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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9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7）2—054—04
信息时代以网络为特征的信息文明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一方面，网络使人类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与个人主体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面临着许多无法预料的问题，网络成为政治秩序发展的新动力和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相对于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而言，信息时代的政治秩序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应该从全新的思路来建设信息时代的政治秩序。
一 信息时代政治秩序的新特点
本文的网络是指互联网和建立在它基础上的人与网络的结合，网络也反映了人们通过它而形成的相互关系。政治秩序是指在时代要求、利益要求、文化和社会诸多因素影响下，以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政治信任为前提，以政治权威为核心，主要依靠政治制度进行调控的过程和状态，它既包括政治系统本身的秩序，又包括政治系统与政治环境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秩序。美国学者卡斯特（M.Castells）认为信息时代是“人类社会在一个由微电子为中心的信息通信技术和基因工程技术构成的集合体中来实施其社会活动”的时代，它代替和包融了基于能源的生产和分配形成集合体的工业时代。信息时代，知识以18个月翻倍的速度增长，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急剧的变化促使人们不断设计新型的技术工具和组织手段来加快发展的步伐，政治秩序相应地表现出如下特点：
（一）国家一元权力中心被解构，对国家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首先，网络渗透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但它又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一定程度上，它是国家无法统辖的领域。网络除了为国家所用，还可以为各种组织和个人所用，因而，这些非国家组织和个人也获得了权力资源，成为参与政治秩序的权力主体，这必然对国家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其次，随着网络的发展，不同国家的人员和物质通过它发生越来越频繁的联系，这种联系方式优于原来的地域联系。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全球化进程加速，全球化使不同国家之间相互依赖性增大，全球已经联合成为一个紧密的整体，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一元权力中心将逐渐演变成分享权力的一个个环节，以下政治秩序权力主体的作用越来越显著：
跨国公司可以不受任何国界的限制自由投资，一些跨国公司富可敌国，他们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对高新技术的垄断，不断地向国家，包括其母国和东道国要求经济自主权。经济是影响政治秩序的重要因素，东道国为求得经济发展，不得不对深刻影响经济发展的跨国公司做出让步，由此，跨国公司控制了一些东道国的经济政策。有些跨国公司甚至直接行贿支持东道国某些政党或候选人，或者以金钱资助、政变等形式左右东道国的政治进程。
国际组织本身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工具。信息时代，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污染、自然灾害、严重传染性疾病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增多，全球性规制影响力加大。国家需要与国际组织合作才能处理环境、军备控制、货币政策、旅游、电信等涉及全球的问题，在合作过程中，国家要让渡一部分主权。
非政府组织是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国际化组织，它通过网络以极低的成本传播其思想，扩大其影响。近年来，非政府组织数量快速增加，罗马俱乐部、世界经济论坛、国际红十字会等非政府组织的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超过了许多国际组织。许多国家通过主动让渡部分主权，与他们合作处理公共事物来获得新的利益和机会。
国内公民组织除了参与处理国内事务，也进行跨国界的合作，正在成为政治秩序的重要参与力量。通过网络，有着共同利益、志趣的人们很容易组织起来，公民组织的数量正在急速增加。弱势群体组织可能通过网络获得全球性的影响，这种国际影响一定程度上会对他们所在国产生影响。
个体在政治秩序建设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弗里德曼把全球化分成了三个版本，“如果说全球化1.0版本的主要动力是国家，全球化2.0的主要动力是公司，那么全球化3.0的独特动力就是个人”。
随着这些非国家政治秩序参与者力量的壮大，其实质是“权力的有效传递方式”，是“在所有的层次上都有避免官僚的办法”①。他们或者直接参与公共事务的治理，或者通过影响国家来发挥作用。国家应该提高能力，成为参与公共事务治理的众多主体当中的最重要的主体和最重要的责任承担者，保持对内对外的最高权威，因为它还保持着控制力和合法的强制力。国家应该提高国家能力，界定国家权力活动范围，改变权力运行方式和途径，保障社会秩序和社会安全，完善行政组织内部程序，把市场机制和竞争成分引入政治决策和管理过程中，扩大财政收入、紧缩公共预算、进一步开放国际贸易。具体来说，应该实现如下转变：从垄断公共事务的处理转变到分享治理权，从指挥控制为主转变到谈判说服为主，从强调管理技巧到强调赋权和服务能力。这样，国家的反应将更为灵敏，个人将拥有更大的独立性，政治秩序才能更加人性化。
（二）知识和信息成为政治权威的重要资源
信息时代，个人是依据可获得的信息而展开行为选择的。人们是否占有以及占有信息量的多少直接影响其参与国家管理和实现自身利益的程度。创造和传播知识和信息已经成为人们之间最重要的竞争，国家间的竞争也从谋求军事霸权转向科技竞赛。一些曾经只被专家们掌握的医学、法律等方面的专业知识正在被普通公众所接受和掌握。随着知识更新速度和转化为现实生产力速度的加快，知识正在代替土地、资本等成为政治权威的重要资源。美国学者朗认为，信息时代，专门技术日益成为一种胜任职务和地位的主要条件，成为知识权威，以技术为基础的人物的兴起，是因为知识已经成为现代社会中一切有组织行动的基本必需，这种掌握新的决策技术（系统分析、线性规划、程序预算）的成员，对于制定和分析决策必不可少。知识权威的基础是：“对象对其卓越知识或技能的信任，而不是依赖于其在公认权威等级中的正式地位”②。这里所论述的知识除了传统的科学技术以外，还包括国家的战略思想、在全球获取情报的能力、对其它文化的一般了解程度、民族国家自身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世界的影响、通信系统的发达程度及其传输的新信息的范围，这些知识会改变国家的力量，同时决定着危机时刻这个国家能调动和使用的力量。托夫勒认为信息时代权力的转移表现为知识和信息成为最重要的权力，它代替了暴力和财富，并对暴力和财富发生重要影响。
（三）“多数人”的民主向各不相同的“少数人”意见聚集的民主发展
信息时代，为应对越来越多的挑战，民主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民主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以不同的形式存在，它更适合于调和自由和权威的关系，适合于释放创造性的参与，适合于鼓励并促使私人采取初步行动，负起责任来”③。各不相同的“少数人”意见聚集的民主是民主发展的趋势。首先，因为随着网络的发展，社会多元化进一步加剧，利益要求也日益多样化，网络为公众表达不同的利益要求、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新的平台，这些利益要求无法用统一标准来衡量，无法形成多数人的统一意志。其次，网络正在培育一个更加合理的、多元互动的公共空间。通过网络，人们可以自由交流，不受单一原则或规范的限制，对各种问题提出自己的观点，人们特别是弱势群体可以在同意别人的意见时，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各不相同的主张都能在网络聚集。再次，网络使得一些在现实生活中无法表达的观点和想法有了表达的可能。博客给人们提供了各抒己见的场所，提供了展示个性，表现自我的机会和平等交流的平台，私人话语可能成为大众关注的话语，个人意识能推进到集体意识的层面。在网络世界，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加入或退出某个论坛。现实政治实践中民主论坛的发言必须一个一个地交替进行，因为在特定的时空中，人们不能同时听取一个以上的人发表言论，而网络论坛能在同一时间形成一个多人同时发表意见的网络，往往由某人引出特定话题，如果该话题也为其它参与者所关心，其它参与者就会作出回应，随着参加讨论的人数增多，讨论就可以以同时发生的多路对话的形式进行，讨论还有可能在任何一点分叉，引出新的话题，形成新的网络，这样，权力就分散了。总之，在多元异质社会里，应该运用妥协的智慧，使各种不同的意见都得到尊重。“多数人”的民主将逐渐演化为各不相同的“少数人”意见聚集的民主，民主意识也由服从大多数转变为尊重各不相同的少数。
二 政治秩序变化的原因分析
（一）网络引起信息传递方式和途径的改变
网络作为传媒的后起之秀，不仅发展迅猛，而且必将成为未来信息传播的主力。农业时代，信息传递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工业时代，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等能将信息同时传递给成千上万人，但是信息还是单向传递的；网络使人们进入真正的“大众传媒”时代，通过即时而廉价的电子数据以光速传输信息，传递者和接受者相互间不仅仅传递信息，还可以对信息进行选择、分析、整理、加工，形成新信息。国家不仅无法像前信息时代那样封锁或垄断信息，反而必须为人们实现权利而提供信息，而公众能够根据自己的需要主动搜寻、衡量或者制造信息，不再被动等待国家提供信息。
通过网络，人类的交往范围大大拓宽，交往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人们之间原来狭隘的地域性、个体性交往被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群体性交往所代替。网络交流不再局限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与特定的某个人或某些人之间，而是个人与群体，甚至是全社会之间的交往。你通过网络提出一个问题，世界不同角落，就有无数的大脑在帮助你思考。通过网络，人们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就任何问题与任何对象进行互动式交流，它是网状扩散的，由此人们能够充分共享人类所有的文明成果。
（二）网络的渗透加剧了世界的不确定性
由于网络信息是处于不断更新变化之中的，网络渗透到了世界各个领域，这种不断的变化使世界变得更加不稳定。目前中国的信息化还处于初始阶段，一般而言，每个时代进入成熟阶段以后，才开始走向稳定，而在初始阶段则显示出更多和更强烈的变化，更容易出现不和谐现象。
在由网络使用者、网络和信息所营造的网络空间，各种各样的势力，包括破坏政治秩序、反对国家的势力都可以找到一席之地。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出现了信息网络战。它主要是通过投入病毒或黑客入侵等方式（如发布虚假信息、虚假命令，修改作战文件和数据，窃取军事情报，对对方的系统设施实施破坏）以达到战略目的，这些活动可以由国家或国家以外的组织或个人以隐蔽的方式，在网络的任何一个节点完成。这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新的威胁，世界也因此变得更加复杂，面临更多风险。现代性的“全球化也是一个不断创造新风险的过程，不断改变人们的既有生活方式、认知体系的过程。这些新风险影响的范围更大，带有更强的不确定性，直接威胁到人类整体的存在”④。全球化条件下，世界并不像预测的，“它并没有越来越受到我们的控制，而似乎是不受我们的控制，成了失控的世界。而且，有些被认为是将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确定和可预测的影响，如科学和技术的进步，却经常带来完全相反的结果”⑤。
随着遥感技术、卫星通讯等高新技术的发展，国家具有战略意义的目标已经处于全天候的监控、威胁之下，国家的边界变得异常脆弱，甚至在某些方面形同虚设，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国家的边界不仅仅设在边防线上，而且在国家的每一寸土地上。正如曼纽尔·卡斯特所指出的，信息社会国家间、地区间、不同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将更为严重和凸显，已经不仅仅是南北之间的不平衡，而且是社会每个有活力的区段和疆域，同其他沦为与网络全然无关之处的双方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是说，信息时代的分化既表现在全球范围内，也表现在国家内部的各个地方。数字鸿沟是信息化社会中两极分化的新体现，这表明社会结构的新变化。⑥ 由于技术扩散具有选择性，不同人群、国家或地区接触的信息技术的不同成为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原因，社会可能因此分化为“信息有产阶层”和“信息无产阶层”，信息无产阶层主要由非知识型劳动力组成，他们可能永久性被技术取代，而且具有绝对地饱和趋势，而由知识与技术精英组成的新的“信息有产阶层”可能把持国家，形成精英统治，这样可能会加剧不平等，使未来发展更加不确定。应该发展民主，通过对弱势群体赋权来对抗这种趋势。
三 信息时代政治秩序建设
信息时代，网络的创新和发展不仅由技术决定，还受其它因素（如：决策、尤其是投资决策需要的时间，数据、情报和知识的流动速度，交易速度，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等）的影响，这些因素的健康发展，都要求政治秩序提供保障，应该发展出能促进自由的秩序。否则，如果沿袭旧体制，按传统政治秩序的集权控制方式阻止信息的自由流动，这种政治秩序就可能成为网络发展的障碍，网络就可能被误用，网络的真正创造性可能被浪费。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政治秩序建设方向，尊重每个人的创造性
随着现实社会提供的丰厚土壤：社会发展加速、行政控制减弱使个人的自由度增加，权利观念普及。乘着网络发展的东风，人类对自然和社会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主动性，个人自我意识得到充分的尊重与张扬，个人潜能和智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个人的需要得到丰富和满足。网络交往隐蔽了现实社会的个体身份特征，具有普遍的平等性，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自由表达、争取公众支持，其主体地位和主体能力得到提升。人们通过网络，可以自主地运用和创造信息，享受网络提供的便利，个人的创造性也因此得到提升，这种创造性又为信息社会的发展增添了新的活力。
网络权威是凭技术和能力树立起来的，网络作为新技术，不断创新就是它的生命力，它的发展需要不同观点的不断撞击，创新的使命正落在越来越多的人肩上。每一个普通的网民正在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正如尼葛洛庞蒂宣称的，信息时代是“真正的个人化时代”。人的创造性正在成为主要资源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政治秩序应该保护这种创造力。中国目前的网民人数占世界第二，占总人口的比例却不到10％，而发达国家，如美国网民人数超过70％，德国超过60％。中国网民以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为主，成年人所占比例太小。除了网民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网络用途和网络文化方面的差距更大，网络的潜力并没有充分发挥。要求国家从政治文化和政治体制上更充分地解放个人创造力，允许不同意见自由表达，给网络的充分发展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国家不应该过多干涉或限制网络的自由发展，而应该超前地引导其发展，营造开放的信息流动空间，同时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保证所有公民，无论贫富，都能在最大范围内接触到网络。
信息时代，随着个人、公民组织、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间组织的力量的增加，能调动每一个个体和组织的积极性，还可以迅速改变形态来适应变化了的条件。它比传统国家单一主体对公共事务的安排更能应对日益复杂的信息时代现实，增进公共利益，保证市场和公民社会的正常运行。
市场正在不断扩展其空间，政治秩序越来越被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所影响；随着网络的发展，在自由的信息流动中，自发形成了网络状的平等组织结构，各相关单位和部门不需要事先的严格规定和指令，就可以互相提供信息、资本或抽调人员。“分权心态正逐渐弥漫于整个社会之中，这是由于数字化世界的年轻公民的影响所致。”⑦ 分权和赋权的统一过程是既保证权力有序分散，又保证不同主体之间权力的平衡，特别要保障弱势群体的权力。信息时代，传统上属于一国国内的事务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介入，国际贸易谈判常常涉及国家内部产权制度、金融制度等安排，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界限正变得模糊；在国际社会的注视、监督和可能的干涉威胁下，国家在国内事务，特别是具有全球影响的事务上做出决定的自主性日益削弱。
（二）对网络实施有限而有效的管理
网络的全球性、多节点、高速度，使得对它的控制极端困难，国家对网络的管理应该坚持加强安全防范与正确引导相结合，实行有限而有效的管理。
为了驾驭网络今后的发展，而不被其所奴役，一方面，政府应该大力加强网络建设，网络的发展可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政府对社会变革和经济发展的动态把握将更加准确，政府与民众联系的渠道将更加畅通，其管理水平和决策水平将大大提高。信息时代，信息的高度透明使权利不平等和分配不平等问题显性化，这可能导致阶层间的心理鸿沟扩大、社会凝聚力流失，应该提高政府利用网络提供信息服务的能力与水平，加快向上流动的社会机制建设，同时加强疏导，提高人们对权利不平等和分配不平等问题的认识，充分利用网络这个民意表达与聚集的低成本、高效率的平台，加强政府与民众的双向互动。另一方面，应该加强网络法律制度建设和网络道德教育。网络世界里，科学的、进步的势力与愚昧的、黑暗的势力并行，网络的开放性、虚拟性、非中心性、离散性可能会造成网络的无序化，网络可能被操纵。对网络的管理必须是有限而有效的，应该加强对网络的规范，解决网络的安全性问题、保护隐私问题、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重复建设问题。这样，网络才能真正成为人的创造物，成为人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手段。
（三）实现国家认同中的全球性因素和民族性因素的统一
信息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全球化趋势的加速发展，全球化给国家政治认同带来风险。首先，全球化使国际间合作的重要性凸显，要参与国际合作，就必须遵守国际规则，改变国内不适合全球化需要的规则，规则的改变必然使一些人利益受损，影响其对国家及全球化的认识；其次，随着竞争的全球化，局限于国内的竞争不复存在，人们不得不直接与世界最强者竞争，而最强者的数量是屈指可数的，这必然导致赢家越来越少，所获越来越多，而越来越多的组织和人员将处于不利地位，贫富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影响人们对国家的认同；再次，全球化条件下，原来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风险很容易扩散到更多的国家或地区，这些风险在扩散过程中，彼此间还可能发生互动，形成新的风险源，加大风险的后果，非风险源的国家往往会遭受由风险带来的危险，因此，必须提高国家的预警能力和应对能力。国家还应该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不仅利用现有的全球化规则、制度、渠道发挥作用，而且通过参与全球化进程，参与制定全球化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全球化的速度、范围和方向，为国家发展营造一个公平的国际环境。后发现代化国家尤其要发挥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国家既要考虑全球化对政治秩序的影响和要求，适应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历史潮流，体现人类社会的价值取向，又要从国家的实际出发，体现政治秩序的民族性，在全球化过程中争取发言权，改变本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利地位。
信息时代，随着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民族国家的许多价值观将会发生改变，许多通过网络的自由交流形成的价值观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一种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着眼于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全球意识正在形成，但是目前全球凝聚力还是缺乏的，全球化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人们长期存在的国家认同和国民性，只是对国家认同的具体内容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种背景下，应该促使人们形成全球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同时，防止不利于后发现代化国家的趋势：即强势国家利用其优势地位，推行其价值标准和制度规范。目前网络90％以上是英文信息，其中80％以上是美国提供的，美国占全球信息输出输入流量的85％。“美国学者罗斯科普夫就曾直言美国是世界上惟一仅存的军事霸权国，也是世界上惟一仅存的信息霸权国，美国应利用信息时代的工具向全世界推行其价值观。”⑧ 美国还通过网络大搞心理战，通过过分夸大本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给别的国家造成心理压力。因此，后发现代化国家必须区分全球化过程中强国主宰的成分和普遍发展的趋势，处理好民族国家认同与超国家认同、民族认同与类认同的关系，重构新型的国家认同。从国家认同的全球化和全球意识的民族化这一双重过程的统一中来对待全球化，既保持本国的独立和尊严，又平等地尊重他国的独立和尊严，形成一种立足全球利益的国家利益。把一些国际通用的惯例内化为国内制度，使之成为民族利益的一部分。既独立自主，维护国家利益，又不断加强与不同国家之间的交流，促进相互信任，尊重他国利益，尊重国家之间的差异，使民族利益为他国所认同和接纳。
注释：
① ［英］安东尼·吉登斯、周红云译：《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1页。
② ［美］丹尼斯·朗、陆震纶、郑明哲译：《权力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③ 徐湘林等主编：《民主政治秩序与社会变革》，中信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
④ ［英］安东尼·吉登斯、周红云译：《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⑤ ［英］安东尼·吉登斯、周红云译：《失控的世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引言3。
⑥ 信息时代的三定律也表明社会分化的加剧。“摩尔定律”即“芯律”：“计算机半导体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和电阻数量将每年成倍增长。随着制造工艺的提高，单位元件的成本会下降。其产品价格将依据计算机硅芯片的计算能力和处理能力‘翻番’而随之减半”。这个定律的核心思想是：计算机功能成倍增长，而价格随之减半。这反映了信息时代的高速度与快节奏，如果故步自封，就是巨大的退步。“网络定律”即“网律”：“网络的价值同网络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网络的价值等于节点数目（或用户数量）的平方。”如果将计算机联成一个网络，在网络上，每一个人可以看到所有其他人的内容，100人每人能看到100人的内容。所以，效率是1万。“通信定律”即“信律”：未来25年，网络系统通信主干网的总带宽每4个月增加1倍，而更新网络通信设备的费用几乎不增加，这就是通信费用的发展趋势将呈现“渐进下降曲线”的规律。其价格点将无限趋近于零。这对那些无缘无能力接触网络或对计算机的熟悉程度和应用能力较低的人是极其不利的。
⑦ ［美］尼葛洛庞蒂、胡泳、范海燕译：《数字化生存》，海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70页。
⑧ 田作高：《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00》，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