”却使用武力制裁“黑名单”上的国家及其邻国，使人们不得安宁：“反核扩散”，仍然使用“铀弹”，在核弹头数量上保持领先地位；对外“援助”，其目的是非法占有自然资源。不仅有“硬”的一面，而且有“软”的一面，即文化侵入。其手段一是发展高科技，用知识产权把其他国家科学技术牵制在自己的专利之下而指点江山，妄图使其他国家成为附属国俯首帖耳地甘拜下风，一是以本国文化为样板，用以“置换”其他国家文化，以此为前提制定战略伙伴关系，否则，就以“侵犯人权”等手段相威胁。在经济上，各国发展的趋势也不是均衡的。一方面是财富在少数国家、少数人手中积聚，另一方面是民不聊生的国度、无数饥寒交迫的贫民与难民。在富人们享受舒服、安逸、甚至奢侈腐化的同时，饥寒交迫的穷人如何维持其尊严、维持其生存、实现其价值？整个世界，似乎以国民生产总值为经济要素，以军事(如北约)为政治要素，以文化为渗透要素来重新瓜分世界的势力范围。
由于多方面原因，西方国家内部因素的启用，外部环境的应对，在经济上处于领先地位，在价值取向上可以说捷足先登。但是，已经形成的“势差”，不可能把落后国家拉到同等地位。发达国家往往把自己的价值模式化，让其他国家改弦更张。但是，真正的目的并不在于让不同国家同步发展，而是让不同国家进入自己的管辖范围，在外国资本或跨国公司中“各个吃掉”。国家之间的不同，发达国家是十分清楚的。在过去，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政治孤立、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在现代，又因民族独立和斗争而引发的文化渗透，在思想领域消除异己因素。其表现为西方资本向海外扩张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承载的文化价值观念向全球扩散，必要时以“超级大国”和多国部队做护身保镖并向外施加压力。他们把自己的特殊价值放大为普遍价值，又以普遍价值囊括其他落后国家的特殊价值。因为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历史形成的特点以及彼此之间分隔的闭关自守的限制状态，必然形成自己的价值取向，不可能按照西方旨意照本宣科。
在我国，计划经济压抑了价值观的异质性，市场经济通过价值研究和实例引导、政策出台和财政扶植等方式，把价值观由同质性转变为社会转型后的异质性，通过市场竞争和开发资源等手段，实现价值认同和价值共享。但是，这种转变不是“一刀切”，计划经济时代的依附性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克服，市场经济的良性运作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善。这两种经济体制的碰撞、摩擦，给价值发展提供了多维空间。在具体实施上，一方面提倡少数地区和少数人可以先富起来，另一方面又提倡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启发人们遵纪守法发家致富的重要举措，同时也是我国地域辽阔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管理手段。但是，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不同，文化素质不同，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大不一样，甚至这种差别越来越大。这就出现了中国沿海五六个省市GDP超过全国总值的50％，而“三农”问题、就业问题和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这种现象对于全国的发展无疑提出了难题，需要我们研究和解决。
市场经济给人们提供统一法则、规范行为、机会均等、公共竞争的条件，这给价值取向提供了方便条件。但问题也相继提了出来。“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成为一些人的时尚，人和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渗透进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综合效益上市场经济讲究公共竞争下的平均利润，但有的人利用自己的特定地位而追求收入最大化：市场经济提倡“发展”是从“私人资本”走向“社会资本”的“大鱼吃小鱼”，但有的人提倡的“发展”是把单位“吃空”，使“社会资本”回到“私人资本”的“小鱼吃大鱼”，“富了和尚穷了庙”；市场经济提倡辛勤劳动，“先富起来”，但有的人善于从别人身上“揩油”，自己“暴富”：市场经济挖掘个人能力，但有的人想方设法“享有特权”，以尊重人才为名而让别人处于“雇员地位”。
西方国家自然经济比较薄弱，率先进入市场经济体系，这与他们的宗教体系相对独立有密切联系。而中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自然经济长期稳定，政、道合一，进入市场经济时间较晚。这给我国发展增加了阻力。中国人往往期待国家提供一套价值观体系作为其遵从和信奉的对象，作为自己合理合法的、有政策可循的理论依据。这就使一部分人在法律的框架内依靠经济流动获得了更大的价值和利益：一部分人缺乏理性思考，不顾法律、伦理的约束追求利益最大化，失范行为触目惊心：一部分人受自然经济的束缚，把依赖感、怀旧感、推诿感作为精神依托，在经济大潮中迟迟不前；一部分人利用社会转型的不确定性，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违法违纪的现象司空见惯。下岗、失业、就业等问题的压力，与传统经济体制有关，与他们思想观念滞后有关，与少数人把价值停留在理论化、平面化，缺乏实际操作也有关。为解决这种现象，就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前提下，寻找客观可行的方法和对策。
二、解决价值失衡的对策
从宏观上看，国家、阶级、阶层都是以经济的不同占有进行划分的：从微观上看，穷国富国、穷人富人的价值取向也各有千秋。能否实现全球化？“普世价值”是否可行？对此，肯定的回答与否定的回答都是片面的。只有在承认价值失衡的事实面前，深入分析具体对策，才有价值“趋同”的可行性。
世界一个地球，地球是人类的家园。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和人群的利益不尽一致，但是，大家共同面对着环境、人口、资源等全球问题，各国、民族的利益与人类整体利益相关联。如果对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外在因素暂且不谈，而对价值本质、特点、作用进行理解，对人的潜在能力、创新精神、文化观念进行认识，对物质基础、开发渠道、利弊得失进行预料，对社会需要、利益供给、发展趋势进行判断，就会形成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尽最大努力，促进它的实现。因此，一般来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在国内改革中一路领先的地区，尽管所采取的措施是多种多样的，但其中必然包含各个国家、各个地区都可以采用的方式和方法。而这些方式和方法正是落后国家和落后地区“营养不良”的原因所在。如果人为地设置壁垒，增加障碍，搞地方保护主义，就会自我束缚，限制前进的步伐。我国在改革前的落后状况就是这样形成的，现在对外开放也正是补这门课。
价值失衡，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营养过剩”不行，“营养不良”也不行。如不采取补救措施，往往一部分遥遥领先，一部分奋起直追，两者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而是出现了“马太效应”，距离逐渐拉大。这种极不均衡现象，在国际、国内都是存在的。既然价值可以共享，就可以采取某种措施和手段，调节“失衡”以接近和实现“平衡”。首先，落后者应该认识到自己的差距，在价值的激励下，重新配置自然资源和劳动力，引进外资，拉动自己跨越式发展。其次，先进者虽然已经掌握了价值优势，但它是在市场中实现的，而落后国家和地区正好是它实现商品生产和交换的重要基地和市场，只有促进了落后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才能给它的发展提供新的平台。在这时，先进国家和地区经历了一个从落后到先进的发展过程，有丰富的经验和教训，而这种经验和教训可以给落后国家和地区提供重要参考。这就是说，先进和落后之间虽然有差距，但在事实上却有一种相互补充和利用的内在牵连。这种内在牵连可以加以培育，使它通过科技、文化、管理、商品流通等形式把不同国家和地区联系起来，把价值认同转化为价值务实，使人们得到更大的实惠。
价值问题，是人类的重要问题。西方国家通过文化启蒙运动，推翻了封建迷信和宗教信仰，提倡科学，倡导自由，把社会推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新阶段。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一经济基础领域的自我转变，既是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根本价值观念指导下的选择.又会促进我们的价值观念从传统走向现代。这本身同样具有启蒙的重大意义。无论哪种启蒙，都是以价值实现为推动力。对旧体制的革命，都要以民主、自由为精神支柱。而当新的体制建立以后，又要有新的规则出台。这在国内外概莫能外。在我国，停滞不前不行，步伐太快也不行。思想不启蒙，在传统体制下徘徊，实际上是一种历史回归。主张前进，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价值主体多元化，在价值的驱动下，社会阶层显现出来。铁饭碗被打破，下岗成为“合法性危机”。旧的规范已然失效，至少也没有过去那种权威性，而新的规范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社会转型期特有的紊乱现象比比皆是，失范行为屡见不鲜。对于价值失衡问题，有的人认为，目前的混乱是价值观多元化的结果，只有严肃整顿和打击“自由化”，实行定于一尊的社会秩序，才能克服这种混乱。这派人中确实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但在他们这种观念中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墨子的“尚同”理念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影子。与此相反，有的人认为，尊崇什么样的价值观是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任何对这种自由权利的限制都是专制主义的表现。对这种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思想观念，应该辩证思治，找到一个合理解决的价值导向。既进行宣传鼓励，又进行管理扶持；既统一领导配合，又有个别对待；既提倡优先发展，又实行政策倾斜，是解决社会不均、价值失衡，实现共同发展的上策。
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可供借鉴：
第一，在两极分化中强化中介作用。东方西方、东部西部之间有差别，夸大这种差别，就会形成对立和斗争：缩小这种差别，就应该在这两者之间寻找中介和交融点。尽管价值是形成这种关系的实体要素，但在形成这种实体要素的关系链中，却有许多中介可以借鉴。例如，经济开发、货币投资、社会保障、舆论宣传、观念转变等等都是可以缩小价值失衡的重要环节。充分认识和利用这些中介环节，就会减少两者的对立，使之在新的社会分工中相互调节和“补氧”。
第二，在全面合作中发展。价值失衡，在一定意义上是自我封闭的结果。或者信息受阻而不以为然，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相互比较中，就会发现自己的不足和差距，采取措施奋起直追。价值的获得，只能在关系互动中实现。只有进行全面合作，引进外资，对外开发，才会在互利互惠中得到增殖。劳动力、原料、地皮在封闭中闲置不用，而在合作中就会成为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商品交换的必备条件，由潜在价值转化为现实价值。价值失衡就会在合作中缓解和解决。
第三，实现文化多样化和价值多元化。承认文化多样化、价值观多元化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有其现实可行性。它本身是对传统政治道德一体化的超越，实现文化、价值之间的流动，按照宪法规定保障人们的言论信仰自由，同时又在分析多种价值观的基础上整合出一种适合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的新型价值观体系，积极创造出以这种价值观为指导的先进的主流文化形态，在满足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需要的同时，引导、提升人民大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一定的思想文化，既是对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状况的反映，同时也包含了对所反映对象的评价，体现着对这一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赞同或贬抑的态度。即是说，思想文化总与一定的价值观念分不开，总承载着一定的价值观念，甚至可以说，思想文化的核心就是一个价值观念问题。
三、价值的未来走向
价值的未来走向，是以现状为起点，以价值规律为路径，以减少价值失衡、缩短穷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为目的的发展过程。
价值认同是实现价值的必经阶段，但它停留在理论层次，要达到价值务实，只有以价值认同为起点，通过实践，达到对价值的实际占有。在这个过程中，应该把文化、理性、技术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与实践的关系作认真分析，价值的未来走向才能清晰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了五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系统的自然经济文化体系。孔子提出的“男尊女卑”人生观，程朱理学的“三从四德”价值观，朱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贞操观，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特点。郑和航海，是为了显示封建皇帝耀武扬威的壮举，但没有发展经济的意图。“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但是，这些发明在中国并没有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这些功能，而是火药——成为送“年”的爆竹，指南针——成为皇家出行和狩猎的机巧之物，印刷术——成为印制经书的技术。传统文化是今天的“宗教”还是“教化”？中国近代就是一个注脚。可以说，传统文化不是没有价值，而是把价值局限在皓首穷经，在故纸堆中求俸禄的一个侧面。市场经济的启动，是对传统文化的超越，是由虚无转变为务实、政治转变为经济、道德转变为价值的新的走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人们把价值观放在理性的平台上进行筛选，使其合理成分与现实联系起来，使人的价值得到具体体现。这是改革后价值观产生的重要原因，是理性对传统文化的超越。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科学观、真理观、实践观、价值观的发展，明确证明了这一点。
理性是对神学的否定，是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但是，作为价值，不能停留在理性范围，还要通过技术的引擎而向具体价值过渡。技术是这种过渡的动力，或者说，经过技术理性的中间环节，使理性转化为现实价值。在理性与技术之间，只注重理性，价值只是理论价值，而无现实价值，甚至这种价值与传统文化有更多的相通之处，并容易把这种价值夸大为“最后目的”和“最高纲领”的铺垫来自我安慰。但在现在世界背景中，这种以理性为标志的价值显示出极大的局限性而不得不重新确认。工业革命和高科技是社会转型的标志，是价值观的深刻变革，是价值失衡转变为价值共享的开端。但是，它又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建立在技术这个“双刃剑”面前的商品关系无孔不入，人们对于金钱和利润的疯狂追逐，扭曲了人的心灵，破坏了淳朴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人的异化和“单向度”，“人为物役”成为普遍的事实、“人对人是狼”成为人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于是，如何在不同的价值之间进行选择？这类问题不断叩击着人们的心弦。究竟技术乐观还是技术悲观？这一问题越来越摆在人们的面前，对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应答。本来，科学技术是时代发展的动力，是价值务实的条件，但它所起的作用不得不使人进行理性反思，技术是价值生成的原因而不是唯一原因。与技术一样，理性也是价值生成的原因。技术和理性相互依存，都是价值产生的前提条件。理性不是缺乏技术的理性，而是在技术有了发展才提出的理性，或者说这种理性就是技术理性。这时的技术，不是缺乏理性引导的与民为害的技术，不是促进价值失衡的技术，而是在理性的支配下促进价值共享的科学技术。
今天的世界，是重新改组的世界，今天的我国，是社会转型之国。各种文化观、各种价值观都在挤压着我们。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价值观也处在低谷，价值失衡了。在这种条件下，面临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在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中处于不同位次的价值也包围着我们。在这种条件下，放弃现实搞历史回归不行，超越现实搞西方模式也不行，只有从我国现实出发，才能提高生产力，才能使我国与西方的价值失衡得到克服。在中国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互动中，中国社会正发生着世人瞩目的急剧变迁。在这种变迁中，每个人都有新的机遇，都须在价值天平上正确思考自己的文化观、价值观，通过社会实践，使价值冲突走向价值共享，使价值虚幻走向价值务实，使价值失衡走向价值均衡发展。
文化、理性、技术之间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实践的正确与否，又要通过价值来确认。如果得到的是正价值，说明实践是正确的，如果得到的是负价值，说明实践是错误的。实践正确与否，又与文化、理性、技术联系在一起。一般来说，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要通过理性的分析和评判，否定文化中不适应实践的需要，不能给人们带来价值的成分，肯定文化中有利于实践需要，能够给人们带来价值的因素。而理性又通过技术才能对象化，才能使价值的理论形态转化为物质形态。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才能以感性的、当下的、现实的依据，对实践结果进行检验。能否正确认识和处理文化、理性、技术与实践之间的关系，在观念层次上关键在于解决价值问题，而解决价值失衡问题，无疑有利于推动社会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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