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日本教育的变革与启示
谢 韫
1945年8月，日本在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迎来了建设“新社会”的历史契机。日本政府清除战争体制，打造民主社会，确立了重视人格形成、尊重个性、推广教育机会均等的新教育体制。为落实教育机会均等理念，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日本政府重视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向高层次延伸，发展后期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培养高级专业人才。公共财政对教育投入连年递增，从而为日本社会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据统计，自2000年至2018年，有18位日本科学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项，得奖次数仅次于美国。这18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本科教育均在日本国内国立或公立大学完成。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政府对于教育财政投入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连年位居经合组织国家的最低水平，教育机会不均等现象浮出水面，日本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集中于对全体日本国民的受教育权被剥夺的担忧。
一、日本教育政策的逆转
战后日本十分重视对教育的投资。1955年日本公共教育财政为3.72亿日元，而在1982年则增至15万亿日元。1980年前后，日本教育财政占整体财政约20%，居世界之首。从战后至1976年的30年间，日本完成了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高中入学率为94%，接近普及。大学入学率达38%，三人中就有一人是大学生，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时代。
为推动教育机会均等理念，促进教育均衡发展，日本政府在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方面，建立了中央教育经费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有效地将责任分担于中央和地方。但是，20世纪8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思潮逐渐成为日本社会主流。日本将培养满足市场经济和全球化需求的人才作为教育发展目标，将市场竞争作为优化教育质量的大手段。
日本政府支持市场介入教育领域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为缓解财政赤字。日本政府为给财政减负，将具有“公共性”的教育转变为由政府与民间分别主导的教育机构。期间，政府并未与公民社会共同管理教育，而是任由市场竞争来激励、淘汰由民间和政府各自主导的教育机构。二是社会舆论的支持。“小政府”的理论被日本社会接纳。按照这种理论，政府过于庞大、政策监管过严，会导致社会过度平等、经济效率受阻。然而，这个说法在日本是不成立的。从人均公务员数量，以及租税和社会保障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这两个指标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规模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小的。三是日本民众的学习观发生转变。后工业时代的日本民众力图摆脱整齐划一、均质的教育，期待摆脱国家主导色彩浓郁的教育，渴望一个可以追求差异化、多样化的，具有划时代性的教育时代的到来。日本政府巧妙抓住民众学习观念的变化，提出了“教育自由化”（之后改为“教育个性化”）、“终身学习”的口号，其实质是通过“分众”的方式，以牺牲教育“平等”为代价获得一小部分人的教育“自由”。四是将“需求与供给”的市场经济理念引进教育领域，认为教育是稀缺资源，出价高者才能获得优质资源。在此基础之上，要求国民支付高额的教育费，作为“受益者的负担”。自民党政府之下，国民贫富差距的拉大导致孩子的受教育条件因教育费用的昂贵而出现差距。在推进免费中等教育成为世界潮流的背景下，日本的教育费中，家长负担异常昂贵，尤其是私立学校的费用已经超出国民教育费用的极限。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教育改革进入新时期。1996年，日本政府将教育改革与行政改革、财政改革、经济改革、金融改革、社会保障改革一起，列为日本面向21世纪的六大改革。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包括放宽中小学课程标准、放宽对择校的管制、实行国立大学法人化、开设教育特区等等，不胜枚举。
2002年，日本国内又出现了与其培养一大批平凡的人，不如着重培养一部分精英的“反大众教育”论调，并冠之以“宽松教育”“减负教育”的美名。
游戏治疗是指透过游戏来协助孩子（一般是3岁至11岁）去表达他们的感受和困难，如恐惧、憎恶、孤独、觉得失败和自责等，从而达到治疗效果。事实上，游戏是孩子用最自然的方式去表达自我，相对于成年人会透过“说话”来表达困难一样。游戏治疗主要基于心理分析学派的理论发展而成，指出儿童主要是透过游戏来将内在的焦虑外显化，并透过与游戏治疗师的互动，从而增加对自我行为和情绪的认识，并促进个人发展，增强自我面对困难时的信心和能力。
教育改革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而国家的发展又与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相关。因此，日本的教育改革受到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因素影响。日本的自然科学长期被男性垄断，在国内的日本女性则因长期接受“贤妻良母教育”而无缘自然科学。出国留学的日本女性的科研能力受到好评。冷战终结后，公司终身雇佣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结构解体，长期束缚女性的“贤妻良母教育”的封印被解除。日本女性开始涉足曾经被男性垄断的领域，包括医学部、法学部等高薪职业教育，女性开始主动摒弃“贤妻良母”教育，追求高等教育的男女平等，继而追求政治社会地位的平等。
《史记》中所称“圣人”不少，如高阳，“高阳有圣德焉”(《五帝本纪》)；傅说，“武丁夜梦得圣人，名曰说”(《殷本纪》)；周文王姬昌，“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吴泰伯世家》)；姜尚，“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齐太公世家》)；以及吴太伯、伯夷、许由、务光等人，“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伯夷列传》)从这些“圣人”来看，《史记》中“圣人”主要是指在道德层面上，具有高尚人格的人，那么“至圣”就是道德最高尚、人格最崇高的人，而“至圣”就是指孔子而言。
具有法律效力的《学习指导要领》和应试制度的变迁等使得公立教育的受欢迎程度下降的同时，校外学习机构迎来昌盛。一部分“差等生”的家长，对教育高度重视且有一定经济能力，为使孩子能够接触到优质教育资源，选择让孩子放弃公立学校转学至学费昂贵的私立学校，出现了学生从公立学校流向私立学校的现象。有的则留在公立学校学习的同时，购买校外学习机构提供的补习服务，期望在应试中重获进入上升通道的机会。在教育领域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结果，必然导致在经济、文化、学习能力上占优势者在竞争中胜出，享受丰厚回报；而处于劣势者则只能被排除在外，无法享受到社会进步带来的红利。
二、女性地位与受教育权
对此，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日本东京医科大学做出处罚，全额扣除2018年度拨付给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的补助金。根据设置者负担的原则，日本私立学校的经费由设置者——学校法人来负担。鉴于私立学校在教育事业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公共性，并改变私立学校同国立、公立学校在经济上的差别，基于教育机会均等的立场，日本的私立学校受到国家资助。
冷战期间，日本战前的社会结构“前方军人+后方妻子”顺利过渡至战后的“企业战士+后方妻子”。自20世纪60年代起，日本产业结构发生转变，人们渐渐脱离农村进入城市。日本工业生产额的三分之二以上为重工业，农林水产业的从业人口下降20%。在城市，企业、机构等工作单位替代农村，成为人们安身立命、寄托精神的共同体。在此基础上，稳定的社会关系结构重新形成。各集团职员对集团的归属意识，由日本式经营的特征，即终身雇用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福利等制度设计而被强化。
多因素回归分析结果(表4)表明：男性、高龄、动脉瘤部位(大脑中动脉瘤、多发动脉瘤)是动脉瘤开颅夹闭术后硬膜下并发症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P<0.05)。
日本教员的劳动时间长，这个事实早已经为世界所知。2013年世界经合组织的调查显示，日本教员每周工作时间居首位。日本国内的劳动者智库调查则显示，日本中学教师的80%、小学教师的50%的加班时间均超过国家规定的过劳死红线，即每个月超过100小时。但是，参照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相关规定，除个别劳动可被视为加班，能有加班费之外，公立学校教员在工作时间之外的大多数劳动，诸如指导学生运动部或文艺部活动、考试评分等均为无偿劳动。为改善教师工作时间长的劳动现状，日本文部科学省的2018年度预算决定增加3800个公立中小学的教员编制。
面对公摊引发的诸多问题，一些专家认为，多年来我国法律界就有声音认为“公摊争议严重影响《物权法》有效实施”，广州、甘肃、北京、重庆都曾出台征求意见稿，尝试推行套内面积计价。艾振强认为，采取“套内面积”计价的主要好处在于“让房产交易更加透明，最大程度减少后续纠纷，保护购房者合法权益”，同时最大程度避免公摊面积给房产税征收埋下“不公平”隐患。
在新教育体制内，被权贵阶层以及男性长期垄断的局面被迅速打破，教育成为所有日本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不论贵贱、不论男女。《日本国宪法》于1947年5月3日实施至今。《日本国宪法》第26条规定：全体日本国民根据其能力，享有依法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全体国民具有依法保护其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义务，实行无偿义务教育。
自1948年春天起，日本女性首次以正规生而非旁听生的身份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日本女性被排除在高等教育之外的历史就此终结。
2018年9月，独立于政府的特别机构日本学术会议发表声明，要求设有医学部的所有国立、公立、私立大学进行自主彻查，并履行说明义务。声明还严厉指出：“一律下调女考生成绩的做法是性别歧视，是无法原谅的行为。同时，这种歧视行为并非此次首发，而是延续了多年。严重歧视女考生行为不仅动摇了彰显社会公平的入学考试制度的根基，更是严重损害了社会对大学教育的信任。”日本社会长期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深远的，不仅是当下受到高度关注的人口结构问题——少子化问题的诱因，并使得肯定战争的论调在日本国内逐渐抬头。因为，一个社会的和平基础及保障是男女平等，而教育是终结不平等的代际传承的重要途径。
冷战爆发后，在美国的支持下，曾经是军国主义经济基础的日本财阀，以及日本国内保守势力得以回归日本社会的决策层，在迫不及待地向战后体制开刀的同时，在教育领域重构“男主外、女主内”的价值观。与此同时，架空教育的地方分权制。1952年和1953年，日本吉田茂内阁修改《文部省设置法》，大幅度扩大了文部省和文部大臣的权限，规定“文部省是国家权力机关，对学校教育所有行政事务负有责任”，教科书审定权力永久“归文部大臣所有”。
自1958年起，日本中学教育新设课程“技术家庭科”。在学习过程中，男女学生被分开，男学生学习技术科，女学生学习家庭科。直至1989年3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学习指导新要领，家庭科才改为男女一起学习。同时，自1963年起至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学课程规定，传授“家庭主妇”劳动者知识的课程“一般家庭”为女生必修课，共4个学分。
在基础教育阶段长期受到“女主内”价值观引导的日本女性，进入高校后大多选择以培养贤妻良母为主的教育。其结果，至冷战终结前后，接受四年制高等教育的女性人数远低于男性。其次，女性主修人文、教育、家政、健康等专业，回避自然科学领域的专业。受此定势影响，与其他国家相比，战后以来，日本国内没能涌现出大量的女科学家、女企业家以及女政治家。冷战期间，为“官民携手并进”推进“计划主导型市场经济”的日本政府着力重构全国总动员体制，用以“男主外、女主内”价值观为基础的“前方企业战士+后方妻子”的结构，替代战前的“前方战士+后方妻子”的结构。
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环境和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信息和信息获取渠道极大丰富，人口快速流动，一些非遗项目的存在面临诸多挑战。社会上对非遗保护还存在一些误解，非遗保护工作制度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完善，基础性工作需要进一步加强。这些困难和挑战都需要在实践中努力破解。
宽松教育始于1977年公布的《学习指导要领》，进入21世纪后，宽松教育在日本中小学、高中全面实施，出现了授课时间被缩短，教学内容被减少，教学难度被降低现象。2000年，隶属于日本文部科学省的审议机构“教育课程审议会”的前会长三浦朱门，在接受采访时曾说：战后五十年，日本把精力全部倾注在提高后进生的水平上，今后要把精力放在特别优秀的学生身上。一百个人中有两到三个这样的学生就足矣。未来，将由优秀的学生引领国家发展。对于众多没有才能的后进生，只要把他们培养成为正直的人即可。在小泉内阁负责经济财政政策的竹中平藏指出，日本应该效仿美国社会，凭借涓滴效应，让一部分有能力的人带动社会整体发展。
美国政治学者辛西娅·恩龙指出，为构建社会整体的和平，社会需要认真对待女性的生活、思考、经验等，因为，“没有战争”的状态不等同于和平。她引用联合国安全保障理事会决议第1325号指出，为成功解决地区纠纷，实现国际层面的“去军事化”，维持和平的负责人必须认真对待以下事项：性暴力、家庭内暴力、女性人口的贩卖、女性的贫困、家长制等传统观念、金融活动和劳动中的性别歧视、政党选举中的性别歧视、政府内部男性的“朋党”意识和文化。二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就希望将日本的家族等级制和男女不平等与军国主义问题联系起来解决。日本的封建家族等级制曾经是军国主义日本的轴心，而基于家长制价值观的性别歧视，或称男尊女卑是家族等级制的核心。因此，提升日本女性地位、打破男尊女卑的结构，鼓励广大女性走出家庭，走向社会并参与社会、参与政治，是破解封建家族等级制、构建民主社会之关键。1945年10月11日，麦克阿瑟颁布五大改革指令，第一条就是“赋予妇女参政权以解放日本妇女”，意在彻底摧毁男性统治一切的社会结构，打掉天皇制军国主义国家的基础——封建家长等级制度。
打破教育特权，引入教育平权的教育改革，对战后日本社会的和平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意义非凡。然而，受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综合影响，教育平权的推进受阻。冷战终结后，随着公共财政对教育投入的减少，以及冷战期间的社会结构“企业战士+后方妻子”的瓦解，教育特权化现象浮出水面。2018年8月，一则关于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的丑闻震惊了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该校新生录取部门篡改女性考生考分，人为压缩女生录取人数。而早在一个月之前，这所私立名校因接纳权贵子弟走后门入学事件被曝光。为此，日本文部科学省对全国所有大学的医学部进行调查，发现在过去6年期间，有导向地录取男考生的医学部占全国60%至70%。还有的学校以本校毕业生子弟为对象，在入学上给予优待，使得优质教育资源实现了代际继承。日本学术会议就女考生受到歧视事件发表声明严厉警示：严重歧视女考生行为，不仅动摇了彰显社会公平的入学考试制度的根基，更严重损害了社会对大学教育的信任。对此结果，占领结束后便不遗余力地否定日本民主化改革的美国政府、日本保守政治势力是无法逃脱干系的。
某股份制商业银行分行行长侯磊说，2017年起，该行存款只有210亿元，贷款却高达252亿元，除去准备金后，借差高达100多亿元，利率3%以上，这块资金成本非常高。另一家股份制银行分行负责人说，2017年起，银行业资金流动性普遍趋紧、利率市场化竞争激烈，银行自身的资金成本压力加大，间接抬高了企业融资成本。
1985年前，美国的天然气运营模式是生产商把天然气销售给管道运输公司，管道运输公司则销售给地方输配公司，再经地方输配公司把天然气销售给最终用户。天然气的销售价格由联邦政府控制，经地方输配公司销售给最终用户的价格由地方政府机构控制。管理机构几乎控制着天然气工业的各部分。国家不仅对具有自然垄断特性的管道输送部分进行管理，还对天然气工业的竞争部分进行管理（例如生产和批发供应）。国家的严格管理使天然气公司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也使天然气价格和消费部分处于畸形发展之中。对天然气生产商的过度管理导致20世纪70年代美国天然气供应缺乏。该工业结构封闭式地运作自然形成垄断，引发之后天然气工业结构的调整。
三、教师地位的下降
教育改革的本质内涵是教育精神的革命。战前日本教育的特点是传统的天皇本位的“皇民教育”，以培养忠于天皇的良民为目的。《教育敕语》是培养忠于天皇和军国政府的军国少女和军国少年的教材。联合国盟军司令部在去除军国化教育的同时，培养个人主义精神，并将战后教育的目的界定为使日本国民获得处理社会生活所需的知识、能力和习惯，养成健全的公民人格的民主精神。
特别措施（优待措施）第三条规定，在薪酬上，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各类学校的教员必须给予优待的薪酬。现实却是两者薪酬差距不断缩小，2012年，教员的年薪只比普通公务员多出10万日元。其次，《日本国宪法》规定，义务教育费用由国库负担，包括义务教育各类学校的薪酬。然而，2006年国家承担义务教育各类学校的教育薪酬比例由原来的二分之一减少至三分之一。
又据日本文部科学省2014年统计，日本大学教员共计374943人，全职教员和兼职教员各占一半，而且兼职教员的人数略多于全职教员。就兼职教员占日本大学教员人数半数以上的现状而言，大学师资力量存在不稳定因素。
四、几点启示
通过观察分析日本教育的发展以及面临的问题，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启示。
首先，教育问题是社会问题。从根本上讲，最根本的教育公平问题，只能通过社会制度来保障。市场可以解决机会的平等问题，但是，却不能解决起点平等的问题，对于穷人和弱势群体来说，丧失了起点的平等，所谓机会的平等是没有意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市场化并不能从根本上促进教育发展，日本的问题主要在这方面。
其次，教育的根本目标在于培养人，在于人的全面发展。日本的学校教育有着重视体育教育的传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适应战争需要，日本的体育教育完全实行军事化教育，一切服从战争需要，一切为战争服务。体育成为日本军国主义培养侵略者的手段之一，体育教育与军事训练几乎无差异，被彻底废止。战后，在新的教育理念下，体育作为体育学科，如同国语、数学、音乐等学科一样，是日本学校教育范畴内的制度化了的学科。在日本的基础教育阶段，体育均为必修科目。日本小学共有13门学科，其中体育的课时量竟然排在国语、数学之后，名列第三。根据最新修订的日本中小学指导要领，自2020年起，中小学的体育课时将再有增加。基于身心为一体的观念，学校教育中的体育在维持和提高学生的身体机能和健康水平的同时，还培养学生的精神力量、思考能力、判断能力、表达能力以及与他者的交流、合作、竞争能力，甚至还塑造价值观。简言之，日本学校教育中的体育是培养学生所有能力的载体，是人的全面发展必不可少的学科。
关于体育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性，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同志曾专门撰文谈论。1917年，他在《体育之研究》中指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体育教育的充分认识和重视，恰恰是我国当前教育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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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国的教育发展要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我们要善于分析，国外的教育哪些是好的，哪些是有问题的；哪些是值得学习的，哪些是不值得学习的。我们应该学习别人好的东西，避免其不好的方面，而不是学习别人的缺点，拒绝它们的优点和长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彭安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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