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创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探讨建国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创造，对于理解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有意义的。
一、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
这一逻辑起点包含着四个主要内容：第一，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但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决不能照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话，不能搞教条主义。“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286页。）“一定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的具体情况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07 ～308页。）第二，原则性要与灵活性相结合。我们必须实行社会主义原则，但如果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128页。）“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128页。）第三，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对苏联，我们“是要学习先进经验，不是学习落后经验。”（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298页。 ）“任何外国的经验，只能作参考，不能当作教条。”（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 307页。）“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 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20页。），是错误的。第四，必须“标新立异”，创造出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47页。）“应该越搞越中国化。 ”（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50页。）要有“社会主义的内容， 民族的形式”（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213～214页。），“应该‘标新立异’”（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81页。）， 把这四个主要内容的核心点抽象出来就是：要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中国化的东西。
建国后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新创造，都是在上述思路主导之下进行的。两次新创造形成的理论内涵也综合地体现了上述思路。
二、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新创造，形成了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体系
1.大体成熟的预先构想。毛泽东领导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预见性。当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工作尚未开始之前，他都在调查、对比基础上反复筹思，提出大体成熟的构想（《论持久战》就是这种构想的典范），而这种预先构想本身也自然成为实践中总结经验并升华为理论所必不可少的部分。毛泽东早在1952年9月24日中央书记处召开的会议上， 就结合他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重新估价提出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粗略构想：现在我们与资产阶级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问题的内容更丰富了。工业中，私营占32.7%，国营占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 再发展5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仍会有些发展， 这还不是社会主义。5年以后如此，10年以后会怎么样，15年以后又怎么样， 要想一想。到那时私营工商业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务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空前绝后”，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要向合作互助发展，前5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5年可以让他们参加。（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89页。）1953年6月15日， 毛泽东在反复筹思的基础上比较完整地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 213～215页。）同年8月和12月他对这条总路线做了完整准确表述。（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04页。）他还设想， 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大约需要10～15年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15页。）毛泽东这些预先构想大体上是成熟的。（1 ）这个预先构想已经包含了“一化”和“三改造”的完整内容，而“一化”和“三改造”正是后来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工作内容； （2）这个预先构想中已经提出了“逐步”改造的问题； （3）这个预先构想中已经初步提出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性质变化和出现新式资本主义的问题；（4 ）这个预先构想把“一化”和“三改造”确定为总路线，并将其放在“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注：《列宁选集》第3卷，550页。）的地位；（5 ）这个预先构想确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大致时限。由上五点可见，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预先构想本身就确定了后来社会主义改造实际操作的总的原则规范，尽管尚无细节的东西。
2.充满辩证法的“并举”战略。毛泽东社会主义改造的总战略是改造与建设并举，二者同时进行，互相促进，此过程结束后将取得双重成果——既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又完成社会主义的改造。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当时又面临巩固和壮大中国经济的急迫任务，不可能把经济建设停下来专门搞改造，而社会主义改造整个运作过程也需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支撑。因此毛泽东把建设也纳入社会主义改造总内容之中，这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社会改造理论的新贡献。而且，毛泽东把“一化”和“三改造”有机地联系起来，形成互促关系。他形象地把“一化”和“三改造”比喻为“主体”和“两翼”。“主体”是指“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两翼”是指“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主体”依靠“两翼”，“两翼”附着“主体”，二者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共同发展。一方面，社会主义工业化为社会主义改造提供物质技术基础，促进和巩固社会主义改造。因为社会主义工业成为国民经济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才能吸引、改造、代替资本主义工商业，并用新的技术来改造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另一方面，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又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创造了必要条件。因为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把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从而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才能进一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把改造和建设结合起来的并举战略的实施，不仅为我们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也为社会主义改造结束后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基础。
3.和平改造的总原则。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和平进行改造的总原则。关于和平改造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有过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暴力没收不是“剥夺剥夺者”的惟一途经，一定条件下可以采用赎买的办法。恩格斯说：“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马克思曾向我讲过（并且讲过好多次！）他的意见：假如我们能用赎买摆脱这个匪帮，那对我们是最便宜不过的事情了。”（注：《列宁选集》第3卷，685～688页。 ）列宁十分赞成马克思、恩格斯这一观点，他指出：这种赎买“正是为了便于过渡到社会主义”（注：《列宁选集》第3卷，685～688页。）， 如果“环境会迫使资本家和平屈服，并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310页。）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和平改造的设想是有条件的，能否将其运用于中国，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具体分析。毛泽东正是这样做的。他的分析主要是：首先，中国能否进行和平改造要看无产阶级手里有没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从政治上看，建国后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手里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202页，人民出版社1983。）从经济上看， 我国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通过没收官僚资本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本身“是具有两重性质的”（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202页，人民出版社1983。），即“是民主革命的性质”， （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196页。）“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196页。）既是为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又包含有社会主义改造的性质。而且，通过50年代初在苏联帮助下中国工业化的起步和“一五”计划的执行，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更加壮大。对此毛泽东在1952年9月就做过分析， 此后一直注意基本的百分比。此外他还注意到，农业合作化的展开起着“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65页。），“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注：《新华半月刊》，1956（4）。 ）的作用，因此在建国后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无产阶级一开始就占据优势。这决定我党完全有条件实行和平改造。其次，能否进行和平改造还要分析接受改造的阶级。中国的个体农民和手工业者既是私有者又是劳动者，他们既有发展个体经济的积极性又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在过去的斗争中，中国工人阶级长期联合、组织、依靠农民并与之结成了稳固的联盟。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当然不能对农民采取剥夺的办法而应实行和平改造的原则。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注：《周恩来选集》下册，105～106页。）并且，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近30年合作的历史。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也实行和平改造的原则是完全可行的。毛泽东正是在对上述中国实际情况做全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定了和平改造的总原则。他肯定：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会主义所有制。（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99页。）周恩来对毛泽东的这一原则做的概括是：不采取 “激烈的突然变革的办法，而采取温和的逐步过渡的办法。”（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37页。）和平改造原则的实行，针对不同对象有不同的措施。对于资产阶级，我们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实行的是赎买政策；对于个体农民和个体手工业者，我们遵循的是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引导农民逐步走上集体化道路。
4.逐步改造的新形式。毛泽东参考了苏联社会主义改造的时间进度，一开始预计要用10～15年的时间在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他设想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要逐步进行；逐步进行过程中要创造出多种由低到高的形式。据此，他在对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到常年互助组，从常年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的一系列过渡形式，互助组为第一步，初级社为第二步，高级社为第三步（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185页。），这样做，一是“可以使农民从自己的经验中逐步地提高社会主义的觉悟，逐步地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88页。）， 摆脱私有制；二是“可以基本上避免在一个时间内（例如在一年到两年内）农作物的减产。”（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88页。）按逐步改造的思路， 他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中创造了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形式。毛泽东的设计是：通过逐步进行的各种形式，使资本主义工商业迈出两大步：第一步变私营企业为国家资本主义企业；第二步变国家资本主义企业为社会主义企业。总之，“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这就是逐步实行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以达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注：《毛泽东选集》第 5卷，188页。）
5.综合改造的方针。毛泽东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改造是综合的改造。首先，是把生产领域里的改造和社会领域里的改造综合起来进行。我党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之改变性质的同时，通过逐步推进工业化，改造旧企业为新式的有更高生产能力的企业。这两方面的结合，形成了一种互促关系：企业性质的改变有助于企业的技术改造，而企业的技术改造又引导资产阶级对企业性质的改造采取积极态度。我党在对引导农业和手工业者走集体化道路的同时，推行农业技术改造。而且，按照毛泽东关于先合作化后机械化，农村改革“以社会改革为主，技术改革为辅”（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188页。），“社会改革和技术改革同时并进”（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页。）的思路所进行的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结果是：农业和手工业的集体化为机械化创造了条件，而机械化又推动了农业和手工业的集体化。其次，是把“三改造”结合起来进行。这实际上就是在恰当处理两个联盟关系的前提下，恰当处理农业和手工业改造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毛泽东认为，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这两个联盟对我们都很必要”（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198页。），但工农联盟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主要的，基本的，第一位的；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是暂时的，第二位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196页。）在社会主义改造中，要把两个联盟联系起来，在此前提下把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结合起来：一方面，通过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使工农联盟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197页。）另一方面，我们对资本主义企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方针，“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便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443页。）最后，是把制度的改造与人的改造结合起来。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342页。）他用“消化”一词来形容对人的改造说：“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要把地主、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也是一条战略的方针。”（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99页。）这两个方面的改造是互相促进的。 制度的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来说，就是在改变企业性质的同时，把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对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来说，就是在引导他们走上集体化道路的同时，教育农民，在农民中“提倡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标准的社会主义精神”，“向农民群众不断地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批评资本主义倾向。”（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127页。）
6.灵活改造的方式。采取灵活的改造方式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当中特别予以关注的问题，也是构成毛泽东独特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特定内涵之一。毛泽东在1954年就明确阐述了在以后的社会主义改造当中要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的思路，他认为，“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128页。）实行灵活改造，从大的范围来看， 是由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各地区情况不同，各行各业情况又非常复杂，社会主义改造不能采取整齐划一的办法，在时间上也不能要求一致，各地区要有不同的灵活方式和时间。从具体问题来看，我们在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当中要有灵活性，“灵活性就是国家资本主义，并且形式不是一种，而是‘各种’，实现不是一天，而是‘逐步’”（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128页。），对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如此，原则性是走集体化道路，灵活性是采取由初级到高级的多种合作化形式，实行逐步引导。
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改造，尽管也有某些缺点和偏差，“但整个来说，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8页，人民出版社1983。）“在过渡时期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17页，人民出版社1983。）这“是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伟大创造。”（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220页，人民出版社1983。）
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进行生动创造，提出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又向前推进了一步。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目的是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整个社会主义改造过程遵循着而没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在此过程中又从中国实际出发具体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而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路线、战略、方针、政策、形式、方法，而且，这些内容又是一个密切联系着的有机整体，这些思想精华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渗透其中，成为其灵魂，而中国特色又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中国恰当运用，在中国生根，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伟大创造。
三、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新创造，形成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
1.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是基本适合的，但也有不适合的一面，因此，它们之间是有矛盾的，这种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在社会领域里的重要体现是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这两类矛盾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
2.中国的国情不同于其他国家，有其特殊性。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外国，必须从中国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独特的巩固、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标新立异”。
3.中国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要立足本国，自力更生，形成完整、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工业体系，建立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的基础。我们要争取外援，但决不能依赖它。
4.中国必须有自己独特的经济发展战略、发展路线，争取较快的速度，在建设中形成良好的布局结构、动力结构。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过程，是有步骤地前进过程。在经济建设过程中要讲辩证法。
5.中国应该而且必须构建自己独特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使之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良性结构，达到形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纪律，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总目标。要采取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特的巩固、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措施。
6.中国要实行独特的发展科学文化的方针，要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指导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
7.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当中，要始终注意阶级斗争问题，防止和平演变。
8.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要注意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政治与业务的统一、红与专的统一。
9.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要始终站在世界被压迫人民一边，团结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虽然有大的失误，但其成绩还是主要的。“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立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载《三中全会以来》下，804～805页。）同样，毛泽东在领导全国人民开拓中国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虽然也提出过一些不符合实际的和错误的理论、观点，但他在此过程中所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的理论体系和基本观点还是有价值的。有价值的根本点在于：（1）这套理论体系不是脱离马克思主义的， 也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而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套理论体系中的每一个理论、观点的本质，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具体运用，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但这些理论观点又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而提出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独特的东西，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 （2）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体系，就其总体和主要观点来看，至今仍然是正确的，它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我们党所以能纠正“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逐渐形成了邓小平理论，从根本上说，都是在完整、准确理解、继承、发展毛泽东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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