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略的维度：詹姆斯#183;凯瑞的新闻历史观及其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詹姆斯论文,历史观论文,维度论文,凯瑞论文,新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詹姆斯·凯瑞(James William Carey)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批判传播学者。2006年他去世以后，美国的两本传播期刊《大众传播》(Popular Communication)(2007年)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2009年)分别刊登了一组纪念文章①。他的学生、同事、好友称他是“文化历史学家”、“传播理论家”、“影响美国记者最大的教师”、“对话哲学家”，体现出景仰的同时，也凸显出其身份的复杂性。作为媒介学者，凯瑞的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他深受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不同学科学者的影响，被文化研究、媒介环境学、新闻教育领域都视为领军人物。如同施拉姆(Wilbur Schramm)把传播学比作“十字路口”一样，凯瑞的学术地图也是以传播为原点，在与其他学科的交汇勾联中逐步展开的。他的很多学术成果，深深打上了跨学科的烙印，表现出广阔的视角和丰富的内涵。 但是，近年来中国学界的研究，尚未涉及凯瑞在新闻史观上的立场及其变化，而仅集中于三个主要议题：1.传播的仪式观；2.新闻教育观与批判；3.芝加哥学派及其人文社会思想②。本文认为，若要进一步延伸探究，就无法回避凯瑞的新闻史观问题。首先，传播仪式观之所以有别于传递观，其关键在于仪式所具有的社会文化共享性。而集体的仪式共享如何延续，则涉及到了历史经验如何传承与建构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去理解凯瑞的新闻史立场，从而把握仪式观背后的历史经验脉络。二者，凯瑞对新闻教育的批判离不开他对于传播的历史性考察。他指出，所谓的“传播革命”以“专职传播者”(professional communicator)的出现为重要标志。新闻专业主义以及美国记者职业特征的成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要革新美国的新闻教育无法离开对新闻史的考察。三者，关于凯瑞与芝加哥学派学术谱系的讨论，涉及到他如何为文化研究找寻本土登陆点、如何借鉴西欧学术资源的问题。这其中既有纵向的学术史梳理，也有横向的文化、社会传统比照。这些问题，都只能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才能得到很好阐释，自然也与美国新闻史、传播史有所关联。由此观之，凯瑞的新闻史观关系到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对其进行专门考察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③。 而从文献资源而言，凯瑞不但与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埃里温·埃默里(Edwin Emery)、大卫·诺德(David Paul Nord)等新闻史学家保持着密切的学术联系，还多次撰文表达对新闻史研究的思考。根据丹尼尔·凯瑞(Daniel Carey)整理的学术目录，他至少有五篇文献集中阐述了新闻史观(Carey D，2007)，分别是发表在1974年《新闻历史》(Journalism History)创刊号上的《新闻史的问题》(The problem of journalism history)、1985年的访谈录《将世界放置在危险中》(Putting the world at peril)、1998年在麻省理工学院MIT(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传播论坛上的发言《回应新闻史》(Remarks on journalism history)、2000年《美国新闻学》(American Journalism)第17卷上的《新闻与技术》(Journalism and technology)和2007年去世后才发表的《写给记者的简明新闻史》(A short history of journalism for journalist)。这些文章，进一步廓清了凯瑞的学术版图，其影响也跃出了美国，延伸到了荷兰、斯洛文尼亚等欧陆国家④。与过往的研究以《作为文化的传播》为基础讨论传播的仪式观、新闻教育观、凯瑞式的文化研究不同，本文拟以上述几篇文献为蓝本，辅以凯瑞的另一本重要的论文集《詹姆斯·凯瑞：批判性读本》(James Carey：a Critical Reader)，还原文献发展的历史脉络，重新解读和审视凯瑞新闻历史观的价值。 一、新闻史的危机和凯瑞文化史观的提出 凯瑞对新闻史的反思是建立在20世纪六十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变迁之上的。与五十年代战后难得的和平与稳定相比，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是躁动不安的。一方面，新科技革命、跨国公司和新移民浪潮给美国经济带来了高速增长，但是另一方面，城市、家庭、妇女、种族、吸毒、暴力、犯罪、失业等社会矛盾反而变得更加突出(弗·斯卡皮蒂，1986：1)。城市的发展和移民的涌入使得个体产生了身份认同危机，越南战争、水门事件、古巴导弹危机夹杂着妇女运动、黑人运动和战后“婴儿潮”一代掀起的青年运动导致了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充满了反叛精神。这种与传统“美利坚思想”背道而驰的“叛逆”，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行业，也影响了学术研究。在历史研究中，以底层人、边缘人为新研究对象的新社会学开始兴起；而在新闻学领域，则表现为受众对于客观性、平衡性等传统新闻模式的批评和对媒体、政府、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舒德森(Schudson，1997：79)敏锐地意识到，“记者们……在实验一种‘新新闻业’，更加文学化，更加开放主观，对新闻写作的过程更加具有自我反省性(self-reflective)。” 这种学术旨趣的变化首先集中体现在历史研究中。新社会史抛弃了传统精英史观，将更多的目光投射到妇女、少数族裔、工人等边缘人身上。严肃的政治史被普通人的生活史取代，城市史、家庭史、劳工史、黑人史等极大扭转了五十年代史学的保守主义倾向。福格尔(Robert Fogel)、恩格尔曼(S.Engerman)等的新经济史研究斐然一时⑤。凯瑞对这种“从下向上”(from the bottom up)的研究路径十分赞同，在读了彼得·拉兹勒特(Peter Lazlett)的《我们已经失去的世界》(The world we have lost)后，对他为农民写史、给边缘人发声赞赏有加(Carey，1997a：101)。但是，新社会史也有两个明显的特征：(1)充分运用行为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2)广泛采用计量研究方法和数量资料(张广智，2011：143)。在凯瑞看来，新社会史的路径无疑有助于扩展新闻史的研究范围，但是结构功能主义倾向、定量的研究方法却又是他反对的。 新社会史与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和统计学等社会科学结盟同样引起了一部分历史学家的不满。在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影响下，他们将历史研究与人类学、语言学、符号学、文学理论结合，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了所谓的“新文化史”转向。它延续了“从底部向上”的视角，将日常生活中的文化现象作为历史研究的核心。当代新文化史的代表人物彼得·伯克(Burke，1987：3-4)认为，与社会史相比，新文化史的特点在于：(1)采用定性的历史人类学方法，集中于个案研究；(2)有意识聚集在小社会群体，进行微观分析，从而了解更丰富生动的生活；(3)更加注重解释社会规则下的现象和关系，而非作出长期因果解释或规律总结；(4)试图说明日常琐碎活动和仪式对维持或加强人们世界观的作用，关注诸如服饰、饮食、言谈等的意义；(5)更多地借鉴诸如涂尔干、格尔茨、布迪厄等人的理论。⑥由此而知，新文化史与当时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有很多交叉之处，难怪雷蒙·威廉斯(1989，转引自哈特，2008：144)说：“新文化社会学(即指文化研究)可以被认为是两个显著倾向的汇合，在某一点上还可以被认为是两种显著倾向的转变：一种倾向表现在一般社会思想里，具体地表现在社会学内部；另一种倾向表现在文化史和文化分析中。” 对于深受威廉斯影响的凯瑞而言，从新社会史到新文化史的转向显然是一个新的理论启发。而因“叛逆”所引发的新闻史教育危机则成为凯瑞决定革新新闻史的导火索。在《新闻史的问题》一文开头，凯瑞(1997b：86)借用泰迪·彼得森(Ted Peterson)的描述，勾勒出在大学课程中新闻史边缘化的趋势：教师们将新闻史授课当作“苦难”(sufferance)，学生们不仅对“死去的过去”(dead past)丝毫不感兴趣，而且把课堂当作“催眠”(somnolent)的场所。彼得森(1950：2)形容旧新闻史如同“破旧的小孤儿”，“也许最好的结局是平静地、幸运地死去。”当时主管伊利诺伊大学新闻教职的凯瑞对这样的局面十分担忧，他认定新闻史课程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凯瑞(1997b：86)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两个方面：一是当时美国大学中经验科学、行为科学的大行其道，导致原本就缺乏历史感的美国社会科学研究陷入了“非历史的”(ahistorical)、“无批判力”(uncritical)的困境；二是传统新闻史编纂中严重的辉格主义(Whig interpretation)⑦倾向：他们将美国新闻史描绘成不断争取新闻自由、不断走向民主繁荣的历史。美国新闻史不仅是实现建国元勋意志的一部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而且充满了浓厚的“进步主义”色彩。凯瑞认为这样的叙事是线性的、单一的，只关注到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和民主化的一面，而缺乏对历史细节的批判性理解。在这样的叙事下，黑人、工人群体、妇女等被完全忽略了，新闻史成为了一部彻底的白人精英奋斗史。凯瑞意识到，辉格主义的美国新闻史已经精疲力竭(exhausted)，它无法再提供新的知识，更不可能引领美国新闻史研究的未来。新闻史研究的“哥白尼革命”似乎势在必行。 事实上，在凯瑞之前，美国新闻史学界就出现过一轮新闻史研究的反思。在1969年召开的美国新闻教育联合会年会(Annual Meeting of Association for Education in Journalism，简称AEJ)上，唐纳德·E.欧亨乐特斯(Donald E.Oehlerts)就提出要系统总结弗雷德里克·胡德森(Federic Hudson)、威拉德·布雷耶(Willard Bleyer)、弗兰克·莫特(Frank Mott)、埃德温·埃默里以来美国新闻史研究经验的问题；乔治·史蒂芬斯(John Stevens)、唐纳德·肖(Donald Shaw)认为要扩展新闻史的研究领域，将“新闻史”变为更广阔的“传播史”；罗纳德·法勒(Ronald Farrar)则认为，新的大众传播科学将拓展新闻史的研究方法和视野，但是“弱历史”、“重效果”、“重行为”的传播学方法却是新闻史借鉴时要谨慎考虑的(Atwood，1978)。在1973年召开的AEJ年会上，凯瑞提交了一篇《在新闻史教学与研究中我们的错误是什么》(What's wrong with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journalism history)的论文，正式提出了新闻史研究的改良方案。这篇论文，在会议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一年后，它改名为《新闻史的问题》(The problem of journalism history)刊登在《新闻历史》(Journalism History)杂志的创刊号上。 二、新闻文化史的基本内涵 在《新闻史的问题》文中，凯瑞提出要“公开讨论”(ventilate)新闻史的新视角(perspective)和新解释(interpretation)。在“语言学转向”的影响下，凯瑞并不认为需要大量补充或更正史实，而是要将历史叙述放在新闻史改革的核心位置。挖掘史实不再是历史学家的唯一任务，“根据解释的目标将材料进行有逻辑的编纂与排列”才是历史学家的新课题。历史的任务在于解释社会变迁与人类行为，解释的力量又源于基于“问题”之上的对于历史材料的整理与因果关联(causal connection)(Nord，2003：369)。由此，解释意识和问题意识成为历史研究的核心问题，改变提问的方式、回归历史的解释成为后现代主义和新史学给予凯瑞的新理论启迪。 但是，人文主义者凯瑞显然不同意新社会史大量使用定量研究的方法，他也不满足单纯探讨历史中普通人的行为，而是想理解人物行为背后的意识(consciousness)，从而完整建构起人们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的历史(Carey，1997b：90)。他认为，“过去历史研究中最困难的事情就是没有把握住特定时间和地点人们生活的质量：一种将思考和生活与特定的行为相结合的感觉方式。”(Carey，1997b：90)由此，凯瑞的视野已经基本跨越了新社会史对于人们行为的探讨，开始进入历史中普通人的思想和观念当中。他将这种改变称为“文化史”转向，是对辉格史、新社会史和新文化史吸收和批判的产物。 凯瑞(1997b：89)之所以认为“文化史”模式是可以成立的，主要是基于他对文化史三个基本假设的认可。他援引查尔斯·库利(Charles Cooley)的观点，认为：第一，意识本身是有历史的；第二，可靠的社会事实需要我们对另外一些事物的想象；第三，当人们的行为与当时当地一般的行为方式相一致时，关于这些动作背后的想象却是非常丰富的。换句话说，人们的行为和他们的意识不一定是完全对应的。很多历史人物的行为可能相似，但是其背后的思想却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做出行为，不仅依赖于内在的意识，也依靠对遥远事物的想象、更有可能受制于某种外部因素。而由于每个人意识和外部的想象都是不同的，那么即使做出同样的行为，其内在的意义也大不相同。在这里，凯瑞与格尔茨达成了某种共识。格尔茨(1999：6、7)在分析眨眼动作时，就认为存在无意抽动、向密友发暗号、示意恶作剧模仿、小丑表演等不同含义。而对于统一动作的不同解读，就是一个“深描”(thick description)的过程。凯瑞受到了这种人类学方法的影响，认为探讨行为背后思想的多义性是可以实现的。 因此，凯瑞所提倡的文化史既包括对于人行为的描述，更体现在对行为背后意义的“深描”。但和研究现实问题可以进行深度访谈或田野调查不同，历史学者只能通过文本与古人展开对话。新闻作为一种文本，和史书、文献、档案相似，承载了纪事功能，自然成为凯瑞实现文化史转向的一个重要的介质。所以，他呼吁复兴“报道的历史”(history of report)、“报道观念的历史”(idea of a report)，就是想在传统史书、档案资料之外打通一条与古人进行思想对话的新道路。他赞赏阿尔伯特·科尔林(Albert Kreiling)对于黑人报刊的研究，认为他已经涉及到对于黑人意识(black consciousness)的考察。他提倡研究报纸(press)本身的历史，因为从对报业的考察可以了解“一般的意识在新闻的搜集和报道中如何上升为组织化的产物，内嵌为新闻机构的一部分，成为定义权力与自由的方式”(Carey，1997b：93)。 凯瑞重视新闻文本的研究，还在于新闻文本本身的多义性与复杂性。正如后现代学者所言，文本一旦形成就脱离了作者的控制，解读成为文本新生命的开始。凯瑞通过对美国新闻报道的经验考察发现，新闻文本其实是包含着多种不确定性。他将新闻生产过程看成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课程”(curriculum)过程(Carey，1997c：148)。对于一则浅层次的消息(例如breaking news)，深层次的解读其实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含着对动机(motives)、原因(causes)、结果(consequences)、意义(significance)的不同理解。当新闻生产指涉到“如何”(how)和“为何”(why)的问题时，这些不同的理解就通过文本表征出来(Carey，1997c：186)。新闻史研究要想理解人的意识，就是要对蕴含着不同理解的新闻文本进行文化的思考，考察不同见解的文化社会语境，洞悉动作语言背后的人物心志，解析文本与人物、人物与人物间的复杂关系，实现与古人之间某种“主体间”的契合与对话。由此，新闻文本成为实现新闻文化史的必然通道。 凯瑞通过新闻文本(text)打通了古与今、行为与思想、历史与现实的隔阂，试图重新定义新闻史的研究范式。他赞同自马克斯·韦伯(Marx Weber)、格尔茨关于“人处于自己编织的文化意义之网”的论断，认为新闻文本就是由人们编织起来的一张文化意义之网(凯瑞，2005：39)。研究新闻史就是通过文本，研究这张“意义之网”(即文化)的历史。通过弄清这张网中点对点、点和面之间的关系，从而理解人们如何通过新闻去建构客观现实。但是他又受到胡塞尔“人的主体性悖论”的影响，认为“个人可以自由创造自己的文化世界，但是他们又受到这个世界的制约”。(哈特，2008：165)人们在通过新闻建构文化意义和现实之网的同时，又被这个网所束缚。所以，凯瑞隐约感觉到，“理解文本”似乎并非看起来那么简单，“深描”的主体在进行解释时本质上可能被一种文化或社会的力量所引导。换句话说，作为具体历史语境中的现代人何以能摈弃所有的现实关联，完全进入古人的语境和思想中去呢？而就历史“深描”，格尔茨也并未深入探讨具体的方法，凯瑞也难以给出新闻文化史更加可操作化、规范可靠的操作方案。他的这种方法上的模糊受到了诺德、舒德森等人的批评，也为日后关于如何实现新闻文化史的激烈争论埋下了伏笔。 三、新闻文化史受到的挑战 《新闻史的问题》在《新闻历史》创刊号上发表以后，引来了新闻史学界的热烈讨论。1975年夏季的第2卷第2期，以“寻找研究的新路径”(seeking new paths in research)为主题，《新闻历史》上展开了一场“如何操作凯瑞思想”(operationalizing Carey)的探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助理教授乔治·埃里克森(John Erickson)(1975)同意凯瑞“提出新的研究问题”的建议，认为要从记者的行为和报纸的利益取向来研究报纸的价值倾向(press value)。他觉得报纸新闻的内容、言论、参与者和身份认同之间有很大联系，试图通过个案研究(case study)和民族志的方式来验证这种联系。密歇根大学助理教授玛丽恩·玛索芙(Marion Marzolf)(1975)则认为，实践新闻文化史需要从三个层面展开：职业新闻人、新闻产品和职业文化。对于职业新闻人，可以用量表等统计的方式进行研究；对于新闻产品，可以采用内容分析法；而新闻职业文化，则要用理解的方式。西北大学的教授里德·施瓦兹洛塞(Richard Schwarzlose)(1975)通过对比19世纪中期报纸和当时美国新闻报道的行文方式，发现记者的意识并未像凯瑞所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记者的工作日益程序化、标准化。由此，他所设想的新闻史研究是通过一定的分类，对270多年以来美国报纸的内容随机进行量化的内容分析。正如诺德(2006)所言，这几篇文章均没有把握住凯瑞新史学中“文化”、“理解”等关键词，陷入了社会科学的“系统”(systematic)操作论，而忽视了凯瑞期盼“范式(paradigmatic)革命”的实质。 几年后，凯瑞在接受访谈时也提到，当年的operationalizing Carey误读了他的思想。他抛出新闻文化史，目的在于通过公开讨论让学界提出更好的新闻史问题和研究范式，而并非必须为新闻文化史寻找到明确的实践路径(Carey，1997a：101)。换句话说，凯瑞的想法是思辨批判的，但是operationalizing Carey的学者却采用了实证的、经验主义的路径。但是正如诺德所言，即使凯瑞的出发点是批判的，也存在着不少逻辑上的漏洞。 首先，凯瑞认为，新闻作为一种文化行为，一直以来都是实现民主的方式。这和辉格史学的进步论一样，也是一个人为建构的“神话”。诺德通过对1875年后芝加哥老大众报《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和新都市报《芝加哥时报》(Chicago Times)的对比研究发现，《芝加哥每日新闻》侧重于刊登各种不同类别的信息，而《芝加哥时报》则更加关注公共生活和城市生活。所以，历史上的报纸是否像凯瑞所言，都具有促进社群共同体、推动民主发展是值得怀疑的(Nord，1985)。同时，诺德还发现，报纸介入公共事务并非都是在促使某种公共行为，它们报道热点公共事件、表现社会冲突实际上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眼球、完全是商业属性使然。因此，诺德不无悲观地认为，“在公众共同体方面，我很难相信《芝加哥每日新闻》是城市文化的一面镜子。”(Nord，1988) 其次，凯瑞虽声称采用文化史路径，但是在研究电报史时却依然遵循了英尼斯的技术史、经济史模式。诺德分析了凯瑞的历史研究代表性论文《技术与意识形态：以电报为个案》认为，凯瑞通篇一直在讨论诸如“电报在当代生活中的影响(effect)”、“电报对新闻语言的影响”等问题，表达类似“电报是转变思想的媒介工具(agency)”的观点。而“影响”、“工具”在他看来往往意味着一种技术决定论，而非是一种人类学理解的方法(Nord，2006)。他援引舒德森的批评：凯瑞对电报的探讨根植于英尼斯和一些不懂文化研究的学者观点之上，“他们虽然对技术的文化影响也十分感兴趣，但是他们的那些提法，是和电报机本身相称的，而文化反应似乎只是一个走卒。电报使用方式的文化定位并未在文中得到探讨。”(Shudson，1990) 最后，凯瑞所提倡的文化转向忽视了影响新闻业的强大权力网络。诺德赞同凯瑞将格尔茨的人类学和达恩顿(Darnton)的文化历史学⑧引入新闻史研究，但是这两个理论都存在一个相同的弱点：忽视社会结构以及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在诺德看来，人们的确生活在“文化”的意义之网中，但是这个网并不是我们自己编织的，而是被权力和利益主导的。权力会对新闻文本产生各种压力。所以，新闻文本中可能并不包含多少普通作者或者读者的意识。同时，历史上大多数新闻文本往往是“自上而下”(from the top down)而非是理想的“从下向上”的。它带有政治经济权力的印迹，也带有精英主义倾向。而“‘高度语境化’(hypercontextaulisation)的解读是‘去语境化’(decontextaulisation)解读的基础”(马凌，2007：1)，如果不注意报纸文本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力“基因”，那么就可能导致对人思想的误读。所以，“阅读新闻文本的计划并不同于阅读真实的法国民间故事仪式，《纽约时报》是一个组织而并非巴厘岛斗鸡。”(Nord，1988) 至此，凯瑞的新闻文化史在诺德看来就是一个“乌托邦”(utopianism)。“他的著作往往更多集中在新闻可以或应该是什么样的而非在历史中它已经是什么样了。”(Nord，2006)凯瑞“并不是一个全国有影响力的文化历史学家”，而是一个历史批评家和历史思想家(Nord，2006)。就其理论而言，凯瑞的理论阐释不够清晰——凯瑞、包括格尔茨本人也并未对“深描”的方法进行深入理论解释；就其实践而言，凯瑞也并未给出可行的研究路径。实质上，诺德不满于新闻文化史的过于浮泛，因而主张用制度史(institutional history)代替文化史。新制度史以媒体组织为中心，不仅对传统新闻史研究的报纸商业提出新批判，而且还希望从社会关系的视角重新考察美国历史中政府与报纸的关系(解决诸如“政府果真一直在阻碍新闻自由吗”等问题)，进而考察报纸如何进入美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Nord，1988)。 诺德从经验事实出发，在一定程度确实切中了凯瑞的弱点。正如他所言，凯瑞的视角是宏观而形而上的。不论是新闻文化史还是传播的仪式观，都缺乏足够经验材料的支撑。他把研究中心从模糊的“文化”转移到“媒体组织”，可操作性无疑大大提升。但是，凯瑞的目的在于将美国新闻史从辉格史学中解放出来，又不会过分受到社会学、行为科学的影响。从这种意义上讲，凯瑞的观察无疑是前瞻性。虽然难以快速形成成熟的研究范式，但是却为批评与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 四、凯瑞的回应：从新闻文化史到新闻实践史 针对各方的讨论与批评，凯瑞首先在《写给记者的简明新闻史》中进行了部分技术性的回应。他对新闻业“史前史”的考察，首先确定早期的新闻与寓言、传说、故事、小说等是混杂在一起的。法语词nouvelle本身就包含了小说(novel)与新闻(journalism)两重意义。而个人记载的fiction、novel等之所以后来成为journalism，是因为所记载的事情越来越具有公共性，越来越超出私人的范围。所以，新闻与公共性是相伴相生的，新闻孕育之初就包含着一种社会记忆(social memory)。那种认为新闻的公共性起源是虚构的、新闻与生俱来就和权力相连的观点是错误的(Carey，2007)。 通过回顾达恩顿(Darnton)对18世纪法国巴黎人在“克拉科夫之树”(tree of Cracow)下交换信息的描述，凯瑞进一步认定新闻起源于一种公共谈话。在波旁王朝统治后期，外交官、商人、市民等在广场、大街、花园、咖啡厅等地进行各种信息交流，新闻由此渐渐产生。消息行业的兴盛带动了一批专门从事消息分类、加工、筛选、买卖的人，记者也由此而生。最令凯瑞关注的是，通过这种活动，公共意见(public opinion)或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逐渐形成，从而形成了最初的公共领域。因此，凯瑞认为“新闻的起源与共和的起源或民主治理是相一致的，没有新闻业，就没有民主”(Carey，2007)。他的这种史前史考察，再一次强调了新闻史中的consciousness是有源头的，这种consciousness与民主密切相关。研究新闻consciousness的历史、文化的历史并非天方夜谭。 而在《新闻史的问题》首次发表25年之际，2000年凯瑞通过《新闻与技术》(Journalism and technology)一文，系统总结了历年的新闻史论争，进一步回应了各方批评。他认为，我们拥有了新闻技术史、新闻媒介史、新闻名人史和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但是唯独缺乏新闻自己的历史，而“这就是25年来论争的实质”(Carey，2000)。在凯瑞看来，新闻文化史作为一个引子，已经带动了“新新闻史”(new journalism history)的发展。新闻社会史、新闻技术史、新闻商业史、新闻媒介史等的发展，已经突破了“辉格史学”的束缚，表现出新闻史的多样性。结合传播文化研究，他认为社会、技术、商业、媒介、组织等都可以纳入文化的视野中，25年间新闻文化史非但没有中断，而且一直在不断发展中。虽然舒德森、诺德等并不一定承认，但是他们的研究都可以纳入到新闻文化史的视野中：舒德森探讨客观性的起源(Schudson，1978)是在探讨新闻职业文化的形成，诺德对于芝加哥报纸的研究也在分析新都市报、老大众报等不同类型报纸的文化，至于凯瑞自己对于电报技术的研究，也没有忽视技术变迁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因此，批评者似乎把“文化”看得太小了，也把“新闻”看得过分狭窄了。在凯瑞眼中，新闻不仅是技术的、也是历史的、更是社会的。新闻不仅意味着信息的传通、交流的形式，更是一种公民权的体现、民主的另一种说法(Carey，2000)。由此，他进一步深化了对于新闻的理解，将新闻定义为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实践”。 于是，他认为，更大体量(usable)新闻史可以定位为“回归实践”(return to practice)。由于实践是一切人类活动的总和。所以，新闻实践史已然超越了传播史、媒介史、技术史、社会史和文化史，回归到新闻本身，进一步强调了人的实践主体性。这种回归让人们从所谓“客观性”、“人们的权利”等抽象的窠臼中解放出来，真正意识到新闻是人类建构世界的一种主体实践。这种实践不仅建构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而且建构了记者和新闻本身(Carey，1997d：329-338)。虽然他认为新闻实践史可以包含技术史、传播史、制度史，但是他反对将它们混淆。在他看来，新闻活动可以不借助现代技术、制度和媒介组织，只要有主体的人，新闻实践就可以发生。作为实践的新闻史就是鱼本身(fish)的历史，而新闻技术史、新闻制度史等只能是“鱼的故事”(fish story)的历史(Carey，2000)。凯瑞最终认定的新闻是与民主相伴相生的人类实践，新闻史也就成了超越权力机制的人类新闻实践的历史：对话与沟通是其中的要义，理解人的思想是新闻史的本质任务。 五、反思凯瑞新闻史观：意识形态还是乌托邦？ 凯瑞的这种对新闻和新闻史的理解，可以依稀看见约翰·杜威(John Dewey)“对话哲学”、“传播民主”的影子。而从对辉格史的批判到新闻文化史、新闻实践史的探讨，凯瑞也一直用他对新闻的理解来建构起一种新的新闻史观。他意欲改变新闻史教学的尴尬局面，不料却引发了持续二十多年的论争。作为新闻教育家，他的思想是积极的。在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侵蚀大学教育时，他依旧认定新闻史课程是大学新闻教育不可缺少的。但是他又从来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而提倡跨学科的融合(Carey，1997a：107-109)，为新闻史的发展指引了新的路径。 回顾凯瑞的新闻历史观，我们可以发现思想脉络的延续性和发展性。从演变路径而言，凯瑞经历了批判—发展—再批判—再发展的过程，从编年史到实践史，重构了新闻史中人的主体性。从理论视角而言，经过了宏观—微观—宏观的演变，最终落脚于宏观的实践史叙事。通过一个表格，我们可以大致勾勒出这种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