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村中企”发展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村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4X(2006)05-0039-07
顾名思义，“村中企”就是兴建于农村中的企业。本文中的“村中企”侧重点是兴建于农村中的小型工业企业，从所有制形式上讲，可以是集体形式，也可以是私营形式，但以私营形式为主。广义上的“村中企”包括乡镇企业和县城小型工业企业。从狭义角度可对“村中企”作进一步界定：“村中企”的建设主体是农民，由农民用自有资金和借贷资金出资兴建，产权属于出资的合伙农民，经营方式由合伙农民作为大股东入厂经营。“村中企”的建设地域主要是在农村村落边缘和外围，建厂用地充足，与农村家庭作坊相比，交通较为便利。伴随我国小城镇建设和产业集聚效应，“村中企”在建设上逐步向城镇边缘聚集，形成小型工业园区。“村中企”的行业分布主要在：纺织、机电、化工、食品加工业、采矿业、金属、建筑、建材、木材家具、橡胶塑料业，等等。
一、“村中企”发展概况
我国“村中企”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在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手工业的进步，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村中企”的前身——工场手工业作坊稀疏出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四川的井盐业，苏州、杭州的一些丝织品工场。但“村中企”全面兴发，已是20世纪？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事情。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方针，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这两次会议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从1978～1992年，中国农村企业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这一时期，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978～1983年，农村企业全面振兴阶段； 1984～1988年，是中国农村企业的起飞阶段；1989～1991年间，农村企业开始出现了衰退。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使社会经济各个领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92～1996年，农村企业进入超常发展阶段，乡镇企业年均增长52%。1996～1997年是调整重组阶段，国家出台了《乡镇企业法》，国务院召开乡镇企业会议，推动了乡镇企业向效益型转变。1997年的利润总额比1996年增长17.4%。1998年至今，农村企业进入稳定发展阶段。1998年乡镇企业利润总额比1997年增长了17.3%，1999年比1998年增长了14%。2000年，乡镇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283亿元，比1999年增长13.02%。2005年，全国乡镇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1200亿元，是2000年的1.54倍，年均增长11.6%。这一阶段“村中企”的发展呈现三个特点：
其一，外商投资促进了农村企业的发展。1993～1996年，农村信用合作社和国有银行大约将其90%的贷款都提供给了国有企业。但外商投资在乡镇企业的融资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来自新加坡等地的外商投资绝大多数都进入了劳动密集型产业。1995年，乡村一级的企业中有28.1%的产出是外商投资企业创造的。
其二，基本实现农村工业的私有化，私营经济逐渐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世纪90年代乡镇企业开始了较大规模的私有化。到1998年末，县或低于县一级政府所有的企业80%被私有化。1998年的宪法修正案中把私营经济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确定了私营经济的政治、经济地位，私营经济逐渐成为支撑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00年个体私营企业经济主要指标增长幅度远高于全部乡镇企业的增长幅度，经济总量占全国乡镇企业的比重已达60%以上。而且乡镇企业增加值、营业收入净增额，全部是由个体私营企业创造的。从分地区情况看，东部地区个体私营企业占全部乡镇企业比重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中部地区是“四分天下有其三”、西部地区是“五分天下有其四”。农村私营企业已经成为全国乡镇企业的主体，是全国乡镇企业保持稳定增长的重要力量和新的增长点。
其三，以小城镇为载体的乡镇工业小区使乡镇企业的集中度不断提高。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一项调查表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建制镇正由数量增长阶段向经济实力增强、质量全面提升阶段转变，聚集能力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加快城镇化进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02年全国建制镇已达19811个，占全部乡镇的比重达到50.7%，首次超过乡的个数。 2002年每个镇的财政收入平均达到1136万元，乡镇企业上交税金平均达935万元，占全镇财政收入的 82.3%。财政收入超亿元的镇有357个，其中最高的财政收入高达19.4亿元。这些小城镇的共同特点是人口规模大，乡镇企业多，经济发展水平高。由此可见，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快了我国城镇化进程，众多小城镇的迅速崛起又促进了乡镇企业在更高层次上的发展。
二、“村中企”发展趋势
“村中企”经过20多年的快速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改变了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三农”问题，但也存在诸如资源浪费、布局分散、投入产出效果不高等问题。当前我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展进程趋缓，而且面临着资源约束、市场竞争加剧等严峻的复合环境，迫切需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推动“村中企”发展路径的调整。“村中企”发展趋势大致如下：
趋势之一，总体上由“村中企”向“城市企业”转变。经过20年的快速发展，“村中企”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调整期，面临着市场竞争力降低、资本增密、吸纳劳动力能力减弱、地方性特色消退等问题。“村中企”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在空间分布上过于分散，不符合工业生产活动追求空间集聚效应的规律。“村中企”最后的归属是“城市企业”，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工业化并行的二元化发展格局将会逐渐向一元化的工业格局转变。事实也是如此，已经有许多乡镇企业发展成了规模很大的现代化企业，这些大规模的现代化“乡镇企业”的所在地也开始了从农村到小城镇再到城市的转变。
趋势之二，“村中企”劳动力密集与资本技术密集并存。我国工业化任务远未完成，劳动密集型“村中企”仍然是工业化发展的重点。生根在农村的“村中企”使大范围的人口能够分享其所带来的收益，可以保证农民的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同时，随着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也有接受新的科技成果的能力，也能成为实现新型工业化的载体。在农村工业化先行的局部地区，农村工业开始进入结构高度化、合理化的优化升级阶段。新型乡镇企业不断引进高科技，面向国际市场，开拓现代化的新产品，集中力量扩大规模和提高质量，向现代化大企业发展。
趋势之三，“村中企”发展难度增加。20世纪80年代我国乡镇企业的爆发式发展是当时的经济环境的结果，当时中国经济对外联系弱，国内几乎没有竞争，使得农民创办企业相对容易。而在当前，市场供求格局已经改变，竞争压力加大，使“村中企”发展难度增大，企业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有很多乡镇企业开始跌入低潮。其次是“村中企”的发展环境急需改善，一些尚处于初创阶段的劳动力密集型农村工业的发展比较困难。
三、“村中企”模式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市场化过程中，由于历史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一种“一制多式”的局面。即在社会基本制度相同的前提下，各个区域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式与经济发展模式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格局。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等，这些模式成为专家学者研究的重点。
（一）苏南模式
苏南模式是1983年费孝通最先提出的。《新华日报》1993年12月29日，江苏省委宣传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苏南的成功实践》一文中，对苏南模式特征的一个比较权威的总结，即“三为主”：公有制为主，乡镇企业为主，市场调节为主；“两协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一共同”：共同致富。
苏南模式的演化有明显的阶段性。(1)1953～1978年属于萌芽阶段，农村工业星星点点、断断续续、时隐时现，表现为所谓的“五小”、“三就地”，这时的“社队企业”是后来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前身或基础；(2)1978～1984年为全面发展阶段，由于国家轻重工业比例调整及其严重的短缺经济，乡镇企业遍地开花，乡镇企业在基层政府推动下，经济规模呈现出粗放式的快速增长；(3)1984～1988年为快速扩张阶段，这一阶段乡镇企业受到政策鼓励，抓住了大发展的机遇，但转轨期间流通秩序紊乱，经营管理机制灵活却难以规范；(4)1989～1991年底，乡镇企业普遍进入徘徊和受压抑的困难阶段，治理整顿，关停并转，政策收缩，这时能够生存并得到发展的企业一般都是在内部管理和技术改造方面过了关的企业；(5) 1992～1995年底，乡镇企业受整个宏观经济形势带动，又跃上新台阶，“三外”总量大大增加，大企业呈现出集团化趋势，社区公共建设和农村面貌极大改观；(6)1996年至今，这一阶段也可以称为整合阶段或再生阶段，“软着陆”及“亚洲经济危机”使乡镇企业发展速度放慢，尤其是通过1998年之后的产权改革，乡镇企业剧烈分化，泡沫消失，一批“官营企业”破产倒闭，一批民营性的名牌企业脱颖而出，改制也为多数乡镇企业发展重新注入活力。
（二）温州模式
温州模式研究较早的著作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袁恩桢主编的《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1987)。该书把温州模式的内涵概括为：以个体经济为主要内容，以家庭工业和专业市场为基本形式，一条通过发展商品经济而实现农村致富之路。温州模式的特点是以家庭工业为基础的社会化生产，由供销员为发动骨干、以农村集镇为依托的新型产销基地，以专业化市场为纽带的市场主导运行机制。费孝通老先生将其形容成“小商品、大市场”，小商品是指生产规模、技术含量和运输成本都较低的商品。大市场是指温州人在全国建立的市场网络。1997年十五大之后，温州模式正式出现在官方的文件中，温州经济的一系列亮点也被经济学家们所看好。有经济学家对温州模式做出了新概括，如：多元产权＋特色产业＋专业市场＋城镇集聚＋政府引导。但温州当地人似乎并不买账，温州市长钱兴中说，“温州既无模式，更坚决拒绝模式”。
从农村工业的起点看，温州模式要比苏南模式晚近十年。20世纪80年代初，一大批温州人背井离乡做小生意、跑供销，家庭工业、联户企业迅速成长起来，在此基础上，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大型专业市场迅速崛起。如苍南宜山晴纶纺织品，全乡的小标牌，平阳肖江塑料编织袋，永嘉桥头的纽扣，塘下的汽摩配件，瑞安仙降的再生塑料鞋，乐清柳市的低压电器等等。整个80年代，温州人先是以“挂户企业”的变通（家庭工业挂靠在某公有制单位，以便出外跑供销交通住宿、接洽业务时有一个盖大红印章的正式介绍信），后是以“股份合作制”的创造（1982年6月温岭市工商局颁发了第一个“联户集体”企业营业执照， 1987年11月，温州市政府颁发了我国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个政策性文件，将企业所有制性质明确定性为公有制），瞒天过海，交付了制度租，戴上了红帽子，在市场化改革的制度博弈中获得了先行优势和体制落差。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温州模式进入制度、技术、市场和产品的全面创新阶段，工业和人口向城镇集聚，城镇建设市场化，产品和企业向规模化、公司制和品牌经营迈进，而本地专业市场进入衰退期。
（三）珠江模式
珠江模式是指珠江三角洲地区（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由东江、西江、北江三江汇合形成的扇型冲积平原），以集体经济为支柱，外向型经济为主体，国际市场为导向，三大产业协调发展，内外开放的社会主义城乡商品经济发展路子。珠江三角洲地区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惊人成就，引起海内外瞩目。
从发展历程看，珠三角的经济发展可以大致分为四个阶段：(1)1980年5月国务院批复设立深圳、珠海经济特区至1984年5月邓小平第一次“南巡”为第一阶段。当时对外开放区域还仅限于深圳、珠海两特区，南海、顺德、中山等地的农村工业化与苏南并无二致，“珠江模式”还处在萌芽阶段。(2)邓小平 1984年一次南巡到1992年二次南巡为第二阶段，这是珠江模式的发展阶段，珠三角被列为对外开放地区，以东莞、宝安等地为代表的珠三角东部地区成了香港加工业的外迁地，“三来一补”成为其农村工业发展的主要形式，同时，顺德、中山等地的家电工业初具规模。(3)1992年3月邓小平第二次南巡至1997年6月亚洲经济危机爆发为第三阶段，这一阶段，“股票热”、“房产热”、“债券热”使珠三角成为全国资金流向的“洼地”，同时，顺德等地1995年率先在全国推行了乡镇企业产权改革，理顺了政企关系，走在了苏南前面。(4)1997年6月亚洲经济危机爆发至今为第四阶段，家电行业进入微利阶段，顺德、中山等地的家电企业开始重新“洗牌”，深圳、东莞等地的信息产业已经初具规模，通过IT业的辅助产品加工，加入了新经济的外围层，并成为其支柱产业。
从工业化的发动者看，“温州模式”属私人发动型，“苏南模式”更倾向于政府（社区）发动型，“珠江模式”则兼而有之；从筹资途径看，“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倾向于资金自给型（内生型），“珠江模式”则倾向于引进外资型（外来型）；从制度变迁、体制转轨的路径依赖看，苏南是典型的自上而下的体制内供给型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则是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需求型诱致性制度变迁，珠江二者兼而有之，而且由于地缘因素，更具“外来冲击——内部回应”的制度演化特征。客观地说，三大模式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村中企”三大模式的局限
毋庸置疑，三大模式对我国走农村工业化道路，发展农村经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应看到，三大模式是在特定历史和区位条件下逐步形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竞争条件的变化以及区位条件的不同，其借鉴意义具有局限性。
（一）三大模式的形成各有其自身特定的背景
1.自身特定的文化背景。温州模式的文化渊源是永嘉文化（也叫浙东文化），苏南模式的文化背景是吴文化。永嘉文化重经世致用，吴文化重格物致志；永嘉文化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吴文化则强调均衡、集体、等级。历史上的苏商主张“实业为主，商贸为辅”，“货殖为急，精工细作”，而温州人很早就提出“齐商办，捷商径，固商人，明商法”。珠三角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化进程中始终能领先一步，也与其特有的岭南文化大有关系。岭南文化以近海开放、边缘杂交、内引外接为显著特点，尤其自洪、康、梁、孙以来深受欧风美雨之熏染，成为国内近代民主科学思想和经济自由竞争的肇源地之一。这种文化上的差异是细微而又深刻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
2.自身特定的历史背景。苏南历史上就是“副业大省”，草根工业、市场网络、能工巧匠、务工经商都有良好基础。苏南是洋务运动的重镇，也是近代民族工业的发源地，1899年，张謇创建的大生纱厂在江苏南通投入生产。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也就有历史必然性在里面。温州历来不是个中规中矩的地方。虽然贫瘠、偏僻，经济基础差，客观条件与苏南根本没法比；但“瓯越人”顽强，洒脱，自主，务实。1956年正当全国合作化高潮如火如荼之时，永嘉县却搞起了包产到户；1957年反右运动，包产到户很快被禁止。后来的家庭工业就是包产到户的复辟和延伸，它们都是利用家庭这个中国人天然的经济细胞来搞农业或务工经商。
3.自身特定的区位背景。苏南靠近上海和苏（州）、（无）锡、常（州）国有工业基地，“星期天工程师”、“下放工人”、回城知青、同乡、战友、同学等地缘、亲缘因素都起到了一定作用。珠江三角洲地区毗邻香港，最早成为香港加工业的外迁地，“三来一补”成为其农村工业发展的主要形式。区位较差的温州也位于浙江沿海的边缘，周边虽没有大城市的辐射，其区位条件相对于西部地区来说，也是相当优越的。
（二）三大模式所赖以形成的短缺经济背景已发生变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深化使“村中企”的竞争条件发生变化。过去的短缺经济为家庭作坊和“村中企”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提供了巨大商机，“村中企”自身的机制优势也促使其得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提供了进一步施展才能的舞台。温州、苏南等地的发展正是抓住了这一历史机遇。目前，中国经济已经总体上告别了“短缺时代”，“村中企”单靠数量扩张的发展阶段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的要求，一批具备条件的“村中企”将进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提高整体素质的阶段。随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所有企业都要面对技术、人才、质量、品牌、文化、信用的全面竞争；随着国有企业改革深化和中国入世，国有企业活力大大增强，外资经济非常活跃，市场竞争更加激烈。
（三）三大模式遭遇发展一停滞的瓶颈
2000年底以来，“苏南模式的终结”问题成为经济学界论战的最热点。苏南模式下的公有制异化成了官有制，官富民穷，官民收入（主要是隐性收入）差距拉大，共同致富的目标落空，从而有失社会主义的公平原则。乡镇企业演变成“二国营”，机制僵化，效益下滑，民间经济活力受到抑制，从而有失市场经济的效率原则；从实践上看，它已经终结。苏南经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增长乏力，乡镇企业不改已没有出路。经过1998年第一次改制和2000年第二次改制，目前苏南乡镇集体企业改制面已达97%，剩下的大企业集团也是人心思变，不可逆转。这表明“苏南模式”从理论到实践都已走到它的尽头。
温州发展主要来自外部的制约，外部制度创新滞后，如市场准入、信息共享、技术支援、资金融通和人才开发等。近几年有较多一定规模的温州民企进行产业链升级或行业“合纵连横”做大，但产业链升级后的管理缺失和人文环境落后，行业联合后的效率低下及协调难度增强，无疑都加大了温州民企的不确定性和风险，突显了温州民企主动治理升级的困境。而以温州为代表的原生态民企，绝大多数是低技术含量、低成本、劳动密集的“小商品”生产和家庭工业，电器、五金、服装、制鞋、制革、打火机、眼镜等，已成为温州产业的代名词，先天的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密集型产业链条及家族粗放式的治理结构，小农的管理思维造成了温州民企的产业升级障碍。同时，这类产品随着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需求已经趋于疲软，加上后发展地区乡镇工业的发展在生产结构上与之基本趋同，产品的供给能力又大大增强。市场竞争的增强和需求的有限必定导致这些产业发展速度受到限制。
珠江模式的不足主要表现为：(1)有些地区把发展经济仅仅看成了招商引资，为此，地区之间相互攀比，比谁的土地价格低，有的为了吸引外资，甚至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2)“前店后厂”，实际利用的是廉价劳动力，不少地区并没有达到吸引先进技术的目的，从发展现状看，企业并没有研发能力，仅仅是生产中心，就价值创造而言，所占比重甚少；(3)企业以外资为主，产品以出口为主，在国际经济波动时期，受影响较大。
（四）模式的形成伴随着产品的伪劣和对环境的负面影响
温州经济由于是从家庭工业起步的，从而尽管它是温州经济发展的主要车轮，但企业组织结构分散、经济规模小、技术含量低，随着市场竞争的增强，特别是温州小企业之间自身对市场的争夺中，出现了一些有损温州形象的负面影响。如，为了降低成本，但又没有降低生产成本的企业实力，于是就制造伪劣产品；小企业技术有限创不出名牌产品，为了使自己的产品能销售出去，于是就违法乱纪，制造假冒商品。
三大模式的发展或多或少对环境生态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政府放松了农村产业管制和就业管制后，包括三大模式在内的农村非农产业极为快速地发展起来，很快占据农村经济的“半壁江山”。然而，农村企业的污染治理相对滞后，对农村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据调查，农村企业中20%左右是污染型企业，其中6%为重污染型企业。主要污染行业为纸浆、造纸、印染、电镀、化工、食品加工、金属冶炼、石棉加工、炼油和炼焦等。目前，农村企业中的化学需氧量、粉尘和固体废物排放量占全国工业污染物排放总量的比重均接近或超过50%，成为环境保护的突出问题。这就要求今后农村企业的发展，再不能重复过去的老路，要按国家现在提出的保护资源、保护环境、综合利用的可持续发展的新路健康发展下去。
总之，由于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区位条件不一，资源条件千差万别，依照三大模式解决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很难奏效。实践上，不顾条件地把这些模式加以推广或实践，将不可避免地产生许多失误与不利后果。例如，有的地方不管本地的资源、条件与可能盲目模仿、实践三大模式，大力发展所谓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企业；不作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就大量投资“人为造市”，以至于兴建的市场沦为有场无市的“空壳”。地方政府积极推广的各种模式，并没有出现他们所期望的那样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并没有使经济获得持续有效的发展，甚至造成大量的无效投资。究其原因，主要是盲目照搬，没有结合本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发展策略。
2006年初，国家制定了“十一五”规划，明确了今后5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和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等方针，是遏制城乡差距拉大趋势、扩大农村市场需求的根本出路，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战略举措。国家发展战略既定，在今后一段时间，农村经济将快速发展。而其中最关键的，主要还是靠农村自身发展，还主要靠农民自己。
五、几点思考
从我国“村中企”三大模式的发展可以看出，三大模式呈阶段性曲折发展，而中国大多数“村中企”更是发展趋缓。除其中制度性因素外，阻碍中国乡村企业发展的因素大体有以下几点：一是农村村民观念陈旧，未起步时谨小慎微，害怕蚀本，起步后小富即满，不敢于抓住市场机会扩大规模；二是资金支撑不足，想做大时无法获得资金支持；三是大部分农民缺乏本行业宏观视野，信息来源和信息渠道少，无法获得充分的市场信息；四是小规模企业占绝大多数，产品同质程度高，在同一块状聚集区内，多为同规模复制，技术革新缓慢，联合做成大企业的动力不足。
农村工业在起步阶段大多处于产业分工的边缘，这是由农村现有经济条件决定的。农村工业在起步阶段，一无尖端技术，二无资金实力，只能利用低劳动力成本的优势，从产业分工的边缘入手，小规模生产经营，一步步滚雪球式发展。而能够达到农村工业起步的水平，尚需若干家庭工业作坊多年的积累而成。
新农村建设要靠“星星之火”燎起新农村建设之原，这“星星之火”包括“村中企”的发展。这些“村中企”属于农民自发燃起的“星星之火”，其燃起的“点点火星”不可能一下子形成燎原之势，应该对这些“村中企”抱以宽容的态度，引导其发展，促成产业和发展方式升级。要促使“村中企”在调整内部结构和产品结构上下功夫，放弃片面追求企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外延式企业发展战略；进行集约化投资、建设和生产，实行内涵式、集约化企业发展战略。同时要加快“村中企”产业集群建设，争取形成块状经济，最终使“星星之火”连成一片，形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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