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台湾嘉义地方的开发与环境变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嘉义论文,台湾论文,清代论文,环境论文,地方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前言
环境决定论（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认为人类的活动、 空间分布、社会与文化特征皆受制于自然，但可能论（possibilism ）者则以为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极其复杂，非单纯因果关系所能涵盖。“究竟人类生存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何，人扮演怎样的角色？”地理学者与人类学家多所讨论，历史研究的领域则较少受到关注。
清代台湾是移垦社会，移民者的开发活动很大程度依赖自然，而且愈是早期，环境作用愈具有影响力。随着拓垦活动展开，地表景观渐生变化，新的空间形成，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本文旨在考察清代台湾汉人拓垦过程中的环境变迁；环境变迁是人力与自然力交互作用的结果，此一作用在不同区域中如何呈现？人与自然的互动可否在史学领域中找到答案？笔者尝试以现职所在地嘉义地区为对象，进行探讨。
嘉义县本名诸罗县，由县城诸罗山而得名，乾隆52年（1787）林爽文事件后清帝嘉许居民死守城池之忠义，故改名“嘉义”。诸罗县范围包含今日嘉义以北地区，幅员广阔，其后行政区域不断调整，由北向南渐次缩小。现今嘉义市为清代县治所在，今日的嘉义县位于北港溪与八掌溪之间，居清代本县辖区的核心位置、汉人北上开发所必经。汉人在此拓垦，根据《中埔乡志》的描述：“农民怕没田种，只要能开垦之地，不论河边、湖泊，有地就挖、就犁，形成很多坔田”。康熙47年（1708）福建巡抚张伯行奏：“台属田土向来岁仅一收，臣到任后饬令该府县，劝尽行开垦、勤力耕种，务使人无遗力，地无遗利”（注：国学文献馆主编：《台湾研究资料汇编》第一辑， 台北：联经出版社， 1993，页688。）。
这样的开垦基调，官民一致，但是，环境史上该作何评估，笔者尝试透过清代嘉义地区汉人的拓垦活动进行思索。
一、自然环境与拓垦课题
关于云嘉平原的地理位置，《嘉义县舆图纂要》描述如下：“嘉义县治负山面海，海疆之严邑也。南界曾文，北界虎尾，东倚武峦之麓，西临笨港之滨，局度宽宏，平原广沃，为南北之康庄”（注：《台湾府舆图纂要》台银本，1963，页205。）。不仅说明平原地势， 更道出了本区地理环境的特征，即海岸、平原、高山三种不同地形兼具，海拔高度差异大，生态环境复杂。
本区地势东高西低，西部平原海拔高度低于一百公尺，东部山地则在二、三千公尺以上。河流受地形支配，由东向西奔流而下，上游湍急，进入平原后形成广大冲积扇。主要河川如北港溪、朴子溪、牛稠溪、八掌溪等，皆支流众多，集水区域辽阔，遇雨季或豪雨时节，山洪爆发，水位急速上窜，下游便泛滥成灾。《诸罗县志》云：“夏秋霪雨，溪流骤涨，田园沿溪逼港者，悉入蛟官矣”，便是集水区过广、雨量分配不均，水文环境不利农垦之意。因此，发展农业以水利开发为前提。
本区海岸属于海积地形，除了侵蚀作用外，海浪结合海流、潮汐营力，对海岸不断进行堆积，岩屑、沙粒被堆积成沙滩或砾滩，外海地区则呈现堤状沙洲。水域被沙洲拦住成为泻湖，起初可与外海相通，但泥沙冲刷，使湖面不断缩小，泻湖由深而浅最后陆化。汉人在此地拓垦，必须解决水患、缺水与土壤改良等问题，所需耐力以及技术上的高难度远甚于内陆地区。《诸罗县志》云：“近海者或涨潮卤淹，此皆无岁不有”，所指便是居民终年饱受涨潮浸水的困扰，加上土壤带盐，只能栽种耐旱、耐盐作物，或开辟鱼塭、盐
，土地利用型态极有限。
自然灾害方面，包括水旱灾、风灾及地震。本岛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嘉义、台南地区又是震央所在，触口、梅山等断层地形起伏，受地层褶曲型态与垂直错动的影响，震源浅、震度强，属于破坏性地震。这些自然灾害造成生命、财产损失，水利破坏、农作遭损，令人不胜其防。（注：参考徐泓：《清代台湾天然灾害史料汇编》，行政院国科会防灾科技研究报告72—01号，1983。）
综合上述，气候、土壤、水文等，本区不利于农垦的自然因素甚多，发展农业，移民必须做到（1）确保水源，解决供水、排水问题；（2）藉洗盐、轮作、栽植防风林等，进行土壤改良。渔业方面，沿海居民从事渔捞、利用海埔地进行养殖，同时，也因泻湖陆化等因面临近海渔业资源枯竭的问题。山林方面，山区原为番人势力范围，光绪以前，越界私入番地的汉人多为砍伐林木，浅山的丘陵地带虽有少数人以造林为业，但比例似乎极微。山区拓垦活动引发的环境问题，主要在水土保持。
移民者的拓垦进程是思考环境问题的另一线索。早期拓垦活动集中在平原地带，汉人由海岸、河口登陆，进入平原、浅山地带，然后根据地形、水源、交通与个人意愿等因素，决定落脚地点。捷足先登者不一定选择平地定居，郑氏时期入垦之汉人其足迹已达山区，今日中埔乡、海山乡等地，可知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未必是移民考虑定居的主要诱因。
一般说来，地势高而近溪涧、取水容易的地点，是汉番争相群聚之处。汉人来到之前，云嘉平原已有原住民部落，汉人移民来到此地，与土著发生交涉，二者能否和平共处，是开垦行动是否顺利的关键。《诸罗县志》云：“自郑成功集流亡、开屯戍，于时诸罗土旷，汉人间占草地，与土番错”，证明早期为汉番杂居的局面。据康熙24年（1685）蒋毓英《台湾府志》所载，嘉义地区没有汉人的坊里街庄，只有番社。十年后，康熙34、35年（1696）左右重修《台湾府志》之际，已有九个庄。康熙56年（1717）陈梦林等撰述《诸罗县志》时出现“外九庄”的称呼，嘉义地区的开发与繁荣不难想像。
由于渡台汉人日多及番人迁徙的习惯，汉番杂居的局面逐渐打破。《诸罗县志》提到：“番社岁久，或以为不利，则更择地而立新社以居”，“先时旧社多弃置为秽垆，近则以鬻之汉人”（注：《诸罗县志》台银本，1962，页174。）。汉人继承番社遗址发展成街庄， 日本学者称之为“汉番交代村落”（注：富田芳郎：《台湾聚落的研究》南天本，页156。）。此类番社成为汉人聚落中心的例子甚多，如诸罗山庄、 打猫庄、他里雾庄、半线庄、旧啯庄、新啯庄等。汉人拓地愈广，以番社为名的街庄愈多。
二、平地农业水田化
汉人引进农业开发技术，开辟水源，从事稻作，使本区地表景观出现阶段性的转变：（1）鹿场、游耕，（2）看天田，（3）水田。 水田化结果，单位产量提高，且稻作从此一年可两获，可谓划时代的创举。然而，是否真的就此“嘉义平野由鹿场而旱田、由旱田而水田，在康熙末期时，全域都完成了水田化运动”（注：君章义：《嘉义发展史》，《汉声杂志》（中文版）23，1989。）呢？证诸史料，这样的历史图像有待改写。
1.鹿场与游耕
嘉南平原冬季干旱，森林生长不易，故原始景观为草地或散树草原。康熙36年（1697）郁永河来台采集硫磺，《裨海纪游》一书记录了他对台湾西部平原的观察：“平原一望，罔非茂草，劲者覆顶，弱者蔽肩，车驰其中，如在地底。草梢割面破项，蚊纳苍蝇吮咂肌体，如饥鹰饥虎，扑逐不去”（注：郁永河：《裨海纪游》台银本，页26。）。草莱未辟的状态不适人居，却是麋鹿绝佳生存场所，《诸罗县志》云：“丰草弥望多鹿场”，荷兰人、汉人相继到来，嘉南平原于是成了猎鹿场，鹿皮、鹿脯被当成商品大量销往海外。
草场上番人进行着原始型态的农耕，跟随郑成功入台的杨英如下描述：“秋收之期，目睹禾稻遍亩，土民逐穗采拔，不识钩镰割获之便。一甲之稻，云采数十日方完。访其开垦，不知犁耙锄耜之快，只用手曰日凿，一甲之园，必一月□□□□□□□。至近水湿田，置之无用”（注：杨英：《从征实录》台银本，页193，1958。）， 可知番人采游耕方式，不知施肥、犁耕与灌溉，地力减退即弃地而去，数次之后另觅耕地，聚落随之转移。
汉人带来先进的农耕技术，鹿场景观也随之消失。康熙40年（1701）以后，移民热潮带来全面性的开发，结果“附县开垦者众，鹿场悉为田”，鹿群被捕杀殆尽。今日嘉义地区与鹿有关地名为数不少，证明汉人入垦前糜鹿成群的活跃情况，嘉义市、布袋镇、水上乡有“鹿寮”、“鹿仔陷”；大埔乡有“鹿寮仔坑”；竹崎乡有“鹿寮堀”、“鹿满”；鹿草乡原名“鹿仔草”；梅山乡龙眼村有“鹿寮坪”；大林镇有“鹿堀沟”，等等。鹿场消失，可谓移民拓垦活动改变自然生态的第一件大事。
2.农业水田化
台湾河川不利于灌溉，嘉南平原降雨量尤其集中在七、八、九月台风季节，每年十月到翌年五月期间，几乎处于干燥无雨状态，缺水之虞以致“早禾难播，故稻仅一稔”（注：《诸罗县志》台银本，1962，页294。）。
水利开发之前，粗放式农业的收成靠天帮忙，台人称此为“看天仔”。看天田的土壤透水性甚差，嘉南平原地表下15～25公分有一凝固坚磐，阻碍地下水上升及雨水下渗，水分循环恶劣。由于缺水，众人必须群力合资掘井，齐聚于有深井之处，故村落景观以集村为主。（注：关于台湾南部以集村为主的聚落形态，其它原因如原始景观、番害问题等，参看富田芳郎的《台湾聚落的研究》南天本，页155。 ）开发水源与确保饮用水的供给，成为居民最关心的大事。
周钟瑄《诸罗县志》中，田地被分为五等：（1 ）上上者水泉自地涌出，“平畴沃野，水泉蓄泄，不忧旱涝”。（2 ）中上者引水筑为陂圳，“中无停蓄，上有流泉，出有人力，障为陂圳，入于亩亩，尖斜屈曲，无所不通”。（3）中中者听任附近溪流灌溉之便， “附近溪港，桔樨任牛，多秕少粟”。（4）下中者为看天田， “蹊壑无泉，雨集而浍，潦尽而涸，陂田涸死，田之逢年者十不二三也”。 （5）下下者看天又极少降雨，“广斥而硗，低不可园，雨霁田石，逢年者十不一二也”。（注：《诸罗县志》台银本，1962，页68。）水源因素被视为判定田园等级的根据，由此可见，水利兴修为决定开发成败的重大关键。
关于水利设施的种类：“凡筑堤潴水灌田谓之陂，或决山泉，或导溪流，远者数十里，近亦数里。不用筑堤，疏凿溪泉，引以灌田，谓之圳，远者七、八里，近亦三、四里。地形深奥，原泉四出，任以桔樨，用资灌溉，谓之湖（或谓之潭），此皆旱而不忧其涸者也。又有就地势之卑下，筑堤以积雨水，曰涸死陂”（注：《诸罗县志》台银本，1962，页34。）。本区陂多圳少，除了干旱期长特别需要储水功能外，“地高流深”不易引水上岸，加上水患使工程维修不易，故储水之陂特多，而流动之圳少。
根据陈鸿图统计，清代嘉南平原的水利设施共122处， 位于本区者至少37处以上。（注：陈鸿图：《水利开发与清代嘉南平原的发展》，国史馆，1996，页95。）康熙年间为水利开发的最高潮，康熙42年至49年（1710）及53至56年（1717），则是两个高潮点。大致由南向北进展，初期集中于平原地带，而后逐渐扩展至沿海及山区。1904年农地利用图显示，水田集中于柴头港堡、嘉义西堡、牛稠溪堡、打猫南堡以东的地区，即今日嘉义市、大林、民雄、水上、溪口一带，西半部除了大康榔东顶堡、鹿仔草堡、白须公潭堡水田较广外，多为旱田。（注：陈淑娟：《嘉义平原的农地利用》，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硕论，1996。）
水利设施是农业命脉，每次发生动乱，匪徒必从破坏水利下手，丁曰健称：“嘉义县城迭次被围，竭力保固，而城外乡庄被扰日久，满目疮痍，深堪怜悯。所幸填土俱在，只以水泉被贼壅塞，荆棘丛生”，“设法兴工疏通水圳……庄民可藉以耕耘”（注：丁曰健：《治台必告录》台银本，1959，页457。）。民变之外， 破坏水利的行为如“破埤放伐”、利用圳道交通运输等，均为官民谴责的标的。
水源开阔吸引人群聚居，水利设施附近或分水之处形成的新聚落，往往因此而得名。例如：位于今日嘉义市有“埤仔头”、“顶埤”、“下埤仔”、“打死人埤”、“湖仔内埤”、“圳仔头”、“大埤脚”；水上乡有“水崛头”、“大堀尾”、“埤仔
”；中埔乡有“湾潭”、“汴头仔”、“埤寮”、“汴头”；义竹乡有“埤仔头”；太保乡有“新埤”；民雄乡有“圳沟”等。（注：参考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台湾地名辞书卷二十嘉义市》，1996。）水利开发使人地关系的结合更为紧密。
陂圳修筑造就水田化普及，不仅耕地面积增加、提高单位产量，稻作一年可两获。而且，就环境保育观点而言，水田农业有助于维持生态平衡，因为水具净化滋养作用，可继续栽培相同作物，不似旱田连作消耗地力，容易发生物理性障碍，使土壤疲惫。水田农业，可谓移垦社会进展的一大指标。
3.“隐田”与水利开发
但是，水利开发并非万能，隐田大量存在的原因与之关系密切。所谓“隐田”，指未经登录的原野地、河川地、海埔地、山坡地等农耕用地。一般认为，业主唯恐田赋缴纳过重，故以多报少或以田报园；其实，隐田形成的背景因素是多方面的，而自然环境的影响往往被刻意忽略。
与土地拓垦一样，水利开发受环境支配。环境制约下，有不利于兴筑水利的地方，有水利开发严重影响近邻而遭禁止的例子，也有水田化之后因天灾又回复看天田型态的农地。根据清末唐赞衮所指，当时嘉义县内不少地区不适合发展水利，例如土库、南港、北港、尖山、朴仔脚、盐水港、铁线桥等，“其地半属旱田，半为园埔，仰资天水，绝无埤掘可以预潴。虽其间有笨港溪、八掌溪、汲水溪、曾文溪、二层行溪，然地高流深，有水不能上岸。遇霪雨则潢流洋溢，民其为鱼，逢旱灾则赤地焚烧，野无青草。故土人多种花生、芒蔗、地瓜、杂粮，以待时雨之滋润，而不能必其大有收也。此固台嘉地势使然，不得以人力争之者”（注：唐赞衮：《台阳见闻录一》成文本，页182。）。 以上地方有些地势过高，有些雨水太少，任何型态的水利设施都不可能，故经营看天田是最佳选择。
被禁止开发水利的地方，主要缘于地势关系，邻近地区可能因而受损，故周遭坚决反对。例如乾隆25年（1760）沤汪庄民合立《严禁沤汪庄开凿水圳示告碑记》，不许文衡殿垦置的埔地兴筑水圳，因为附近地势较低处有田园、庄社、坟茔，恐怕豪雨冲崩毁于一旦，所以立石相约永远不许开凿水利。（注：《台湾私法物权编》台银本，1963，页1139。）
水田与看天田的区分明显，但自然灾害的威胁却不分畛域，《诸罗县志》云：“县多山溪，夏秋霪雨，溪流骤涨，田园延溪逼港者，悉入蛟官矣。陂圳之疏筑，大者数千金，小亦不下数百，突遇洪流，荡归乌有，即陂去田亦荒矣”。（注：《诸罗县志》台银本，1962，页87。）对于水患造成的损失，投资水利兴修者可能比经营看天田的人，损失更为惨重。故垦而不报、以多报少或以田报园，便成为应付自然灾害的重要手段。
隐田大量存在，官方无法掌控。雍正5年（1727 ）闽浙总督高其倬奏：“诸罗、凤山二县田土实多隐匿”（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页141。）， 隐匿的田地究竟若干，无可靠数据。刘铭传就任巡抚后，认真清丈，结果税额从183，366两增至674，468两，多出2.7倍。 当时清丈的土地计约350,575公顷，但仍旧不准确。
根据雍正5年（1727）巡台御史索琳、尹泰的奏报， 隐田的成因包括：（1）台湾田赋计算单位太高，若不以多报少，则不能完纳正供； （2）台湾沙地每因雨水使农田变成荒壤，所以须以多报少， 补足亏欠；（3）西部平原无堤岸保障，海水容易倒灌，田园卤尽， 必俟数年咸味始去方可耕种，须赖以多报少弥补损失；（4 ）由于上述各项灾害的威胁，若不预留余地、截长补短，则无法完纳额赋。（注：引自吴田泉《台湾农业史》，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1993，296—297页。）据此，过去试垦失败的补偿与未来可能遭遇的风险，农民一并将其纳入本金中计算；除了第一项外，其余皆可视为自然营力下农民应变的权宜措施。
清廷规定：凡遭逢“水冲、沙压”等灾害，可向官府呈报流失，免除科责，狡猾佃棍于是利用此项规定谎报，希冀逃税。（注：陈淡然辑：《刘壮肃公奏议》台银本，册3，1958，页306。）但是碍于某种原因，不愿呈报或无力呈报者，依旧大有人在。光绪12年（1886）福建巡抚晓谕：“近溪田地，水冲沙压，小民元力报豁，田去粮存”（注：《清代台湾大租调查书》上，台湾省文献会，页44，1994。），便是农民为遭害无法报销的佐证。光绪25年（1899）一份契文提到：“内埔水圳……数年来洪水为灾，屡被水冲崩，损坏水源，不能疏通，该良田变为荒埔，钱粮国课无依”（注：《台湾私法物权编》台银本，1963，页1308。），于是业主托中保招得朴仔口张姓佃户前来修筑，也是应予注销又无法据实呈报的例子。嘉庆以后，开发者“垦不报升，坍不请豁”，制度大坏，征额日亏。（注：《刘壮肃公奏议》台银本，1958，册3，页 321 —322。）所以“坍不请豁”，可能因为衙门需索无度、 或认系谎报故意置之不理，唯一自救之道便是开发其它隐田来弥补。隐田与废田竟成了孪生体的存在。
隐田问题，凸显自然环境对人文开发的影响力，同时也让人重新思索水田农业发展的极限。唐赞衮谓：“前被沙压诸地，虽不得仍为水田，亦可权作旱园耕种，此又水利之宜从通变者”（注：《台阳见闻录一》成文本，页185。）。可见水田开发并非漫无条件限制， 地利考量为首要前提。另一方面，兴筑水利解决了干旱期的缺水问题，而不定期的雨量暴增，使农田淹水稻作惨遭溺毙、连续翻耕增加成本、或收割期豪雨使稻谷倒伏冒芽，造成农民额外损失，除了祈求老天爷帮忙别无他法。台人所谓“看天仔”无关乎水利，而隐田大量存在与水利开发有密切关系；二者皆反映环境作用的峻刻面与农民心境的无奈。
三、山区开发
1.汉番界线的意义
本区丘陵与山地相当于今日梅山乡、竹崎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等地区，清代以前皆为番人势力范围。
清代山区为官治力量所不及，匪徒往往藏身其中。由于水源地多在山区，加上延平王国覆灭之后，不少人逃往山中，于是展开了嘉义山区的开发。康熙60年（1721）朱一贵事件爆发，本区东部山中竹头崎（中埔乡）、三层溪（关仔岭北麓与竹头崎之间）、得宝寮（今八宝寮）和大、小石门一带，有数百人在山区响应，显示山区溪谷盆地已有汉人进入。（注：尹章义，《台阳见闻录一》成文本，页30。）蓝鼎元称：“前此台湾止府治百余里，凤山、诸罗皆毒恶瘴地，令其邑者尚不敢至”，“今则群入深山，杂耕番地，虽杀不畏”。（注：《平台纪略》台银本，1956，页30。）显然，山区开发是平地拓垦到达饱和点的必然趋向。
对于汉人向山区发展，有些官员支持，如蓝鼎元认为“川原灵秀开，郁勃不可闭。城廓惟日增，蹙缩非长计。所当顺自然，疆理以时议。勿因去岁乱，畏噎却饭膳”（注：陈汉光编：《台湾诗录》第1册， 台湾省文献会，1971，页204。）。换言之，山林荒野不适合人居， 必须重新塑造，不能因为一场动乱而撤离。蓝鼎元进一步提出解决番害的办法，谓：“内山生番好出杀人，然必深林密菁可以藏身，乃能为害。若田园平埔，无藏身之所，则万万不敢出也。荆棘日辟，番患自清，是莫如听民开垦矣”，“招徕既久，渐化渐多，将生番皆熟。是又为朝廷扩土疆、增户口贡赋也”（注：《鹿洲全集》卷2，漳洲：素经堂，光绪5年跋本，页27。）。这种“听民开垦”的建议，与清廷隔离统治之计，形成对比。然而，不论开发与封禁，二者皆以防治番害为首要考虑，“为朝廷扩土疆”更是历来治理边疆者的一贯基调。
清廷没采纳蓝鼎元的建议，反而颁令禁止汉人入山，设隘防范番人出山。雍正7年（1729）、乾隆4年（1739）、11年（1746）、 17 年（1752）又分别重申禁令、立石为界。根据《番俗杂记》，清初本区汉番界址如下：诸罗山之埔姜林、白望埔（今中埔乡中埔）、大武峦埔（今中埔乡顶埔附近）、卢麻产内埔、打猫之牛屎阬口（今竹崎乡沙坑）、叶仔阬口、中阬仔口、梅仔阬山（梅山乡）、他里雾之麻园山脚等。然而，汉人越界私垦的情形日趋严重，封禁政策始终无法实施。光绪元年（1875），沈葆桢上奏要求取消番地禁令，全面性开放山林。光绪年间的嘉义县图上，县境东侧中央山地依然有“番界”、“生番界”标记。
随着汉人的开发，汉番界线终于成为历史。刘翠溶认为“就环境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这些界线的存在，台湾山区遭受破坏的速度可能更快”（注：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上，页310。）， 与来台统治的日本人看法相同。
2.资源开发与利用
汉人在山区的经济活动，主要为“抽藤、烧炭、砍柴、耕种”。山区农耕经营，以栽种果树、竹林为主。（注：相关方面的山区乡庄个案调查，近作可参考梁志辉《环境与生存：沿山乡庄梅仔坑开发史》，《嘉义文献》27，1997。）根据《嘉义管内采访册》记载：“沿山人民，运出粗纸、竹笋、李、桃、藤、笋干、茶心、火炭、茶油、苧仔，从堡内各庄山内输入，俱到梅仔坑街市场中发售”（注：《嘉义管内采访册》大通本，页63。）。梅仔坑街（今日梅山乡梅山）成了邻近山区作物的汇集处及转运站。此外，菁仔、梅、梨仔、龙眼、木耳、金针、芎蕉等，也是重要作物。
林木砍伐方面，主要用途有三：采樵、熬脑、制炭。第二项樟脑制造业，可谓台湾森林开拓的先驱，相传郑芝龙居台时，其徒入山伐樟熬脑，配售日本以供药材，方法传自泉州，地点即今日嘉义县境内。（注：《中国民国台湾森林志》，中华林学会出版，1993，页5。 ）到了清代，由采买军工木料的“匠首”垄断，此类特许工匠为伐樟熬脑的唯一合法业者；未获匠首授权私自入山者，则假借匠首、小匠名义，非法入山砍伐。（注：陈国栋：《“军工匠首”与清领时期台湾的伐木问题》，中研院中山社科所《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7—1，1995。）
农民一般性伐木，重点仍在采撷生活资源。《台湾三字经》提到山中“多美材，采伐早”，汉人采薪的历史可谓由来已久。《诸罗县志》卷八〈风俗志〉云：“潦水尽，入山斧大木为薪，储来春一岁之用”，显示作为生活能源农民对于薪材的倚赖。根据《嘉义管内采访册》，上农者“耰而不辍，稍有余闲，即入山林，伐柴采薪，出街贸易，以资家费”（注：《嘉义管内采访册》大通本，页11。），家用有余，则进而贩卖营利。采薪或当作副业、或自家备用，其重要性远远超过现代人的想像。
至于伐木的树种及数量，缺乏可靠资料，不得而知。陈国栋认为林木严重损耗的地方局限于“郊鄙之地”，距离聚落稍远处大都维持原始状态；有待进一步查证。黄叔璥《台湾使槎录》云：“内山林木丛杂，多不可辨，樵子采伐鬻于市，每多坚质；紫色灶烟，间有香气拂拂。若为器物，必系精良，徒供鬻下之用，实可惜！倘得匠氏区别，则异材不致终老无闻，斯亦山木之幸也”（注：引自《嘉义县志》卷一《地土志》，页109。），说明采樵趋向商业化，买卖双方都不识树种与真价。 在这样情况下，滥伐范围是否能局限于聚落附近的山丘，值得怀疑！
如果将考察时限后延的话，滥伐导致林木资源耗竭的例子可能甚多。以梅山地区为例，梅山乡龙眼村本名“龙眼林”，海拔一千多公尺，光绪年间已有人入垦，当时龙眼树密集成林，入山汉人便以之为名。最初入山者多为受雇的伐木工人，林木一部分闷烧成炭运往台南，因为材质胜于相思树，龙眼村便以木炭闻名。部分林木以滚动方式运送下山，自高处滚落汇集较容易，故开发早于其它地势较低的地方。龙眼林砍伐殆尽，伐木工人便携带家眷入山定居，种植果树、茶、甘薯等维生。另一个例子在瑞峰村“大窯”，大窯得名与该地产业有关，居民设立窯炉烧制木炭，由脚力扛下山贩卖，窯炉聚集的地段便称为“大窯”。林木砍伐殆尽，居民便改种竹林。（注：梅山文教基金会编印，《梅山地名溯源》，1997，页44，28。）
伐木、制炭在先，果树、竹林的栽种经营在后，既显示汉人在山区经济活动阶段性的变化，同时，也暗示了山区滥垦与滥伐的可能性。就以上二例而言，林木资源消失，农业经营方才出现。
3.水土保持
山区拓垦是疏解人口与土地压力的必然趋势。但是，热衷开发而忽略水土保持，往往对中下游农业与居民生命、财产，造成致命性伤害。对此，清代有心人士早作预警，曹士桂云：“全台皆浮土，□杂沙石，林木尽则土松散，一遇雨冲刷，随流而下，停积于水势平衍处，渐次积□，数百年后，近海口一带田亩，几有沙塞之虞”（注：曹士桂：《宦海日记校注》，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页235。）， 就是对过度开发造成无可挽回的破坏的严重警告。
不论汉人与番人，山区开发其实都涉及水土保持的问题。番人从事狩猎与火耕，可能导致森林火灾，尤其后者引发山洪冲蚀土壤，成为水土保持的严重威胁。（注：陈正祥：《台湾地志》上册， 南天书局， 1993，页253。）汉人方面，滥伐与滥垦，破坏地表条件， 使土壤入渗能力减低，同时，泾流量增大集中，土石大量流失，土砂随着雨水往下移动，下游河床因而淤高、泛滥。还有，上文农民砍伐林木改种果树，其实也是促使泾流集中、土石崩坍的重要原因。（注：苏重光等：《八掌溪流域集水区地理资料之调查研究并纳入地理资讯系统（一）》，行政院国科会防灾科技研究报告82—20号，1993。）
人口压力促成山区开发，而开发又影响水文环境与自然灾害。清代汉人移民总数，康熙年间约12万，嘉庆则增至200万， 洪水发生率亦趋向频繁。康熙年间平均20年一次，雍正年间12年一次，乾隆年间4.5 年一次，嘉庆年间每2年一次；清末约2～3年或5～6年，便发生大水。 显然天灾的发生，直接或间接都与人口增长及地力开发有关。（注：《中华民国台湾森林志》，页8。）
造林有益于水土保持，但是无论是经济活动的造林、或为涵养水源、或基于风水理由维护山林的例子，在本地并不多，文献史料中偶然可见者如下：（1）中埔乡金兰村金兰埔，此地被认为是龙脉起点， 该地自古以来居民相约不许伐木，（2）中埔乡顶六字、兴下廍、 梅山乡大坪、科子林等处作为水源涵养地，禁止任何性质的伐木活动。（3 ）竹崎、番路、中埔、梅山等乡，有面积广泛的桂竹林，相传郑成功部下为制造竹纸，在此地广植桂竹，日据昭和初期竹林达四千余甲。（4 ）梅山乡生毛树有广叶杉林地，相传道光年间牛磨角的黄财文、王套，自福州引进树种造林，其后在阿里山大雨点地方发现不同种类的广叶杉，当地人于是将广叶杉又称为大雨点。（5 ）嘉义市字山仔顶八掌溪沿岸，存在样仔及龙眼树的人工林。（注：台湾总督府殖产局，《台湾の林业》昭和10年版，页20—25。）以上为日本人所留有关清廷治台时期本区的造林记录。
移民者虽有保护林野的观念以及若干地方性实践，但整体而论，清代移垦社会土地开发才是关注的焦点，滥垦滥伐、生活资源无限度的撷取、栽种经济作物造成土壤流失等等，在在显示开发活动缺乏节制与规划、对自然的摧残远过于疼惜。
四、地形变迁与渔盐之利
1.海岸线西移
离岸沙洲、潟湖、沙嘴、冲积平原等地形，在台湾西南部海岸非常发达，统称为“洲泻型海岸”（liman coast）。 此一地形自十七、十八世纪以来不断发生变化，因为中央高山西倾，每遇台风或山洪暴发，溪流便挟带泥沙冲刷而下，加上沙丘移动、矶波冲击及人为开发等因，沙洲与陆地相连、潟湖日益缩小、平原生成，海岸线向西挺进。（注：卢嘉兴：《嘉义县属海岸线演变考》，《台湾文献》10—3，19 59；洪敏麟，《笨港之地理变迁》，《台湾文献》23—2 ，1972。）
海势西移造成地形变迁，其变化之剧，透过古地图的比对以及地名探索，可以得知。地名方面，例如：东石乡的“栗子崙”，该地原系海滩上栗子形般的浮屿，其后开垦为住地；“塭子”或“新塭”，顾名思义围筑鱼塭结成村落者；“网寮”、“郭岑寮”原本位于海岸线上，为渔民搭建草寮、收藏鱼网之处。这些村落离海岸线渐远，可为地势变迁的佐证。（注：卢嘉兴：《嘉义县属海岸线演变考》，《台湾文献》10—3，1959；洪敏麟，《笨港之地理变迁》， 《台湾文献》23—2，1972。《嘉羲县属海岸线演变考》。）
古地图方面，《康熙诸罗县图》上笨港潟湖清晰可见。从笨港斜向西南大坵田（布袋镇内田），转经井水港、咸水港、倒风港、麻豆等地深入，自麻豆向西北突出内连桁砂嘴，接离滨沙洲青峰阙（位于今虎尾寮与布袋之间）、马沙沟等，为一潟湖地形。18世纪初至19世纪中叶，山叠溪、牛朝溪、八掌溪等境内主要河川，不断倾输泥沙，加上海岸沙的的移动，潟湖内侧倒塌埋积，湖面逐渐缩小。《乾隆台湾舆图》潟湖地形依然清晰，但是湖面宽幅缩减，特别是蚊港到麻豆一带，成细长狭带状。潟湖沿岸的第一大港笨港，港口条件渐生变化，乾隆以前“大舟可入”，清末只容小船进出。（注：林玉茹：《清代台湾港口的空间结构》， 知书房， 1996，页230。）
《康熙诸罗县图》与《乾隆台湾舆图》没有固定比例尺，无法判定湖面减缩的程度，但是从河流改道、沙洲陆化、港口机能生变等事实，可看出潟湖淤浅的迹象，以河流改道出口为例：
（1）山叠溪原从笨港入海，乾隆初期， 河口以下河段经土狮子（今六脚乡涂师村）至楫仔寮（今东石乡下揖村及顶揖村）入海。
（2）牛惆溪的入海口为猴树港， 清初猴树港原在朴仔脚（今朴子市）。乾隆年间朴仔脚变为河港后，转以东石港为外口，仍称猴树港。《光绪嘉义县图》上，猴树港绘于牛稠溪向西挺出的临海位置，其实正是东石港所在，此后东石便成为八掌溪以北主要吞吐港。
（3）急水溪的出海口几经变化，据乾隆7年府志：“由内连桁入海”，同治初年《台湾府舆图纂要》载：“经内连桁入海”。光绪年间，急水溪由头港仔北边改道经北门屿出海，当时北门屿已与中洲、井仔脚陆连。光绪6年《嘉义县图》所绘井仔脚港居急水溪口，北门屿陆化，昔日泻湖内侧沿线上的井水港、碱水港、铁线桥、茅港尾、麻豆等深居内陆，由海港或河口港转而变成河港。
港口淤浅，与海岸特质、风浪、降水、河川特性等息息相关。但自然营力作用之外，人为因素亦不容忽视。人为因素包括海埔地的开发、围垦潟湖、水土保持不良等等。陆地不当的开发可能缩小河川水路，山区水土保持不良则可能增加河川输沙量，使河口宽度减小、河道改变。（注：石再添等：《台湾西南部河口地区之地形学研究》，《师大地理研究报告》23，1995。）林政荒废，不重视水土保持，以致洪水频发，河川因改道而泛滥。（注：石再添等：《台湾西南部河口地区之地形学研究》，《师大地理研究报告》23，1995。《台湾聚落の研究》，页207。）就环境观点而言，各地局部性的开发， 其实是整体关连互相牵制的存在。
2、海埔地的开发与利用
海埔新生地的开拓，大致由官方招佃、民间试垦。由于“洪水常滥，虽经试垦，多盐少淡”，在苛刻的环境下，试垦失败的例子不少。农民必须解决缺水、水患、排水、土壤改良等诸多问题。尤其水患与缺水问题，比内陆地区更严重。如当时人所指：“安嘉各业，皆系沿溪沿海之埔地，盐脊劣薄，土性松浮，往往潮水冲滥，崩复靡常，凡遇旱涝之冬，尽皆子粒无收”（注：《台湾私法物权编》上，台湾省文献会出版，1994，页465。），因此，灌溉与排水设施在此地更形重要。
涨潮以及豪雨泛滥，使海水入侵，加重土壤盐分，土地非经过人工洗卤不能农用。光绪20年（1894）一份垦照提到：“嘉属竹仔港、塭仔内、龟拔山等处海埔荒地，递年均应挑淡换盐，如逢雨水顺序，方可栽种地瓜、杂子，兼望养发虾苗”（注：《台湾私法物权编》上，台湾省文献会出版，1994，页464。），说明先民早知以灌溉用水渗入地表，将盐分洗出，再汇集排至外海。但是，洗盐作业需要水利灌溉的高度配合，依陈鸿图之说，清代水利开发集中于内陆，沿海地区的规模不大；盐分地改良的成果可能很有限。
渔业方面，嘉南沿海地区本有鱼薮之称，荷兰时期居民课征渔业税者占大部分。郑氏来台，对各类渔具课以饷银，称为“水饷”，鱼塭大者课以“塭饷”。清朝承袭遗制，起初课征渔税，乾隆2 年（1737）总督郝玉麟奉上谕永远禁革渔税，渔利大兴。此后土沙冲刷，近海淤填，沙洲陆化的情形愈趋严重，渔场变成村庄，鱼族逐渐丧失栖息处所。（注：台南州共荣会：《南部台湾志》南天本，页404。 ）由于海埔地、浮覆地利于开发渔塭、盐等陆上活动，而且养殖业的风险较低，近海捕捞业逐渐被养殖、晒盐所取代。
康熙4年（1665）郑经参军陈永华将盐业由煎熬法改为晒盐法， 在台江内海沿岸、打狗澳（今高雄港）等地开辟晒盐，开启嘉南沿海晒盐之先河。（注：台南市政府：《台南市志》卷四《经济志（上）》，1979，页249—250。）根据《诸罗县志》，康熙年间本区尚未有盐出现。乾隆初期，倒风内海迅速淤填，地方居民为了争夺新生埔地经常拼斗，乾隆20至40年间（1755—1775）争执最为激烈，乾隆末期由驻军（中标）出面放垦为鱼塭以充饷源。由于专卖制度的关系，盐收入远比鱼塭高，不少人争着改塭为，如布袋地区，乾隆59年（1794）有人觊觎他人鱼塭，改以盐请垦。（注：《台湾南部碑文成集》下册，台北：大通书局，页430—431。）其后经台湾道严厉勘察并勒石明令禁止，改塭为的风气才稍戢。（注：《台湾地区现存碑碣图志·嘉义县市篇》，1994，页213—214。）道光3年（1823）， 台南洲子尾和七股一带的盐受到洪水冲积全部毁损流失，翌年，官方将大坵田保（现今布袋镇内田里一带）开辟盐。此后，盐田逐渐扩大。
养殖业方面，鱼虾牡蛎等养殖古来有之。牡蛎养殖以东石最著名，为嘉义地区养殖业的一大盛事，每年上亿资金投资于此。养蚵历史由来已久，康熙30年（1691）左右，泉州晋江县东石乡的吴燕及黄生来台，从事养蚵，稍有成绩便在此定居，并以家乡东石命名。尔后，泉漳移民陆续前来，也投入养殖，东石蚵名不胫而走，相沿至今。（注：台湾新闻社：《台湾な代表するもの》，昭和10年版、页26）
沿海地区的开发诚然不易，而土地利用也考验移民者的智慧与经验。尤其沿海浮覆地的开发，不止是与海争地而已，先民还面临以下问题：
（1）土地利用型态的转变。如上文所述， 鱼塭与盐的转换往往是利益导向，视个人意愿决定其土地利用。道光年间，塭池凿筑日广，盐水塭、淡水塭、看天塭等各式种类杂出，随著地形变迁，塭或变为田，田又改为塭、潭、埤、沟等。（注：台湾新闻社：《台湾な代表するもの》，昭和10年版、页26，《南部台湾志》，页407。）土地利用型态千变万化，似乎没有常规可循。不同型态的土地利用，相互为邻，有时涉及彼此存续消长的问题。以鱼塭、盐的空间分布而论，何者应该置于外围？似乎没有定论。官方规画与民间自我规范存不存在，不得而知。（2）拓垦活动与环境变迁的关系。鱼塭、 盐之利受惠于地势变迁，但拓垦行动本身也可能加速地理环境的改变。例如围垦泻湖，有助于海岸西进与泻湖陆化，而河沙流入外海形成新的滨外沙洲，又进入海岸西进与沙洲陆化的另一个循环套。此外，自外海抽沙填囤新生埔地，抽沙过多破坏海底剖面的平衡，沙洲的沙被侵蚀带走，洲堤溃决，促使海水倒灌入侵。（注：石再添：《台湾西南部嘉南洲潟海岸的地形及其演变》，《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报告》第五期，1979。）沙洲陆化与人工围垦的关系，成为一种恶性循环。
总结
环境变迁过程中，人力与自然力交互作用的迹象在本区十分明显。农地水田化以及看天田、隐田的广域存在，便是自然力引发二者互动的最佳例证；特别是隐田，作为应付天灾的手段，农民一则藉以补偿过去损失，一则为日后的风险预作保留。沿海地形变迁是自然营力的结果，鱼塭、盐的开发进一步促使潟湖陆化、沙洲陆连，加速海岸线西移。凡此说明了经济活动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相生相乘又相克。开发者被动适应，同时顺境造势的积极面亦不容忽视。山区滥伐滥垦，使林木资源耗竭、水土保持破坏、自然灾害发生率提高，这些都是深刻的环境问题，然而，历史学的领域中很难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