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茧自缚的理性——论抽象理性主义的根本缺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性主义论文,作茧自缚论文,抽象论文,缺陷论文,理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认识论研究
所有的抽象理性主义都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和缺陷，这并非是因为它们是理性主义，而是因为它们没有历史地、科学地看待理性。理性主义的内在局限性，导致了理性主义在现时代的沉沦，同时也造成了现代社会的精神危机。
一
理性主义以对普遍性的追求为己任，认为理性所把握的东西是超验的，它不依时空条件为转移。在柏拉图那儿，理念是永恒不变的，变动不居的具体事物只是对理性概念的分有或模仿。到笛卡尔那里，除了理性自我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而且应当加以怀疑的。历史事件和具体经验只是偶然事情的杂乱堆积，根本不具有真理性。理性不需要感觉、事实和其他历史资料作为它思考加工的对象，它本身具有观念，因而理性活动不以现实世界的具体事物为转移。法国启蒙思想家进一步把这种抽象的理性观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要求现存的一切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都必须接受理性法庭的审判。理性要求对其他一切事物的审判权，并把自己视为真理的唯一源泉。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指出：由于理性自绝于现实世界，“主体本身只留下了永远相同的自我在思维，……抽象的本身，记录下来和系统化的真正的标志，只不过是抽象的资料，这种资料除了作为这样的占有的实体以外别无其他特征。归根到底，精神与世界是相等的，但是这只是意味着，这两方面都是概括的。”[①a]为启蒙哲学做辩护的E·卡西尔也承认：“18世纪浸染着一种关于理性的统一性和不变性的信仰。理性在一切思维主体、一切民族、一切时代和一切文化中都是同样的。宗教信条、道德格言和道德信念，理论见解和判断，是可变的，但从这种可变性中却能够抽取出一种坚实的、持久的因素，这种因素本身是永恒的，它的这种同一性和永恒性表现出理性的真正本质。”[②a]
抽象同一性自开始就限制了思想解放的可能范围，启蒙的力量很容易就演变成强制的力量。不仅18世纪的理性不能辩证地和历史地看待中世纪，从而限制了人们的历史进步的视野，使人们的理想只停留在资产阶级的“理性王国”上，甚至连深谙辩证法的德国古典哲学家最后也要求一种完成了的绝对理性，从而窒息了理智的创造热情。抽象同一就等于设立一个严格的目标界限，人们一旦到达那儿，就再也没有必要进一步前进了；抽象同一还等于为人们走向目的地划定了路线和路标，除此之外其他路线都是不可取的。这样一来，探索的热忱就被窒息，发明和创造的道路就被堵塞，理性的原理就不再是研究和创造性的手段，反而成为限制人们思维和行动的桎梏。抽象的理性必然成为思考的枷锁，不能使人类永远徜徉在无限开放的自由空间中。
抽象的同一性必然忽视特殊性，从而压抑个性的多样发展。抽象理性主义不知道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法，它只重视普遍的模式和范型，要求多姿多彩的现实世界适应单调的原则，要求人们削足适履，为了普遍的理智而抛弃个性。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人们一旦发现某种原理，就倾向于把它看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绝对真理”。资产阶级的“理性”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是唯一理想的制度，它要把整个地球变成一个任由资本活动的大市场。当封建主义势力仍旧阻碍着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时，资产阶级的单一要求还有相对合理的根据，可是当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主流之后，这种要求就是否定性的了。直到现在，某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仍然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当成唯一正义的形式，谁若不听从他们的“建议”，就要受到经济制裁甚至武装干涉。就是社会主义的理想也曾受到了这种抽象理性的影响，除空想社会主义外，实践中的社会主义也屡次出现把某些暂时的特定设计推崇为普遍原理，并使之完全排斥特殊性的情况。教条主义者曾把前苏联模式当成唯一正统的社会主义，并以此作为干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政的理论根据。
抽象的同一性还可能导致血腥与暴力，从而成为统治与压制的工具。譬如，资产阶级的理性最初是作为反抗者的面目出现的，面对原有社会的旧秩序，理性的反抗很可能被认为是不理智的。当这种理性获得了其绝对的权威性并因此成为理性（被社会认为是理智的或合理的）时，它本身就已经从一种解放的力量转变为压制的力量，因而就走向了原来理性精神的反面。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当理性成为理性时，它反而变成了非理性。资产阶级把资本的运行当成唯一理性的社会经济制度，他们时刻准备把与这个制度不同或妨碍它的统治地位的社会理想或社会运动扼杀在摇篮里。西欧各资本主义国家都有无情而残暴地镇压无产阶级运动的血腥记录，《国际歌》的旋律仍然激荡着巴黎公社战士对虚伪的资产阶级理性的控诉。当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成为现实后，各资本主义国家又以各式各样的方法来围困和削弱这个阵营。直到冷战早已成为过去的今天，资本主义霸权仍然念念不忘“遏制”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中国。那个自封为“世界警察”的超级大国，公开扬言要以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来建立世界新秩序。
二
先验理性可以理解为：或者断言观念是在理性中现有的，思维只应当意识到它们并对其进行分析；或者断言理性乃是一种能力，可以一蹴而就地发现关于事物的观念。
早在古代，理性就被某些唯心主义哲学家视为永恒的和先验的存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明确地把理念说成是先验存在，外部事物不过是对理念的模仿。比如，现实的马并非是真实的，真实的是马的理念。人们的知识也不是来自对外部事物的认识，而是来自人们对自身固有的先验知识的回忆。
在17世纪的形而上学体系中，理性是“永恒真理”的王国，是人和神的头脑里共有的那些真理。因此，人们通过理性所认识到的，就是我们从上帝那儿得到的东西。理性的每一次活动，都使我们确信分享了上帝的神圣性质，并打开了通往超感觉或超验的绝对真理的大门。笛卡尔公开鼓吹天赋观念论：观念“不是通过感觉把它接受过来的，……也不是纯粹由我的精神产生出来或虚构出来的，因为我没有能力在上面加减任何东西。因此没有别的话好说，只能说它和我自己的观念一样，是从我被创造那时起与我俱生的。”[①b]这就是说，理性的一切观念都是真实的，因为它们都是上帝赋予理性的。错误只来自人们的判断，即当我们的意志进入判断过程而不倾听理性的良知时，错误就出现了。在康德那儿，尽管知识的内容来自感觉经验，但是作为理智能力的分析判断是先天的，它永远是真实的，所以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
在这种理性观支配下，人们对社会政治生活也持一种先验的看法，即合乎理性的社会制度是符合永恒的原则的。这些原则是早就存在的，过去千百年的苦难只在于人们没有发现它们。人们一旦发现这些原则，就可在现实世界建立理想的王国。许多空想社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考虑问题的，他们意识不到社会进步是一个历史实践的问题，而只把进步看成是按已经发现的原则行事。
实际上，被当成先验的理性原则的东西，无非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和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相对认识而已。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加以普遍化和永恒化，就形成了资产阶级的“理性原则”。不仅如此，不同阶层的资产阶级，甚至于同一阶层的资产阶级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有不同的利益、愿望和要求。这正是资产阶级内部经常因哪一种主张更合理、更合乎永恒理性进行争论的起因。尽管他们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是在怎么样维护这个根本利益以及各自集团在利益瓜分的份额问题上，不同的利益集团也会进行激烈的较量。直到现在，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仍然是由许多既相互配合又相互抵触的“理性设计图案”拼凑而成的，其中主要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两种。统治集团往往根据时机的要求轮换运用这两个原则，甚至机会主义地同时采用。社会治理的理念变换，或采取按选票轮流上台执政的方式，或者是同一个执政集团左右摇摆，不时地变换目标和政策。
最初，资产阶级的理性是作为封建主义的现实和原则的对立面而出现的，这个时候它因为反抗旧的和憧憬新的而具有“理想的”色彩，但是当它变成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原理时，它就从理想退化为纯粹的意识形态。当革命的激情让位于维护利益的需要时，理性就从批判的武器变成了维持秩序的工具。开始的时候，即使维持秩序还会带有为永恒的正义而运作的动机，可是现实的利益很快就会腐蚀掉虚假意识形态的那点良知。这时候，资产阶级的理性就从理想主义的形态转变成现实主义的形态，为正义而变革社会的冲动就会蜕化为拒绝变化的心理和“合乎理智的”行为。“永恒正义”就再也不是革命的理由，而成为愚弄群众和欺骗人民的幌子。
先验的理性观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历史，它把暂时的东西幻想为永恒的东西，把主观的东西视为客观的东西，把局部的东西看成是普遍有效的东西，把有限的东西看成是无限的东西。社会主义如果不能摆脱这种理性观的影响，同样也会带来消极的后果。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可见，经验地看待理性，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三
以往理性主义的局限性，还表现在它们的片面性上。片面的理性不能从总体上把握人们的思想和有目的的行为。它往往割裂地看待科学技术与价值观念、认识与实践、手段与目的、外在生活与内在生活、方法与理念、理智与信念，等等。这种割裂的后果在于，人们变成了片面的、单向度的和缺乏完整性的存在。
过去，人们谈论理性的片面性时，只是注意了近现代分割地看待作为工具的认识理性与作为目的的价值信念，认为古代的理性是完整的，或古代人的理性处于某种朴素的完整性中。这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那时候的认识理性或理智只是灵魂的一个不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灵魂或者带有宇宙运行的秘密，或者内涵着人的“仁义礼智”的种子。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古代理性也有片面性，只是其片面性有不同于近现代的特点而已。如果说近现代理性的片面性主要表现在把工具理性与价值信念视为毫无联系的，那么古代理性的片面性则主要是忽视认识理性对人类生活的价值观和内在目的的影响。中国儒家曾用仁义之理排斥知觉认识之理，柏拉图也把认识理性视为外在的和非本质的，以致于基督教干脆把理性屏弃于信念和目的范畴之外。在古代，理性本质上是一种道德理性，合乎理性的生活也就是合乎道德的生活。理性与正义、至善、美和真理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它不只是人们可以学习和掌握的一种工具。作为基督教信念的对立面，同时又借助于基督教的二元论，近现代哲学家把理性逐渐变成了获取功效、利益、效率和成功的纯粹手段和工具。根据这种理性观，那种不考虑功能和效果，只顾虑实现道德义务、终极目的和价值信念的观点，显然是不符合理性的。如果说基督教因为理性不考虑价值目的而贬低理性的话，那么近现代多数哲学家则因此而高扬理性的旗帜。近现代理性观恰恰是颠倒过来的基督教信念。
近现代理性的片面性，首先表现在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上。科学技术的成功使工具理性得到了片面的发展，这个过程的后果是人们似乎忘记了人类理性的理想性质和价值观念。许多患有怀旧思乡病的人开始怀疑科学技术的价值，他们认为技术的恶果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平衡被打破，现代技术不像古代的水磨和风车那样顺着自然来利用水能和风能，而是强迫自然屈服于人的意志，向自然索取能量。技术的另一个后果是，它支配了人类社会的运行，操纵着公众舆论的取向，限定了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日常活动。人们每时每刻都接受着来自现代传媒催眠式的灌输，独立思考的可能性愈来愈少。铺天盖地的广告，使人们共时性地被动地形成了应穿什么牌子的衣服，读哪一本书，看哪个电影，如此等等。不是人支配技术使之为人服务，反而是技术支配人使之适应技术的要求。甚至有人注意到，“人对人的统治并未随着对自然的支配的日益增长而消除，而是同一切期望相反，这种统治变得日益强大，从内部威胁着自由”。由这种理性支配的社会并使之合理化的想法，“就是技术统治社会的观念，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求助于专家，并指望他做出他们要做出的实际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决定”。与此同时，通过对公众舆论的形成加以技术化的过程，其后果也是非常危险的。“在一种技术化的文明中，个人的适应能力要比他的创造性能力更多地受到奖赏”。因为“在科学、技术、经济、财政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管理、政治和类似的形式中，他必须保证自己是自己所是的东西：一个为了机器平稳运行而被安在某个位置上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需要他，而且也就是他之所以有能升迁机会的原因。即使当每一个人认识到越来越少的人做决定、越来越多的人在机器的某个部位上操作，觉察到了这种进化的辩证法，现代的工业社会还是受着固有结构的各种压力的压迫”[①c]。
科学技术对自然和人文环境造成的压力并非是科学技术本身的错误，而是由于人们错误地看待和使用了科学技术。由于人们倾向于把理性看作只起认识功能作用的工具性理性，用来算计自然事物，贪婪地向自然索取，根本不考虑人类的长远利益以及大自然的安危，人作为其一部分和产物是根本不能脱离大自然而孤立存在的。但是，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并非是理性的过错，相反地，这是人们忘记了真正的理性的结果。没有理想、目的和价值观的人不是理性的人，充其量只能算是技术的人。
近代理性的片面性还表现为它忽视了人的存在的多维性，即它没有在社会的文化架构和人的精神结构中给人的欲望、情绪、感情、意志、激情和冲动等因素以足够的地位和重视。在片面的理性哲学家看来，理智是人唯一值得维护和发展的精神财富，与之不同的其他因素都是人们应当用理性完全克服掉的东西。甚至有人把那些因素视为洪水猛兽，断定它们是邪恶人性与罪恶行为的渊薮。片面理性不懂得情欲本身并不是恶，唯独不顾他人的利益而泄欲的行为才是恶。在理性的疏导下，情欲和冲动均能成为高尚事业和道德行为的起因和动力。——甘愿为对方而牺牲的坚贞爱情，起初恰恰是由性欲推动的，这没有什么好遮掩的，因为没有性欲交织的爱情是不可想象的。片面理性贬低了情欲、意志和冲动，从而把理性变成了没有情感和热血的冷冰冰的东西。情欲等非理性因素与理性之间是某种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片面的理性主义则认为两者是水火不相容的，这使人们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为了表示自己是理性的人，就必须否认个人有情欲，并认定自己丝毫不受情绪和冲动的影响，可是这些因素又真实地存在于人的内心世界。这样一来，人们要么承认自己是非理性的，从而使自己成为一个诚实的人，要么否认自己有那些难以启齿的因素，从而让自己沦为一名虚伪的人。这种境况既是虚伪人性产生的根源之一，又是人性压抑的一个重要原因。情欲和冲动是无法彻底抹杀的，结果总要指向对理性的背叛和怀疑。
片面理性观还表现为，把理性只看作为纯粹的理论活动或认知形式，认识不到理性是与人的整个生命和实践活动分不开的。实际上，我们的理论活动或理性与我们的全部生活是不可分离的，因此也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周围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我们的精神活动是有目的的活动，它们总是指向周围的对象。忘掉生活和世界的理论活动，就是缺乏灵魂的僵死形式。当代许多分析哲学家和实证主义者程度不同地犯有这个毛病，他们或只想纯客观地表述事物之间的关系，或只关心抽象的逻辑关系。他们虽说有科学主义的名声，但却缺少对人类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怀。他们强调世界的必然性、因果性、可检验性和可重复性，却忽视人们的内在精神需要和追求。他们可能对毒药的药理非常清楚，但却不理解为什么人们经常面临这样的选择：生存，还是毁灭？由于片面的理性主义放弃对社会生活的责任，因此在社会生活领域里就出现了非理性主义泛滥的局面。因此我们认为，片面的理性主义是不负责任的理性。
四
旧理性主义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们都是形而上学地理解理性的性质。中国古代哲学家曾提出本性之“理”，认为作为人的本性它是世界本原之理。在这里，由于把人所具有的和人所能意识到的理同客观存在的天地之“理”等量齐观，因此就把人的理性意识和道德理念客观化了，使之成为脱离了客观存在和实际历史过程的具有神秘性质的绝对。例如，程颢和程颐写道：“天理”“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人得之者，故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这上头更怎说得存亡加减”[①d]。二程所说的“理”显然就是超历史的，不随客观世界的发展而变化的形而上学的本质。在他们看来，理并非是人对客观存在的认识和总结，相反地，包括人在内的万事万物都是理的派生物。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万物皆备于我，不独人尔，万物皆然，都自这里出去。只是物不能推，人则能推之。能推之，几时添得一分？不能推之，几时减得一分？百理俱在，平铺放着。几时道尧尽君道，添得君道多？舜尽子道，添得子道多？元来依旧”[②d]。可见，二程是把相对的知识和伦理道德上升为超越客观事物的变化，并且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万古长存的形而上的天理。
二程对理性的形而上学理解，基本上体现了中外古代思想家对理性的看法。譬如，在柏拉图那儿，理念就是一种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本质。正因为理念是不变的，它才是真正的存在；正因为具体事物是变动不居的，它们才是非存在。具体事物只是因为分有或模仿了理念，才多少获得了点存在的现象。
近现代西方理性主义者进一步强化了理性观的形而上学性质。首先，他们不懂得理性自身的矛盾性质：以有限来把握无限，以相对来把握绝对，以部分来把握整体，以暂时来把握永恒，以特殊来把握普遍。正因为人们的理性具有矛盾性，不可能是全面的和完善的，所以理性活动不仅可以带来积极的成果，而且也会带来消极的后果。近代以来，人们借助于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盲目地投入征服自然的活动，结果使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这已反过来影响到人类生存的质量。盲目的开发造成了森林面积的急剧减少，水土流失和沙漠化日益严重。工业的发展还造成了大气和水资源的污染。另外科学技术可以用来发展生产，改善人们的物质生活，同时也可用来研制更具毁灭性的武器，以致目前全人类都笼罩在核武器、化学生物武器等现代死神的阴影下。
再者，17世纪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哲学家们也把理性看作是永恒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他们不理解人类认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之间的辩证法，总是把树木当森林，把片断当整体，把暂时当永恒。他们看不到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质，因而就不理解事物的发展变化；他们看不到事物的普遍联系，因而就割裂地看问题；他们更不理解人的认识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因而不是陷入怀疑论，就是把相对的知识当成绝对的真理。例如，笛卡尔把观念看成是上帝赋予人们的：“上帝在创造我的时候把这个观念放在我心里，就如同工匠把标记刻在他的作品上一样”，“我没有能力在上面加减任何东西。”[③d]上帝是绝对完满的，他不可能欺骗人，因此我们的理性观念是绝对的真观念。虽然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承认了理性的感觉来源和经验基础，但“唯理论的统一性要求支配了18世纪精神，统一性概念和科学概念是互为依赖的。达朗贝尔重复笛卡尔的《恒性活动的准则》的开首语说：‘所有科学加到一起也无非是人类理智而已，它永远是同一个东西，永远与自身相同一，无论它所研究的对象是如何千差万别。’……理性的基本功用乃是发现统一性。没有严格的统一，就不可能合理地排列和把握经验材料。”[①e]显而易见，18世纪的思想家们未把理性视为永恒的先天知识内容，但却将其当成了永恒不变的统一的认识形式。
近现代理性哲学家也谈论知识的进步问题，但是他们把这个问题看成是未认识到和认识到之间的关系，不理解现有的认识形式本身的相对性质，把暂行的知识视为永远适用的绝对真理。在他们看来，知识的进步与现已发现的知识无关，而全部问题在于需要新的天才人物去发现那些尚未发现的真理。实际上，理性对于统一性和普遍性的认识，直到现在仍然是一个合理的要求，但是人们的任何普遍性设想都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只有投入这个矛盾，才能获得辩证的和正确的认识。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躲避矛盾，因此只能形而上学地对待理性。
近现代理性观的形而上学性质，也因这种理论的主体的阶级利益而得到进一步的强化。资产阶级把本阶级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加以理想化，使之上升为普遍的和永恒的理性原则。他们把根本上只对自己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加以美化，看做是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他们把本阶级的意识形态精心加以修饰，说成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他们反对封建主义的特权，理由是它们不合乎理性。反过来，他们把资本的权利说成是永恒正义的，理由是它们是合乎理性的。实际上，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近代形而上学的“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②e]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令人信服地批判了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形而上学性质，但这并不等于我们可以完全消除了这种形而上学理性观的影响。许多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并没有彻底地完成从空想到科学的转变，人们不能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争取社会不断进步的现实的社会运动过程，反而设想在不久的将来可以建立一个没有罪恶、没有贫穷、没有矛盾、没有争论、没有任何社会问题的绝对完善的社会，这显然未能摆脱乌托邦的空想成分。实际上，任何绝对完善的目标都是形而上学的空想，即使将来世界进入了共产主义，那时候也会有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人类争取社会进步的努力是无穷无尽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设定，它是伴随着现实的社会关系的发展而提出并随着这个发展过程的深入而不断加以调整的。理想的视野总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前进步伐而不断往前延伸。
总之，各种旧理性主义体系不同程度地有着上述缺陷，这些缺陷引发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并使理性主义陷入困境，从而助长了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滋生。在这个意义上说，旧理性主义的缺陷恰恰是非理性主义兴起的根据，非理性主义在理性主义的局限性中为自己的存在找到理由。理性反映了人们寻求稳固、条理和永恒的需要，理性所结识的知识之网，成了不安心灵的依托，成了人们接近自然的带有路标的公路网络。有了它们，我们就不会感到茫然无措，我们就能恬静闲逸地按照路标的指引驰向既定的目的地。千百年来，人类理智所编织的理性之网，经过形而上学的理性哲学家的抽象加固，已经变成了一个盘根错节的天罗地网。人们在其中是感到有着有落，可以获得心灵的宁静，但与此同时人们也形成依赖感，从而丧失了无穷探索的欲望和热忱。同时，即使人们想跳出罗网去进行新的探险，也会不知不觉地受这个罗网的束缚。人们愈来愈感到了压抑，并企望冲破牢宠，进入无限开放的新天地。
注释：
[①a]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②a] 卡西尔：《启蒙哲学》，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①b]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2－53页。
[①c] 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2、64、65页。
[①d] 《二程遗书》卷二。
[②d] 同上书，卷十八。
[③d] 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第53页。
[①e] 卡西尔：《启蒙哲学》，第21页。
[②e]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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