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宁夏的几次大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次论文,宁夏论文,大开发论文,历史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实施西部大开发，是中国政府面向新世纪作的重大战略决策。任何一项伟业都是历史的继承和延续，开发西部更是如此。翻开中国历史，西北地区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而宁夏作为西北之门户，扼内陆与西域之交通要道，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交界线。因此，它的发展与变化直接反映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古代中国以农耕文化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往往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和侵扰，大多数时候宁夏都是处在双方交际、对峙的中间地带，所以历史上宁夏的开发随中原王朝兴衰时断时续，约分三个时期：第一期始于秦、盛于汉而废于三国两晋；第二期始于北魏，经隋至唐元和年间盛极一时，五代、西夏承其余风，亦颇可观；第三期由元、明、清初之盛，经咸丰同治年间西北回族起义而跌至低谷，清中叶以后，又渐有欣欣向荣之势。本文即以此为基点，对中国历史上有关宁夏的这几次开发作初步的探讨。
一、秦、汉时期的开发
宁夏原为
狁、戎狄所居牧。公元前626年，秦穆公灭西戎， 征服了今宁夏部分地区。秦惠文王时，宁夏先后有义渠县（今固原县东南）、乌氏县（今固原县南）、朐衍县（今盐池县境内）之设，其中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后，乌氏、朐衍均属陇东之北地郡所辖。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原后，“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陶山、 北假中”（注：《史记·秦始皇本纪》第253页，中华书局，1959年9月。）， 从而宁夏大部归入秦之版图（注：秦北地郡属于宁夏可考者有四：乌氏县（今固原县以南）、朝那县（今固原县东南）、朐县（今盐池县境）、富平县（今吴忠市西南）。另外，还有神泉障（今吴忠市境）、浑怀障（今陶乐县境）等要塞。）。秦占据河套后（注：广义之河套地区，包括宁夏。），采取移民实边的政策，对之进行了开发。《史记·匈奴列传》载：“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適戎以充之。”这是史籍中有关宁夏开发的最早记载。其迁入人口，即为内地农业人口，在此筑城设县，长期居住，则必然会把内地较高的农耕技术带入宁夏（注：今宁夏秦渠俗传，即为此时所修，《甘肃新通志·灵州》。），可以推测，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必然会在当地作有限度的交往。因此，这一事件，我们又可以看做是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在宁夏（河套地区）的第一次交流和融合。《史记·货殖列传》载当时乌氏县有一名倮者，贩运丝织品与戎王易牛羊而成巨富。证明当时宁夏确存在着秦人与戎之间的贸易活动。但是，10余年后，“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適戍边者皆复去”（注：《史记·匈奴列传》第2911页，中华书局，1959年9月。）， 农耕文化并没有在当地扎下根来。于是，匈奴重新占据河套，成为汉初50年的最大边患。
至武帝时，西汉国力强盛，汉武帝在元鼎五年（公元前211 年）之后，曾6次出巡西北，以便图谋解决西北边患。 《汉书·武帝纪》载：“（元朔二年）遣将军卫青李息出云中，至高阙，遂西至符离。……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汉书·匈奴列传》也载：“于是汉遂取河南地，筑朔方，复缮故秦时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宁夏大部再入版图，这次规模迥异前一次。《汉书·食货志》载当时“兴十余万人筑卫朔方……费数十百钜万。”大规模筑城之后，开始大量移民开发。“（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注：《汉书·武帝纪》第170页，中华书局，1962年。 ）“（元狩二年）……徙关东贫民处所夺匈奴河南、新秦国中以实之。”（注：《史记·匈奴列传》第2909页，中华书局，1959年9月。）“（元狩三年）……乃徙贫民于关以西， 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注：《汉书·食货志》第1162页，中华书局，1962年。）“（元狩四年冬），有司言关东贫民徙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凡七十二万五千口。”（注：《汉书·武帝纪》第178页，中华书局，1962年。）“（元鼎六年）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官， 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 ”（注：《汉书·食货志》第1173页，中华书局，1962年。）如此众多的农业人口迁入（注：当时宁夏北部属北地郡，设廉、灵武、灵州、富平、朐衍5县。 至汉平帝始二年（公元2年），有人口16000余户，55000余人。南部属安定郡， 设高平、三水、眴卷、乌氏、朝那5县，有12000余户，4万多人。 两郡分属朔方、凉州刺史管辖，共有28000余户，近十万人。）， 使宁夏平原由牧业经济转为以灌溉农业为主、牧业为辅的二元经济。至此，形成宁夏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开发时期，其开发的主要标志是劳动力大量输入、灌溉农业发展和城镇出现。《史记·匈奴传》称：“汉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史记·河渠书》也说：“（元封之际）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后世有名可查的汉渠、高渠、光禄渠、七星渠、尚书渠、御史渠等古渠，其原始渠道均为汉代所建。最初的移民，衣食尚不能自给。“（武帝时）朔方亦穿溉渠。作者各数万人，历二三期而功未就，费亦各以钜万十数。”（注：《汉书·食货志》第1161页，中华书局，1962年。）但是随着农业技术的进步，宁夏地区的社会生产力大为提高，约在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后，粮食便基本能够自给。昭、宣之世，“人民炽盛， 牛马布野”（注：《汉书·匈奴列传》第3826页，中华书局，1962年。）。至元帝时已有积储，形成被称为“仓城”的上河三城（上河城、南北典农城，大致在今永宁县、青铜峡市、银川市境内）等粮食集散屯储中心，元帝曾调集边郡余谷接济内地。
西汉末，马援在北地郡“因处田牧”，“至有牛马羊数千头，谷数万斛”（注：《后汉书·马援列传》第828页，中华书局，1965年。）。东汉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尚书仆射虞诩称，孝武、光武之世， 安定、北地“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注：《后汉书·西羌列传》第2893页，中华书局，1965年。），一派富饶景象。但实际上，自汉元帝之后，边郡屯田已为荒废（注：元狩时，移民“衣食皆仰给其官……其费以亿计，不可胜数。”（《史记·平准书》）《汉书·王莽传》称：“（始建国三年）……异时尝置田官。”可征之前若干年已无田官之设了。而王莽称帝不久，即遭内乱，中原鼎沸，更无暇论及边陲。宁夏遂先后为匈奴、西羌所据。移民复迁入内地。如《后汉书·西羌列传》载安帝永初二年（公元108年），北地、安定郡治内迁， 官府强迫百姓内迁外，还“发屋伐树”。）。据《后汉书·西羌传》（第七十七）载，永建四年（公元129年），顺帝复置朔方、上郡，“使谒者郭璜督促徙者， 各归旧县，缮城郭，置候驿。既而激河浚渠为屯田，省内郡费岁一亿计。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陇西、金城常储谷粟，令周数年”。这时粮食储备充足，水利事业又有发展，已有“激河”工程，即把河床中一部分水流壅高，逼入水渠，以利引水灌溉。这是秦汉之世，对宁夏在内的边陲最后一次开发，其时已远不能与西汉相比。据估算，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宁夏仅有人口4600多户、23000余人，为平帝时的四分之一（注：宁夏国土规划办公室编：《宁夏国土资源》第4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今宁夏境内，汉墓遍及银川、贺兰、吴忠、中卫、固原、陶乐、灵武、西吉、隆德、同心，出土有生铁犁壁、铁锸及陶器、木器、铜器和玉石饰品，证明当时宁夏经济发展水平与内地相差无几。贺兰、中卫、吴忠、盐池、固原等地都发现了汉代城址，出土有瓦当、板瓦、方砖及钱币。固原南郊汉代城址中还发现了陶水井、陶排水管道等较完善的供排水设施，说明汉代宁夏城镇发展水平已达相当高的程度（注：宁夏国土规划办公室编：《宁夏国土资源》第4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
二、北魏及隋唐时期的开发
汉末，西羌势盛，宁夏作为北方游牧民族的驻牧之地，灌溉农业倒退，畜牧业有较大发展，成为以畜牧业为主的半农半牧区，经三国两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动乱及北方各民族大融合之后，部分地区有了较大发展（注：如：西晋太康初（公元280年），宁夏南部3县即有2300余户。4世纪末，清水河流域出现楼他城，反映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居于宁夏的各游牧民族亦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晋书·赫连勃勃载记》称：“卫辰入居塞内，苻坚以为西单于，督摄河西诸虏，屯于代来城。”《魏书·铁弗刘虎传》载：“卫辰潜通苻坚，坚以为左贤王。遣使请坚，求田内地，春来秋去，坚许之。……坚后以卫辰为西单于，督摄河西杂类，屯代来城。”《魏书·太祖纪》亦说：“（登国六年）卫辰遣子直力鞮出棝杨塞，侵及黑城。九月，帝袭五原，屠之。收其积谷。”既“求田内地”、“屯代来城”，又“帝袭五原屠之”而能“收其积谷”，则卫辰所摄“诸虏”、“杂类”，必已从事农耕无疑，至其子赫连勃勃，统一河套，建国大夏时，农林业继续发展。史载宁夏境内之薄骨律城，“赫连果城也”（注：《宁夏百科全书》第172 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至唐代，“桃李千余株郁然犹在”（注：宁夏国土规划办公室编：《宁夏国土资源》第44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注：《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可想见其盛时之况。
北魏统一西北后，在宁夏设薄骨律、高平两镇，加紧开发宁夏，使宁夏农耕、畜牧皆有发展。《魏书·食货志》载，魏太武帝灭夏，俘马30余万匹，在宁夏等处放牧，繁殖过200多万匹，可见其牧业之盛。 其时宁夏水利因长期战乱，年久失修，“官渠乏水，不得广殖”。对此，《魏书·刁雍传》记载颇详：“（太平真君五年，刁雍）为薄骨律镇将。至镇，表曰：‘……富平西南三十里，有艾山，南北二十六里，东西四十五里，凿以通河，似禹旧迹。其两岸作溉田大渠，广十余步，山南引水入此渠中。计昔为之，高于水不过一丈。河水激急，沙土漂流，今日此渠高于河水二丈三尺，又河水浸射，往往崩颓。渠溉高悬，水不得上。虽复诸处案旧引水，水亦难求。’”在古代中国，一旦政府无暇修浚水利，往往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刁雍首先修复艾山渠（汉之高渠）、薄骨律渠等，“溉官私田四万余顷”（注：《魏书·刁雍传》第867页，中华书局，1974年。）；其次整顿水政，实行“一旬之间，则水一遍，水凡四溉，谷得成实”的灌溉用水制度，并且利用水利，发展漕运，开始黄河中上游的水运开发，使农业有较大发展。其后薄骨律镇年运屯粮赴沃野，艾山渠修复仅二年，就调出河西屯谷50万斛，可见当时宁夏农业盛况空前。这一时期，宁夏还是陇右丝路的重要枢纽，在固原县北魏墓葬中出土的波斯萨珊朝卑路斯王银币和北周李贤墓葬中出土的玻璃碗、金戒子和鎏金银壶三件波斯珍贵文物，可证宁夏在中亚交往中的重要地位。
隋继承北魏的屯田政策，开皇三年，“突厥犯塞，土谷浑寇边，军旅数起，转输劳敝。帝乃令朔州总管赵仲卿，于长城以北，大兴屯田，以实塞下。又于河西，勒百姓立堡，营田积谷”（注：《隋书·食货志》第681页，中华书局，1973年。）。开皇五年（公元585年），“（郭衍）选授朔州总管。所部有恒安镇，北接蕃境，常劳转运。衍乃选沃饶地，置屯田，岁剩粟万余石，民免转输之劳。”（注：《隋书·郭衍传》第1469页，中华书局，1973年。 ）大业五年（公元609 年）， 宁夏约有27000多户。隋末唐初，吐谷浑、党项等大举内迁至安乐州、灵州、 盐州、原州等地，于是宁夏“种落愈繁”，人口剧增。但是，对宁夏的开发却要迟至唐中宗时，方才开始。隋末，河套（包括宁夏）为梁师都所据，贞观二年（公元628年），方为柴绍收复，“以其地为夏州”（注：《新唐书·梁师都传》第3731页，中华书局，1975年。）。但突厥时相扰边，实无暇进行屯垦（注：唐代史书关于初唐开发河套事仅《新唐书》中有二条，《新唐书·地理志》夏州朔方县下小注：“贞元七年开延化渠、引乌水入库狄泽，溉田二百顷。”同书丰州九原县下小注称，“永徽四年置。有陵阳渠，建中三年浚之以溉田，置屯，寻弃之。”）。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唐筑河北三受降城， “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无复寇掠”（注：《旧唐书·张仁愿传》第2982页，中华书局，1975年5月。），屯垦才排上日程。 《通鉴·唐纪》载：“（开元二年）以鸿胪少卿、朔方军副大总管王晙兼安北大都护、朔方道行军大总管……徙大都护府于中受降城，置兵屯田。”这是唐复兴河套农垦事业之始。至于大规模开发，以元和中最盛。《新唐书·食货志》称：“元和中（七年），振武军饥，宰相李绛请开营田……乃以韩重华为振武、京西营田、和籴、水运使，起代北，垦田三百顷，出脏罪吏九百余人，给以耒耜、耕牛，假种粮，使偿所负粟，二岁大熟。因募人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亩，就高为堡，东起振武，西逾云州，极于中受降城，凡六百余里，列栅二十，垦田三千八百余顷，岁收粟二十万石，省度支钱二千余万缗。”《通鉴》记此事则稍有出入：“（元和七年）李绛奏振武、天德左右良田可万顷，请择能吏开置营田，可以省费足食，上从之。绛命度支使卢坦经度用度，四年之间，开田四千八百顷，收谷四千余万斛，岁省度支钱二十余万缗，边防赖之。”虽然负责者、开田数及产量、省费数量皆不同，但是在元和七年（公元812 年）进行过大规模屯垦则是无疑了。《旧唐书·李听传》载：“（元和）十五年六月，改灵州大都督府长史、灵盐节度使。境内有光禄渠，废塞岁久。欲起屯田，以代转输。听复开决旧渠，溉田千余顷。”又《新唐书·地理志》灵州回乐县下注称：“有特进渠，溉田六百顷，长庆四年诏开。”不仅汉代旧渠得到整修、扩建，而且新开一些渠道，如唐徕渠、七级渠、特进渠等。灌溉面积大大增加，开始由南部进至中部低洼地带。据《旧唐书·娄师德传》载，7世纪末叶，娄师德在灵州（今吴忠市北）， “检校屯田，收率既多……不烦和籴之费，无复转输之艰，两军及北镇兵数年咸得支给”。当时数年间积谷数百万石。至天宝元年（公元742 年）， 宁夏北部人口已由贞观十三年（公元639 年）的23000 余人增至61000多（不计羁縻州人口）。当时，灵州兵食完富，士马强壮， 有“天下劲兵在朔方”之称。安史之乱时，唐肃宗在灵州即位，一时灵州成为全国政治军事中心，为宁夏有史以来所仅见。唐末五代，灵州居中西交通要道，传统商业贸易较为兴盛。从韦蟾的诗句“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水木万家朱户暗，弓刀千骑铁衣鸣”，可显当时大概风貌。
另外宁夏南部地区，为唐代养马中心，官营畜牧业发展迅速。原州境内有34个牧马监（即军马场），养马10多万匹，盐州亦有8个。 在当时灵州等地的池盐成为朝廷财政收入的支柱。灵州在唐代上升为北方的军事重镇，先后设立过总管府、都督府和朔方节度史，成为全国边镇中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注：《旧唐书·地理志》第1386页，中华书局，1975年。）。
三、西夏时期的开发
隋唐时，党项族即已内迁。至安史之乱时，党项拓跋思恭崛起，占据有银、夏、绥、宥等州，成为地方割据势力。至公元1038年，元昊称帝，建国“大夏”（史称西夏，其自称“大白高国”），建都兴庆府（今银川）。今宁夏除北部六盘山区先后为宋、金所辖，中部、北部都在西夏境内。宁夏大部分地区作为西夏王朝的核心地区，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官营畜牧业规模庞大，成为西夏经济支柱之一。仅每年在榷场向宋输出马4000多匹，牛羊10万头以上（注：杜建录：《西夏经济史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及张玉海：《从天盛律令看西夏榷禁制度》（《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1期）。）。 史载宋、辽、金、蒙古与夏交战，所获牛羊动辄以万计，可以证明当时西夏畜牧业之盛，已远远超出前代水平。以灵州为中心的农业生产达到当时历史最高纪录。鸣沙州一带（今中宁县境）“御仓”竟积谷百万石。《宋史·夏国传》称以灵州为中心的农业区“其地饶五谷，尤宜稻麦”，“灌溉之利，岁无旱涝之虞”。故《金史·西夏传》称其“土境虽小，能以富强”。商业、手工业也很发达（注：杜建录：《西夏经济史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及张玉海：《从天盛律令看西夏榷禁制度》（《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1期）。）。手工业达历史最高水平， 夏人剑、神臂弓，名闻天下；盐州青白盐年产约20万石，味甘价贱，深受内地欢迎。西夏还积极发展与宋的边境贸易（榷场贸易）和朝贡贸易及与周边少数民族大食、天竺、龟兹、回鹘等的转口贸易。至天盛年间，兴庆府已发展成拥有10余万人的繁华大都市。灵州在宋前就有“塞北江南”之称，至此更加富饶（注：杜建录：《西夏经济史研究》（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及张玉海：《从天盛律令看西夏榷禁制度》（《宁夏社会科学》2000年1期）。）。西夏后期，战乱频繁，宁夏经济已趋凋敝， 尤其是经蒙古伐夏战争后，“其民穿凿土石以避锋镝，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注：《嘉靖宁夏新志》第339页，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2年。）， 一片荒凉，兴庆府沦为废墟。
四、元、明、清时期开发
元代对宁夏的开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西夏中兴路行省建立，郭守敬随张文谦、董文运来到宁夏，主持浚修宁夏水利工程。在他的主持下，唐徕、汉延等干支渠得到全面浚修，整个灌溉系统具有良好的防洪、灌溉效益，使9万余顷土地恢复灌溉， 四五万户屯民返回故土。他还招工造船，兴办中兴州（今银川市）至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的漕运（注：《宁夏百科全书》第216页， 宁夏人民出版社，1998年。）。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元世祖鉴于宁夏府城附近有半数田地栽种红花，为了解决当地的军需民食，曾专门下诏，命令把红花田全部改种稻麦等粮食作物。当时宁夏平原增加了数以万计的民户，灌区农业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农民足食，赋额倍增。
另外，元代宁夏开始有大批回回人定居，逐渐形成回族居住区。
明代，宁夏为九边重镇之一，屯垦一直未辍。《明史·食货志》称：“（洪武）六年，太仆丞梁埜仙帖木尔言：‘宁夏境内……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从之。”可见宁夏屯田最迟在洪武六年（公元1377年）即已开始。《明史·何福传》载：“寻命佩征虏将军印，充总兵官，镇宁夏，节制山、陕、河南诸军。福至镇……因请置驿屯田积谷，定赏罚，为经久计。”《明史·河渠志六》载：“巡抚都御史王珣言：‘宁夏古渠三道，东汉、中唐并通。……宜发卒浚凿，引水下流。即以土筑东岸，建营堡屯兵以遏寇冲。请帑银三万两，并灵州六年盐课，以给其费。’又请于灵州余积山河口，开渠灌田，给军民佃种。”史载，明初宁夏设有宁夏卫、宁夏前卫、宁夏后卫、宁夏中卫和宁夏左屯卫、右屯卫、中屯卫计7卫，每卫下设左、右、中、前、后5个千户所，加上灵州、宁夏平虏、兴武营、韦州（群牧）4个独立千户所共39个千户所； 在南部地区，除设固原州和固原卫（内辖5所）以及西安、镇戎、 平虏（平远）、甘州群牧计9个千户所外，还设固原镇。 这时的屯垦多为军屯。永乐初，卫所军为20413名，戍边卫所军以十分之七屯田、 十分之三城守，计有14184名屯垦，耕田8337顷。 总兵何福以“天下屯田积谷宁夏最多”而受奖谕。此后，宁夏水利兴修，水政管理加强，屯田由军屯而民屯，快速发展。万历十四年（公元1586年），已有屯田18000 顷，超过元代一半以上。宣德时，宁夏4卫军屯余粮达30多万石。 但到明后期，随着驻军减少，屯政走向衰落。永乐年间，宁夏镇驻军71000 多人，固原镇12万多人，至万历时，分别降至27000多人和9万多人。北部居民人口也由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的55000多户、17 万余人降至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的26000多户、11万余人。
明代宁夏的畜牧业也有一定规模。元末明初，宁夏南部多地广人稀。由固原至灵武，“原州直北荒凉地，灵武台西豫望城，路入葫芦细腰峡，苑开草莽苦泉营”。明太祖将南部草原分赐诸藩王放牧。还在固原设“群牧监”，负责官马放牧。时宁夏2监7苑，人养马14000余匹。 史谓“韩、肃、楚三藩牧地，与广宁、开城、黑水、清平等苑监，咸错壤焉。大较藩牧军屯，十居七八，租赋不给于公，而当制镇之冲，士马蚁屯，供亿蝟集”（注：万历《固原州志》（上卷）第133页， 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至此，宁夏经济更显繁荣。当时宁夏物产有200 多种，手工业种类66项，工匠（官营）达六七百人。宁夏镇有30多条街坊，10余处市集。固原镇成为茶马贸易中心。有些街道发展成布店街、米粮市、山货市等专卖市场。明人魏焕《西园闻见录》（卷五十四）称：“先年套内零贼不时进至石沟、盐池及固、靖各堡抢掠，花马池（今盐池县城）一带全无耕牧。自筑外大边以后，零贼绝无，数百里间，荒地尽耕，孳牧遍野，粮价亦平。”可见当时农业经济之盛。
清初，宁夏经济又有较大发展，水利灌溉得到进一步重视。康熙、雍正年间，除对原有渠道彻底整修外，另开：大清渠，长72 里， 溉田657顷；惠农渠，长200里，溉田2717顷；昌润渠，长136里， 溉田1018顷。宁夏传统农业与内地相较毫不逊色。据《嘉庆大清一统志》记载，当时直接由黄河开口引水的干渠，有23条，全长1000多公里， 溉田200余万亩，人口达21万户、139万余人，成为1949 年以前宁夏历史最高峰。整个灌区，粮食生产大幅上升，乾隆时，每年向外调运大批粮食；稻米、池盐、枸杞、滩羊皮、沙毛山羊皮、贺兰石、中卫牛油石及名酒、贺兰山蘑菇、石炭、蓝炭、栽绒床毯等均为当地名产。中卫县采煤、陶瓷均较繁盛，乾隆时中卫知县黄恩锡作《中卫竹枝词》称：“土窑磁器通宁夏，石炭连船贩水滨。”随着农业发展，商业贸易进一步兴盛。除灵州、石嘴山、平罗、中卫等城市，花马池、惠安堡、宁安堡等“学孔道，通商贩，其市集之盛殆与州邑等”（注：林永匡等编著：《清代西北民族贸易史》第500页，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1年。）， 各县都有布店、骡脚店、斗行、马行等。宁朔、宁夏、中卫、灵州各有当铺四五十座，出现土地和房屋买卖。但是，这种繁华景象并不持久。道、咸以后，宁夏连遭兵患，尤其是经同治以后，社会动荡，宁夏经济凋敝，人口锐减。频繁的自然灾害和连年战乱，加之朝廷赔款的转嫁、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东南内地太平天国运动等局势，致使协饷无着落、土地荒芜，“孑遗幸存者，往往数十里村落寥寥，人烟绝无”（注：《宁夏通史》（近现代卷）第41～4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史载当时粮价“每斗易银三四十两”，致以“割人肉为饥，毙者不可胜数”（注：《宁夏通史》（近现代卷）第43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传统灌溉农业和商业全面衰退，宁夏遂成全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清末宁夏歌谣称：“不见买奴婢，都向宁郡来……借问若干值，一缗三岁奇。”（注：《甘宁青史略》（副编第五卷）第18页，兰州俊华印书馆。）
总之，中国历史上对宁夏的开发，一直带有很强的军事色彩，致使宁夏经济带有典型的军事边塞经济的特点。其开发随着中原王朝的兴盛而由军屯至民屯，由灌溉农业、畜牧业至传统商业（尤其是茶马贸易在宁夏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呈现出短暂的繁荣。一旦遇到灾害或中原王朝衰落，则万业皆废，渐成荒芜。若遇到连年战祸，则其恢复往往需要近百年。纵观宁夏的开发史，汉代、盛唐、清初是大开发时期，三国、两晋等时期则相对是小开发式的经济停滞、倒退时期；每当一代封建王朝临近末期，都出现战争动乱、生产破坏、人口剧减的危机。这些都与宁夏处于边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交接地带、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边缘地带和大陆干旱性气候地带的地理环境相关。因此，宁夏的传统经济基础实际上是很薄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