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届中德政党理论与实践学术讨论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第二届论文,政党论文,中德论文,理论论文,学术讨论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二届中德政党理论与实践学术讨论会于2003年10月23-24日在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和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共同举办。中德双方的专家学者围绕着宪法框架之下的政党与其在社会中的地位、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组织和党内民主、全球一体化影响下的欧洲政党、媒体民主进程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国党政关系的现状与改革的走向、中国政党制度的若干问题思考、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互动共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社会转型中面临的挑战及其重大战略选择等课题展开了深入的研讨。
一、德国政党出现“没落综合症”了吗？全球化进程中欧洲社会民主党面临哪些挑战？
彼德·罗施尔教授来自德国格林顿大学，是德国最享有声誉的政党研究专家。他作了《宪法框架之下的政治党派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的报告，报告介绍了德国政党的概况、政党所面临的挑战和如何应对挑战。他指出德国作为政党国家，党派具有五项核心功能：1、选择功能：招募和挑选政治精英。2、中介功能：党派就是这些特殊利益的代表，将来自社会的特殊利益融入政治体制中。3、聚集功能：均衡千差万别的利益和需要，协调一致，表明党派自己的立场。4、建立和平：在政治权力的斗争中，政党可以提供解决矛盾的协调机制，使国家内部矛盾能够和平解决，避免因民主产生战争，所以，政党有利于国内和平。5、行使权力：党派组建议会党团，政府，并且在德国的联邦体制下，协调各个不同层面（城镇—联邦州—国家）的关系。
罗施尔教授概括了有人提出德国政党出现“没落综合症”的十个方面症状：1、党派的多样化令其在政治纲领方面几乎无从区别。党派越来越脱离社会，他们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悬浮肿瘤”。财政上，党派依赖于国家，而不是社会。2、鉴于社会发展变化，原有的社会阶层瓦解了。社民党内工人比重越来越小。3、成员数量下降。20世纪70年代末德国社会民主党有成员一百多万人，现在只有六七十万左右的成员。党内积极分子的数目也相应下降了，只占党员数量的10%-15%。4、成员、领导人趋于老龄化。5、政治职业化，不再需要业余者参与。6、年轻一代人愿意参加一些新型组织，不愿意参加政党这类大型组织，不愿受到大型组织的约束。如有些年轻人愿意参加邻居合作组织这类小型组织，如不喜欢还可以换一个组织。7、选民的不确定性增强，固定选民比例减少，自由变动选民增多。8、参加选举的人数下降。9、党派出现政治丑闻，他们要对政治丑闻（尤其是党派融资丑闻）负责。这样政党在人民中失去了信任。10、党派权力的过度膨胀，形成垄断。
罗施尔教授认为“没落综合症”的每一个指标都可以有所缓和，得到限制。政党没有没落和危机，但政党必须改革、调整，由新型政党取代原有的人民党和会员党的形式。新型政党特征为：1、媒体政党。党派内部的沟通和意愿形成主要通过（电子）媒体完成。代表体制被日益剥夺权力。2、职业化的服务党派。他们主要提供以下三种服务：资助和进行选举；挑选政治精英；统治议院、内阁和管理机构。3、议会党团型党派。议会党团不仅是政党的权力中心，而且党派的组织资源和财政资源也越来越集中在议会党团、内阁和管理机构。他认为，由于社会变革以及伴随社会变革而出现的政治变革，政党在履行其核心功能时的作用相应削减了，这样就使得公众看来政党处于危机当中。但关键是没有任何机构能够取代政党，不管是协会，还是市民自发组织、非政府组织都不能够一揽子取代政党的核心功能。
罗施尔教授还作了《全球一体化影响下欧洲政党之比较》的报告。报告指出：西欧的政党体系在过去的十年里开始动荡起来。传统的政党家族自由党、保守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党受到了来自绿党、右翼平民党、左翼分裂党派的竞争挑战。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看上去受到冲击，以至于社会学家达仁多夫断言21世纪是社会民主党的末代世纪。上世纪80年代，欧洲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失利，在法国、奥地利、意大利、荷兰所有的党派，尤其是左派，面临五大挑战：1、全球化，一个尽可能从社会和政治监控中“解放”出来的极端市场的回归，市场上关注的是各民族竞争中企业的地域优势。2、传统工业社会、生产社会的危机。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统一走到其尽头。3、公共经济和私营经济相对存在，国家不再从政治上干预经济。4、遗留下的欧洲社会福利国家模式的结束，社会福利项目无力获得资助。5、由于欧洲一体化，民族国家的权限归于欧盟。作为成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前提的传统的欧洲民族国家走到末路。
他指出，面对这些挑战，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存在三大问题。其一、活力和生机的丧失。1、社会民主党的生存环境受到侵蚀。社会民主党的力量源泉原本是其建立在技工岗位并通过一个组织网络，共同的世界观，信仰和文化联系在一起的环境。随着生产社会的结束，团结一致方面越来越少，生活方式出现个性化和多样化。2、组织的衰退。成员和领导数的减少。党的老化，特别表现在无力争取赢得年轻人和妇女。领导和代表体制瓦解。3、社会联系网络产生了裂缝。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如英国工党对英国工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小，瑞典的工会也不像以前属于社会民主党了。其二、社会民主党理想价值观的缺失。社会民主党缺乏对另一个更好的、更公正的社会的设想，民主更多地被视为挑选精英的方法，不再看作社会和经济原则；实用主义在行为层面被遵循；社会民主丧失其“社会公正”的权限。社会民主党政府同样对腐败缺乏抵抗力，它在道德上并不高于资产阶级的党派。随着全球化和欧洲化以及被视为必要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进程，欧洲社会民主党和其对立的基督教民主保守党、自由党之间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小，党纲的越来越接近。其三、社会结构基础的丧失。欧洲社会民主党对自身的社会根基不再确定。技工时代的结束，工人、小职员人数下降，社会基础受到侵蚀。社会阶层分化出新的中产阶级和“新的贫穷者”。而他们感受到并没有被社会民主党所代表。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均走向中间位置，忽视边缘位置，这也为右翼平民党的崛起提供了便利条件。对社会不满者和已脱离社会的人倾向不参加选举。低参选率对社会民主党来说是最严峻的。
罗施尔教授认为以上种种情况并不表明欧洲的社会民主党已经走到末路，衰退不可避免，他认为欧洲社民党并没有被宣判失败，还有希望，这是因为：1、保守党、基督教民主党和自由党也面临相似的悲惨境地。2、可以鼓励党派的积极分子，他们愿意帮忙出力。固定的选民保持在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下。尽管党派的纲领相互接近，选民们仍然能够区分“左派”和“右派”。3、通过政策内容和有成效的改革赢得选民。4、未加粉饰的新自由主义开始丧失信誉，由于新自由主义导致社会两极分化程度太深，要求政府控制。5、右翼平民主义“执政”很快丧失魔力。6、社会民主党有着具有吸引力的、纲领性重要的理论。关于解决党员年龄老化问题，他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36%的党员超过了60岁。要想获得新党员，更多的是要注意党的政策的内容。在历史上社民党提出的“新东方政策”曾获得党员的增长。党员的数量增长不能通过人为地去寻找，而是要通过长期的努力去赢得年轻的党员和知识分子党员。
上海市委党校顾建键教授在点评这一文章时指出：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不仅仅是针对欧洲政党，而且也是对全世界所有的政党——不管是已经执政的政党还是尚没有执政的政党。不同的政党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所面临的挑战的具体内容不同，所做出的应对措施不同，对挑战本身进行研究、交流和对话是必要的。罗施尔博士的报告虽然侧重于对欧洲社会民主党的分析，但同样给我们很多启示和思考。如：全球化影响下党的活力和生机问题；党的社会根基问题；党的自身改革与赢得民众支持问题，等等。
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结构、党内民主状况
卡斯腾·施丹恩德博士来自德国社会民主党总部，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团的成员，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总部的法律顾问。他在《社民党的党组织和党内民主》的报告中，详细地介绍了社民党的组织机构。社民党是根据地域性的观点（地区）划分的。这种划分在政治上是自立的。在意志形成方面不受高一级党组织决议的约束。只要他们的章程不违反高一级的政党法（尤其是联邦政党的章程法和政党法）。地方党的组织称为“地方组织”。地方组织的核心是党员大会。所有的党员都有表决权。党员大会选出一个主席团。主席团通常由一位主席，两位副主席，一位司库和若干委员组成。党员大会选举分区层面的代表。10000个地方组织被归并在350个分区内。在这一层面社民党通常有1-4位专职的党务工作者。分区通常与地方行政区或者联邦议会选举区是一致的。最重要的机构是由地方组织代表组成的分区党代会。350个分区被归并在20个区内。14个区同联邦州的界限是一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联邦制的国体）。在这一层面也有一个代表由分区提名的党代会，一个主席团和一个仲裁委员会。联邦政党的最高机构是联邦党代会，至少每两年召开一次。在此每两年选举党的领导（党的主席，四位副主席，司库，总书记和40-50位委员）。
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内民主原则主要体现在：主要的党内职务领导人必须通过选举产生，选举的时间间隔不能太长。选举的推选权不应被某些党的机关（例如党的主席团）垄断控制。候选人应该在党员全体大会中产生。党及其分支组织的领导权不应该依照“领袖原则”交到某个人手中。领导权由合议机构行使，该机构原则上还必须能根据多数票原则反对主席的意见。党员有权参加地方组织的党员全体大会，有权提交申请（所有的10000个地方组织均可提议召开联邦党代会）以及选举地方组织的主席团和参加分区党代会的代表。只要是社民党的成员，原则上就可以当选任一领导职位。
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党的法院机构被称为“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和主席团相比自然是权力较小的党的机构。但是在这些委员会中尤其明显地显示出作为德国政党法最基本的民主设想：只有非党的主席团成员和不在党内受雇担任工作的同志才可以被选进仲裁委员会（不一致性）。他们的工作是完全独立的，并不受任何指令的约束。仲裁委员会不仅仅负责党纪诉讼程序，也在出现争议的情况下对党章的解释（章程争议程序）和怀疑选举的正确性（选举异议程序）作出决定。仲裁程序的口头审理对所有的党员是强制性公开的。作出的决定必须加注上诉权的注释，以便使参与方知道哪个上级仲裁委员会可以作为上诉机构。
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如何保障党员的知情权，使党内事务开放透明，施丹恩德博士指出：增加党内透明度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党刊公布党的政策和纲领，让党员了解党的主张。《前进报》每月出版，寄给党员。还有一种给党的领导干部的刊物。每一个组织包括基层组织都有互联网，可以从网络上了解社民党的情况，包括会议记录。通过电子邮件传递信息给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士。即使普通党员也可以参加地方一级和区一级的所有活动和委员会会议。党组织在宪法、法律范围内必须公布支出收入情况。关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出现意见分歧如何解决，他指出，在民主国家内，意见的多元化和其参与政治意志形成的机会从根本上讲是不受限制的；但是在党派内部的多元化就受到了限制。政党应该使公民有机会和志同道合者共同实现其政治目标。宪法因此保护政党的这种政治倾向性。党员可以而且应该能够批评自己的党。这也包括了党员有批评党的领导人的权利。党内一致原则却要求这种批评应在党内，尤其是在相应的责任委员会中进行。相反，故意将党内矛盾公布于众、听任社民党的形象受损是不团结的行为。
上海市委党校肖昌进教授在点评这一论文时指出，卡斯腾·施丹恩德博士的报告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构和党内民主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两党之间存在某些原则的区别，但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地方，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多元化就受到了限制。我们党内也有一些模糊的认识，有人提出搞“一党多派制”，这样就会把党内矛盾公开化。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坚决反对一切派别组织。现在看来，不仅中国共产党如此，德国社会民主党也是如此。德国社会民主党仲裁委员会的成员不担任主席团的成员，这也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给我们打开了思路。
三、德国社会民主党与媒体的沟通
施丹恩德博士在《媒体民主进程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告中指出，在德国有大约900家媒体印刷机构（杂志和期刊）与政治意见的形成相关。他们相互之间竞争激烈。在过去的十年中，媒体印刷机构的数量翻了一番。仅在首都柏林就大约有4000个专职记者，其中有300个记者定期为社民党报道。一般情况下，一个家庭可以接收38个电视频道，全国有超过60家电视节目制作单位。新的媒体在不断发展。选民中有三分之一拥有互联网接口。同时，只有1%的人对政治非常感兴趣，10%的人感兴趣，15%较感兴趣，而将近75%的人对此不太或根本不感兴趣。在公众面前，德国党派不是相互之间进行竞争，而是更多地要同肥皂剧、汽车广告和流行演唱会作竞争。只有10%至13%合适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未来后备党员的核心组成（对于最大的在野党基民盟／基社盟也一样）。在德国东部地区情况尤其不明确，那里有三分之二的人被视为“举棋不定的选民”，有60%的人认为党派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够。在德国的核心选民的根基不大。其余部分的人都靠争取。这种活动比以往更依赖通过媒体交流这种形式。政治联络和其调控是体现党派战略能力的一个重要部分。
他认为，在媒体民主的条件下，党派特别需要做到：1、树立形象，形象问题不是通过抽象的纲领可以完成的，发挥人的作用有利于党派保持持续性、方向性、价值观。通过人员传达对解决问题能力和把握未来能力的信心；2、全权代表，因为由于事务性问题极其复杂，政治面对广泛的观众只能调解象征性的问题；3、一种方式，因为党派在纷繁的媒体社会中要具有标示性的模式；4、一种核心（榜样），因为价值观和榜样对于人们的定位、信任度和认同来说比单个的方法更重要。党派核心的重要性正如产品的品牌的重要性一样。基于上述观点，党派对自己提出对外宣传的几点要求：制订政策直观且容易让人了解；传播它的定位及解释的模式；提供价值观及一致的意见；和群众的情感接近；不要回避各类问题。
施丹恩德博士还以200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联邦竞选为案例，介绍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如何在媒体民主进程中赢得竞选活动的胜利。2002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竞选基于以下四个基本的政治见解：1、格哈德·施罗德是一个现代的总理，有能力和力量带领德国度过艰难时期；2、联邦政府成功地使科尔时代的改革停滞状况得以缓解并开始一个成功的现代化进程；3、德国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使人们生活感受得以最好体现的党派。它是唯一一个在必要的改革和对社会安全需求之间架设桥梁的党派；4、基民盟以及它的候选人代表的是过时的价值观和政治方案，这些在过去已被证明是失败的。基于全球范围的不良经济发展以及与之相关的德国经济的不繁荣和高失业率，从2002年初基民盟在民意调查中就领先社民党。这个情况直到最后一轮竞选时期才有所改变，当时总理和政府在关键领域显示出了行动能力并因此重新赢得了民意。特别是在2002年8月德国东部地区遭受严重的水灾，格哈德·施罗德亲临现场了解受灾者的紧急状况，他处事非常迅速，决策果断。而基民盟在针对洪水的挑战中没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决方案。此外，联邦政府在外交问题上，尤其是在伊拉克问题上，采取的负责和和平的态度，同样赢得大多数民众的赞同。而基民盟候选人没有一个明确的、令人信服的立场这一点对他们很不利。在2002年9月22日的联邦议会的选举中，格哈德·施罗德以微弱的多数胜出，确保了自己的连任。
上海市委党校周耀虹副教授在点评这一文章时指出：重视媒体作用是政党现代化的标志之一，是民主政治的表现。政党对媒体不仅仅是单项的发表自己的见解，更重要的是倾听社会不同代表人物的反映，通过媒体了解民意，激发民众对国家社会的关注，争取民众的首肯，作出积极评价。发挥媒体的中介功能，通过媒体建立社会和公众的联系，从中体察民情、民意，使执政党和社会形成互动。
四、中国党政关系未来改革的走向、中国政党制度的若干思考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曾峻博士作了《中国党政关系的现状和未来改革的走向》的报告。他指出：首先应思考党政关系调整大的背景，在于权力结构从聚合型转向分工型、分散型。在聚合型下经济、社会事务被政府所控制，政府的权利又回归到政党的手中。由于市场的发展、利益的分化，这种结构不适应现实的需要。这种权力结构的调整分化首先发生在政府和社会之间，政府要从一个无限政府发展为有限政府。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提出执政党的定位，“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这八个字涉及到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角色的重新定位——两级的政治整合，第一级政治整合，政府对社会进行整合；第二级执政党协调国家社会机构之间的利益。
上海市委党校张忆军教授作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若干问题思考》的报告。她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是中国人在多次尝试英美式政党制度失败后，对政党制度的一个创新。它符合中国国情和政治生态，中国的基本国情是“四多”，即多人口、多民族、多宗教、多政党。按照中国的传统文化不仅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作为领导核心，凝聚这个具有“四多”特征的民族和人民。同时，“四多”特征必然导致利益表达的多样性和矛盾性，需要有各民主党派代表不同的社会群体的利益表达，进行政治沟通和协商，化解社会矛盾。中国政党制度的优点可以从建国54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稳定，特别是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发展和稳定，表现出强大的防震荡抗风险的能力来得到验证。中国政党制度仍然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第一，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其中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改进共产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其二是共产党的自身建设。第二，必须加强各民主党派的作用。其中同样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加强民主党派的参政能力；其二是加强民主党派的自身建设。第三，在宪政体制下，不断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要进一步从法律上规范多党合作的制度，如：关于多党合作前提与基础的不断发展和巩固、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政党监督的规范及其实现形式。施丹恩德博士在点评这一文章时指出：张教授的报告是我们对中国的政党制度的历史、框架有了了解，我体会出报告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法国的革命家丹东对宪法讲了一句话：法律要象人民的外衣一样合适。并不是每一件衣服都适合每一个国家，如果把一个政治体制转嫁到另一个国家是不可能的，这正如毛泽东在1956年所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五、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互动共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社会转型中的重大战略选择
上海市委党校梅丽红副教授作了《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互动共进》的报告。她指出，在当代中国，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构成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两个基本方面，如何认识两者的关系，事关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思路的战略选择问题。中国共产党内和中国学术界目前普遍的观点是：通过充分实现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但事实上，党内民主不仅远未达到推动人民民主发展的效应，并且在某些方面还是人民民主的发展在逐步推动着党内民主的发展。仅仅强调党内民主对人民民主的推动作用是有片面性的，事实上人民民主对党的民主的发展有辐射作用。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人民民主能够更直接地从现实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得到强大而积极的支撑与推动，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表现得最为明显。市场经济的自主特性，构成了人民民主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而传统的党建理论论证，把党的先进性仅限于党的社会阶级基础、宗旨和历史使命，忽视党组织本身的民主性和党员个体的主体性，这种片面认识使党内民主发展的资源和动力匮乏，党内民主成长的基础比较脆弱。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逻辑和中国的社会现实，决定了党内民主发展必然有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不能独立于或超越出人民民主的整体发展，相反，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制于人民民主的整体进程。然而，当人民民主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要求党内民主发展为其提供新的空间。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自觉回应这种要求，反过来又会为人民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政治保证资源，从而更好地实现党的领导。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政党、国家和人民三个力量相互作用的过程，也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协调统一的过程。罗施尔教授在点评这一文章时指出：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济发展成为党内民主发展的推动力。马克思主义阐述了一对相对应的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经济领域里最基本的是竞争关系，而政治体制中却没有竞争现象，党内不存在竞争现象，这是一对矛盾的关系，按理说，经济基础竞争的原则也要贯彻到政治领域。
上海市委党校丁晓强教授作了《社会转型对中共基层组织的影响与意义》的报告。他指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在社会转型中面临的挑战。随着社会的转型，改革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和高度集中的政治模式，市场经济中人的主体性提高，产生新的利益阶层，市场经济对政治民主的要求增加，最突出的一点是原来每个人依附于单位向社会人转变，这种背景下党的基层组织发生了困境，现在出现了许多空白点，特别是新的经济组织中，新的社会组织中，非政府组织中，建立党的组织很困难。同时，党组织的活力受到影响，少数这类组织中虽然建立了党组织，但作用得不到充分的发挥。他认为现在党的基层组织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党员松散，对党组织的归属感下降了；二是党组织的活动缺少经济上、政治上的资源；三是党务干部缺乏。中共基层党建必须进行重大战略选择，而进行重大战略选择的焦点问题应落到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定位上来。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必须回归到政党的功能。基层组织的任务不只是发展党员，应是群众利益诉求的渠道，选拔党的干部、党推荐干部的基础，基层组织应该成为干部产生的一个好的渠道，从事党的工作的党员要有体现价值的平台。他还就如何扩展党组织的政治资源，建立上下组织顺畅的信息沟通渠道，提出了一些看法。
上海市委党校教育长陈熙春教授在研讨会的总结发言中指出，此次研讨会报告精彩，点评专业，讨论热烈。中德双方学者在这次交流中都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德国社会民主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党内民主、党政关系、政党制度、基层组织建设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中国的学者也从两位教授、专家的讲学中得到有益的启示。通过研讨，我们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理论家有了直接的沟通，我们更进一步理解了有多少国家就有多少种文明，不同文明之间可以互相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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