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越界限：走向文化政治经济学——对话鲍勃#183;杰索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界限论文,鲍勃论文,走向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12年秋，法国《调节评论》(Revue de la régulation)杂志刊发了阿涅斯·拉布鲁斯等人代表该杂志对杰索普教授的访谈。在访谈中，杰索普倡导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并探讨了这种研究方法对于各学科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性，认为学科发展不仅应吸取不同学科的研究传统，而且应创造超越学科界限的新概念。该访谈系杰索普教授直接推荐给本刊。访谈的主要内容如下。 跨越学科界限和思维方式 《调节评论》：您形容自己是社会科学界的“理论杂家”。您的成果确实涉及了许多学科(社会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地理学等)和广泛的学术立场。您是怎么做到既把各学科结合在一起，又避免折衷主义或碎片化的？ 杰索普：大约从40年前开始，我一直在这一挑战下长期从事我的学术研究，希望对战后英国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理论性解读。目前这项研究尚未完全成熟。这期间，我多次改变思路，在研究过程中常常重起炉灶。然而，这项研究之所以持续地吸引着我，是因为我的生活经历恰好与英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相伴而行。我曾是这个新创立的福利国家的受益者，目睹了它向有缺陷的福特主义时代的过渡，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英国的经济现代化，参与过反对撒切尔夫人的新自由主义和新工党(我称之为以基督教社会主义面目出现的新自由主义)。最近，我又一直在研究探索财政主导的积累与努力构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之间的冲突。一段时间以来，这一学术计划在不断改变，因为它的研究对象和表述方式在现实社会中已经改变。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变化及其引发的争论使我之前的理论受到了挑战，迫使我重新思考过去的方法，审视新的方法，并探讨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 正如你们所说，难题在于，如何结合不同学科，整合各种学术立场，解决大量的问题而不陷入折衷主义；或者相反，在不同的问题上采用拆分的方法——用不同种类的推理、不同范围的概念、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可是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没有可比性，逻辑上也没有什么关联。我认为，研究现实问题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我们可以而且必须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现实问题，这就避免了折衷主义和碎片化。此外，我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就接触到了18、19和20世纪早期理论家的学说，他们同样致力于重大问题的研究，却从未受到近30年来学者们所受的所谓学科压力的影响。这些理论家中，有亚当·斯密、黑格尔、马克思、韦伯、葛兰西和熊彼特等。今天，我们无法享受“前学科”时代的研究氛围，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却可以尝试从事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在概念和认识上打破学科界限的束缚。正因为如此，我有时把我的学术研究描述为：灵感上的前学科性、实践(或者说劳作)上的跨学科性、追求上的后学科性。这种学术研究方式耗时而费力，因而只能在很久以后才能形成研究成果，而且通常需要与类似方向的研究者合作。我认为，在任何一项学术研究中，我们都得从较窄的视角开始，通过学术研究将其扩大和深化。 对我而言，避免折衷主义和碎片化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我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因在研究过程中回应新出现的理论和实证挑战而不断发展。这些挑战有时来自研究对象本身，有时源于他人对我的研究的片面性、盲点和困惑的种种批评。这项研究的起点，是理解英国的国家现状问题，以及我对20世纪70年代盛行的理论方法的不满。当时恰逢大西洋福特主义危机，它不仅触发了原有的一些社会运动，新的社会运动也开始出现，这在某种程度上对许多公职人员提出了如何支持和反对现状的问题。通过阅读德国的法律和国家理论(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传统理论以及其他学派的理论)、尼科斯·普兰查斯的著作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以及批判性地阅读路易·阿尔都塞与他的合作者和学生的著作，我找出了解决这种状态的方法，这一方法后来被称作“策略关系方法”(strategic-relational approach)。 我可以举出其他一些例子，来说明如何综合各流派的理论目标，但其中一个鲜明的反例也许更值得一提，那就是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学说。卢曼是研究系统理论的德国社会学家，他尤其敌视马克思主义传统，认为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经济决定论属于前现代理论，该理论没有认识到现代社会是个多功能系统的结合体这个“事实”(至少对卢曼来说)。他认为，没有哪个系统可以从外部被控制或者完全被任何其他系统所决定，也没有哪个系统能被其他系统所取代。这些观点招致许多评论家的批评，他因此被称为保守的理论家。从多方面来看，这一评价无疑是合乎情理的。但我们也应该知道，他同时也是有创新精神的思想家，他的观点具有挑衅性，迫使人们质疑那些想当然的假设。我曾经作为“恼人”的对话者评论过他的学说，挑出他的一些最富创新性的观念，并用我的策略关系方法将其理论进行语境化重构。有时候，我甚至带着挑衅的意味“调戏”他的话语，就像马克思轻率地对待黑格尔的术语一样。 《调节评论》：学界将您描述为一个不同学术流派之间的中间人或“摆渡者”。对理论和概念的跨文化解读，可能引发创新性的认识，但也可能引发适得其反的误读。您是否有过这种经历？ 杰索普：作为中间人，这两种情况我都经历过。无论是否被认可，我是一个不受教条主义约束的理论家，有广泛的兴趣和一定的求知欲。由于享有这一学术声誉，我常常被邀请走出我熟悉的领域，参加一些研讨会和研究项目，为杂志特刊撰稿，或与他人合作撰写学术著作。其中，我往往提供局外人的观点，在不同的学术流派之间充当跨文化交流的媒介，为跨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建立纽带。而更专业、更严谨的学者可能错过或干脆拒绝考虑这些问题。参加这些学术活动，很让我兴奋，因为我经常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并意识到迄今为止被忽视的或新兴的领域将有助于我自己的研究。与此同时，我在这些学术活动中的所作所为通常很受欢迎。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在相关领域我仅是个临时的介入者，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因此，作为一个其他领域的外来者，我来去自如，留下的一点反响很快也会减弱并恢复平静。举个例子，曾经一段时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国家理论在德国被边缘化，作为外国学者，我被邀请参加一些学术活动；而德国本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却未必接到邀请，他们似乎因为离得太近反倒普遍受到敌视。在其他相关研究领域，如批判性治理研究、话语分析、当前危机等，我都有过类似经历。 当然，我也有过失败的经历。特别是作为一名局外人，如果闯入别人既定的研究领域，或对情况不甚了解却对该领域中的各种假设妄加评论，或扰乱了某些学术圈子里已经建立的等级秩序，往往会被视为不受欢迎的“闯入者”、“干涉者”。但这也可以成为有益的学习经历，促使我回到该理论的起点，加大阅读的深度和广度，在重返该领域时会更了解情况，至少会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 《调节评论》：您把调节理论推介到了法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您是在什么情况下第一次听说法国的调节学派(regulation school)的？是什么引发了您的研究兴趣？ 杰索普：引发我兴趣的起因，是我需要针对国家和国家权力做出符合我策略关系方法的详尽的经济分析。起先，我偶然在美国发现了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米歇尔·阿格利埃塔(Michel Aglietta)的调节学说，他的知识结合(intellectual conjuncture)似乎很有说服力，因为他的学说既有阿尔都塞理论的一些要素，又比阿尔都塞及其合作者所著的《读〈资本论〉》具有更强的理论功底和脚踏实地的实证分析。这便促使我去了解其他法国学者的成果，不局限于巴黎学派，还有一些比利时经济学家的著作。其中，正是由于比利时学者米歇尔·德·弗罗埃(Michel de Vroey)的一次邀请，才促成了我与调节理论研究的真正结缘。当时，他邀请我为1988年第一次在巴塞罗那举办的有关调节理论的国际会议准备一份理论综述。当然，正如他们所说的那样，我的研究经历也促使我更为关注调节理论。随着我越来越多地研究不同的学派，我得到一个重要启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调节学派的方法论在许多方面，如果不是所有方面，涉及了整体经济(即内在意义上的经济)的分析，类似于葛兰西的完整国家(广义的国家)的分析。依据这一研究结论，我将策略关系方法用于国家研究。如果完整国家可以被定义为“政治社会+市民社会”或者“强制力量保障的霸权”，那么根据调节学派的方法论，国家便可以解释为“积累体制+调节模式”，或者，还是那句话，调节支持下的差异化积累。后来，当我重读葛兰西关于市场决定论的学说，以及美国主义、福特主义和经济主体性的相关理论时，我发现葛兰西可以被视为调节学派的鼻祖。在持续研究各种体制的调节方式期间，我已经被描述成“知情的局外人”。这是对我与这种分析方法论之间关系的非常准确的描述。我还在研读调节学派的新成果，从中汲取营养，但我不是他们的忠实信徒，有时也针对他们推崇的调节方式的利弊提出一些尖锐的评论。 《调节评论》：在您最近深入分析的研究体系发生种种变革的背景下，您所倡导的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后学科分析将如何实现？在您所在的社会学科运用后学科分析是不是比在经济学科更为容易？ 杰索普：我先后在经济与政治学院、社会与政治学院、政府系、历史系、社会学系和地理学院担任过研究员和(或)教师。然而，最适合我的工作环境却是社会学和地理学。我认为，相对于政治学甚至经济学(有其独特的思想倾向)，社会学研究更加多元化；而在地理学研究中，地理学家不能脱离与大量物质和社会决定因素的接合而孤立地研究空间问题，但却缺乏研究接合的基本文本。也就是说，在一些社会学系，肯定有单一文化主义的研究倾向，尤其是在社会学的量化实证研究中；在一些地理学系，还有很强的实证主义研究倾向，这限制了求知欲。当然也有例外，我列举两个有趣的反例。在我所访问过的政治学院系中，约克大学(加拿大)的政治学系是最充满活力的、而且最具多元化的激进院系之一，哥本哈根商学院也为广泛的理论传统和大范围的实证兴趣提供了便利。在法国，也许还有其他我不熟悉的例子。不管怎么说，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后学科研究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最佳方法是否得到了绝对的认可，而在于我们是否真正享有追求个人学术研究兴趣的自由。我甚至认为，这更是一个对多元化研究以及学术上的“和平共存”的态度问题，而不是隶属于哪个学术流派的问题。再者，学者的“时代印记”也至关重要。我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步入学术界的。当时，高校体系迅猛发展，而且因为以下两个原因，社会学科也发展壮大：一是大家普遍感到，社会学科研究与福特主义的调节模式(及其危机)息息相关；二是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学科的教学费用较低，当时社会科学的专业和学科管理体制尚未形成，不像现在这样对其投入、产出及影响进行严格的监管。我怀疑今天的年轻学者是否还能像我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那样，享有自我选择学术研究项目的自由，他们面临着在国际同行评审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异常压力。作为讲师要参加专业培训，而且还得成为一个特定领域及其专业协会中的活跃分子。然而，作为一个跨学科的学者，一旦在国内外成名，并表明在自己所在的系、院或大学里愿意做一个“良民”，享有一定的教学和学术自由还是有可能的，即便财政紧缩或危机在更广泛的高校系统内蔓延，你的工作也会被说成是占优势的实用的科学研究。 资本主义研究 《调节评论》：您不赞成对资本主义方法的多样性进行单一描述，而主张多样化的分析。您能对此进行详细说明吗？另外，多样化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有适当的法语译文吗？ 杰索普：资本主义多样化和多样性问题有着悠久和深厚的学术传统，它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后现代时期。我批评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单一描述方法，这并不针对资本主义多样化和多样性的所有学术研究，而是针对它们的方法论，尤其是以企业为中心的、与霍尔(Stuart Hall)和索斯凯斯(David Soskice)的取向相联系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分析法。我自己的分析源自马克思提出的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这个方法把概念批判与历史分析结合起来，通过批判和思想实验，逐步从抽象简单的分析推进到更具体复杂的调查研究，保留了原有的批判性，但更直接地基于历史研究、现实分析和对可能出现的未来情景的思考。唯物主义的国家理论和早期调节方式的研究方法，都明显带有这种方法的重要因素，包括其对积累制度、管理模式、周期化和危机趋势等相关问题的关注。 心中有了这些方法论原则，我便对跨越时间和空间探索资本主义的多样化和多样性产生了兴趣。我避免了两种诱惑：一是用单一的、确定的推理方法对世界市场进行假定；二是遵循与之相反的原则，认为世界上多样的资本主义只是偶然交替出现和/或共同存在，可以根据它们各自的形式加以研究，而不考虑它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补充、相互矛盾、又彼此和谐共存、结构相连并且共同进化的特点。但是，正是由于这些特点，世界市场中的资本主义差异化概念才被提出来。其目的是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多样性的资本主义(假设最初它们能被这样认定)在世界市场的框架内共同存在且共同进化，而且，世界市场的发展是由这种相互作用促成的，而不是被其自身固有的某种逻辑预设的。这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已经说得很清楚，马克思把世界市场看作是资本积累的前提及其假设(或结果)。他曾计划撰写六卷本的《资本论》，并将在最后一卷中讨论世界市场和危机的话题。他指出，只有当资本对经济和超越经济的全部决定作用被以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式揭示出来后，我们才能充分讨论这些话题。在最新的文献中，除了关于这种方法的其他建议，我还想提一下米歇尔·阿格利埃塔的一篇关于法国和德国经济相互依存的文章，或者康斯坦茨学派对德国模式(Model Germany，不要与德国范式、德意志模式混淆)的影响。德国经济是外向型的、新重商主义的经济，依靠保持向世界市场的持续出口和在国内实行特有的调节方式这两种模式来扩大再生产。新近有一个与调节方式没有特殊联系的例子，即中美国(Chimericato)的概念，该概念反映了美国与中国在经济上病态的相互依存关系。 顺便说一句，我不知道“资本主义多样化”怎么翻译成恰当的法文，这也为我的德语翻译们提出了难题。德语文本中通常的解决方法是，当论及“资本主义多样化”时，往往在正文或脚注中加以说明。 《调节评论》：韦伯以及其他许多学者关于资本主义异化的早期成果，是怎样带给我们思想上的启迪的？ 杰索普：马克斯·韦伯是德国历史学派的重要成员，他无疑可以被称为前学科理论家，在传统学科形成之前获得了自己独特的学科传统。或许，我们也可称他为跨学科理论家，他运用了广泛的学术知识去探索在理性分析、形式上的理性制度和世界的觉醒等发展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他确定了利润取向的六种类型：建立在自由贸易和理性组织生产基础上的理性资本主义；金融投机；传统的商业资本主义；以及三种类型的政治资本主义——其基础分别是武力和控制、政治冒险和企业(包括政党)的融资以及与政治权威异常交易取得的利润。尽管韦伯没有详尽地描述这些类型的政治资本主义，但他在思想上给我们以启迪。因为韦伯确立的利润取向模式比当前研究资本主义多样性的主流学界所承认的模式要广泛得多。主流学界往往倾向于重点关注市场中的自由贸易和理性生产，把金融的作用视为金融中介和风险管理的功能之一，从对冲和套汇提高市场效率的角度考虑金融投机，忽视政治资本主义的不同形式的重要性(不包括法国国家干预的作用以及类似协作市场资本主义的形式)。因此，根据现有的资本主义多样性的研究文献，我们很难解释北大西洋金融危机。该危机的形成与其说是由于放任市场力量的自由运行，不如说是由于与金融控制下的积累相联系的金融投机被破坏。其规模和影响如此之大，完全是因为与政治权威的异常交易。这种交易是通过资助政客、腐败的监管者和支持“太大而不能倒闭”的银行而进行的。这体现了有关资本主义多样化研究的更基本的要点，即不同形式利润取向的接合和互相依存有时是良性的，有时是病态的。在这种语境下，我用韦伯的理论解释了当前的经济危机及其蔓延的影响。 《调节评论》：您不赞成对包括调节理论在内资本主义路径多样性的分析进行“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的辨识。那么，如何从实证的角度切实可行地捕捉某一类型内部的变异和两个类型之间的变异，捕捉结构耦合、协同变异，或者捕捉多样化的分形特征？哪些调查和资源是有用并有可能错失的？ 杰索普：由于宏观经济与国民经济、政治与民族国家世界的传统均衡关系，在经济和政治分析中，我们总会倾向于采用民族主义的方法，但这种倾向有时会受到抵制。例如，在多样性的资本主义分析方法中，我们发现了关于资本主义的区域多样性和更包容的跨越边境或跨越国境地区的多样性(如莱茵资本主义模式)的研究成果。同样，在格勒诺布尔学派(Grenoblois School)和阿姆斯特丹的跨国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中，在巴黎调节理论和处于实践阶段的德国调节主义者的研究成果中(根据具体的调查对象，尤其在考虑货币问题、国际机制或者欧盟的时候)，偶尔在其他学派的研究中，我们还发现了一种在原则上背离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的倾向。 这表明，我们不能迷恋在一种语境中发展起来的概念术语，去具体阐述诸如资本主义的多样性、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或积累体制、调节方式和增长模式等问题。相反，根据我采用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方法的要旨，研究者必须做好准备超越其最初的研究所涉及的分析范围或分析场景，以便弄清其研究如何适应于行为的各种不同范围，或者它是如何将不同社会领域中的各种横向联系涵括进来的。这意味着，随着研究的进展，术语是可以被修改的。这一点在调节理论的发展中是显而易见的，第一代调节理论区分了广泛积累与集中积累、自由竞争阶段与垄断阶段、福特主义与灵活的专业化等等，后来发展到对变化——实际上就是多样化——进行了更加细致的分析。研究变得越具体和复杂，考察某一类型内部和两个类型之间的变异、结构耦合、协同变异、共存和排斥、稳定和不稳定的区域、矛盾和危机趋势向其他地方的转移或延迟出现等等就会变得越重要，这也强调了分形研究方法的重要性。这里我所考虑的是分形的自相似(self-similarity)的观念，也就是说，这个从分形几何学中借用来的思想，剖析了不同规模的考察具有相似性(但社会与自然界并不完全相同)的动态特征。因此，多样化、结构耦合、稳定与不稳定的区域都会在不同规模的考察中被发现，找到这些因素是很重要的。但它们的具体特征不一样，跨越各种范围和场所的接合不会被已有的生成规则预先决定(通常与不规则碎片在自然界的很多变化过程一样)，但偶尔会受到许多不同机制和过程的必然影响。这就是我经常说世界市场和危机的动态而不是它们的初始状态让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达到了顶点的原因。 《调节评论》：在您的研究成果中，有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关于国家理论的。有些经济学家，比如罗伯特·德洛姆(Robert Delorme)、布鲁诺·特莱(Bruno Theret)、弗雷德里克·罗尔敦(Fredéric Lordon)等，试图运用调节理论深入研究国家和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您能把他们的研究方法与您的策略关系方法做一个比较吗？ 杰索普：你们提到的这几位经济学家都采用了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比如，德洛姆开发了分析矩阵，指出了许多可能的交叉点，并提出了初步的网格分析；特莱早期有关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研究成果，结合了在制度秩序和运行系统中有关相互作用(和潜在矛盾)的理论说明和具体要求，发展了不同环境中立足于比较制度分析的福利体制的重要研究；罗尔敦一直专注于政策制度和制度调整，把政策问题中各种有待解决的问题联系起来。还有一位是斯蒂法诺·帕隆巴里尼(Stefano Palombarini)，他在针对意大利不同发展阶段的制度化和解的分析中，更多地采用了葛兰西学派的分析方法。 这对我来说意味着，为了在特定对象的相关考察中解决国家存在(或缺失)形式的具体问题，调节理论经济学家往往会用相当特定的分析方法(无论结果如何被系统化和网格化)来拓展概念和分析。但他们还没有做到如何从“抽象—简单”到“具体—复杂”的一系列详尽的概念分析中拓展出一个同样丰富的理论方法，以适应他们丰富的经济分析理论。 这种挑战恰是策略关系方法要寻找答案之处。它为有关结构形式、制度和组织安排的策略选择，以及在这种语境下社会行为主体的策略能力提供了一整套更为通用的原则。策略关系方法最初用于分析国家。但后来，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当我试图运用一系列丰富的、具有强大的解析能力的概念和分析方法来研究国家和国家权力时，这一分析方法却被用于研究利润导向、市场调节的积累问题。在这之后，我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原理，没有停留在满足于调节理论不同学派更多的中期成果上。我们也有必要超越经典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对它的教条式的、公认的曲解)以整合其他概念和见解，提出更全面的分析。 我的目标不是为了提出两个相互独立而又自圆其说的理论，一个用于国家，一个用于市场经济，也不是为了将理论的两个主体引入某种机械的互动，而是为了表明政治和经济有不同的机制和组织逻辑，但也以重要的方式组合在一起，而且存在结构上的联结。我在特莱的著作《政治秩序的经济体制》(1992)里发现了类似的理论追求，这对我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我的研究建立在一系列更广泛的形而上的反思的基础之上，这些反思的对象是社会科学中的哲学，是能够应用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符号秩序(semiotic orders)并因此能够得到详细说明的更抽象的策略关系方法，是对一系列有关国家和国家权力的理论文献进行的不完全的、自学式的介入(auto-didactic engagement)，这种介入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的抽象基础，也是批判的符号分析的原则。这项工作经历了碰壁、迷惑和许多挫折，但仍在推进，它一直激发着我的好奇心去迎接新的理论和实证挑战。作为一个或多或少知情的局外人，我借助广泛的社会科学工作，通过持续的批判性参与解决了部分问题。为此，我站在与我的兴趣有关的“前学科”和单个学科中那些活跃地、富有成效地从事跨学科研究工作的巨人的肩膀上。 《调节评论》：随着时间的推移，您认为调节理论的初始特性已经消失了吗？调节理论的巨大成功是否导致了其独特性的丧失？其中一些概念(当然不是全部)是不是几近成为宏大的历史制度主义理论家族中共同的红利呢？ 杰索普：这的确是我对巴黎调节学派方法论的批评之一。我不确定我会把这种情况完全归因于调节理论的成功。我在其他场合曾说过，调节理论自身已经显露出它是成功与失败的矛盾混合体。起初的第一代调节理论，旨在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统治地位，把调节方法推广到其他社会学科，这为克服福特主义的危机、给社会主义者指明方向提供了基本的政治纲领。然而实际上，该方法并没有脱离传统经济学的窠臼，它在其他社会学科(从社会学开始，贯穿政治学、地理学、历史学再到教育、健康和科学研究等一些特定的领域)中的重要影响都是基于它更温和的、更多的社会学论证，而不是常被其忽视的更强大的经济学论证。因此，除了促使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外，它并没有见证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调节学派经济学家们开始寻求与有意挑战这种“一言堂”的其他制度经济学者修好和结盟，转向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寻求对微观基础进行调节分析的其他选择，从而在更广泛的社会科学集会中变成了“尊贵的客人”，最终转向了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当初，第二代和第三代调节学派的理论家试图将广泛的社会学关切纳入(广义地理解)调节学派的研究(如惯例、嵌入、治理、斯宾诺莎的思想、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影响等概念)，这与此类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逐渐下降存在部分相关性。 《调节评论》：葛兰西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解读是您学术灵感的重要来源。您曾经说过，调节理论界并没有意识到葛兰西是前调节学派理论家。您是用什么方法把他的研究成果与调节理论联系起来的？ 杰索普：如上所述，葛兰西有关国家研究的学说对我的理论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我在调节理论中看到的整体经济学思想也和他的相似。此外，在我随后对葛兰西著述的研究中，我发现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预测到了法国调节理论的研究。在他的经典著作和通俗的经济学理论中，在他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中，在他强有力的反经济主义的阐释中，在他关于梅索兹阿诺地区(Mezzogiorno)经济落后现象背后的因素分析和制度妥协等问题的研究中，在他对李嘉图的市场决定论概念的重新解释中，在他对美国主义(美国制造业，包括大规模生产)和福特主义(对一整套体制、主观性、准则和价值观的支持，使大规模生产和大众消费成为美国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的影响的分析中，在他关于欧洲引进福特主义和实现它的全部潜能的挑战的阐释中，在他有关经济大萧条和危机应对的政治上多因素性质的分析中，在他对地缘经济、地缘政治的兴趣和未来中国崛起的相关论述中，都可以看到调节理论的主要思想。 我对葛兰西作为前调节学家的解释，尤其强调了他娴熟地重新解释了市场决定论。同时我也指出，在葛兰西作为前调节主义者所提出的很多概念和所作出的分析中，还能挖掘出对当下调控方法解决不了的问题的解决方法。这些方法尤其适用于他对国家和历史集团(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形式上和本质上是相符的，而不需要把经济基础还原为上层建筑)性质的分析，对知识分子作用的分析，像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这些方法突出了研究经济学基本常识的重要性。文化政治经济学、新自由主义及主流学派 《调节评论》：您独创了“文化(或符号)政治经济学”的方法，您能概述这种分析法的主要特点吗？另外，它是属于经济学领域的非正统方法，还是超越了经济学？ 杰索普：尽管文化政治经济学是个新的名称，但它的分析法却并非全新的。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旧制度主义等领域，在德国历史学派一些学者的研究成果中，都有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古老传统。在过去的20年至30年间，已经出现了一种独立的研究倾向，与我们称作文化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法较为接近。本质上，文化政治经济学严肃地将文化转向(关注意义创建)带入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一过程中，它并没有脱离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有关资本主义基本(物质)特征、基本矛盾、危机趋势和不同积累的动力的教训。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想在“温和的经济社会学”与“强硬的政治经济学”之间寻求一条中间道路。前者一味强调经济活动的社会嵌入性和结构主义特征，后者则片面地引入经济类别和利润导向及市场调节经济的“运动定律”，并使之具体化。鉴于其他学派也试图创建这样的中间道路，我认为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独特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核心范畴的运用；二是符号分析方法，并与激进的、非正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接合。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可以运用于非正统经济学的广泛领域。的确，我们对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有时甚至是寄生在大量非正统经济学家持续的创新成果之中。为避免折衷主义和碎片化的倾向，我已经就这些问题做过评论。 《调节评论》：对您来说，指号过程(semiosis)不仅是有效的分析方法，而且也很有意义。您还谨慎地补充道，并不是任何社会实践都可以简单化到符号的程度。那么，指号过程是不是一种超越相对主义并践行批判现实主义的方法？它与目前社会经济学中时兴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分析方法有哪些区别？ 杰索普：社会科学研究必须遵守的一条古训是，无论是在意义层面还是在事实因果层面，一项解释必须具有足够的合理性。社会世界不断地被再生产，从而使行为主体能继续以有意义的方式行为处事，他们依靠这种方式寻求降低现实世界(自然界和社会)的复杂性以便能在其中“继续”行为处事。因此，意义创建是社会生活的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生活可以简化为意义并且能够用行动理由充分解释。社会实践包含着对这种“继续”的有意义的尝试(或者，当然也可以通过干预并设法改变这个世界而拒绝这样做)，但其效果却依赖于社会行为主体行为处事时所处的环境、资源、具备的能力，还依赖于他们能配置的情境支持、社会关系的柔韧性或脆弱性、他们寻求复制或改变的自然属性以及所采用战略战术的恰当程度。一旦考虑到意义创建、结构化、实际行动的可用技能、具体社会行为主体的能力和技巧，那么我们就处于发展批判现实主义解释的地位，从而能够区分真实、事实和经验，并利用多重因果机制、事实层面必要的偶发互动、实证证据采集过程的方式等，对其进行分析。 就述行性分析方法而言，如果我们认为实践本身具有述行性，即有能力实现迄今为止没有实现的潜能或以不等效的方式再生产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那么这一解释就存在着明显的重叠。但是，述行性分析方法往往关注如何说明述行性行为，如何给予解释和行动的特权，而不是考虑以下这些问题：是什么限制了表现？为什么那么多计划会失败或产生意外结果？冲突在不同社会行为主体的战略战术中是怎样解决的(如果可以的话)？是否在中长期内有些矛盾不可压制、有些困境不能解决、有些悖论没法去除？总之，述行性分析方法存在采用更为唯心主义、唯意志论或人类行为学分析的风险，即便有时风险没有出现，这也不是一个尽职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家应该予以支持的。 《调节评论》：您根据对当前社会科学最新发展的认知，用“文化转向”来证实您对文化政治经济学的阐述。“文化转向”与您在本世纪初注意到的“制度转向”是如何相关的？它是一种连续变化过程的扩展、预先存在的趋势，还是应该改变未来研究范围和方法的全新情况补充？ 杰索普：“转向”只是对以下现象的直觉、认识或信念：一些特定的主题、方法或真实世界形态在个别的研究传统中已经被忽视或边缘化了。转向是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中正常发展模式的一部分，而且，它伴随着更多的裂变。从这个意义上说，依靠学者的个人研究环境、倾向、理论传统或研究重点，实现制度转向和文化转向的共存是可能的。制度转向反对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是建立在对制度问题的直觉、认识或新兴信念等基础上的，而不仅仅是建立在微观社会行动可分解的效果，或者宏观社会功能所支持的必要性上。制度转向引发了学界广泛的制度分析，部分借鉴了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中已有的新旧制度主义成果。文化转向主要是主题上的建构(将经济分析扩展到新领域，如文化经济学或心智模型的作用)，但也包括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的采用(像建构主义方法或，后来所谓的理念制度主义或话语制度主义，这是为了强调这些转向之间的联系)。追求本体论的文化转向并不常见，也就是说，这种文化转向坚持认为指号过程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在任何一个对社会世界的性质和动态的严肃性解释中，思想或意义体系都不会成为一个可选的附加项。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以下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在任何时间点出现的转向的多样性，这些转向在不同时间和语境中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它们在不同语境中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组合。不同形式的文化政治经济学完全可以实现殊途同归(如果存在这样的趋同)，这一过程取决于研究者最初探索的起点和有待其理解并解释的反常现象或困惑。作为一个确立并致力于推动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者，我希望这会带来变革。但即便能够实现变革，也是因为共享了其他学者对这一范式所作出的设想、提出的解释性原理和进行的分析，感到文化政治经济学能为正在致力解决或希望解决此类问题的人们提供可行的答案。 《调节评论》：您使用了“想象”(Imaginary)的概念，您的目的是将有助于个体和群体解决社会生活问题的意义体系纳入考量范畴。这个概念所包含的认知属性，与凡伯伦式的制度观念(即“思维习惯”)中包含的类似属性有什么关联？ 杰索普：近几年，我的文化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已经发生了“错综复杂的转向”(这说明出现了多次转向的可能性)。在此过程中，我认为，现实世界太过复杂，根本无法对其所有复杂性进行实时理解或管理，因而催生了两种可以降低复杂性的方式：意义建构和结构化。前者指的是行为主体认为意义建构是现实世界的一些特征而非他物，后者指的是在特定的时空环境中限制可共存的行动、制度等的组合。意义建构和结构化的分析是有区别的，它们有不同的逻辑，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但也选择性地互相影响。意义建构不仅包含解释，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结构性的、述行性的或建设性的影响。而结构化(通过制度化进行部分调解)则有助于选择和保留特定的意义系统，而非其他。总之，尽管凡伯伦的制度观念与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方法并不矛盾，但它不是我解释想象或制度的来源。 《调节评论》：文化政治经济学频繁引用经济学中演化的概念和系统分析方法。您如何看待当前的演化方法，特别是其中的新熊彼特学派分支，它可以用于促进文化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吗？比如在“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特定情况下，它既是经济(有争议的)现实又是述行概念，您能举例说明一下您的研究成果与演化理论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吗？ 杰索普：演化经济学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也曾喜欢使用这个概念，之后我把演化的概念运用于指号过程。这是一个有目共睹的方式，但在文化研究或批判性话语分析中却没有使用这一概念的先例。在这方面，我提出了文化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基本的本体论主张，一是和其他学科进化现象一样，变异、选择和保留的机制对想象(或其他符号学集合)产生作用；二是和符号的处理一样，这些机制通过(符号学之外的)物质发挥作用。此外，作为一种正在发展中的假说而非已确定的事实，我们主要是通过符号处理对多种想象(或其他符号组合)作出最初选择，通过物质和符号处理使选择生效，然后在筛选想象的过程中保留反复出现的材料，最终将它们嵌入结构之中。例如，首先，在重大危机中，尤其是危机管理也出现问题的时候(即已经建立的旨在使危机频发的系统恢复正常运转的日常危机管理体系失效了)，解释危机的理论数量就会激增(或呈现多样化)。其次，解释的最初选择依靠符号因素(共识、说服力、在相关的社会行动中关于霸权的想象)而不是材料因素。最后，选定想象的述行力量和变革力量更多地依靠物质因素(这些想象显示，在被视为威胁和机会的危机中存在潜在变革的能力)。在这一点上，我用文化政治经济学方法有效地区分出了四种相关的选择和保留机制：话语的或符号的；与有差异的结构化相关的结构性选择，它对潜在的、共存的发展设定界限；与特殊物质和社会技术相关的技术选择，包括福柯的规训和治理术；以及更特殊的、涉及个人或集体行为主体特有能力的能动选择。 至于你们举例提到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我曾在应对大西洋福特主义危机时，将这些学说主张和发展中的想象运用到把知识经济的出现作为一种霸权的想象上。而新福特主义和后福特主义的想象越来越多，这些想象或解释或曲解了福特主义危机的本质，进而提出了不同的退出战略和未来前景，其中只有部分被选出并用于在不同背景下、以不同的规模、为不同目标而开展的摸索性试验研究阶段。在经历过摸索阶段后，知识经济才以处于霸权地位的后福特主义经济想象的形态出现，成为国际机构(尤其是经合组织)所广泛推广的生产资本，在不同规模、不同场所的活动中被采用，进而把各种不同的领域(如技术、企业形式、竞争模式、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教育、政治组织、军事体制、医疗保健等等)连接在一起，知识经济这个概念是如此的“模糊”，以至于可以调动广泛的联合力量。凭借在这些领域产生的共鸣，知识经济的想象便获得了述行的力量。因为，在大西洋福特主义危机所引发的极度困惑的时期，知识经济为独特的、连续的、一致的行动提供了一个可以克服危机的共同参考点，或者说是一种可行的方案。尽管在开始提出时，知识经济的想象从科学上看并不“正确”，但随着这一过程的延续，一旦它的潜能在危机中得以发挥，在实际中就能够变成“正确”。总之，关于知识经济的想象的充分性试验表明，知识经济的想象既是实践性的，也是理论性的——如果没有在许多领域提供述行性行为，也不会被保留、挪用和再语境化。 然而，在不知不觉中，另一套积累体制在没有获得平等霸权的情况下也上升到了主导地位。这就是金融主导积累，它通过新自由主义取消管制和实施自由化，使各种形式的政治资本主义获得了能量，并在金融创新(事实上，就像我在别处所称的金融“犯罪创新”)的包容中推动了它的发展——在熊彼特式的创新的一般规则下，它属于推动知识经济的重大主题。并且，与知识经济更加适应生产资本的利益不同，金融主导体制更契合金融资本的利益，尤其是生息资本和更纯粹的(但强大的)资本虚拟形式或者虚拟资本。因此，福特主义的危机并没有使知识经济成为福特主义体制的继任者并获得主导地位(按照调节学派的说法，这也会导致知识经济的危机)，紧随福特主义体制之后出现的是金融主导的积累体制，这种体制对于组织分配、生产、流通的其他方式而言是一个麻烦的制造者，无法为将市场调节的利润导向型经济的各方面组织起来的其他方式解决问题。 《调节评论》：2011年7月，非传统经济协会、法国政治经济协会、全球政治经济促进倡议会等组织在巴黎联合举办了一场研讨会，您在主题发言中引用了卡尔·多伊奇(Karl Deutsch)对权力的界定，即权力“是支付而非学习的能力”。这个定义与危机余波中的主流经济学存在怎样的关联？ 杰索普：多伊奇认为，权力的相互依赖关系使每个人都有将其意志施加到环境或他人身上的能力，哪怕是在面对自己的失误或过错的情况下。我提到他的这一定义时，指的是在经济和政治精英背后，他们动员和推动金融主导积累以及利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资源及其统治结构的能力，从而保证能够渡过短期不利的公众舆论摇摆的危机期，消除其他经济行为主体的愤怒和反抗，保证无论在短期还是中期内，用拉姆·伊曼纽尔的话说，“一场好的危机……[不会]被浪费掉”。短期采取紧急措施，中期采取正常化措施，通过紧缩重构国家—市场关系、赋予规模太大不能倒闭的金融机构以特权、进行有利于金融资本的再分配等做法，都证明了多伊奇的这句箴言。 关于主流经济学，我认为教训是完全不同的。主流经济学有着超乎寻常的复原能力，能够基于新的设想或是初始条件来创建新的模式，并通过将批评吸收到其教条的理论基础中而实现复原。在许多情况中，它依旧停留在数学化理论的水平上，但通常这足以使主流经济学家捍卫传统真理，提供新的建议来反思“变化(但仍被误解)的现实”。我们还应注意到，尽管人们普遍认为主流经济学是标准经济学，或是独特的经济学思想，但实际上，它的内部关系是多元化的。这意味着在主流学派内部，某个学派挑战其他学派可能就会变成机遇，无论是理论上还是政策上，通过削弱其他学派的地位和影响来提升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同时保留主流的整体统治地位而不受影响。从我的角度来看，一个有意思的例子便是主流经济学家们非常有能力确保可以获得新经济思维研究所的支持。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 《调节评论》：您也认为，“按照精英们的共识，全球新自由主义高潮已经过去了”，后来您又补充道，这并不意味着新自由主义思想在政治体制中的影响已经终结。那么在您看来，新自由主义思想对政治精英影响下降的主要标志是什么呢？更广泛地说，您能列出评估并最终衡量(至少在趋势上)“想象”对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影响的标准吗？在当前的其他“想象”中，哪些可以引发新自由主义的衰落？它们在什么条件下会得到进一步发展？ 杰索普：我所提到的高潮指的是四种新自由主义转变的合流：前苏联集团国家社会主义垮台的余波中新自由主义制度的变革；撒切尔主义和里根主义的原则性新自由主义体制的转换；利用来自国内资本和国家管理者中特定少数派的一些支持而自上而下实施的新自由主义结构调整计划等；还有旨在支持其他经济、政治和社会模式条件的务实的新自由主义政策调整。当《经济学家》杂志庆祝“现在我们都是新自由主义者”的时候，这种合流的局面在庆祝的同时已经开始瓦解。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失败了，多些市场、少些国家的局限性在新自由主义体制中变得日益明显(从此转向“第三条道路”，以及其他支持机制)，主要的国际机构也开始看到它们的结构调整方式的错误之处，实用的政策调整开始发生逆转。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今天的精英中，尤其是在曾经历过激进的新自由主义制度转变的经济和政治中心地带，没有忠实的新自由主义者(或是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外无法思考的“盲从的”新自由主义者)。这确实意味着对新自由主义改革神奇性最初的盲目信仰已经消散，一种更务实的、更温和的方法正被逐渐采纳。这也导致了一些人称之为“僵尸新自由主义”，形容一种已经处于半死状态、而且行将消亡的新自由主义。我对此不太乐观，实际上，我相信，通过利用当前的危机并把它解释成作为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的危机，而不是在金融导向的积累中找出它的起源，就可以持续努力地复兴新自由主义的计划。在中期内，不管它是否打着新自由主义的幌子，对新自由主义的最好回应是发展政治生态学的批判，把它作为对资本积累的整体逻辑的挑战。要扩大适应特定环境的独立的和可持续的新型经济，则一场地位之争必不可少——这也意味着北方世界不该以南方世界为代价拯救自己。 《调节评论》：目前在法国，关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甚嚣尘上。争论的核心问题是自李普曼研讨会以来，新自由主义有没有一个基本统一的思想？或者就像塞尔吉·奥迪耶(Serge Audier)所指出的那样，在国家、经济和经济学等问题上，从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到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是否存在观点冲突？你怎么看待新自由主义的多样化？ 杰索普：新自由主义没有基本统一的思想，在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新自由主义计划与实践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至少，应该像塞尔吉·奥迪耶、杰米·佩克(Jamie Peck)、米歇尔·福柯、菲利普·米罗斯基以及其他许多学者那样，将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和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区分开来，它们是李普曼研讨会多项主题不同发展方式的传承。的确，有人将后者的出现时间视为新自由主义创立的时间，即便如此，其创建成员之间的思想也早已是迥然相异，无法达成广泛的共识了。此外，由于新自由主义在经济上片面地强调资本关系方面的交换价值，在政治上片面地强调国家与市场的对立关系以及政治在市场中的特权，在意识形态上片面地强调自治和个人的自由意志，因此它本身是充满矛盾的计划。这三方彼此牵制，在现实世界中需要不断调整。更复杂的是，在不同的背景中，新自由主义计划都是第一追求，如德国的秩序自由主义、智利的芝加哥学派新自由主义、英国的撒切尔新自由主义，或者给前苏联从国家社会主义到市场资本主义转型期带来“创造性破坏”的新自由主义。如果承认在所有的新自由主义计划中都存在着不同阶段的话，如“国家退出”的新自由主义(roll-back neoliberalism)、“市场渗透”的新自由主义(roll-out neoliberalism)、“后果难料”的新自由主义(blow-back neoliberalism)，那么，它们在不同的情境中会采用不同的形式，有不同的短暂性。而且最终，如果我们认为新自由主义不是一个完整的计划，它始终需要与其他概念特征接合起来，需要在不同的社会基础上寻求支撑，需要在不同的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的背景下谋求发展，面对不同形式的阻力，需要通过不同的辅助和配套措施获得帮助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把新自由主义理解为适用于特定局面的战略和战术，并对它最终会走向失败的趋势有着充分的意识。然而，迄今为止，正如杰米·佩克所言，新自由主义往往“在失败中前进”，也就是说，利用它的缺陷去实现适应、调整，然后向前发展。最后，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谈论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或行动本身就具有严重的误导性和神秘化作用。是社会行为主体在思考，采取多元化行动的社会力量在调整，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调节评论》：您还有其他想要补充的吗？或者能否对您的陈述做一个总结？ 杰索普：我没有任何新的观点需要补充。但是需要提到的一点是，我过去20多年的研究成果，都是与岑艾玲(Ngai-Ling Sum)女士合作完成的。她从另外的路径得出同样的结论，也就是我们都认为有提出文化政治经济学的必要性，她还将我们的一些共同见解运用到了其他语境中。最后，我想用三条基本原则来作为总结，这三条原则影响着我从事学术研究的总体方法：保持好奇心，怀疑每件事，容忍模糊性！只有坚持这三条原则，我们才能在知识不均衡发展的高风险的、具有跨学科特点的语境中工作。这需要自我反省式的认知，也即我们不可能完全精通自己研究领域中的理论发展——它的领先与滞后、曲折和多变以及未来的可能性。标签：葛兰西论文; 政治经济学论文; 经济学论文; 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经济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 社会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