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制度与批评观念——关于新世纪文学批评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批评论文,文学批评论文,新世纪论文,观念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世纪走过了5年，对于文学史来说，五年似乎构不成一个完整的时段，但这5年无论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来说，还是对于文学自身来说，又显得格外重要。在这5年间，国际国内的纷繁复杂的变化，也许大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文学时空记录了这种变化以及人们的心声，也留下了一批可观的作品。新世纪文学5年值得我们认真关注。另一方面，我们还记忆犹新，在新世纪到来前夕，人们曾怀着莫大的兴奋和期待，畅想着“千禧年”的美好前景，5年过去了，我们是否从中看到一些文学新世纪的影子，五年的文学实践又能否为文学新世纪的设想提供一些实证性的内容。由此看来，对新世纪五年以来的文学进行回顾和总结，还是存在着许多理论的生长点。
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应该成为我们回顾的重点。因为经历了二十多年的积累，当代文学理论和批评已经形成了一支相对比较成熟的队伍。有一种观点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当代文学批评队伍相对于80年代大大地萎缩甚至溃散了。其实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这种观点的一个主要依据是，80年代活跃的一大批批评家都放弃了文学批评，有些则转去做文化批评。对于后者，不应该视为批评的萎缩，而应该是与批评观念的转变有关系，因为90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兴起，大有文化批评取代文学批评之势，尽管对文化批评一直争论不休，但我宁愿跳出争论，从文学批评发展阶段论的角度来看待这些文化批评的兴起。至于前者，说到一些曾十分活跃的批评家放弃了批评，我以为这应该是正常的现象，起码也是符合新陈代谢、新老交替的自然法则的。事实上，更有一大批新人加入到了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行列。在这里特别不能忽略学院派的功劳和意义。二十余年来，我国的大学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系统建立起了实力雄厚的现当代文学学科，培养了一批年轻的研究者。这批力量同时也是文学批评的重要力量。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文学批评丝毫不比80年代逊色，尽管不及80年代那么政治化、中心化，但其学理性显然要厚实得多。从这个角度来眺望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发展态势，也许可以打一个这样的比喻，新世纪结束了上个世纪文学批评的“游击队阵势”，逐渐组建起经过严格训练的正规军的队伍，我们对新世纪文学批评的眺望就应该在正规军的作战模式下展开。为了应对这样一种“作战模式”，就不仅仅有一个批评观念的问题，还有一个批评制度的问题。当然，批评制度的问题过去就存在，但我们一直对其疏于讨论。进入到新世纪，讨论批评制度的问题也许就显得非常必要了。
经历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今天的文学观念相比于新时期文学之初，毫无疑问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完全得益于二十余年对西方理论和思潮的译介和引进，今天中国的文学观念的动静大概已经说得上与国际接轨了吧，西方略有风吹草动，我们这儿肯定就会有所反应。但尽管我们有了最新的、也是有史以来最为丰富的批评观念，我们的文学批评并不见得比以往做得更好，批评给人的感觉还是缺乏力量，不断遭到指责，被说成是批评的失语，批评的缺席。这的确很奇怪，既然我们的批评观念已经如此丰富，为什么还会失语呢？当然，人们对于引进西方理论观念已经作了各方面的分析，比如，引进以后还有一个与中国本土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西方理论观念也有一个语境的问题，脱离开生成西方理论观念的特定语境，观念的内涵就不可能准确地散发出来。这些意见无疑都很中肯，但我想，还应该把批评的问题放大来看，也就是说，把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社会精神生产活动的过程来对待，每一次文学批评不仅仅是一次批评家的个人写作，而是一次社会精神生产活动的实现过程，把批评观念也放在整个批评活动的环节中来考察，就会发现，批评观念的生成和阐发要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制约。这其中就涉及到批评制度的问题。当然，批评制度也可以纳入到语境的范畴，也就是说，西方的理论批评观念是在西方的批评制度下得以阐发的，离开相应的批评制度，批评观念也就难以实现自己的目标。所谓批评制度，既包含一套行之有效的、共同遵守的批评规范，也包含政治思想体制、社会法规对于批评活动的约定，文学批评要得到社会的认同，必须遵循着批评制度的约定。但一个社会的批评制度是一种特殊的制度，这种制度并不完全构成明确的条文，更多的是一种潜在的约定。它也是社会各方面权力的综合作用。但不管怎么说，一个批评家的批评行为要想成为一个社会行为，就必然要与批评制度发生关系。我们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理论批评观念，但并没有引进与此相适应的批评制度，因此批评目标的实现就大大地打了折扣。比如关于批评的分类，我们也参照西方的体系，把目前我国的文学批评区分为学院批评、媒体批评、主流批评三种类型，也有的区分为另外几种类型，但大体上没有根本的差异。这种批评类型其实就涉及到批评制度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我们确实也存在着与西方相似的批评类型，但这种相似性其实是很值得质疑的。批评的分类显然必须与相应的批评制度挂钩，才会具备现实性。我们的社会并没有建立相应的批评制度，因此，所谓的学院批评也好，媒体批评也好，徒具有形式上的相似性。理想中的学院批评应该是具有独立的学术品格的，但这种独立的学术品格首先需要得到制度的支持，像西方的大学，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而我们的学院批评是建立在所谓的核心期刊的制度上的。同样，媒体批评对于中国的实际状况而言，也是一个想当然的概念。媒体批评首先必须要以媒体作为一种充当监督权力的独立联合体为前提，但在中国，媒体首先是意识形态的阵地，它必须首先从意识形态的需要出发，当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媒体也逐渐取得市场的独立性，但这并没有改变它的意识形态的性质，这就使中国的媒体更为复杂化。考察中国现行的媒体，必须注意到意识形态性和市场性在它们身上的体现方式，事实上，我们眼前具有不同类型的媒体，它们都承载着文学批评，但由于媒体的性质有所区别，其批评的形态也有所区别。有些意识形态性很强的媒体，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流批评的载体，但还有一些意识形态变异的媒体，是一种准意识形态，如《文艺报》、《文学报》，还有各地作协或出版社办的刊物，我以为就不能把这类媒体上的批评简单地归为主流批评，同时它又不同于我们所理解的媒体批评。也许一些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带有消遣性的综合类的市民报纸其意识形态的色彩可以稍微弱一些，如各地的晚报、各种娱乐性报纸，我们常常指责媒体批评，列举媒体批评的种种恶劣表现，这些恶劣表现多半出自这类娱乐性报纸，从市场化的角度说，这类报纸的媒体特征比较明显，但也不能说它们就完全等同于西方的媒体，从担当权力监督和公共舆论的责任来说，它们又是不负责任的。在这类媒体上面，文学只会用来当作炒作的原料，能指望这类媒体的批评分担什么批评的责任吗？当然，进一步分析的话，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批评的不尽如人意，也与中国媒体的不健全大有关系。中国的媒体具有意识形态性和市场性的双重责任，因为责任的双层性，它可以互相推诿，哪一层责任都没有真正承担起来，中国的媒体是最不负责任的媒体。而每一类媒体都有文学批评的参与，在一种不负责任的媒体上进行文学批评，其批评也跟着失去了责任感。
我由此想到一个问题，对于文学理论和批评的建设来说，也许不仅应该引进西方的理论观念，而且还应该引进与其相适应的批评制度。甚至于可以这样说，当我们的理论建设达到一定的阶段后，引进批评制度比引进观念更为重要。我这个想法是受到经济学界理论的启发的。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后发国在经济发展中具有后来居上的优势，中国是一个后发国，在讨论中国改革发展的前景时，如何发挥后发优势，经济学界展开了一场是走技术模仿的道路还是走制度模仿的道路的论争。这首先是由澳大利亚的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提出来的。杨小凯认为，在过去的改革开放中，我们只重视技术模仿而忽视甚至否定制度模仿，长此以往，后发国的后发优势将变成后发劣势。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说，技术和制度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甚至相互决定的，建立高效率的制度是技术充分发挥作用进而实现经济追赶的重要前提。制度与技术间的关联性，决定了后发国家不可能只进行单纯技术模仿而脱离或放弃制度模仿。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正式规则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正式规则是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的。制度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属于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制度溢出效应。后发国可以免费使用那些已经成为公共信息的、别国几十年乃至几百年通过失败与危机积累起来的经验与知识，不再需要通过那么多曲折、试错、波动、冲突、危机的代价去一一重新获取。中国确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制度模仿发挥了基础性的重大作用。制度模仿既体现在基础性制度方面，也体现在非正式制度方面，如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以及民主和法治意识都得以大大提高，这也是制度模仿所包含的内容。经济学界的讨论对我们的文学批评很有启发，我觉得，对应于经济学的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的关系，在文学理论批评领域，引进西方的理论观念时，也应该同时考虑到批评制度与批评观念两个方面。相对于经济制度，批评制度更多地体现为一种非正式制度、一种潜规则，因此其操作性更为复杂。如这些年来，关于批评制度的问题其实已经引起人们的重视，这些年来不少学人对于学术失范、学术腐败以及恶劣的剽窃、抄袭事件的批评，由此而发出的建立良好的学术规范的呼吁。有人就提出，杜绝学术腐败，除了道德自律之外，建立一个良好的学术机制应该更为重要。道德不是万能的，机制约束更靠得住。这实际上都是涉及到批评制度的问题。
我提出批评制度与批评观念的关系问题，并不是说中国一定要全盘照搬西方的批评制度，而是说批评观念的生成与发展是与批评制度密切相关的，不能忽略批评制度的建设。包括经济学界提出制度模仿，也强调了不能搞全盘西化论，而是要将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因此，批评制度的建设既要借鉴西方的经验，也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有利于批评活动健康良性开展的我们自己的批评制度。强调中国国情非常重要。从中国国情出发，结合西方的经验，确定起我们自己的正常的批评制度，在相应的批评制度下，批评家明确自己的角色定位，在这样的批评语境中，批评观念就能充分地发挥作用。
确立我们自己的正常的批评制度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这决不是套用现成的主流话语，而是一个很深刻的现实问题。我们的批评制度目前之所以零乱不堪，未构成完备的自循环的良性系统，就在于我们总是不愿正视自己的国情。谈到中国国情，首先从经济形态来看，它是国有经济、民营经济、跨国经济等多种经济形态共存的经济社会；从文化形态来看，它是前现代文化、现代文化和后现代文化互相交织渗透的多元文化形态。我们把正在建设的经济体制称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尽管目前经济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这个新的、从中国国情出发的经济体制逐渐走向完备和成熟。如果要以新世纪作为标志的话，那么也许可以说随着新世纪以来的国有企业转制的实施，中国适应多种经济形态共存的经济体制基本成型，至少可以说经济体制的结构框架已经相当清晰。但是相应于多元文化形态，不要说我们还没有一个比较完备的文学批评制度，甚至就是说如何建构一个与其相适应的批评制度，新世纪似乎都还没有给我们一个清晰的文化标志。我们也曾有比较完备的文学批评制度，但那是建立在过去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之上、与计划经济体制的文化形态相吻合的批评制度。应该说，这个文学批评制度在当时的条件下建立得相当完备，这是一个充分体现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学批评制度，这个批评制度能够有效地为政治意识形态服务，而建立在现实主义原则和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基础之上的文学批评观念又是与这个批评制度密切吻合的。这种批评制度应该包括了文艺政策、文学组织形式、报刊出版、审查评价系统、作者队伍构成等各个方面。我们现在所说的主流批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这个批评制度下的批评体系延伸过来的。20世纪80年代，我国基本上还保持着一体化的文学生产方式，服务于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性的文学批评制度在这一时期了可以说发展得最为完备。即以书评为例，1985年，由中宣部等权力部门出面召开了建国以来的全国第一次图书评论工作会议，明确规定“将书评事业纳入到整个宣传阵地，成为有领导、有组织、有序发展的意识园地”。1989年在中宣部的直接领导和倡导下，成立了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参见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版）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的成立，可以视为一个标志性事件，它标志着中国主流文学批评制度的完备与成熟。但是，这种相当完备的主流文学批评制度很快就不能适应迅捷变化的文化环境。在市场经济这个“酶”的作用下，本来就已存在的各种文化元素以超常规的方式发酵，很快就把原来相当稳定的一元文化形态冲击得七零八乱，逐渐形成了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而且，进入新世纪以来，多元文化形态得到迅猛的发展，愈加凸显了批评制度与文化形态脱节的问题。我们常常听到对文学批评的谴责，认为文学批评没有尽到应有的职责。面对这些谴责，从事文学批评的人的确也是哑口无言。但我想其实大多数从事文学批评的人并非存心不把批评做好，然而做起来却往往要么是错位，要么是不到位，要么是事与愿违。按说现在的批评环境比过去要宽松得多，批评的理论也是十八般武器齐全，施展批评才华的条件实在是很充分了，为什么批评却是难尽人意呢？这就是因为有一个批评制度的问题横亘在批评实践之中。我们过去的一体化的批评制度还没有作出适时的调整，人们在多元化的批评实践中只能勉强套用一体化的批评制度，于是就混淆了不同批评类型的功能，因而错位、不到位或越位的现象在所难免。
批评类型的混淆带来批评观念成长的不充分。尽管我们面对的理论资源十分丰富，但具体到批评实践中，仍然让人感到理论上的困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对西方理论的生吞硬剥，比如理论与实践的脱离，等等，但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批评制度与批评观念的关系也是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批评制度的紊乱，造成批评类型的混淆，使得批评观念在不充分的条件下成长，就是这二者关系不顺畅的表现。批评观念成长不充分的突出表现就是在批评文章中存在着的吐词不清的毛病，一些看似意义清晰的理论观念，被用到批评文章中却变得意义含混。有些观念的生成明显表现出批评家对批评制度的讨巧和圆滑。如写实主义，似乎是要同现实主义划清界限，但又不愿触动现实主义的基脚。至于为什么要用写实主义，不用现实主义，写实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区别又在哪里，批评家并非不能搞清楚，但从行文中分明又让人感到批评家其实正是需要借助这种不清楚营造出一种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状态，这有助于批评在不同的批评类型中通行无阻。在主流批评那里，能够容忍写实主义对现实主义无伤大雅的替代；而在学院派批评或媒体批评那里，写实主义又成为了一副标榜独立的新面孔。又如要说平民性，不说人民性，其情景大致与上面相似。因此，在批评观念与批评实践之间，还存在着一个批评制度的环节，批评观念要通过批评制度才能在批评实践中得以实现，不恰当的批评制度势必造成批评观念的变形和变异。正是从这个角度说，新世纪的文学批评应该把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文学批评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