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来完成”——香港回归中的邓小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人论文,来完成论文,香港回归论文,事业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香港的回归，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事实。然而，自从香港作为一个“问题”被置于中英谈判席上，到中英联合声明的签定，直至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诞生，香港主权、治权的易手，实在经过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程。在这漫长曲折历程的每一个至要环节和重大步骤中，作为当代中国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者，邓小平无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香港回归过程中，邓小平过人的政治智慧及才干如何得以淋漓尽致地发挥和展现，本文试图对此作一初步的述评。
（一）
香港问题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是近代以来英国殖民主义者用武力强加给中华民族的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挥之不去的一团阴影。尽管辛亥革命后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承认英国占领香港及其所依据的三个不平等条约，国民党政府甚至有过两次较大规模的收回香港的外交活动，但由于“穷国、弱国无外交”这一无法更改的“游戏规则”，民族的耻辱难以洗雪。
新中国建立后，香港问题理应获得解决的机遇，但由于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基于战略上的考虑，为了保持香港作为“国际通道”的特殊地位，粉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决定暂不收回香港，并对其采取“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同时中国政府也对外表达了将在时机成熟时以适当方式收回香港的原则立场。
历史进入到70年代末，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中美建交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所引起的国内国际环境的突变，使台湾、香港问题的解决获得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共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曾为之努力而又未来得及完成的中华民族统一的千秋伟业，就历史地落到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身上。在政治上历经坎坷而第三次复出后的邓小平，决定把握历史的契机，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促成香港的回归，从而完成这一前人的未圆之梦、未竟之业。
从1978年下半年开始，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尽管面临着粉碎“四人帮”和结束“文革”后千头万绪的拨乱反正的工作，就已开始抽空关注延宕已久的香港问题。为了打开解决香港问题的思路，制定正确而又适宜的对港政策，邓小平以他一贯的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开始进行大量的调查研究。1978年11月，邓小平秘密会晤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即是一例。这期间，在邓小平的亲自关注下，国务院还专门成立了港澳事务办公室，以直接管理港澳工作。这表明邓小平对香港问题倚重之深以及解决香港问题的决心已定。随即在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正式提出了“实现祖国统一”的奋斗目标，并把它作为党和国家的三大任务之一。
正当统一大业被中国政府提到议事日程之时，“冰封”的香港问题首先在英国方面出现了一道“解冻”的“裂缝”。这是因为，根据英国占领香港所依据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之一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规定，英国租借“新界”99年将于1997年期满。随着“新界”租期届满的临近，从70年代末期开始，港英当局就不得不承受“前途无定”的政治、经济的双重压力，市民人心不稳，投资者裹足不前。 在这种背景下， 1979年3月香港总督麦理浩走访了北京， 以试探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政策意向。29日，邓小平会见了麦理浩。麦理浩依据英国政府的指示，向邓小平提出让英国政府批出超越1997年6月的新界土地契约。 这显然包藏着续约的企图，当即遭到了邓小平的回绝。但邓小平认真地告诉他：“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了1997年，无论香港问题如何解决，它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 ，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投资人放心。”邓小平在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的基础上开始形成于胸的“一国两制”的初步构想，终于第一次向英国人公开。尽管“一国两制”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在此时还远未成熟，“一国两制”的提法也还未出现，但对麦理浩的这一谈话中，邓小平用“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的思路已明晰可辨。邓小平后来所说的属于“一国两制”构想体系中的“50年不变”的思想在这次谈话中也已凸显出来，即谈话中所说的“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由此可见，从“一国两制”构想的萌芽阶段，邓小平就是把它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而非权宜之计。此次谈话经麦理浩公开披露，在香港和英国引起强烈反响。“请投资人放心”后来也就成了邓小平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句名言而在香港各界广为流传。
麦理浩访华并会晤邓小平，产生了连动效应。这之后，希思、麦克米伦、卡拉汉、布力克、卡灵顿等一系列英国政界要员走马灯似地接连使华探底，并一一受到邓小平的接见。邓小平向他们重申了对麦理浩的承诺：即使将来香港地位有所改变，也不会影响香港投资者的利益。尤其是1981年4月会晤英国外交及联邦事务大臣卡灵顿时， 其语气更加强调。
如果说英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被新界租约问题困扰而显得急不可耐，那么中国政府此时也明显地加快了祖国统一进程的步伐。1981年国庆节前夕，中国政府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叶剑英宣布了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九条方针的提出实际上标志着中国解决统一问题的“一国两制”构想已基本形成。它尽管是针对台湾问题而提出来的，但实际上也隐含着香港。九条方针的出台，可以说也是间接地公开了解决香港问题的参考方针。对此，1982年1月11 日邓小平在接见海外朋友李耀基时说：“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委员长名义提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不只是台湾问题，还有香港问题，大体也是这几条。”4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第五次来华的希思时，也重申了九条方针同样适用于香港，并建议英方研究这九条方针。也正是这次会谈，邓小平同意希思的看法，现在是考虑处理香港问题的时候了。双方并一致同意香港在1997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交接。希思此次访华是受撒切尔夫人之托，因而完全可以把它看作是撒切尔夫人访华的前奏和序曲，这次会谈的意义也就显得非同寻常。
随着香港问题的解决迫在眉睫，香港各界人士也开始对香港的前途和未来表现出空前而深切的关注。从1981年下半年到1982年上半年，香港先后有包玉刚、金庸、傅朝枢、霍英东、黄丽松、费彝民、王宽诚、汤秉达等知名人士进京，或询问中国政府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或表达他们对香港前途的意见。百忙之中的邓小平抽空热情地接见了他们。在同包玉刚等最初几批进京的香港人士会谈中，邓小平向他们重复了对麦理浩承诺的“请香港的投资者放心”之类的话；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正式谈判前夕，1982年6月15 日邓小平在会见最后一批进京的香港人士费彝民、王宽诚等一行12人时，明确表示要在1997年前后，恢复行使香港主权，同时要找出一个妥善的办法，保持香港的安定和繁荣。这就是著名的“收回主权，保持繁荣”的解决香港问题的8字方针。其后， 邓小平又加上“制度不变，港人治港”，形成为一个完整的解决香港问题的16字方针。它表明了中国政府收回香港主权的决心和保持香港繁荣发展的明确态度。这样，香港问题的解决已步入水到渠成之势。中国政府正式向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发出了访华邀请。
（二）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 正式揭开了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帏幔。当时，英国刚刚打赢同阿根廷的马尔维纳斯群岛战争，撒切尔夫人的北京之行，意在挟此余威在香港为英国“再现昔日头号殖民帝国的辉煌”。但是，撒切尔夫人没有料到，这次她面对的将是对付帝国主义最有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由于在此之前邓小平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套思路已经非常清晰，所以谈判一开始中国政府便牢牢地掌握了主动权。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撒切尔夫人。 面对着这位对香港问题持强硬态度的“铁娘子”，邓小平义正辞严地表明了中国方面解决香港问题的决心和基本立场。在与撒切尔夫人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谈中，邓小平着重讲了三个问题：一是主权问题，邓小平坦率地讲主权问题是一个不容讨论的问题；二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三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不出现大的波动。邓小平所谈的这三点具有相当份量的原则性问题，定下了中国政府以后同英国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基调和框架。会谈的最后，双方本着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会谈后两国通过外交途径就香港问题继续进行磋商。关于这次历史性的会晤，撒切尔夫人后来回忆道：“我们与邓小平会面，而他果然不负务实之名，香港问题终于在他手中打开症结。”
撒切尔夫人访华后，中英双方随即展开了关于香港问题的第一阶段谈判。谈判伊始，英方在撒切尔夫人授意下顽固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后又抛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使得历时近10个月的谈判未能取得丝毫进展而陷入了僵局。在这种情况下，1983年6 月邓小平在会见赴京参加全国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的港澳政协委员们时表示，中英会谈若于1984年9月尚无协议，中国届时即将公开宣布自己的解决方案。 这一谈话对英国政府无疑带有“最后通牒”的性质。邓小平还明确指出：“不做李鸿章第二，租约不予延长。”另一方面，为了促使谈判重开，邓小平又提出：“我们要给英国人下台阶，谈判可能不从‘收回主权’开始，而是先谈1997年后怎么办。”这一张一驰，表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基于此双重压力，英方开始在谈判中挪动了一步。1983年7月1日，中英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公报，宣布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第二阶段会谈，将于7月12日在北京开始。
在第二阶段会谈一开始，英国方面虽然不再大谈“三个条约有效论”，但对“以主权换治权”的主张却是一再坚持。对此，中国政府寸步不让。双方相持不下，谈判至第四轮因原则问题上达不成共识而再度陷入僵局。正在此时，1983年9 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希思第六次来到中国。邓小平在会见希思时说，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劝告英方改变态度，以免出现到1984年9 月中国不得不单方面公布解决香港问题方针政策的局面。邓小平这第二次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谈话，引起了英国政府的恐慌。10月，知难而退的撒切尔夫人传来口信，同意双方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这样，在随即展开的第五、第六轮会谈中，英方确认不再坚持任何形式的治权，并理解中国的计划是建立在1997年后整个香港的主权和治权应该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的基础上。这表明，英国终于以务实的态度开始在谈判桌上退让。至此，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主要障碍得以排除，谈判纳入了一个正确的轨道。
尽管英国在谈判桌上已表示放弃对香港的主权治权而使谈判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在以后的会谈中中英双方仍在一些问题上相持不下而呈胶着状。其中，尤以“关于在香港驻军问题”和“关于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问题”而引人瞩目。
关于在香港驻军问题是中英谈判后期所遇到的最复杂、最敏感的问题。本来，按照中英两国政府之间已经达成的关于香港主权回归的协议，双方在对于香港1997年后国防权上交中央人民政府的问题上是有共识的，但是对于中国是否驻军香港的问题则有各自不同的解释。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于1984年4月18日访华会见邓小平时， 曾表示希望中国不要在香港驻军。邓小平听后质问豪，中国既然收回香港主权，为什么不能在香港驻军？豪即以港人对此有顾虑，担心引起社会震动作为口实。邓小平当即指出，提出这个问题，说明英国政府对把香港主权交还中国的诚意仍然没有彻底解决。豪连忙解释，英国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拥有香港主权，是有权在香港驻军的，英国仅仅是为香港社会的稳定考虑。之后，在谈判桌上英方又声言：中国在香港驻军，只会引起香港市民的不安。香港与中国大陆相接，“朝发不用夕”，中国人民解放军没有必要“武力进城”。与此同时，香港的亲英势力也遥相呼应，通过各种途径向中方示以所谓的“民意”，纷纷表示对中国“驻军权”的“遗憾”。面对挑战，邓小平针锋相对地予以反击：“我国在恢复对香港的主权之后，中国政府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没有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除了在香港驻军外，中国还有什么能够体现对香港的主权呢？”当然，邓小平也注意到了普遍的香港市民在港英当局的误导下在这一问题上产生的种种疑虑，反复、耐心地解释：驻军只是象征性的，人数不会多，原则上只对外、不对内。而且，军费由中央人民政府提供，不会增加香港市民的负担。邓小平明确地讲：“我们派军队是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全，而不是去干预香港的内部事务”。正是由于邓小平采取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使得英方此后在驻军问题上不再提出异议而认同了中方的主张。
关于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问题是中英谈判后期所遇到的最后一道大的障碍。设立这一小组，是邓小平的主张，其目的是在香港回归中国前13年过渡期内，协调中英协议的执行，商谈有关实现政权顺利移交的具体措施。对此建议，英方坚决反对，强调不要正式确定1997年前为“过渡时期”，不应建立任何常设机构，以免造成中英“共管”的印象。英国顾虑联合联络小组会成为香港的“第二权力中心”，或凌驾港英政府之上的权力组织。他们采用一贯手法，把中国这个提议的内容公开。广泛地制造舆论，以此压迫中方收回提议。在英方的舆论误导下，香港社会一时反对声浪不断。中方反复解释，联合联络小组不是权力机构，也不是权力执行机构，而是双方遇到可能发生的重大问题时，商讨解决办法的联络机构。它既不参与香港政府的行政管理，也不对其起监督作用。在后几轮谈判中，双方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僵持不下。眼看离中国设定的谈判期限不远，双方仍没有达成协议，谈判很紧张，似乎找不到解围之道。正在这关键时刻，1984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访华， 邓小平会见他时说，在过渡时期内有很多事情要做，没有一个机构怎么行？表示可以考虑这个小组设在香港而轮流在香港、北京、伦敦开会。豪表示同意双方在此基础上讨论。但是在此后3个月的谈判中， 英方仍反对在香港设立联合联络小组，使谈判走入了死胡同。7月， 杰弗里·豪再次访华，邓小平亦再次会晤了豪。这次会晤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双方终于就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问题达成共识。双方商定，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小组于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2000年1月1日撤销。这一协议的达成，标志着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离最后的“收获期”已经不远。
1984年9月26日，中英两国经过22 轮的外交谈判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搁置了一个半世纪之久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终于得以圆满解决。纵观历时两年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全部过程，可谓波澜起伏、阴晴无定。正是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起的关键性作用，才使谈判克服了重重阻力，解决了诸如主权问题、驻军问题、中英联合联络小组问题等一个个棘手的难题，谈判才取得了预期的结果。
中英两国通过和平谈判圆满解决香港问题，自然还要归功于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的天才构想，是这一构想所产生的指导性威力，使之驱散了笼罩在谈判场内外的无数迷雾。连邓小平自己也承认：“香港问题能够解决好，还是由于‘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
邓小平因解决香港问题而提出了“一国两制”；但解决香港问题的具体实践，又使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构想更加完善和深化了。可以说，两年间随着谈判的不断深入，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的构想也在不断地走向深入。这期间，邓小平不仅在接见英国要员和香港各界人士时，而且在接见美、日、意、西德等国人士时，屡屡谈及“一国两制”。例如，1983年6月26日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教授杨力宇时，1984 年2月22日会见布热津斯基率领的美国—研究中心代表团时，同年4月18日和7月31日两次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以及6月22日、23日两次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时，就都曾从不同的侧面对“一国两制”的构想发表过精辟的论述。在这一时期的谈话中，一些新的思想、新的观点逐渐通过邓小平那简洁明晰的语言表达出来了，如“50年不变”思想、“港人治港”的思想、“一国之内和平共处”的思想、“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无疑扩充了“一国两制”构想的内容，使之更加完善而臻于系统化。这一时期是邓小平通过解决香港问题而把“一国两制”加以理论化的时期， 其标志应是1984年10月15日出版的第42期《了望》周刊发表的题为《一个意义重大的构想——邓小平同志谈“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重要文章。
邓小平用“一国两制”的构想处理香港问题，是“展望未来，尊重历史、尊重现状”方针的具体表现。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虽然中国大陆奉行社会主义制度，但邓小平允诺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并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这是既从国家全局、长远考虑，同时又照顾到香港同胞的愿望和利益、甚至英国人的利益。“一国两制”思想的提出，解开了阻滞中国统一大业的纽绾及“死结”。这一天才思想的构筑，不仅显示了邓小平寻求中国统一的爱国心情之殷切，也显示了他拥有超凡的现实政治的手腕及眼光。1984年12月19日，第二次来华访问的撒切尔夫人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签字仪式上的讲话中曾经对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构想有过极高的赞誉，她说：“‘一国两制’的构想，即在一个国家中保留两种不同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是没有先例的。它为香港的特殊历史环境提供了富有想象力的答案。这一构想树立了一个榜样，说明看来无法解决的问题如何才能解决以及应该如何解决。”当天，撒切尔夫人在与邓小平会谈时，再次特别赞扬了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最有天才的创造，她并坚信“一国两制”的构想是行得通的。
（三）
“一国两制”构想作为一项伟大的战略决策被邓小平提出来并使之系统化，但如何体现和保证“一国两制”构想能够在“九七”后的香港得以具体的实施呢？制定一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就成为过渡时期内所要做的第一件大事。邓小平对此非常重视，并把它提到战略高度上来认识：“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所以，这个基本法很重要。世界历史上还没有这样一个法，这是一个新的事物。……基本法是个重要的文件，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律，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
1985年5月27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换文生效， 标志着香港正式进入12年的过渡期。7月， 中国政府便立即着手进入以“一国两制”的精神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阶段。如果说历时两年的谈判曲折而最终签署的中英联合声明，凝聚了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心血；那么，经过将近五载的辛勤劳动而出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则同样渗透了这位爱国老人的汗水。
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样一个浩大的工程，无疑具有开创性，其起草的过程是怎样的艰辛和复杂可以想见。还是在1985年7 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时，邓小平就亲临会场接见了全体委员。在以后又陆续召开的统共8次全会中， 邓小平又多次到会场接见委员们，并就起草工作发表重要谈话。尤其是当起草工作进入讨论基本法结构草案的阶段时，1987年4月16 日邓小平会见了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四次全会的委员们，并就起草工作提出了重大的指导性意见。邓小平指出：基本法不宜太细，原则一点，香港的制度也不能完全西化，不能照搬西方的一套，大陆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概念不同，西方国家搞的三权分立，议会选举，两院制不符合中国实际；对香港来说普选不一定有利，即使搞普选也要循序渐进。这些意见对基本法起草工作提出得非常及时，当然也是基本法起草全过程中所要遵循的重要政治原则。除此之外，邓小平还在其它场合频繁地会见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委员，尤其是香港的委员，如包玉刚、李嘉诚、霍英东等人，与他们就基本法的起草问题进行广泛的磋商。
正是因为邓小平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工作的直接指导和关注，才使得基本法在1990年4月能够如期出台并通过， 且得到了包括香港、英国在内的中外各界人士的赞誉，被公认为是继中英签署联合声明之后香港回归之路上的又一里程碑。对基本法，邓小平曾有高度评价。他说，基本法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说它具有历史意义，不只对过去、现在，而且包括将来，说国际意义，不只对第三世界，而且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这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基本法的诞生，标志着邓小平为谋中国统一而殚精竭虑构筑的“一国两制”设想，终于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其在香港实现。
无论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署，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都不能说香港问题已尘埃落定。香港在迈向“九七”的最后几年过渡期中，并非坦途一片，而依然可以说是荆棘满途。英国在它的每一块殖民地“撤退”时所留下的“光荣”历史，给邓小平这位与帝国主义打交道最有经验的共产党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英国在香港被迫谈出时的故伎重演，邓小平更是早有预测。
还是在邓小平第一次会见撒切尔夫人时，邓小平就把“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中不出现大的波动”的问题作为三个重要问题中的一个问题来谈。邓小平忧虑而又无不敏锐地指出：“我担心的是今后15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且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制造混乱是很容易的。我们进行磋商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之后，邓小平在分别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等人时，再次谈到了“要逐步解决好过渡时期问题”。他说：“在过渡时期中，一是不要出现大的波动、大的曲折，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二是要创造条件，使香港人能够顺利地接管政府。”当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第二次访华，邓小平在会见他时又一次谈到了过渡时期问题，当时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已接近尾声。邓小平说：“坦率地说，在香港问题上，我们非常关注13年过渡时期，只要过渡时期安排好了，我们并不担心1997年后的事情。”邓小平还与豪谈到了“五不要”的问题，即希望英国在过渡时期内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不要滥用卖地收入、不要增加未来特区财政负担、不要自搞一套班子强加给特区政府、英资不要带头转移资金。邓小平指出：“我们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以我们意志为转移的问题。”后当众人陶醉于中英联合声明签字的欢呼声中，邓小平则表现出“独醒”的状态，他再一次告诫大家，要保持清醒的头脑。邓小平说，对中英联合声明“应该想到，总会有些人不打算彻底执行。某种动乱的因素，捣乱的因素，不安定的因素，是会有的。老实说，这样的因素不会来自北京，却不能排除存在于香港内部，也不能排除来自某种国际力量。”以后在多种不同场合的谈话中，邓小平都有类似的精辟预言，其目的无措是警醒世人，不至于风波到来时中国政府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
事态的发展应验了邓小平的担忧和预言，在香港的后过渡时期，当英国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频频地制造障碍而使香港的形势变得扑朔迷离之时，人们重温邓小平昔日的谈话，对邓小平作为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所表现出的高度的预见性和敏锐的洞察力，不得不深深地敬佩和折服。
其实，早在基本法出台前，邓小平就已从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岗位上完全退居下来，本应享受闲居的退休生活，但香港那块仍未回归的土地始终萦绕在这位爱国老人的心中，即使退休都未敢有懈怠。退休后的邓小平不顾年事已高仍频繁地接见来访的香港人士，在与外国友人的会见中仍经常提及“一国两制”和香港问题，当末代港督彭定康粉墨登场，在香港导演出一幕“政制改革”的丑剧后，邓小平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愤懑，及时地向有关部门发表谈话和指示，为他们制定对策提供参考。针对彭定康及其后台的所为，邓小平尖锐地指出：“英国人在撤出香港之前“搅局”，是蓄谋已久的、精心策划的。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场斗争的不可避免性。我们在原则问题上不能退让，不用说一寸，一分一毫也不能让。越让就越被动，局面就越复杂、混乱。如果我们在原则问题上退让，就是卖国的行径、民族的败类，人民有权推翻这样的政府。我们不能把中国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能确保稳定、繁荣的前提条件上，否则，我们将丧失斗争的主动权。我们要再造几个、十几个、几十个香港。我们要尽一切努力使香港的局势好转，但是同时也必须做好香港在过渡时期的最后几年里出现最坏情况的一切准备工作。英国可以单方面撕毁两国联合声明、两国谅解协议，但是中国贯彻执行基本法、实施“一国两制”，则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同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是一再打招呼，希望按声明、协议办，少些纷争，多些合作。但是英国政府和港英当局硬要搞对抗的话，我们就没有其它选择，只有奉陪到底。邓小平这措辞强硬的讲话，表明他维护国家主权，实现祖国统一的坚定原则。收回香港的历史航向既已确定，香港回归进程必将不可阻挡地在邓小平预示的轨道上行进。
尽管香港回归之路是那样的漫长而又曲折，但邓小平始终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展望“九七”的香港，邓小平曾不只一次深情地对香港朋友、外国友人和他的家人说：“我愿活到1997年，亲眼看到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我的最大愿望是活到1997年，因为那时将收回香港，我还想去那里看看。”爱国之情，深溢于肺腑。
完成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邓小平是作为自己毕生的政治理想进行追求的。邓小平善于把握历史的契机，促成了香港的回归，这不仅完成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第一代领导人的未圆之梦、未竟之业，同时亦成为他晚年的一大政治杰作。邓小平也一直是把香港问题的解决视为自己在有生之年所完成的与“确定了党的基本路线，确定了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确定了改革开放政策，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提并论的“无愧于先人与后人”的“政治交待”。《阿根廷时代报》有评：香港问题的解决，这是邓小平的功劳，他将作为不可逆转的开始中国重新统一进程的人物载入史册。
标签：撒切尔夫人论文; 邓小平论文; 邓小平理论论文; 邓小平主席论文; 香港论文; 麦理浩论文; 香港回归论文; 过渡时期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