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原初——解放区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放区论文,一个问题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解放区文学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出现的独特文学现象。
这里所说的回到原初，指的是解放区文学研究，应该切入当时解放区群众的生存状态，切入解放区文学（创作与论争）原初的存在，触摸到当时作家的精神深处，逼近研究对象、拥抱研究对象，走出人云亦云、程式化的研究模式，使研究日益接近理论形态。
从《叹息三章》谈起
1942年2月17日，何其芳在《解放日报》发表了诗作《叹息三章》。《叹息三章》包括《给T·L·同志》、《给L·I·同志》、《给G·L·同志》等三首抒情诗。同年4月3日，何其芳还在《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诗三首》的诗作。这六首诗发表后，延安文艺界曾经展开过相当热烈的讨论。研究《叹息三章》以及围绕《叹息三章》等诗的争论，有助于理解诗人何其芳乃至把握解放区抒情诗发展的总体特征。
近年，一家出版社出版的解放区诗歌总集（注：《中国解放区文学书系·诗歌编一》，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以下引文中简称《书系》。）（以下简称书系）中，选录了《叹息三章》中的《给G·L·同志》一首。对照《解放日报》发表的原诗，人们不禁大为诧异。为了说明《解放日报》和《书系》所选诗作的差异，现将《书系》所收的《给G·L·同志》全诗录出：
给G·L·同志
我们睡在一个床上。
我感到我像回到了木板书里的古人的生活：
到远远的地方去拜访一个朋友，
而晚上就和他睡在一个床上。
已经吹灭了灯。
又没有月亮。
这是一个漆黑的农村的夜晚。
今天我在懒洋洋的天气里
爬了一座高山，走了二十里路。
你说你昨晚没有睡好，也有些疲倦。
但我们还是谈着，谈着，
谈了很多的话。
你说一切都好，
只是有时在工作的空隙中，
在不想做事情的时候，
有些感到空虚。
“何其芳同志，
再谈一会儿！再谈一会儿！”
平常我总是感到你有些怪脾气，
而且喜欢发一点牢骚。
今晚上我才对你有了兄弟的情怀，
带着同志爱
看你的缺点，
看你的可爱的地方。
《解放日报》发表的《给G·L·同志》，除了本诗前4节外， 还有以下4节：
我说，
在这样的时候
你就用任何东西去填满它吧，
到老百姓家里去和他们谈问题。
打开书，
找一个同志下棋
或者去散步。
你们在乡下是那样缺乏娱乐和游戏。
你说你们有时用石头来当作铁球投掷，
我仿佛看见了在田野间，
在夕阳下，
你们的寂寞的挥手的姿势。
这些日子我又很容易感动。
世界上本来就有
很多平凡的然而动人的事。
我感到我们有这样多的好同志，
这样多的寂寞地工作着的同志，
就是为了这我也想流一点儿眼泪。
为了让朋友排解“空虚”，何其芳建议他去和老百姓谈心，或者看书、散步、下棋。他体谅他们生活的艰苦，充分理解他们在寂寞中坚持工作的意义。何其芳甚至想要为他们“流一点儿眼泪”。感情质朴真切，战友之谊跃然于纸。诗的前4节描写了两人同床夜谈，后4节从他对战友真诚的态度中，展示了诗人纯洁高尚的内心世界。《书系》删掉了后4节之后，所增添的这一段诗，来自《给T·L·同志》的最末几句。把《给G·L·同志》前半首和《给T·L·同志》最后几句强行拼凑，移花接木，张冠李戴，读者当然也就无法理解《叹息三章》的真意了。
在这里，回到原初，就是要求解放区文学作品的编选者，尊重作者，尊重历史。对原作的任何增删，都会使研究失去了基础和前提。
不过，我在这里所强调的回到原初，并非只是指上述编选者的失误。我认为，回到原初的真谛，要求研究者从原来面貌出发，仔细辨析《叹息三章》讨论中的得失，拂去迷雾，还作品以本来的面目。
参加《叹息三章》讨论的批评家，每个人的具体观点虽不完全相同，例如，有人态度严厉，指责何诗是“虚伪的滥调”，表现了“何其芳同志和现实之间的不能谐调及隔离”，这些诗“对于他，对读者，很是有害。甚至很是危险”（注：吴时韵：《〈叹息三章〉与〈诗三首〉读后》，1942年6月19日《解放日报》。）；另一位批评家则比较温和， 认为上述批评有些武断，但也同样误读了何诗，说《叹息三章》反映了何其芳不健康的思想感情，何其芳“与工农之间却有着一个间隔，不能融成一片，他是个在河边徘徊的诗人”（注：1942年7月2日《解放日报》。）。
概而言之，对何其芳诗作进行政治化的批评，是这些批评家的共同倾向：第一，不同意何其芳在诗中抒写个人之情。他们认为，时代要求诗人抒写人民大众之情，而不是抒写自己。从第一点出发，贾芝也同样批评何其芳：“由于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情感，和激动，使作者和现实有了隔离”。他代表读者向何其芳提出要求：“对于像何其芳这样的作者，读者大众我想可以要求他写他自身以外的大众所熟悉的题材的。”（注：《略谈何其芳同志的六首诗——由吴时韵同志的批评谈起》，1942年7月18日《解放日报》。）第二，要求作者停止这一类抒情诗的写作。批评者激烈地要求“我劝何其芳立即停止这种歌声。这是无益的歌声。我们的兄弟们，不需要诗人‘一起来叹息’。他们也不唱‘悲哀的歌’”（注：吴时韵：《〈叹息三章〉与〈诗三首〉读后》， 1942年6月19日《解放日报》。）。
作为人类喜怒哀乐载体的抒情诗，诗人的声声叹息中，包含着多少丰富的人生感喟，带给了读者多少痴情和遐想！诗，因为有了叹息而魅力无穷！何况，在那样一个艰苦时代，我们从何其芳的叹息中，仍能感受到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在《给L·I·同志》中，他和L·I·同志，有时都“感到生活里缺少一些东西”。用诗人的话说，是：“我们缺少糖，／缺少脂肪，／缺少鞋子，／缺少衬衣，……甚至缺少休息，／缺少睡眠，／缺少生命的安全。”可是，他们怎样对待这些“缺少”呢？诗人写道：“今天你把这句话对我说了出来，／我只有把我对我自己说过的话再说一遍；／‘缺少一些东西又算得什么呢。／为了革命／我们不是常常说着牺牲？’”。这是何等坦荡的胸怀！他们严于责己，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叹息产生力量。那种认为革命者从来就拒绝叹息、烦恼的批评家，那种要求诗人停止自己的歌唱的批评家，他们扼杀的不是诗人的“叹息”，而是诗人的天才和个性。这种脱离诗人实际，脱离诗的实际的批评，倒是早就应该让他们停止自己的歌唱！
此后，何其芳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写抒情诗。解放区抒情诗的相对歉收，不能归结于《叹息三章》的讨论，但也不能不看到，这场讨论对诗歌创作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从《叹息三章》的选录，追溯到《叹息三章》的讨论，我们看到了回到原初的迫切性。非如此，研究就只能令人忧虑地停止不前。
旧事重提种种
像国统区文坛一样，与当时严峻的政治、军事形势相伴，解放区文坛也充满着火药味。那是一个斗争不断，批判论争此起彼伏的年代。不能脱离具体语境，抽象地去评价这些斗争的功过。这里所说的旧事重提，不是用来算旧帐、翻烧饼，而是围绕回到原初的命题，举例性地罗列某个具体争论，用以说明解放区文学研究还大有作为；解放区文学发展的叶脉纹理，还缺乏真正的历史性的描绘。
目前，谈论较多的是王实味问题。
自从公安部于1991年2月7日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之后，戴在王实味头上的“反党五人集团成员”、“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三顶政治帽子先后撤销。王实味在文学上的问题似乎也已随之解决。
然而，政治上的平反，与文学观念上的分歧是两码事。论据建筑在王实味是托派分子基础上的批判长文《王实味的文艺观和我们的文艺观》，把王实味的文艺观看做与无产阶级文艺观的根本对立，水火不容。这一判决影响深远。究竟应该怎样认识王实味的文学观？阅读王实味当时的理论文字（注：王实味当时发表有两篇文学论文：《文艺民族形式问题上的旧错误与新偏向》（1941年5月《中国文化》第2卷第6期）、 《政治家·艺术家》（1942年3月15日《谷雨》第1卷第4期）， 以下引文不再一一注明。），人们发现，王实味所提出的五个问题，至今仍值得人们深长思之：
第一，强调文学独特的审美功能。在《政治家·艺术家》中，王实味给自己选择了一个艰难的课题，即侧重研究文艺家的特殊任务。他首先提出了自己对政治家、艺术家担负任务的理解：“我们底革命事业有两方面：改造社会制度和改造人——人的灵魂。政治家，是革命的战略策略家，是革命力量底团结、组织和领导者，他的任务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是‘灵魂的工程师’，他的任务偏重于改造人底灵魂（心、精神、思想、意识——在这里是一个东西）。”接着，王实味分析了改造人的灵魂任务的艰巨性，着重论述了改造革命战士灵魂的重要性：“革命阵营存在于旧中国，革命战士也是从旧中国产生出来，这已经使我们的灵魂不能免地要带着肮脏和黑暗。当前的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作同盟军以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段阶层一道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它们让步，这就使我们要沾染上更多的肮脏和黑暗。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细心体察，王实味的这一文学思想，并非主张文学脱离现实，脱离“服务”的轨道，他在当时就提出过“文艺更好地为我们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口号。这一口号的科学性是不言而喻的。它纠正了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狭隘化、绝对化、简单化的理解。
第二，要求强化文学的社会批判意识，主张在歌颂光明的同时，应该更重视揭破现实中的黑暗。王实味在文章中，醒目地提出了艺术如何揭破现实中的黑暗，特别是揭破人们灵魂中的肮脏与黑暗问题。王实味认为，揭破肮脏与黑暗，“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这句尖锐的话，从全文看，并不是为了张扬黑暗，掩盖光明。文章认为，“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这里所说的写光明写黑暗问题，当然不是表面上的文字之争，它事实上代表着王实味深化了的对文学的思考。它要求文学描写从表层进入深层，从外部进入到内部，即要求文学对人的灵魂进行不加掩饰的揭示，不管它是光明或者黑暗。王实味似乎未卜先知，预料这句话可能会惹祸，为了避免误会，他甚至在文中还写下了一长段自我辩护词：“有人以为革命艺术家只应‘枪口对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以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底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但它还不够坚强巩固；正确地使用自我批评，正是使它坚强巩固的必要手段。至于那些反共特务机关中的民族蟊贼，他们倒更希望我们讳疾忌医，使黑暗更加扩大。”这段话，表现了渴望新社会的光明日益扩大，黑暗面迅速消灭的一个正直作家的急切心情。但是，这段话后来并没有能够帮上王实味的忙。这实在是一种历史的误会。声言和民族蟊贼不共戴天的王实味，他的《政治家·艺术家》发表后不到三个月，他本人却被作为民族蟊贼受到了清算。
第三，从文学的审美特性出发，王实味隐约地开始了对创作主体心灵的研究。王实味认为，更热情更敏感的艺术家，要“自由地走入人底灵魂深处”，就必须“改造自己以加强自己”。他要求“灵魂底工程师首先把自己的灵魂，改善成纯洁光明”。预言：“消除自己灵魂中的肮脏黑暗，是一个艰难痛苦的过程，但它是（走）向伟大的必经道路。”王实味还以鲁迅为例，来说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他指出：“鲁迅先生战斗了一生，但稍微深刻了解先生的人，一定能感觉到他的战斗中心里是颇为寂寞的。他战斗，是由于他认识了社会发展规律，相信未来一定比现在光明；他寂寞，是由于他看到自己战侣底灵魂中，同样有着不少的肮脏和黑暗。他不会不懂这个真理：改造旧中国的任务，只能由这旧中国的儿女——带着肮脏和黑暗的——来执行；但他那颗伟大的心，总不能不有些寂寞，因为，他是多么渴望看到他底战侣是更可爱一点，更可爱一点呵！”这段话，熔铸了作者对鲁迅心灵发展的真切感受。几十年来鲁迅思想研究的成果表明，王实味的艺术感受更接近于鲁迅的内心世界。
第四，以开放的眼光关注现代文学的发展，对传统文学形式采取清醒的批判态度。时代决定了文学的历史流向。在抵御侵略的民族决战中，包括解放区文学在内的整个中国抗日文学，都格外注意从民族的历史文化中汲取重振民族精神的活力，对文学的民族传统表现了高度的尊敬和重视。但与此同时，也程度不同地出现了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漠视和对旧的文学形式的盲目推崇。王实味在阐述自己理论观点的同时，对解放区文学发展的现状也提出了看法。他认为，《黄河大合唱》属于光明愉快爽朗犀利健康的作品，聂耳的全部遗作，是民族形式创作的精品。他尖锐地批评了解放区音乐界创作中存在的“小调”作风，指出：小调并不同于民歌，不应把小调当作“民族音乐优良传统”来接受。王实味呼唤音乐创作中“激昂雄壮慷慨悲歌”新旋律的诞生。王实味还对话剧的发展表示了自己的忧虑。指出，由于某些人对民族形式的片面理解，认为话剧不是“民族形式”，从而使剧作者对话剧创作失去了创作热情。王实味要求纠正创作中存在的这一偏向。
第五，反对“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批评态度。仅就谈文学民族形式的这篇文章而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王实味态度鲜明，绝无吞吞吐吐的客套。他先就商于陈伯达，接着又评论了艾思奇《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中的若干失误，继之又讨论了胡风批评文字中的偏向。他并没有因为胡风是自己十载未通音信的故友而笔下留情。他虽“大体同意”胡风对民族形式问题的基本观点，但对胡风在讨论中的态度，仍然很诚恳地提出了批评。王实味说：“最后，讲到胡风先生底批评态度，胡先生总结作（时）对各字（家）批评说：‘所有这一切错误的理论，都是由于根本不懂现实主义……’这样的批评是不能使人心折的，因为不合于事实。在胡先生所批评的许多人之中，可能有些不大了解现实主义的，也有玩弄辩证法的某些代言人，但有许多却都是前进的文化战士，只是由于偶然不慎，把问题看偏了，以至陷于错误。胡先生底批评，既不公平，又似乎带有现实主义‘只此一家，并无分出’的傲慢气概。”这些话，今天读来，仍有震撼力量。文学批评中“只此一家，别无分出”的桎梏，会窒息文学批评鲜活的生命，并带来文学创作的单一和苍白。这段话显示：王实味的批评观，极富建设精神。
王实味等人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见解，反映了文艺工作者对30年代左翼文艺运动的初步反思。左翼文艺运动中出现的某些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机械理解，曾经给文艺的发展带来了相当大的限制，并且对解放区文学的建设，也有着不利的影响。王实味的言论，是试图调整文艺与政治关系的一次大胆的尝试。王实味的文学主张，也是对于抗战初期出现的公式主义创作倾向的反拨。不论在国统区还是解放区，当时在创作上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在一片对抗战盲目乐观的氛围中，作品多止于肤浅的颂扬。对文学批判功能的怠慢导致创作上缺乏对民族自身弱点的深刻省察。王实味的论文，是对上述文学现象的反省和批评。王实味的言论，也可以看作是对创作如何反映解放区生活的一次探讨。解放区的社会制度发生了变化，但旧思想、旧观念、旧意识，还在不同程度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如何反映这一新旧交替、纷纭复杂的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是创作实践向解放区的文艺理论工作者提出的紧迫课题。王实味的文章，包含着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探索。
只要人们心平气和地读一遍发表于半个世纪前王实味的原著，每个人就都会有自己的心得。
文学大众化问题是解放区文学理论建设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晋察冀地区，如何实现大众化，许多文艺工作者进行过艰难的探索。邵子南在《诗建设》第71期所撰社论《加强诗的宣传》中，提出了在提倡大众化的过程中，要不断提高大众文化水平的见解。在整风中，他的意见被看作“艺术至上主义”倾向的代表进行了批判，指责他犯了“化大众”的错误。“大众化”和“化大众”究竟是否矛盾？邵子南的原意是什么？正像有的评论者后来所指出的那样，社论《加强诗的宣传》，“介绍了诗歌欣赏的特点，要求普及文学知识，提高群众文化，便于更好地欣赏和阅读，并没有错”，“批评者无视《加强诗的宣传》文中要‘化’的内容是提高大众文化，却把它和一首流露小资产阶级感情的诗作联系起来，批评这篇社论要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去‘化大众’，……这就歪曲了这篇社论的原意”。（注：参看《晋察冀文艺史》第57、58页，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版。）脱离本来面目的批判，使人们在“化大众”问题面前噤若寒蝉。
至于对一些具体作品的批判、批评，如对《腊月二十一》的批评，对《丽萍的烦恼》的批判，关于《春夜》的讨论，等等，人们今天只要读一读原著，当时批评者认识的片面性就一目了然。所遗憾的是，除《春夜》外，其他当时受到批判、或引起争论的作品，此后并不见有选本印出。这当然不仅仅是一个出版问题。这些作品的难于再见天日，背后隐含着文学观念的固守。明珠蒙上了岁月的尘埃。致使人们至今看到的解放区文学作品，变成了清一色的色调。历史被简化了，贫困化了。解放区文学研究的复苏，是公平地对待包括上述曾经受到过批判或冷落的文学品种。
展现解放区文学活动空间的多样性
召唤回到原初，实际上是倡导文学史批评中的历史意识、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即坚持研究的客观性标准问题；或者说，期待进行原生态研究。这样，在研究过程中，就有可能展现解放区文学活动空间的多样性，对过去的研究成果，在新的解读中产生更多的感悟，使研究贴近研究对象的实际。
回到原初，可以避免人们仅仅从一种观点、一个角度出发去提纯历史，提纯解放区文学，掩盖解放区文学生成和演进的丰富性。就以解放区文学批评而论，的确存在着单一化、政治化的倾向，但也不可以偏盖全。浏览当时报刊上的批评文字，仍会不时发现不同的声音。在前述何其芳的抒情诗遭到批评之前，我们就读到了呼唤解放区诗歌创作多样化的富有生气的评论。作者要求，诗歌研究应该“从成见和偏见中把诗解放出来。给予它更自由更广阔的地盘，使它通过生活的真实而更丰富起来。而且，这种解放是不能间断的，也用不着迟疑。”他还说，“必须容许多种多样的诗。把它们同时并列在一张桌子上，大家批评，去非取是。这也会是使延安的文艺界活跃起来的一个条件吧！”他满怀激情地期待：我们不能“满足于把诗的主题限制在狭小的圈子内。我们不满足这些，是因为我们的时代。我们的诗还正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它应该是多样的。它应该是一种蓬勃庞杂的万花筒。”（注：参看拙作《万花筒：诗的呼唤——重读〈我们需要一些新的添加〉》，《迟到的探询》第113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他强调，只有各种各样的诗同时存在，才能在竞争中相互消长，各自发扬，使诗走向光辉灿烂，诞生“独成一家”的诗人。回到原初，就包括着发掘这种切中要害的精彩评论。
回到原初，还能够使研究者及时发现并克服已往研究的缺陷与误读。造成过去研究的缺陷和误读的因素是多元的。除了非文学因素外，就文学本身而言，大致有如下几种情形：
第一，文学进程尚未充分展开，批评家与现实过分贴近。即所谓距离太近了，看不大清楚。解放区的一些作品，在当时曾经被视为异端，受到了批评或冷落。而当时间还给了批评家以冷静，再来重读，心境就不大相同。假若我们把多数受到批判、受到批评的作品精选出来，人们对解放区文学的认识，当会有新的发现和体悟。
第二，感情因素。特定时代，读者群文化素质的不同，对某种文学体式总会有倾向性的偏爱或拒绝。人们对文学的实用功能、审美功能会作出不同的选择。在盛行表现群体感情的时代，《叹息三章》这样表达个人心灵、个人情绪的抒情小诗，就有可能不被人们所理解。
第三，受批评家理论品格、审美眼光的影响。不是解放区的文学现象不丰富，是批评家的理论太苍白，缺乏宽容，缺乏深邃的穿透力。批评家相对狭窄单调的眼界，使他只能更多关注服务现实斗争一类的作品，夸大这类作品的时效性，怠慢、竟至完全忽视了（有时是扼杀）文艺园地里茁壮生长的小草和野花，闻不到这些青草和野花的芬芳。
第四，权威效应。在解放区文学研究中，一些批评家所形成的研究范式影响深远。他们有时以非文学家的身份评判作品，“把自己对作品的理解宣布为唯一可能的解释”（注：〔德国〕沃·伊瑟尔：《阅读行为》，金惠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许多人往往又接着出来捧场，奉若天经地义。权威崇拜式的阅读心态，受某种既定观念和结论所役使，就无法产生多角度、多层面认识作品的批评，批评也不具有平等的、对话的、交流的性质。没有独立的批评，就没有独立的发现。这在有关孙犁的批评中表现就相当突出。仅仅用典型人物的理论戒律来规范孙犁的某些小说，人们也许会感到相当失望。因为孙犁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只是几个侧面，一组面影。但是，这些人物却留在了读者的心里，作品能够让人咀嚼再三。原来，孙犁心间激荡的，是一种昂扬向上的浪漫主义精神，而不是感情专注的个性描绘。他的小说，油画般展现的，是不屈的民气；以抒情格调捕捉的，是充满活力的时代精神。孙犁作品本文结构的空白，激发了读者丰富的想像力，使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作品的再创造。这正是作品魅力之所在。
回到原初，是为了走出原初，扩大阅读空间。有的批评家提醒我们：“旧的狭小而残破的阅读空间，自然难以容纳往往逸出常轨的现代作品”，“重建阅读空间，不单是为了对付那些不驯服的现代作品，也是为了对所有作品进行主动的、参与的、创造的阅读，从而产生出一种开放的、建设的、创造的批评。（注：郭洪安：《重建阅读空间》第5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当我们以原初为出发点，以新的眼光对解放区的文学存在进行客观的耙梳整理，解放区文学研究的面貌也许就会有大的改观。届时，解放区文学给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所施加的深刻影响，就有可能清晰地呈现于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