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形成机制——分工理论视角的经济学解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贫困论文,经济学论文,机制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对于贫困解释的回顾与评论
关于贫困发生的原因，学术界存在着种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种解释是由一些从贫困地区资源禀赋角度观察问题的学者提出的。在讨论中国西部地区贫困状况，他们认为，恶劣的环境和资源的短缺是构成贫困的基本原因。从贫困的描述性文献可以看出有的贫困地区的确自然条件恶劣，气候、水土显然不利于种植业发展，生态环境十分脆弱，农业资源贫瘠。然而问题是：即使在这样的地区仍旧有大量非贫困人口，如果自然资源是解释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为何资源禀赋充足的非贫困地区也有大量贫困人口？可见，尽管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但是充其量可以视为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而远非决定性因素。
在大量探索贫困成因的文献中，有大量西方社会学观点。我们称之为第二种解释。国外较有代表性的有马克思（K.Marx）等的贫困结构论、甘斯（H.J.Gans）的贫困功能论、刘易斯（O.Lewis）的贫困文化论、瓦伦丁（C.Verlinden）的贫困处境论、约瑟夫（K.Joseph）的剥夺循环论、费里德曼（M.Freedman）个体主义贫困观（周彬彬，1991；李强，1997）；国内也有学者从人文环境来讨论贫困发生。这些解释显然暗示着贫困的发生与经济因素无关或者不是特别密切。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贫困地区要摆脱贫困需要改变传统观念，形成新的人文环境，但是观念很难在短期内发生变化，这就解释不了中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在几年内迅速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经济现象。
第三种解释是从经济学角度解释贫困形成原因，揭示了许多事实，并提供了各种不同的假说。国外学者有拉格纳·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哈维·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冈纳·缪尔达尔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等等。国内学者有罗必良（1991）的“陷阱—隔离—均衡”理论，汪三贵（1994）认为农村的贫困原因主要是农业资源的制约和农业政策。茅于轼（1995）在《谁妨碍了我们致富》中指出经济环境使一个国家变穷或变富，而经济环境与经济体制、民族、法治水平、道德标准、生活习惯、文化素质有关，致富之道在于制度创新。从本质上说，这些“假说”、“学派”、甚至是“理论”都是与经济发展有关一个或多个因素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提出了发人深省的见解，给我们提供了某些有益的启示，但大都失之偏颇。比如纳克斯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的中心思想就是资本的短缺是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但是扶贫资金注入是否就能改善贫困状况，从国内外扶贫实践看不可能如此简单，这在发展经济学理论和世界银行扶贫实践中得到深刻体现。并且上述所谓的“低水平均衡”或者“陷阱”都隐含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国家或地区的贫困是没有外力作用下的一个均衡现象。如果是这样，那就解释不了新兴国家或者地区的经济快速发展。
在所有解释贫困形成原因的文献中，最为引人注目是从多方面刻画贫困。这些文献认为贫困是多因素形成的，而且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独立的，而是以不同形式、不同程度关联构成不同的循环。世界银行（1990）认为贫困是多维的，需要从经济、文化、历史等角度去认识贫困，国内也有学者持有类似的观点，康晓光（1995）根据贫困形成的决定因素将贫困分成三种类型：制度性贫困、区域性贫困、阶层性贫困。沈红（2000）从社会学角度把贫困发展作为过程对中国贫困何以发生、何以再生，贫困原因和机制方面的文献进行梳理，形成了资源要素贫困观、素质贫困论、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贫困机理系统贫困观以及行为理性和贫困的代际传递的贫困发生学。总的来说，这些综合因素分析相对于单因素分析，解释能力可能更强些。仅仅罗列这些重要因素或多或少抓住了贫困的一个或一些特征性事实，但是缺乏对其机理和本质深入认识分析，而这点恰恰是认识贫困的基础，如果忽视这个基础就会削弱相关理论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和扶贫指导意义。
二、一种新解释：分工与专业化的视角
任何一种有效的理论，一方面需要在逻辑上具有内部的一致性，另一方面需要在经验检验中站得住脚（林毅夫，2000）。已有文献关于贫困的解释，不论从经济学角度还是从社会学角度，无疑都触及到事物现象本身的某个方面，或多或少给我们某些启示，但都没有揭示事物的本质，因而相互之间或多或少存在矛盾，而且各自的解释能力有限。根本原因可能在于新古典经济学本身发展局限于在给定分工结构下讨论资源配置，尤其是其中广泛使用边际分析。边际分析的实质是在给定决策模式下有效分配有限资源。已有文献沿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去探讨贫困，忽略了贫困农户和贫困地区参与本身分工状况以及参与分工的特点。
众所周知，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研究的重心是劳动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斯密认为劳动力分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同时他也指出分工水平是由市场容量决定（Smith，1776）。但新古典经济学创始人马歇尔把全社会的人分成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两部分，其后，经济分析的重点转向价格制度分配资源的功能，而很大程度上忽视分工，其理论的解释能力因此变得有限，“由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对与分工结构有关的总量需求及种种宏观现象无能为力”（杨小凯，1998）。但是Young（1926）的开拓性研究进一步阐述了分工问题，形成了著名的“杨格定理”，即分工决定分工。继Young之后，涌现大量文献关注分工问题。其中以Schultz、Becker、杨小凯、Borland等人对分工理论进行拓展和深化（注：潘士远、史晋川（2002）就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做出了非常出色的文献综述），其中杨小凯可谓新兴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Yang和Borland（1991）研究发现，分工水平的不断演进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由于专业化经济的存在，分工水平的不断演进提高了劳动者生产率，形成了劳动者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内生比较优势，从而扩大了市场容量。当市场容量的扩大反过来又促进分工的演进，提高分工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在本文中，我们尝试沿用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来对贫困进行解释，从分工与专业化角度去思考贫困问题（注：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理论在经济学理论发展中一度被忽视，杨小凯（1993，1998和2000）和盛洪（1992）都作出论述。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讨论贫困的文献就更不多见），我们将提出一个关于贫困的新命题，这个命题不仅能较好地解释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而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存的各种理论和扶贫政策优点与不足。
具体的思路是，我们首先考察贫困农户之间如何分工，分工如何演进；另外，考察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之间如何展开分工？富裕地区的大量贫困人口，如何参与分工？再者，从地区经济发展角度看，在国内分工中，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分工状况如何？我们主要沿用王小龙与李斌（2002）和张定胜与杨小凯（2000）超边际分析框架来讨论与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有关的分工和分工演进。
（一）贫困农户之间的分工
以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创建新兴古典经济理论和超边际分析方法，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当交易效率足够低时，自给自足是全部均衡；当交易效率足够高时，分工是全部均衡。我们据此可以简单分析贫困农户之间分工状况。我们沿用王小龙等（2002）的分析框架来分析，不过讨论的不是地区之间的分工，而是贫困人口之间的分工。假设：（1）贫困地区有两个农户，都是贫困农户，两个人都需要消费两种产品x和y；（2）农户1相对于农户2具有生产x和y两种商品的绝对优势，而农户2具有生产y的比较优势；为了简单起见，我们假设农户I（I=1，2）中的每一个基本单元的效用函数如（1），x[，i]、y[，i]为商品x和y自己生产并供自己消费的数量，x[d][，i]、y[d][，i]为从市场上购买量，k是交易系数，且0≤k≤1，因此1-K即为交易费用。相应的约束条件见（2）、（3）和（4）。
根据超边际分析，首先需要利用文定理排除一些组合，然后对剩下的每一个组合，用边际分析求解，然后比较各组合之间的局部最大目标函数值，找出整体最优解。在这里我们将讨论三种分工结构：（1）自给自足，这时候x=x[，i]=y[s][，i]=y[d][，i]=0，我们称之为结构A；（2）部分专业化的分工结构，即农户i处于半分工状态，x和y都生产，同时出售其中一种而从市场上购买另一种。我们将农户1生产x和y，并向专业化生产y的农户2出售x的经济结构称之为B[，a]，结构B[，b]代表了与此相反的状态；（3）完全专业化的分工结构，记为结构C。当我们求解出四个角点解，然后在比较四个角点均衡效用水平基础上，找出不同参数范围内的最优均衡结构，具体如下表1所示。
表1 一般均衡及其比较状态
其中，
这样，我们可以得出重要结论，当农户之间的交易效率低于时，彼此最优分工结构便是自给自足。
从贫困地区实际出发，由于贫困地区市场发育远不完善，其从事交易所需的交易费用较高（如运输费用高、加工成本高、融资成本高以及其他人为的费用高），进入市场成本高，导致其交易效率低，从而形成一种自给自足或半自足的封闭经济。所在地区的农户为了生存，需要掌握相关所有生存技能，包括生活和生产各个方面。即便某些地区存在的集市也只是在贫困农户之间起到生产生活上的调剂。
但是，以上的讨论说明了贫困地区交易效率低下，并不是说贫困地区没有发展空间，总是处于一个低水平的分工状态。因为分工存在一个演进过程，从低效率到高效率的演进。如果交易效率非常低，则分工的好处被总的交易费用抵消，所以人们必须选择自给自足。但是当交易效率上升时，则人们会选择高一些分工水平，通过众多不同农户之间的分工，使得利用专业化经济和利用迂回生产的效果能够兼顾。杨小凯（1998）把学习费用引入来讨论分工的演进和工业化过程，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如果学习费用较低，随着人们的交易效率的改进，人们从自给自足分工状态演进到局部分工，最后实现完全分工，但没有产品种类和生产迂回程度的演进，当固定学习较高的时候，伴随着交易效率的改进有市场个数、商业化程度、贸易依存度、市场一体化程度、生产集中度、经济结构多样化程度、内生比较利益的增加。这也就意味着，改进交易效率能够提高分工水平，促进分工的自我演进，而降低学习费用有助于产品种类和生产迂回程度的演进，从而改变贫困状态。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讨论的交易效率低下和舒尔茨讨论的农民所做出的行为选择符合理性原则，农民也是具有经济理性的人不是一回事。农民的经济理性和有效率的，是在给定农户的分工结构讨论其资源配置，小农在大量约束条件去安排其生产和生活，但是小农资源配置的前提即分工结构本身是低效率（相对于非贫困农户）。
（二）贫困地区参与国内分工、贫困人口参与分工
具体分析贫困地区参与国内分工，如果我们仅仅关注贫困地区和其他地区两个地区间参与分工，这将和王小龙等超边际分析框架是一致的，得出结论是：一般均衡由两个地区的相对生产力和交易效率决定，给定生产力水平，交易效率的提高能使一般均衡结构从自给自足调到局部分工，然后调到完全分工状态。在低于时，彼此之间处于自给自足的分工状态。这也就是说，地区之间的比较优势构成了地区之间进行分工和发生贸易的驱动力，比较优势越大，驱动力就越强，但是，这种驱动力严重受到交易效率的制约（王小龙，2002）。对于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而言，由于贫困地区所处偏远、基础设施不发达、市场软硬件不完善，地区间交易费用很高，二者之间的交易因此不能发生。那也就说贫困地区的发展限于分工自我演进，没有机会分享外部经济发展成果。
考虑到贫困地区仍旧有大量非贫困人口这样事实，以中国农村贫困为例，国定贫困县中贫困人口约占7.8％，也就是说贫困地区存在大量非贫困人口。类似在非贫困地区，也散落大量贫困人口，据Jalan和Ravallion（1996）的研究，在西南四省区中近一半的穷人不生活在贫困县。Riskin（1994）指出，1988年对全国28省区1万多农户调查发现只有37％的贫困户位于官方确定的贫困县内（汪三贵等，1999）。根据2001年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显示，2000年底3200万贫困人口中，非贫困县贫困人口高达1500万。我们更为关注贫困地区穷人和富人、非贫困地区的穷人和富人之间分工以及贫困地区如何参与国内分工，其分工如何演进。
张定胜等（2000）一个具有内生和外生比较优势的2×2李嘉图模型，讨论了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分工绩效给我们重要启示。我们可以沿用其超边际分析模型来讨论贫困地区参与国内分工。非贫困地区相对于贫困地区而言，市场规模大且发育较为完善，而贫困地区广泛存在大量贫困人口，并且也有大量非贫困人口，类似于经常讨论的二元经济结构。我们仅仅考虑两个地区，分别记为地区1和地区2，地区i有M[，i]个消费者—生产者，i=1，2。假设两个同一个地区内的农户事前都是相同的，效用函数（5），地区i内的消费者—生产者的生产函数见（6）和（7）。
其中字母的含义与我们前面讨论基本一致，差别仅仅在于是讨论地区与农户。我们仍旧使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总的来说，所有组合将构成一个市场结构，从市场出清条件看，有9种结构如下图所示。其中我们更为关注结构DA和结构CP[，+]。结构DA的含义是地区1存在内部分工，发生内部贸易，而地区2内部自给自足，张定胜和杨小凯称之为第Ⅰ型二元结构，存在地区（国家）之间。CP[，+]表示地区1所有农户选择模式（x/y）而地区2部分实行（y/x），另外一般选择自给自足。属于第Ⅱ型二元结构，存在地区之间和地区2内部。
图1 结构图
通过超边际分析（注：具体的角点解和一般均衡结构见张定胜等（2000）和张定胜等（2003））我们会得到与张定胜和杨小凯研究类似的结果，如果所有地区的交易效率都很低，地区间和地区内部自给自足的均衡发生，随着发达地区的交易效率的改进，均衡跳到第Ⅰ型的二元结构，此时发达地区具有内部分工而不发达地区仍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状态。当交易效率得到进一步改进，第Ⅱ型的二元结构在均衡时发生，此时发达地区完全依赖与不发达地区贸易而不发达地区的一部分农户从事贸易，另一部分人自给自足，发达地区得到了所有发生贸易的好处。这个二元结构是由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交易条件的差别所导致的。不发达地区的相对较低的交易效率意味着不是所有的农户都能有机会参与分工，以至于他们的人均收入较低，贸易条件处于劣势。张定胜等（2000）还指出不发达地区如果提高了自身的交易效率，分工网络得到长足的扩张，总的生产率提高，不发达地区也可能从交易中得到一定好处。
张定胜等（2000）在文章的最后讨论了政策建议，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处于贸易条件不利地位的不发达国家可以通过增加关税和改进交易效率扩张贸易网络两个途径改变自己劣势地位。王小龙（2002）结合了中国地区之间实行保护难以形成统一市场的实际情况，并解释经济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会内生地方贸易保护行为？但是回到我们讨论的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问题上来，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所处市场发育不完善，自身的市场力量薄弱，很难通过影响贸易条件，唯一能做的事情可能就是提高自身的交易效率，积极参与分工。
三、关于扶贫工作的政策含义
可能受到Schultz改造传统农业思想的影响，推动地区农业发展，总希望通过引入现代化生产要素来促进经济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量扶贫实践忽视了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本身也存在分工演进。以贫困地区医生出现为例，贫困地区本身也许就没有医生，但是可能某位农民识几个字，看了点民间医术，偶尔给其他农民诊断些小病，但是日积月累，其他农户一有病就找他，因为在当地没有别的选择，于是当这种需要越来越多，这个农户便没有时间像其他农户一样从事种植业，医生收入也不菲，这位农民就成为医生，于是贫困地区的医生出现。以上是关于贫困地区分工出现一个故事。另外，在自发分工演进过程中，开始时候由于生产率低下，选择了自给自足分工结构，但是人们在自给自足中，每个人慢慢在各种活动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生产率慢慢改进，使得能够负担得起一点交易费用，于是选择较高水平的专业化，通过市场的择业自由和自由价格，这些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会使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提高，市场应运而生。但当分工开始演进得越来越快时，熟能生巧的动态效果与分工加速经验积累的效果交互加强，会产生“经济起飞”现象。这一点有助于解释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地区差异逐渐扩大的经济现象。当然，如果仅仅依靠贫困自身进行分工演进，时间可能是漫长的。所以期望借助于外部力量来推动和促进当地分工。
我们没必要在这里讨论为什么政府要做扶贫或反贫困这样重要事情，我们仅仅讨论政府在扶贫工作中如何实现扶贫或反贫困效果。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知道提高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的交易效率是关键。具体的说，从外生经济增长和内生经济增长来看，要提高研究对象的分工水平，有两个途径，其一改变经济模型中代表经济环境的所有经济参数和函数，其二便是降低他们的学习费用，加速积累经验和提高其知识吸收。回到我们讨论的具体问题上就是，要帮助贫困地区建立和完善市场，并根据市场需要，选择合适的分工模式，重点在于建设迂回生产链条并增加链条上的产品数目，降低贫困人口市场进入成本，以及降低贫困人口的固定学习费用。聂辉华（2002）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把欠发达地区分为三类：人口较多、居住密集的欠发达地区，人口较多、居住分散的欠发达区域，人口较少的欠发达区域，并就不同类别地区其选择不同的分工模式进行深入分析，如对人口较多、居住分散的欠发达区域给出政策建议是提高市场分工水平，具体有两个途径，分别是大力发展中小城镇，提高城市化水平，另一个便是融入临近区域的分工网络。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政府过去和现行的以工代赈和基础设施投资与我们讨论的结论是一致的，其直接效果便是促进贫困地区市场发育和完善，降低贫困地区交易成本。而过去倾向于使用投入大笔扶贫资金并不能得到预期效果，是因为当交易效率低下时，投资不是分工和提高生产率的必要条件，而只有在一个较高的交易效率情况下，投资才成为分工在迂回生产中发展的必要条件，这一点Yang（1999）的研究使用一个超边际分析做了讨论。
四、总结
本文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沿用王小龙和李斌（2002）和张定胜、杨小凯（2000）超边际分析理论框架来讨论贫困形成机理，从而对贫困本身和扶贫政策有一个全新的认知。不过，文中讨论仅是抽象化的模型关于认识贫困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从分工和专业化角度来思考贫困的确可以给我们许多启示。希望本文工作能够进一步明确分工理论在当代贫困研究和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中所处的地位，并为中国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扶贫措施和扶贫框架，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