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必然性诸环节思想与马克思的扬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黑格尔论文,马克思论文,必然性论文,环节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516035 B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633[2000]03—0033—039
我们今天比较研究黑格尔关于必然性诸环节的思想和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思想，不难看出，马克思关于必然性的思想，是以对黑格尔必然性思想的扬弃为基础的。由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是历史的、辩证的实践唯物主义，因此，马克思研究的必然性主要是历史必然性。本文在研究黑格尔关于必然性诸环节的思想的基础上，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思想是对黑格尔必然性思想的唯心主义的、非历史的、抽象的特征的扬弃，并把它置于唯物主义的、历史主义的基础上。
一、黑格尔关于必然性诸环节的思想及其启示
黑格尔认为，“必然性的三个环节为：条件、实质和活动。”（黑格尔：《小逻辑》第310—311页。以下本文凡未标明出处的均引自《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黑格尔对必然性的形成环节的界定，是以他的构建自己的体系的根本方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为依据的。我们知道他的整个体系描述的是一个绝对理念的自我运动过程，是绝对理念的内容从潜在到完全实现的过程：它首先在纯概念运动中展现自身，然后外化为与自己对立的东西，借这个外化（物化）的运动实现自身，最后克服、扬弃这个对立物，以精神的形式回到自身。同时这又是一个从绝对理念的潜在状态开始，从抽象上升到具有丰富的内在规定的具体（绝对理念的充分展现的形式）的过程。在这个上升过程中，他对任何范畴的分析，总是从其中最抽象的片面的规定分析入手，通过一步步的上升，达到对具体范畴的把握。而抽象的片面的规定本身，也可以作为某种独立自为的东西（具体）加以考察。这种对独立自为的东西的考察，实质上就是从这一规定本身出发，把它放在具体范畴的总体联系中加以考察。而这些具体范畴针对理念的进一步进展，本身又表现为片面的抽象的规定。黑格尔在他对必然性的诸环节的分析中，正是以这一方法为依据的。
黑格尔认为必然性形成的第一个环节是“条件”，它是“设定在先的东西。”他认为“设定在先的东西”有两方面的意思：①与黑格尔的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思维方法相联系，在摆脱具体的、历史的（即与他物）联系的情况下进行抽象的分析，这就是所谓“设定”意思；②从逻辑上或与他物的联系看，它是后一概念“实质”得以展开的前提；没有“条件”，“实质”就没有自己得以展开的“内容”，这就是所谓“在先”的意思。作为“在先”的东西，所以它又是“独立自为的”，在条件的这种形态下，它在“实质”的展开面前表现为“便是一种偶然的、外在的情况，虽与实质无有联系，而实际存在着”。换言之，在抽象的意义上，它本身只是提供“实质”展开的非实在的可能性；而作为“在先”的东西它是“实质”的前提，在这里它提供的是“实在的可能性”；所以它是“设定在先的东西”。但由于在现实性中，它只能在“活动”中才能转化为实质，所以“虽与实质无有联系，而实际存在着”。但是，条件又总是与某个它物相关联的，这个它物就是“实质”。“实质”条件是非同一的，同时它又是条件上升到具体（必然性）的环节。条件在与“实质”（必然的联系）联系中，就是某物。“这些条件是被动的，被利用来作为实质的材料，因而便进入实质的内容；正因为这样，这些条件便同样与这内容符合一致，并已经包含有这内容的整个规定在自身内。”
必然性的第二个环节是“实质”。实质就它是被设定的而言，它才只是一内在的可能的东西，”由于“实质”是事物的质的规定，所以，“就它是在先的而言，它乃是一独立自为的内容。”这就是说“活动”的前提总具有特定的规定。然后，黑格尔从实质的角度考察它与条件的相互关系。“由于利用各种条件，实质取得了它的外在的实存，它也取得了它的各种内容规定的实现，这些内容规定与那些条件恰好相互符应，所以它（实质）依据这些条件而证实其自己为实质，而且同样也可说，实质是由这些条件产生出来的。”如果说条件是被动的，只是作为材料而存在，那么实质则是主动的方面，它赋予材料以结构，从而形成“诸条件构成的完全的圆圈。”由于这样，它本身便“取得了它的外在的实存”即某物。并“依据这些条件而证实其自己为实质”。这样实质本身也在其上升中达到了某种具体。但是这种具体仍然是有待完成的，仍然是一种外在必然性。这样必然性就上升到它的第三个环节。
必然性的第三个环节是“活动”。黑格尔的“活动”有三方面的外延：自然的、社会的和精神的。黑格尔认为“一个人，一个性格”是“独立自为地实存着的”，表明黑格尔的“活动”主要是指社会的和人的实践活动。由于活动是比前两个概念更具体的范畴，因此它必然以前两个环节为前提。因此即使在抽象的意义上，“活动之所以可能，仅由于有了种种条件并有了实质。”黑格尔在这里揭示了“活动”是一种将条件转变成实质、将实质转变成条件亦即转变到实存的运动。或者也可以说，活动仅是从各种条件里建立起实质（实质本来是潜在于这些条件里）的运动，”有必要指出，由于活动在其展开中的这种“转变”的作用，因此在活动的“运动”中的条件和实质与作为活动的前提的条件和实质是有区别的。因此黑格尔进一步界定到：“并且是通过扬弃诸条件所具有的实存，而给予实质以实在的一种运动。”条件在运动中被扬弃，实质则得到呈现而转化为“实在”。
这样必然性就在活动的运动中达到了具体，而这个具体在黑格尔看来就是“具体”的必然性，这是因为在黑格尔看来“就这三个环节彼此各有独立实存的形态而言，这种过程就是一外在的必然性。——这种外在的必然性是以一种有限制的内容为它的实质。因为，实质是一种具有简单规定性的整体；但这整体既然就它的形式说来是外在的，那么它因此就其自己本身为说，以及就其内容来说也是外在的。并且实质的这种外在性，即是实质的内容的限制。”要扬弃这种外在必然性，就必须在“活动”的实际展开中，实现“内”与“外”的结合，即达到“发展了的现实性”才是必然性。
从黑格尔对必然性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考察了必然性的各个环节及其作用，而且把必然性看作一个诸环节的运动过程。条件、实质、活动作为一种“独立实存”，只是一种外在的必然性，也可以说就是一种抽象的必然性。而只有在活动的运动中，才成为实在的必然性，不过这是以“扬弃”的方式实现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实在的必然性黑格尔是作为现实的、实在的运动过程来理解的。偶然的事物（条件、实质、活动作为“独立实存”，作为外在必然性），在“活动”的运动中本身被扬弃，它们转化为实在的必然性。在实在的必然性中，外在必然性都是程度不同的某种偶然的东西而已。可以说，在古典哲学的范围内，黑格尔对必然性的论述达到了其他哲学家所没有企及的高度。
黑格尔对必然性的分析给我们诸多的启示：首先，必然性只有作为现实的运动过程才可以理解。必然性只存在于实际活动的运动和活动的展开的过程中，离开这个过程的必然性只是外在必然性，只是可能性。而可能的事物也就是偶然的事物。所以黑格尔认为，“实在的必然性是富于内容的关系”。（第203页）换言之， 可能性的扬弃并转化为发展了的现实性，才是必然的东西。其次，活动的运动或活动的展开，尤其是人的实践活动，具有中心的地位。就必然性的研究而言，有的哲学家称黑格尔哲学为实践哲学不无道理。第三，把必然性的展开作为条件、实质、活动诸环节的上升过程，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必然性研究中存在的孤立的、仅从某一环节对必然性的研究，有一定的针对性。尤其是历史必然性的研究中，众多的观点往往是从必然性的某一环节来确定必然性的定义，不区分外在必然性和实在的必然性，这自然难以形成准确的、一致的意见。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必然性诸环节思想的扬弃和他的历史必然性思想
虽然黑格尔的理论体系是按照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构建的，处处可以看到抽象与具体的辩证转化，但它一方面是唯心主义的，另一方面，脱离了实践的、历史的、具体的过程，从根本上看仍仅是从一般的、抽象的视角展开分析，似乎任何事物的实际运动过程都是如此这般地展开的。他关于必然性的论述没有摆脱旧哲学所固有的缺陷。而且必然性的诸环节在他那里是理念的展开过程，同时这种展开过程又是在纯思维、纯概念的范围内运动的，因此他对这种上升运动的论证都是在抽象的、非历史的基础上展开的。马克思在扬弃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的过程中，不仅吸取了黑格尔哲学思想的精华，而且把它置于历史的具体的实践的基础之上。
在马克思的辩证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看来，必然性诸环节的作用和展开过程，虽具有一般性的、共同的一面，但是由于事物形态的差异，又具有特殊性的一面。换言之，在具体的、现实的并处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事物形态下，必然性诸环节的作用和展开过程必然要呈现出特殊性。尤其是在人的实践领域，在人的社会历史领域，更是如此。历史必然性作为只能在现实的、具体的人类实践中才具有现实性的历史运动过程，它得以展开的诸环节的作用及其实现过程，以人类具有一定历史形式的具体的实践本身为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的历史过程就是人类在其发展的每一阶段的历史实践的基础上，超越其物质生活条件及其规定（实质）的过程。实践是主体和客体的统一，而这种统一又是建立在每一时代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基础上的，人类的这一现实基础同时也规定了人的实践活动的社会性质。因此，实践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是历史的、具体的，决不是抽象的、同一的，历史必然性及其诸环节的地位和作用在具体的实践中也决不是同一的。马克思认为，在目前为止的人类实践活动中，“活动”展开的第一个环节即“条件”（自然物和人造物）在历史必然性中具有中心的意义。在人类的一定历史阶段，历史前提即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对于人而言，是无法选择的，从而带有某种偶然性的意义。“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对于主体而言， 他所遇到的历史前提即一定的物质生活条件不过是一个偶然的事实而已，这正如人的出生是不可选择的，因而具有偶然性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物质生活条件预先就规定了人的实践活动的性质。因此在人的这个历史阶段，人的社会历史活动以“条件”本身的性质（黑格尔的潜在的实质）而展开，历史必然性不是以人的活动，而是以“物”为中心展开的。这是以往人类历史活动的总的特点。
同时马克思认为，人超越其现有生存状态的能力，是实践形态历史演进的重要基础。他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因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7页）人对世界的改变， 是人的实践活动的内在的规定之一，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即是人的主体性（意识的能动作用）成长过程，又是自然过程不断转化为人类实践的客体并不断改变的过程。主、客体的相互关系处在历史的变化的过程中，因此，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的不同历史阶段，人的实践活动就呈现出不同的历史形态。实践活动的这些不同历史形态本身构成一个演化的系列，存在于人类实践活动中的历史必然性的形态和特征，是与此相一致的，因此历史必然性本身就具有历史性的特征。不同社会历史时代的历史必然性都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存在状态，它的“活动的运动”及其各环节的作用和在“活动的运动”中的地位必然具有特殊性。人类的实践活动过程不仅有被历史必然性所决定的性质，而且有超越具体的（特殊的）历史必然性的能力。正是这样，人类的实践活动才表现为一个演化的系列，人类历史才是一个人类不断取得自由的历史。人类的历史发展是一个对具体的历史必然性的超越即扬弃的过程，也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生成和发展的过程。
三、对历史必然性扬弃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认为，人类的历史过程就是对具体的历史必然性的超越过程。
在人类历史初期，人的主体能动性尚处在萌芽状态，自然向人的实践客体的转化刚刚开始，人类面对的客体主要以自然本来的形态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呈现；自然条件本身制约着人类实践活动。马克思认为，在这个时期，“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象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象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第35页）。历史必然性以自然性的形态规定和制约着人类的实践活动。这是因为“条件”以自然条件的形态在人类实践活动中呈现：“换句话说；生产的原始条件表现为自然前提，即生产者生存的自然条件，正如他的活的躯体一样，尽管他再生产并发展这种躯体，但最初不是由他本身创造的，而是他本身的前提；他本身的存在（肉体存在），是一种并非由他创造的自然前提。被他当作属于他所有的无机体来看待的这些生存的自然条件，本身具有双重的性质：（1）是主体的自然，（2）是客体的自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8 页）人的意识和动物意识的区别仅仅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6页）在这个阶段，“自然界还几乎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实践活动的客体以自然的原生形态呈现，仅仅由于人类实践活动的出现而构成人类的“无机身体”。作为自然界长期发展产物的人和几乎没有被历史进程所改变的自然界，这两者及其关系，决定了“这个开始和这个阶段上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同样的动物性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35页）。这种社会是具有动物性质的社会。“条件”以自然的原生形态呈现，则“实质”表现为似自然的必然联系。人的实践活动没有摆脱动物的性质。在人的社会关系上，是与此相联系的血缘亲属关系——一种来源于人的动物属性，但在人类的社会组织（氏族、部落）中被改造（经过亲属制度）为社会关系；它是人类当时的基本社会关系形式。同时手工工具出现并初步发展，这是人类实践活动条件的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工具一方面涉及到对自然物形态的改变，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新的形式，是“条件”的一种新的形态；另一方面其功能作为人的自然器官的延长和放大，是人类改变自然物的存在形态的物质手段。但根据恩格斯在《起源》中的观点，劳动工具在人的物质实践活动中这时只起着辅助的作用，恩格斯说：“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类的制造品主要用于这种采集的辅助工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 页）工具具有的改变自然物的形态的这种“实质”还是潜在的，它在这时的人类实践活动中主要限于利用自然。因此，在实践活动的这个阶段，历史必然性以自然必然性的形式呈现（注）。它的第一个环节“条件”主要是自然条件的形态；它的第二个环节“实质”具有自然联系的特征；人类的实践活动还没有完全摆脱动物活动的性质，它是人类现成地利用自然界的活动，主要为自然必然性所支配。人类对自然必然性的扬弃是以农牧业经济的产生和逐步取代攫取经济为基础的，它开始于野蛮时代而在文明时代完成这个历史过程。
在人类摆脱野蛮状态到资本主义前的历史时期，自然经济是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农牧业经济（包括手工业经济）是人类主要的物质实践形式。“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69页）。 人类物质实践活动以新的形态呈现——农业畜牧业，它以经过人类改造过的实践客体——经过人工选择的历史过程的自然生物为主要实践对象。在这种物质实践形式中，人的实践手段——手工工具对这种实践形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农牧业经济是以使用手工工具为必要中介的劳动过程。在这种劳动过程中，劳动工具成为劳动者主要的劳动手段，成为劳动者作用于劳动对象之上的活动的媒介。工具的特征在于它是劳动者器官的单纯延长和放大，因此，它必然依赖它放大的原型并在取得能量（由人、畜、自然力提供）的情况下才能运转。这时人类不再是直接依赖于自然过程本身，而是将自然过程改造为一个人化的自然过程。人的能动作用深入到自然过程本身。农牧业是人类利用生物机制，通过自己的劳动去强化和控制生物生命的物质变换过程。它的特点是经济再生产和自然再生产结合在一起。而自然再生产则将人的实践活动主要限制在人对自然对象的外在的改变上，人利用自然生物生命的规律而创造适合人的需要的劳动产品，而不是主要改变自然对象的内在结构。
前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基础：一是自然血缘关系（在这个时期表现为宗法关系），二是统治和服从的关系，人们在生产内部的关系则是与此相适应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虽然已有历史的联系，但自然联系占优势。因此一方面人类的这一历史阶段同属于马克思三大社会理论中的第一大社会形态，另一方面历史必然性开始具有了经济必然性的形式，因为对剩余产品的占有成为宗法关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之一。恩格斯说：“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到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微不足道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3页）这时就出现了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说的：“这种财富对人民说来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同上，第174 页）在历史必然性中“条件”以“经济条件”的形式呈现，人化自然和手工工具及其占有成为人物质实践活动的“经济条件”；这种经济条件规定了（它以“潜在的实质”的形式存在于经济条件中）社会关系产生和发展，并具有经济关系的特征，虽然它还具有宗法关系的形式，因而还不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关系。现实的宗法关系就是这种实质的现实形式。人的实践活动虽然具有改造世界的特点，但它事先就为“经济条件”所决定。人开始成为自己创造物的奴隶。自然的必然性开始为人类新的实践活动形态所超越，经济必然性产生并开始扬弃自然必然性，在人类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发生决定作用。
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典型的物化社会，人的物质实践活动已经深入到对自然物内部结构的改变和重组，人的实践活动的客体主要已不是按自然自身的形态演化。自然再生产不再必然地与经济再生产相统一。物质生活条件具有了新的形态。它本身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以机械化机器为基础的阶段和以自动控制机为核心的自动化机器阶段（后一阶段尚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后一阶段的形成必然使人类达到一种新的人类社会生存状态——“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阶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9页）。 在以使用机械化机器为基础的物质实践活动情况下，“工人的活动表现为；它只是对机器的运转，对机器作用于原材料起中介作用——看管机器，防止它发生故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08页）。现在， 劳动仅仅“表现为有意识的机件”，劳动“被贬低为单纯抽象物”（同上，第209页、218页），而与生产过程的威力不成比例。于是，这时就出现“不再是工人把改变了形态的自然物为中间环节放在自己和对象之间：而是工人把由他改变为工业过程的自然过程作为媒介放在自己和被他支配的无机自然界之间”（同上，第218页）。在这里， 机器开始具有人工劳动主体的地位，直接生产过程开始成为人工劳动主体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过程。在第二阶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当劳动资料发展到自动化机器阶段时，劳动者作为自然力的作用，就被劳动资料的自我运转所代替。劳动者对生产过程的直接介入，已不具有决定意义。“直接劳动在量的方面降到微不足道的比例”，“在质的方面，虽然也是不可缺少的”，但“却变成一种从属的要素”，“直接劳动本身不再是生产的基础”（同上，第212、222页）。当劳动者作为自然力介入生产过程的物质规定性被劳动资料及其运转所代替，这时就会出现：“人不再从事那种可以让物来替人从事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287 页）这时劳动者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人的目的性活动对直接生产过程的规定和控制，直接劳动中体现的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就取得了某种完成的形态。它表明，在生产过程中，人已彻底从自然对人的活动的限制中解放出来。
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实践活动的一个重点特点是社会生活的全面的“异化”，人们活动的条件作为人类自觉活动的创造物是人们所不能驾驭和控制的。在马克思看来，分工——一种由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实质”规定了人的实践活动的性质。由于分工是自发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说来就成为一种异己的、与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驾驭着这种力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第37页）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马克思看来，人类不能驾驭和控制自身活动的状况，正是人的活动具有不自由不自觉的性质的表现。这是经济必然性的最本质的特征，它在人类意识中的表现就是以“商品拜物教”为核心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有在“无产者集体中”，“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5页）。 才会实现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的辩证统一，才能使人类的活动成为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作为历史必然性诸环节的“条件”“实质”和“活动”，都处在历史的变动之中。人的能动的实践活动将在人类历史的这种进展中，成为历史必然性的主导因素。人的主体能动性将达到某种完成的形态——当然这种完成的形态是针对经济必然性对人的统治和奴役而言的。对经济必然性的扬弃即是人对自然历史过程的超越。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人类新的历史时期，人的实践活动才真正具有了自由自觉的本质特征，“活动”对“条件”“实质”在人类新的实践活动形态基础上，达到了真正控制和支配的自觉程度。也只有在这个时期，人的实践活动才真正确立了在历史必然性中的中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综上所述，马克思的历史的、辩证的实践唯物主义不仅吸取了黑格尔关于必然性诸环节思想的精华，而且扬弃了它抽象的、非历史的错误，把必然性（首先是历史必然性）及其诸环节置于历史的、具体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提出：人类历史演进是一个对具体的历史必然性的扬弃过程。
注：
这里的自然必然性是历史必然性的一种形式，它与自然界存在的自然必然性是有区别的。关于这种立论的根据，可参见拙文《试论物质资料生产决定作用的局限性》（《求是学刊》1982年第6 期）以及我发表在《哲学研究》1980年第6期、1989年第6期、1991年第3期、1992 年第7期、1993年第4期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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