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黄河论文,刍议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一提到“黄河三角洲文化”这个概念，人们普遍感到比较朦胧，对它的地域界定、文 化渊源、内涵特质以及发展阶段、历史定位等都不十分清楚，有时甚至会引起一些错觉 和偏差。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复杂，但可以肯定的是，与我们对黄河三角洲区域文化的发 掘整理不够，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密切相关。实际上，黄河三角洲区域有着悠 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对于探索文明的起源，文化的演进，对 于从整体上认识黄河三角洲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
所谓黄河三角洲文化，概指产生发展于黄河三角洲区域的一种地域性文化，是有史以 来生活在黄河三角洲上的人们共同创造的一切文化的总称。虽然从纯粹自然地理学的角 度讲，黄河三角洲大部分区域形成相对较晚，甚至沿海的某些区域还是近几百年才刚刚 形成，加之历史上黄河入海口不断变迁，该区域又长期处于中心文化的边缘地带，历史 文献记载匮乏，故而作为一种特征鲜明、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形态，在黄河三角洲表现 不明显，似乎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文化系统。但是从黄河三角洲区域文化存在的时间看 ，可谓源远流长。其产生的时限当在距今七八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其特征是伴随着原 始农业的产生而形成的农业文化，从其独立发展的文化体系看，属当地的土著居民东夷 人创造的文化范畴，这可以从后李文化及稍后的北辛文化在黄河三角洲区域的表现看到 它的最初形态(注：据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结果，黄河三角洲地区发现了多处史前文 化遗址。经C[14]测定，年代在距今七八千年前至距今四千年前。)。其后，古代先民所 创造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在该区域都有明显的表现和丰厚的遗存。 其典型代表是今邹平县境内的苑城丁公文化遗址、广饶县境内的傅家及五村文化遗址和 惠民县境内的大商文化遗址，而且这些文化遗址中都有夏商周的遗存，这是研究黄河三 角洲文化起源的一个重要线索。例如傅家和五村文化遗址以大汶口文化遗存为主，从已 经获得的文物看，其文化面貌风格独特，与泰安大汶口文化相比有自身发展的特点[1— 2]。在大商文化遗址中，从彩陶文化到商周汉文化都有发现，它是靠近原始河流西北东 南走向的东西长200米、南北宽150米的一个原始部落集聚地。尤其是从西起石庙李史前 文化遗址，沿古河道向东，经城关郝家遗址、省屯八方寺南岸遗址、肖家遗址、何坊大 商遗址、香翟大李遗址、阳信县小韩遗址、雷家秦台遗址，到滨州市的兰家遗址，基本 上都属内涵相同的文化，出土过同类文物。这些遗址连绵百余里的自然布局，说明这一 地区远古居民的兴盛；从其出土的文物看，该区域的文化面貌既与周围地区保持着多方 位的文化接触，又长期保留着自成一系的文化特色，其水平也是比较高的。
苑城丁公文化遗址尤其典型。从到目前为止发掘的文化层堆积来看，自下而上依次为 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晚商至汉代等五个时期的堆积。龙山文化是其主要 的文化层堆积，绝对年代约在距今4600年至4000年之间，基本上包括了目前典型的龙山 文化全过程。引人注目的是丁公陶文的发现。据考证，其绝对年代约在距今4200年至41 00年之间。它的面世引起了国内考古界的广泛关注。专家们认为：丁公陶文是“……一 系列属于殷商文字系统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在相当范围内或相当大的人们共同体内 认同了的具有特定社会意义的意符文字”，“在以象形、表意为主的方块字系统发展中 ，丁公陶文恰处于大汶口文化单体意符与甲骨文的中介位置上”，[3]尽管我们目前还 没有释读丁公陶文，无法弄清楚它的意义，但从现存陶片上的文字看，“显然已经脱离 了刻画符号和文字画的阶段”，[4]可以确定，这“应该是目前所知我国境内发现的一 种最早的古文字”。这一发现“一下子就把我国文字出现的时间往前推了八九百年”[3 ]。语言文字在人类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生活的发展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种重要性 在于，它是人类交往的最重要工具，是思想的直接实现。特定的文化，总是蕴含于特定 的活动之中，是特定活动中心理和知识的总括。而特定的语言及其现实化后产生的文字 ，则是特定文化得以表现自己的最重要手段。因此，“陶文”文字的产生，是黄河三角 洲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不仅如此，在丁公文化遗址中还发现了保存比较完好的龙山文化城址。城址平面略呈 方形，四周城墙比较规整，总面积约11万平方米。墙体外坡陡直，内坡平缓，用五花土 分层夯击筑成，城外有宽约30米的护城沟。在北面城墙偏西地段发现一排水洞，为树立 木板支撑，上面圆木覆盖，高1.5米，宽1.2米。考古专家称，用木料支撑的这样大型的 排水设施，在目前全国发现的古城址中尚属首次。经探查，城址中发现各个时期的房基 47座，灰坑697座，沟9条，陶窑1座，墓葬42座。房屋有两类，一类是半地穴式建筑， 面积一般不超过10平方米；另一类为地面建筑，面积较大，有的近50平方米，并有用小 孩或成人奠基的现象。据考证，其绝对年代约在距今4600年至4000年之间。这可能就是 黄河三角洲最初的城市。城市是文明时代最重要的标志。据查，“文明”(Civilizatio 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s和Civatas，意指城市居民和社会，含有“城市化”或“城市 的形成”意义。城市一旦形成，便意味着史前生产方式和村落生活方式的基本结束，标 志着新的生产方式、社会组织和城市生活方式的出现，宣告了文明时代的来临。丁公古 城当然具有上述意义，它代表了黄河三角洲文化发展的水平，而且对研究我国古代城市 的起源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丁公陶文和古城址的发现，表明在远古时期黄河三角洲就是当时文明最发达的地区之 一，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先民们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从正统的王朝观念上看，这 里是边缘文化区，而从文化上看，其发展程度却表现出一种先进性和早熟性，“陶文” 和“龙山文化城”则是其典型代表。
二
公元前21世纪或稍前一些，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朝建立了。相传，黄河三角 洲地区是“禹奠山川之地”。“禹疏九河”之马颊、徒骇、钩盘、鬲津等河均在该区域 。而且，至今在黄河三角洲地区还流传着徒骇河名称的由来——当年大禹率徒众治水， 见狂涛惊骇不前，故曰“徒骇河”[5]。由于被黄河多次淤积，地面上很难发现夏商时 代的踪迹，但在地下发掘中仍有不少的发现(注：根据近20年的考古发掘和文物普查， 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址遍布黄河三角洲地区。)。实际上，进入三代以后，这里的文化特 色日渐明显，例如丁公遗址中的岳石文化(绝对年代在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600年前 后，相当于夏商之际)，与山东其他地区的岳石文化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尽管在我国的 传世典籍中有关三代时期黄河三角洲的人文社会状况及其演化记述鲜见，而且至今我们 对黄河三角洲地区三代时期的文化了解还太少，但大体上可以确定，在夏商周时代，这 里已初步孕育出一种相对独立的地域性文化体系。这种文化既不是来源于中原地区，也 不是受中原的影响而产生，她主要是黄河三角洲的土著居民东夷人的一支——蒲姑(亦 称薄姑)氏族创造的文化。蒲姑氏族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上最为古老的氏族之一，大 约从距今5000年前起，这个氏族就在黄河三角洲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用自己勤劳的 双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这种土著文化有自己独立发展的文化体系，在相当多的 方面，在山东省乃至全国具有领先的地位。
在这里，问题的关键是，蒲姑氏族的主要活动区域今在何方?已故史学家郭沫若、范文 澜均主博兴说。近年来有人提出了不同见解：有“临淄说”、“桓台说”、“阳信说” 等。经我们考证，夏商周时期山东古国众多，在黄河三角洲地区先后活动的主要氏族和 部落有：爽鸠氏、季荝氏、逢伯陵氏、蒲姑氏等。商周之际，黄河三角洲主要是蒲姑 氏族的地方。这在文献资料中已多有记载。《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昔爽鸠氏始居 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这里的“此地”即 指今博兴一带。据《史记·正义》引《扩地志》云：“蒲姑城在青州博昌东北六十里， 蒲姑氏，殷诸侯，封于此。”另，《汉书·地理志》亦云：“殷末有蒲姑氏，皆为诸侯 ，国此地。至周成王时蒲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以封尚父。”《路史·国名记 》载：“蒲姑，在青之博兴。”《地志》亦载：“蒲姑地，在临淄西北五十里。”《山 东通志》、《青州府志》、《博兴县志》皆云：“蒲姑氏殷所封也，成王时四国作乱， 成王灭之，以其地入于齐……蒲又作薄，今博兴。”“蒲姑城在县城南十五里柳桥社。 ”此外，口碑皆云：蒲姑国在博兴县境内。相传博兴县寨卞村以北约一公里处即为蒲姑 城所在。经考古发掘和探察，在博兴县的寨卞、贤城发现了古城遗址。寨卞遗址以商周 时期为主，面积15万平方公里。1987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此探出了400米的东 城墙。城墙基厚约12米，夯窝径6—8厘米，夯土层厚8—10厘米。在此城墙的四周约500 米，还有一周高起的土岭，各边长1500米。考察断定，此为传说的蒲姑城的外城墙。贤 城遗址也以商周时期为主，下延汉代，古城墙东西、南北长各约1000米，城墙基厚20米 左右，夯窝径6—8厘米，夯土层厚10—12厘米。两古城址相距5公里。据《史记·齐太 公世家》载：“襄公十二年……冬十二月，哀公游於姑棼(蒲姑亦称姑棼，见道光二十 年《博兴县志》)，遂猎於沛丘。”《史记》注释中引用《集解》、《左传》文皆言： “沛丘即贝丘，在博昌以南。”近年，博兴境内湖滨乡柳舒村南和博兴镇王楼村东南发 现了唐代墓志。在两地出土的唐代墓志铭中，记载了唐代“贝丘乡”的范围，其位置与 《史记》所载相符。这说明唐代的“贝丘乡”之名是因袭了古代地名，即是《史记》所 载的“沛丘”之名。这个“贝丘乡”的范围，恰恰将“蒲姑城”和“贤城”括于内。综 合以上因素推断，博兴的寨卞、贤城古城址应是殷末蒲姑氏族的都邑和齐国早期的都城 ，博兴是古蒲姑国和早期齐国的统治中心。
因此，商周之际的黄河三角洲文化，一方面受到商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保持着本 地固有的文化传统，属蒲姑文化。在商朝末年，蒲姑氏族曾与黄河下游众多的东夷小国 抗击商朝的统治，商纣王倾国力东征而导致自己亡国。西周初年，蒲姑氏族又参加了管 、蔡及禄父三监与商王之子武庚的叛乱，在周公的讨伐下，遭到了灭国、毁社、迁君、 徙民的残酷镇压。此后，蒲姑人创造的文化逐渐融入齐文化，并进而融入以齐鲁文化为 核心的黄河文化中去，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其经济特征看，黄 河三角洲文化是一种农业文化，但自然地理环境赋予黄河三角洲可农、可渔、可盐的便 利条件，生活在这一文化氛围中的人灵活务实，当是黄河三角洲文化最基本的特征。
三
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似乎可以分出阶段，追根溯源，缕析它的来龙去脉，当前以先秦 时期为主要研究时限，是比较积极稳妥的，这样较容易消除一些错觉和模糊认识，对我 们认识和理清黄河三角洲文化、树立黄河三角洲文化的旗帜有很大帮助。首要的恐怕还 是得从最基础性的工作——查证清楚该区域的文化遗存，包括遗址、遗迹、出土文物和 古史传说等做起。文献无征，只有从考古和社会调查资料来证明。地下出土文物或文化 遗存代表的年代，应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历史文化久远的无可争辩的标 志。
研究先秦时期黄河三角洲文化与齐文化的关系(或曰关于黄河三角洲文化与齐文化的比 较研究)是很有特色且富于研究价值的课题之一。关于二者的关系，由于黄河三角洲区 域所发现的先秦时期的资料很少，目前还只能简单地梳理一下脉络。
如上所述，远古时期黄河三角洲文化曾达到很高的水平。春秋以来，随着周王室的衰 微，在列国兼并争霸中，伴随着文化的冲撞，处于黄河流域的秦、三晋和燕、齐几个大 国都各自成为民族融合的中心。在黄河下游沿海一带，出现了齐文化取代原有文化而占 主导地位的文化圈。黄河三角洲地区隶属齐国，被纳入齐文化圈当属无疑。且该区域今 之广饶、博兴、高青、邹平等县是当年齐国重要的经济区，齐对之实行“鄙野”式统治 。从文化渊源上说，齐文化是太公姜尚初封齐，“因其俗，简其礼”，尊重当地的土著 文化的基础上渐次形成的。而姜尚初封于海岱之间的蒲姑故地，封地不过“方百里”， 在营丘建都。其后疆土才扩展到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营丘 今在何处，尚无定论，但如上所述，蒲姑故地应为今天的博兴一带。那时，在山东半岛 上有一个很大的土著部落名叫莱夷，经常与周朝为敌。周成王(一说武王)所以将最有本 事的姜尚封到齐国，就是为了叫他控制渤海沿岸和莱夷。当时齐国地处海滨，从太公开 始，就“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6]。到齐六世胡公时，仍建都于今博兴县境内， 七世献公时才迁都临淄。自太公封于齐到献公迁都临淄，其间历时二百年左右，黄河三 角洲是其腹地，齐文化初建时即是周文化与黄河三角洲土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建立在 二者结合基础上的齐文化，表现出一种革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优于二者的一种更 高级的文化。随着齐文化核心地位的确立，黄河三角洲文化本身的独立性开始日见削弱 ，逐渐融入范围更大的齐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中，黄河三角洲文化对齐文化的形成和 发展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同时，也促进了黄河三角洲区域文化的发展。因为文化冲 撞所引起的变动从来就不是单向的，文化冲撞中并非有哪一种文化是完全被动的。在外 来的周文化被地方化的同时，黄河三角洲地方文化也被外来的周文化所潜化，即非地方 化。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进行文化研究既要研究本土文化，关注其变迁过程，又要关 注外来文化在本地的表现，跳出地方视野的局限。
此外，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黄河三角洲地区属齐国的疆域范围，黄河三角洲区域文 化被纳入了齐文化圈，成为齐文化的一部分，因而有人认为在齐国统治了黄河三角洲地 区以后，黄河三角洲文化也就消失了，尤其是秦朝大一统以后，区域性的文化就不存在 了。我们认为，随着齐文化核心地位的确立，黄河三角洲文化的区域性特点逐渐减弱是 肯定的，但不能说完全消失，即使秦朝以后，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辐射全国，也不能说 区域文化就不存在了。戴逸先生在《关于河洛文化的四个问题》中曾谈到这个问题，他 说：“秦统一以后，我们中国还存在不存在区域文明、区域文化?这个问题是我们当前 区域文化研究中必须首先考虑的。中国是个大国，国土非常辽阔，民族成分也很复杂， 因此，政治、经济、文化在各个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经济上的差异以及文化上的差 异是长期存在的，这里面包括文化水平的高低，文化风格的不同等。这种文化差异在秦 统一以后会削弱，会减少，但是并没有根本消失。因此秦统一以后，还是存在着区域性 的文化的。”[7]黄河三角洲地区作为地理上的一个特殊区域，自古至今地理区域范围 变化大，区划变更频繁，人口流动性很大，尤其是明朝初年“阎(燕)王扫北”以后，明 政府从山西洪洞、河北枣强等地迁来大批移民。所有这些因素，对黄河三角洲文化产生 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明初移民带来了三晋、燕赵等区域文化，各种文化在黄河三角洲 地区交汇，形成了多元化的文化特征。独特的区域文化形成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 地理环境因素首当其冲。例如20世纪初叶，梁启超先生在研究孔子与老子学说的差异时 ，就首先从地理环境的不同加以解释[8]。黄河三角洲特殊的地理环境——独特的地形 地貌、气候水文条件，加之特殊的历史变迁，特殊的居民(移民)组成，必然造就黄河三 角洲区域的特色文化。
收稿日期：2001-0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