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经》“同异交得”思维方法与经济思想探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维论文,思想论文,方法论文,经济论文,墨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墨子》中有六篇：《经上》、《经下》、《经上说》、《经下说》、《大取》、《小取》，与其他各篇性质不同，特别有逻辑学的价值。所有这六篇有一个总的目的，就是通过逻辑方式，树立墨家诸多哲学、道德、数学、自然科学以及经济思想的观点，反驳名家、道家、儒家的辩论。这六篇合在一起，通常叫做“墨经”。本文就《墨经》的同异交得思维方法及其在经济思想中的运用，做些初步分析。
同异交得思维方法简析
《墨经》有下述一条：
同异交得仿有无。
于富家良知，有无也；比度，多少也；蛇蚓旋圆，去就也；鸟折用桐，坚柔也；剑犹甲，死生也；处室子，子母，长少也；两色交胜，白黑也；中央，旁也；论行、行行、学实，是非也；鸡宿，成未也；兄弟，俱适也；身处志往，存亡也；霍，为姓故也；贾宜，贵贱也。
以上的意思是说：一个人出身富有之家，却无良好的知识素养，或出身贫困之家，却有良好的知识素养，这是同一个人兼有无两种属性。甲数比乙数多，却比丙数少，相对于不同的比较度量对象，一个数目可以既说多又说少。蛇和蚯蚓的蠕动既去（离开）且就（接近）。鸟儿为筑巢折取、使用的梧桐树枝，是既坚且柔，不坚不足以承重，不柔不足以编织。以剑消灭敌人，同时具有保存自己的作用，就像铠甲一样，这是生死两种属性集于佩剑者一身。一位妇女比自己的母亲小一辈，比自己的女儿却长一辈，这是同一人既长又少。乙物之色浓于丙物，却淡于甲物，这是同一物兼白黑两种属性。甲圆的圆心可以位于乙圆的周边，这是同一空间位置兼有中央和旁边的两种属性。一个人的言论与行动、行动与行动、学问与实际，可以既有是又有非。在母鸡孵雏过程中，当雏鸡已孵成但尚未破壳而出时，可以说成，又可以说未成，这是成和未成两种属性存在于同一对象。兄弟三人中的老二，说他是兄、弟都合适，这是同一人具有兄弟两种属性。一个人身体在这里，而思想却跑到别的地方去了，如《三国演义》中描写的关羽、徐庶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故事，便是“身处志往，存亡也”的例子。古代“霍”字可以指鹤这种动物，又可作为人的姓，一个姓霍的人既是霍（姓），又不是霍（鹤，一种动物）。一个合适的价格，对卖者来说够贵才卖，对买者来说够贱才买（注：孙中原：《墨者的智慧》，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0—102页。）。
本条《经》文只有“同异交得仿有无”七个字。“仿有无”即例如有无，指《经说》中列举的“有无”等十四个例子。从这十四个事例来看，所谓“同异交得”，从事物方面说，就是像有无、多少，去就，坚柔、死生、长少、白黑、中央与旁、是非、成与未成、兄弟、存亡、是霍（姓）又不是霍（鹤）、贵贱等相异或相反、对立的性质存在于同一对象；而从思维方法角度说，是指同时把握同异两面，或全面地、整体地看待事物。客观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一分为二，都有自己内在的两重属性，而且常常是正相对立的属性。只有抓住事物的基本的两重属性，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而用复合判断把这两重属性表述出来，就是对事物本质的揭露。恩格斯说得好：“辩证法同样不知道什么僵硬的和固定的界限，不知道什么无条件的普遍有效的‘非此即彼！’，它使固定的形而上学的差异互相转移，除了‘非此即彼！’，又在适当的地方承认‘亦此亦彼！’”（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4—85页。）。古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曾说，在自然事物中，“人们可以看到相反者自身总是出现在同一主体之中，而且是同一事物的属性；我说的是例如健康和疾病、美丽和丑陋、强劲和柔弱、明和暗、聪和聋。”（注：《亚里士多德全集》第3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7页。）亚氏的这种说法与墨者的论述也非常相似。
墨者对“同异交得”的原理和方法极为重视，破例连续举了十四个实例来解释。墨子曾在《法仪》讲演一篇，开宗明义就说：“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也。”《墨经》同异交得思维方法，引导墨者不断获取知识，发现真理，取得许多学科的认识成果。《墨经》中有关义利统一的经济价值观、利害相权的经济行为观、买卖适宜的价格论等经济思想，都渗透着同异交得思维方法的火花，下文试以论述。
同异交得与义利统一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哲人们在探讨人生理想和人类行为的评价标准时，围绕义与利、理与欲、志与功的关系所进行的争论，同价值问题密切相关，并在不同方面表现出各自的价值观。以“义利观”来说，所谓“义”即相当精神价值（道德修养），所谓“利”即相当于物质价值（物质利益），义与利的关系即精神价值与物质价值的关系。先秦时期，出现了中国古代义利之辩的第一个高潮。诸子百家对义与利的关系纷纷提出自己的看法。墨者用“同异交得”的观点和方法看待义与利的关系，也阐述了义利统一的经济价值观，墨者在《墨经》中提出：
义，利也。
义：志以天下为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
这就是说，义即为利人之公利，要立志为天下人服务，把天下一切事务当作自己的份内之事，而不必考虑为个人所用。这就表明，墨者一方面把“公利”当作义的前提，另一方面又十分重视“义”的价值，讲求“以公利为义”。墨者在《贵义》篇指出：“万事莫贵于义”，而义之所以可贵，就在于公利。墨者在《非乐上》又说：“仁者之事，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将以为法乎天下：利人乎却为，不利人乎即止。”就连对忠、功、孝等伦理价值的判断，墨者也是以是否利君（国家）、利民（国民）、利亲（父母）为标准。《墨经》上说：“忠，以为利而强君也。功，利民也。孝，利亲也。”
墨者以公利为义的义利观，在实践上体现了务实、勤勉的精神。反对墨家的孟子也说：“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据《墨子·心输》篇记载，当楚国准备派兵攻打宋国的时候，墨子挺身而出，一方面派出自己的学生义务协助宋人守城，一方面又千里跋涉，风尘仆仆，赶到楚国，说服了楚王不要出兵，从而为宋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当墨子从楚国赶回宋国的时候，正好遇上大雨，他想找个洞躲躲雨，却遭到宋人的拒绝……墨子这种以天下公利为义的精神，是无私的、崇高的。墨者在《耕柱》篇指出：“今用义为政于国家，人民必众，刑政必治，社稷必安。所以贵良宝者，可以利民也。而义可以利人，故曰：义，天下之良宝也。”墨者正是在“利人”、“利民”实践的基础上，把义与利统一起来了。
墨者以公利为义的义利观，也是一种义利“同异交得”的经济价值观，强调“义”都离不开“利”，讲“利”也离不开“义”，把道德修养与物质利益紧密地联系起来，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物质利益决定道德修养，道德修养又反作用于物质利益。墨者讲公利，讲利他，都离不开强调生产劳动、强调经济建设，并极力反对“亏人自利”的行为。《非乐上》说：“今人固与禽兽……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动物利用爪、牙从外部自然界获取食物，而人出力劳动生产才能生存，不出力劳动生产就不能生存。墨者又说，到别人园子里偷摘桃李属于“亏人自利”行为，这种“亏人自利”的行为，就是不仁不义。如果抢夺别人的牛马，那就亏人更多，更是不仁不义了。为什么说到别人园子里偷了桃李就是不仁不义呢？墨者在《天志下》说：“不与其劳，获其实，以非其所有取之故。”墨者这种把道德修养与生产劳动联系起来，把生产劳动看成是评价人的道德行为的一个尺度的这一看法，有一个深远的意义（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04页。），也有现代意义。“与其劳”才应该“获其实”，才可以使劳动成果的“其所有”，只有这样的“所有”才是“义”。不然，就是“亏人自利”，就是“不义”，就是盗窃、抢夺。墨者的话，对加强两个文明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人，仍然具有警醒作用。
同异交得与利害相权
墨者主张一切行为包括经济行为的目的，都在于取利避害。这里的利，是指得到后觉得喜欢的事物；这里的害，是指得到后觉得厌恶的事物。《墨经》说：“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取利避害必须根据一定的标准，遵循一定的规则，选择一定的方法。而这标准、规则和方法，集中体现在其“权”的思维中。《墨经》中说：
权，欲之权利，恶之权害。
权：两而无偏。
权，就是权衡事物的利害，对于自己想要的事物，要权衡利大利小；对于自己厌恶的事物，要权衡害多害少。另外，权衡的时候必须兼顾利害双方，不可偏于一方。“权”，本义是指一种树木，《说文》：“权，黄华木；一曰反常。”假借为“权衡”的权，即称锤，《庄子·胠箧》：“为之权衡以称之。”称东西时，称杆上的准量刻度不变，但称锤却移来移去，所以把权理解为比较、衡量，如权衡利害得失。墨者给“权”赋予了思维方法的意义。他们认为在权衡利害得失中应贯彻全面性、整体性的原则。“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利害兼顾”的思维是辩证的，它体现了两点论、全面性的整体思维方法，克服了一点论、片面性的部分思维的不足，注重从一面到多面，由片面到全面的正确认识。
墨者注重经验，注重实践，认为“言”见之于“行”才有价值，“权”的思维同样要在实际中履行，从实践中考察其效果，看是否符合“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大取》中说：
断指以存腕。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也，非取害也，取利也。……遇盗人，而断指以免身，利也。其遇盗人，害也。
利之中取大，非不得已也；害之中取小，不得已也。于所未有而取焉，是利之中取大也；于所既有而弃焉，是害之中取小也。
断指与断腕，宁取断指的小害，而不取断腕的大害，这时就是通过被迫的、不得已的选择断指的手段，以达到存腕的目的，即所谓“断指以存腕”。这里表达了墨者这样一个论点：取小害从一定意义上说，不是取害而是取利。假如我外出经商，行到深山老林，遇到一群杀人越货的强盗。这件事情本身是一种害，但如果可以在“断指”和“亡身”二者中选择，我宁愿选择“断指”这一小害，以避免“亡身”这一大害。这就是选择以不得已的断指手段，来达到保全生命的目的，从一定意义上说，不是取害而是取利了。像“断指以存腕”、“断指以免身”这样的事情，就是利与害的“同异交得”。
《小取》规定辩学的一个功能是“处利害”，而《大取》则是选用一定篇幅讨论利害相权、取小害以保大利的处置方法，这和我们常说的必要时牺牲局部以保全整体的原则十分相似（注：孙中原：《墨者的智慧》，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09页。），说明墨者利害“同异交得”的思维方法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现实意义。现代宏观经济管理决策，就十分讲求局部经济效益要符合宏观经济效益，为了宏观的、整体的、全局的利益，常常要牺牲局部的、地方的、企业的经济利益，比如关闭利润高污染大的小造纸厂、小制烟厂。现代微观企业经营管理决策，在选择最佳备选方案时，就必须遵循最大最小原则，即两利（利润等）相权取其大，两弊（费用等）相权取其小。这里所说的大小一般是系统权衡、综合分析、“利弊交得”的结果。
同异交得与买卖适宜
《墨经》中说：“买卖，易也。”“贾宜，贵贱也。”你买我卖，就是商品交换。察知价格合适与否，就能了解商品的贵贱。一般地讲，一个让买卖双方都能接受的价格，是商品价值、使用价值内在矛盾运动表现为商品与货币、卖者与买者外在对立统一的结果。对卖者来说，他拥有商品，关注的是商品的价值，商品的使用价值只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只要能获得足够的交换价值（贵），他就卖，他就让渡商品给买者使用，获得他所需要的货币；对买者来说，他拥有货币，关注的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只要能获得足够的商品使用价值（贱），他就买，他就让渡货币给卖者，买回他所需要的商品。可见，买与卖这两种交换行为的“同异交得”，是商品价值、使用价值两个基本属性矛盾运动外化为商品与货币两个因素“同异交得”的具体表现。《墨经》论述道：
买无贵，说在仮其贾。
买：燿相为贾，刀轻则燿不贵，刀重则燿不易。王刀不变，燿有变，岁变燿，……
买卖本身是无所谓贵贱的，因为货币价值与物价之间有反复，即物价与币值互为消长。货币通过与谷物交换表现出谷物的价格。假设谷物的价值不变，那么，货币价值低则谷物价格就高；反之，货币价值高则谷物价格就低。王者所铸的法币稳定不变，而谷物的价格升降变化，原因在哪里呢？年岁丰收谷物的产量增大，同样时间投入同样的劳动所获得的谷物数量较多，那么凝聚在单位数量谷物中的价值就低，因而谷物价格便低；反之，年岁欠收谷物的产量减少，同样时间投入同样的劳动所获得的谷物数量较小，那么凝聚在单位数量谷物中的价值就高，因而谷物价格便高。
从商品与货币相交换的关系，墨者看出物价的高低同时受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货币价值，二是商品价值。从中可以看到，国家制定法币对稳定物价具有积极意义，同时国民努力生产劳动，争取丰收，增加投入市场的商品数量，也是稳定物价的重要方面。买卖顺利、价格适宜除了物价与币值的相互一致以外，《墨经》进一步分析说：
贾宜，则雔，说在尽。
贾：尽也者，尽去其所以不雔也。其所以不雔去，则雔。正贾也宜不宜，正欲不欲。若败邦鬻室、嫁女。
价格合适就能卖出商品，是因为影响商品销售的种种因素都排除了。那种种制约商品销售的因素排除了，商品就出售了。比如，价格合适不合适，商品能不能卖出去，还取决于买者想不想买。战败国人民为了预防不测纷纷卖房屋，嫁女儿，由于想买房屋，取妻子的人少，必然价格低贱。墨者进一步发现，从购买方看，光有购买力是不够的，他还必须有购买欲望，因而揭示了制约市场消费需求的两个前提条件：购买力与购买欲望。同时，墨者还隐约发现政治战争、商品供求、季节时令等政治、经济、自然环境因素，对价格也有影响。
社会在进步，经济在发展，二千多年前墨者运用“同异交得”思维方法所揭示的商品货币关系、物价变动因素等经济思想，与现代商品、货币、物价学说相比虽然不能同日而语，但墨者重农业生产、重货币稳定、重需求制约等与物价相关的经济思想，对繁荣市场、稳定物价、进行宏观间接调控等方面的决策，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