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中描述转向的语言哲学视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视域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05)07-0052-07
在对当代哲学发展的反思中，人们提出了不少“转向”。各种转向在各自层面都有特 定的意义，但人们用以反映当代哲学研究最重要转折的是“语言学转向”(the
linguistic turn)。本文拟就这一概念作一深入分析，试图揭示当代哲学这一重大转向 的描述实质。
一、语言学转向和描述论转向
在人们看来，“语言学转向”反映了当代哲学发展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转折 。随着哲学研究中的这一语言学转向，语言问题被提到首要地位，甚至所有哲学问题都 被归结为语言问题。语言被看作是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逻辑分析(logical analysis) 和概念分析(conceptual analysis)被看作是哲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哲学的任务成了 解释科学语言或日常语言的意义；哲学的性质被看作是一种澄清语词和语句意义的活动 。
毫无疑问，“语言学转向”的概念在哲学发展中有其特定的历史和逻辑意义，也有其 为其它概括所不能包括的特定内涵，但这一概念在什么意义上反映了当代哲学研究中所 发生的那一重大转折，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
从滥用或误用语言的角度追寻哲学问题产生的根源，以及通过语言分析对其加以纠正 ，从而自然而然地解决哲学问题，毫无疑问将揭示一些哲学问题的性质并解决许多这类 问题，但仅仅这样做却还没有真正触及当代哲学研究中所发生的这种转向的根本性质。 而且，用“语言学转向”来概括当代哲学研究中的这一重大转折，会使这一概念本身因 负载过重而失真变形。
首先，正是由于赋予“语言学转向”这一概念以过重负载，虽然对语言哲学的研究已 经有很久的历史，但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关于“语言哲学”概念的明确定义。时至今日， 语言哲学仍然没有严密的界说，同时缺乏一套清楚明确的系统原理，而只是哲学家们所 研究的一些松散问题的集合，以致很难找到与语法学家和心理学家所研究的问题相区别 的标准。
其次，也正因为如此，把“语言学转向”看作是“认识论转向”之后的又一个同样性 质的转向，看作是哲学研究继本体论阶段和认识论阶段之后的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更给 人一种逻辑上的牵强感。“本体论”-“认识论”-“语言哲学”这样的发展逻辑或发展 阶段的划分显然至少缺乏一个统一的根据，而只是就主要研究什么问题进行归纳的结果 。
最后，把所有的哲学问题归结为关于哲学语言的意义问题，显然是由这种不适当划分 所带来的以偏概全的必然结果。语言问题只是哲学研究在以本体论和以认识论为主之后 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所涉及的一方面问题，或者说只是描述问题的一个方面。哲学研究之 所以在本体论阶段之后转向认识论，“认识论转向”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们认识到“ 离开认识论来讨论存在是收不到成效的”——更确切地说是认识到我们对存在的认识不 仅有赖于存在本身，而且取决于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认识关系。或者说，认识结果不仅决 定于认识对象本身的存在状态，而且受主客体之间认识关系的影响。而哲学研究之所以 又从认识论转向新的基本问题，转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从“语言学转向”看来是“转 向语言哲学”)，则与其说是哲学家们认识到无论研究存在还是认识都必须首先弄清楚 哲学语言的意义(而这正是语言哲学的首要任务)，不如说无论是要研究存在还是认识， 首先必须弄清楚作为它们更基本根据的主体对客体描述的性质和特点(而这只能是描述 论研究的任务)。因为无论是关于存在还是关于认识的研究，都无一例外地建立在主体 描述的基础之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学转向”所揭示的，事实上是哲学研究 中所发生的一种描述转向(the descriptive turn)或描述论转向(the
descriptological turn)。描述论转向是从对对象的认识的反思转向对对象的描述的反 思；从追问对象是什么转向追问我们关于对象的描述是什么。
在现代科学和哲学中，广泛地发生了一种描述转向。这使描述本身成了一种重要的哲 学问题。描述论就是对描述的反思。作为关于描述的学说，它是一种有别于实在论的研 究。其基本问题是主体怎样以及在特定条件下能在什么程度上描述客体及其过程，而其 主要内容则包括描述的性质、规则、工具及发展过程等。[1]把语言从表达思想和交流 知识的理所当然的手段，上升为哲学研究的对象，明显是对描述问题的深层关注。
说人们把20世纪称作“分析的时代”而不是语言哲学时代，是耐人寻味的。布尔的逻 辑代数、弗雷格建立的命题演算和狭谓词演算、罗素和怀特海加以发展完成的命题演算 和谓词演算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数理逻辑，是为整个被称作“新的方法论格式”的“ 分析”提供了手段而不仅仅是语言分析。而且，把逻辑分析和概念分析都称作语言分析 是失当的。概念分析事实上已经超出了语言分析的范围。这也是赖尔和奥斯汀等日常语 言学派哲学家们不强调逻辑分析而强调概念分析的原因。他们所关注的不是语言形式， 而是语言所反映的内容(概念)。对日常语言研究的重视就是对语言所反映的内容的重视 ，因为日常语言包含了主体的人类学特性，包含了人类描述的典型特征。逻辑分析主要 是澄清语词和语句意义的活动，而概念分析则是澄清作为主体对客体描述的一种重要方 式的语言描述的性质。
无论是把逻辑分析和概念分析方法看作是哲学研究最重要的方法，还是把所有哲学问 题归结为语言问题，甚至把语言看作是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从而认为解释科学语言和 日常语言的意义是哲学的唯一任务，最后把哲学看作是一种单纯的澄清语词和语句的意 义的活动，并否认哲学是一种理论，一种科学，都无不表明一种把更广义、更根本的描 述论转向误解为一种语言学转向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哲学研究中的语言学转向只是描 述论转向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而且只是这一转向的开始。把这种更具深远意义、内 涵更丰富的哲学转向归结为语言学转向，毫无疑问会妨碍对这一重大转向为我们所打开 的广阔视野的展望。只有把这种转向放回到描述这个背景或参照系中，才可能更顺利地 导向一种继本体论和认识论之后的新的哲学研究发展阶段的深入认识。
同时，把“描述论转向”理解为“语言学转向”还会造成理论混乱。其中之一就典型 地表现在对“哲学逻辑”(philosophical logic)这一概念的理解中。
20世纪下半叶开始流行的“哲学逻辑”，是一个反映描述论发展的新概念。
哲学逻辑并不是一种特定的逻辑，甚至不是以逻辑为研究对象的，而只是采用逻辑的 方法研究语言中的哲学问题；研究传统哲学感兴趣的那些概念和概念结构，研究定义、 命题、指称、意义、分析性、同一性、可能世界的存在和真理等与语言和思想的性质、 语言结构和世界结构的关系等有关的哲学问题。有的哲学家认为哲学逻辑不是逻辑，“ 哲学逻辑属于哲学。尽管哲学逻辑可以提供逻辑知识并且对逻辑问题很敏感，但它毕竟 是一种哲学。因此，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之间的区别可以表述为：当从事逻辑哲学研究 的时候，人们是在对逻辑学中的哲学问题进行研究；然而，当从事哲学逻辑研究的时候 ，人们则是在研究哲学。”[2]对哲学逻辑的这种理解，显然与语言哲学没有实质性的 区别。把哲学逻辑理解为一个以自然语言的逻辑形式为对象的学科，结果也一样。无论 如何，正如一些哲学家所指出的，哲学逻辑的概念的确是含糊不清的、不明确的。它如 果不是逻辑哲学，就是语言哲学。而人们之所以又感到它既不是逻辑哲学，也不完全是 语言哲学，正与把“描述论转向”理解为“语言学转向”密切相关。这种转向的语言学 理解，必定把哲学逻辑引向语言哲学的理解。而事实上哲学逻辑既不是一种语言哲学研 究，也不是一种逻辑研究，而是一种描述论研究。语言哲学需要逻辑，而逻辑本身是人 类描述的重要基础或方面。因此，与其说语言学转向与现代逻辑即数理逻辑的发展密切 相连，不如说描述论研究以数理逻辑的建立和发展为必要前提。
二、描述转向的语言哲学表现
从历史看，人们对语言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把语言作为表达和交流 的手段进行考察；二是把语言作为一种描述手段进行哲学反思。这两个发展阶段标志着 语言研究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层次。
现代语言哲学家们之所以认为语言不只是表达和交流的手段，而且是哲学研究的对象 ，与其说是因为哲学问题产生于哲学家们滥用或误用语言，因而只有通过语言分析纠正 这种对语言的滥用或误用才能解决这些哲学问题，不如说是由于语言作为描述的手段， 涉及许多重大的描述问题，而且这种描述手段的形成具有明显的人类学特征[3]。因而 对语言及其用法进行分析，对于揭示和解决比本体论和认识论更为基础的描述论问题至 关重要。语言如果不是描述论研究的唯一入口，也是最重要的入口。
语言哲学家们研究和分析语言，是从主、客体关系入手的，或者说是在现实的主、客 体关系这个大背景中进行的，因而既不同于语言学家们的研究，也不同于心理学家们的 研究。而且，虽然这种研究涉及人类学，但与人类学家们的研究又有极大不同。语言哲 学研究在主客、体关系的大背景中涉及知识(或认识)的人类学特征。在前一种意义上说 ，与20世纪建立起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哲学密切相关的是当时发生的“语言学转向”。而 在后一种意义上说，与这种语言哲学的建立具有紧密逻辑关联的，则应当是“描述论转 向”。语言学转向是描述论转向的语言学表现。语言学转向标志着哲学研究进入一个新 的阶段。
在哲学史上，自古就有对语言的哲学研究，但这种研究只是哲学研究的一个分支领域 ，而以语言学转向为标志的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哲学的建立，则把对语言的考察看作是一 切哲学研究的必要或先决条件。在“语言学转向”之前，关于语言哲学研究是在本体论 和认识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但现代语言哲学研究则被许多哲学家认为是本体论(形 而上学)和认识论研究的基础，正像认识论研究是本体论研究的基础一样。只有通过语 言分析，才能澄清或解决语言问题。不仅分析哲学，现象学、结构主义以及解释学都莫 不如此。只是作为描述转向的语言学表现，语言哲学本身常常就是关于描述的研究。
作为语言哲学的头一个研究对象，词(words)和词组(phrases)是描述的基本单元。虽 然正如斯特劳森所说，纯粹的名称并没有多大的描述性意义(descriptive meaning)， 但其中的摹状词(descriptions)的描述性意义却非常典型。罗素由此发展起来的摹状词 理论(theory of descriptions)，作为对表达式的研究，在描述论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 。摹状词理论和描述论“theory of description”仅一个“s”之差，既表明当时“摹 状词理论”翻译的精到，也表明虽然描述论的明确提出是最近的事情，但关于描述问题 的研究早就已经开始。研究表达式的摹状词理论是描述论的部分内容。而不满足于局部 概念考察的斯特劳逊则提出了描述的形而上学(descriptive metaphysics)。他认为“ 形而上学向来常常是修正的而不是描述的。描述的形而上学满足于描述我们关于世界的 思想的现实结构，而修正的形而上学则关心产生一个更好的结构”，“描述的形而上学 旨在描述出我们概念结构的最一般特征，而远不能认为一种有限和局部的概念研究是不 成问题的”[4]斯特劳森的“描述的形而上学”是探讨本体论问题的一种描述论努力， 它标志着悄然发生的描述论转向已经深入哲学研究最传统的层面。
事实上，即使在语言哲学中，很多哲学家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描述论转向的发生。这 种转向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中有比较集中的体现。
在维特根斯坦那里，曾经发生了一种典型的描述转向。在其前期哲学中，他认为“哲 学工作主要是由解释构成的”。[5]而在其后期哲学中，他则明确表示哲学活动主要不 是解释，而是描述，哲学是一种“纯粹描述的活动”。维特根斯坦从逻辑思辨的角度， 天才地意识到描述的极端重要性，以致于认为哲学的作用完全是描述性的，只是纯粹描 述；获得一种清晰的描述系统是哲学的目标；人类对于语言的纷繁复杂的使用是哲学所 关注的基本的问题。正是思想和语言，构成我们描述系统的模式。他特别强调描述的意 义，认为“清晰描述的概念对于我们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我们给出的描 述形式和我们考察事物方式的特征”；他甚至认为“我们必须摈除一切解释，而必定取 代其位置的只有描述(Beschreibung)”。[6]这些思想，客观上极大地促进了描述论的 具体研究。但维特根斯坦的描述对象只是日常语言的用法。这是在对我们的描述进行研 究的意义上涉及描述论。由于我们的描述中的日常语言的用法就是我们的描述的关键所 在，因而维特根斯坦的描述事实上就既是对我们既有描述进行分析，也是对主体描述客 体的问题的正面研究。
从早期认为“哲学工作主要是由解释构成的”，到后期认为“哲学是一种纯粹描述的 活动”，维特根斯坦最为明确地表达了一种由解释向描述转向的观念。虽然他的描述对 象是“日常语言的用法”，但他所说的事实上应当是描述论研究的对象而不是描述的对 象。而且日常语言的用法还只是描述论研究的主要对象。
维特根斯坦的描述是一种不包含解释的描述，一种把事件原原本本展现出来的活动。 而描述论所说的描述是广义的。它虽然由于经典描述和解释的分化而引起，但归根结底 包含了解释。只是这种解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解释，不是在知识的旁观理论立场上所看 到的那种解释。这种非传统的解释本身事实上也就是描述。经典解释和描述的分离使人 们关注到描述，从而发展出了描述理论，而描述理论的发展则使经典描述扩展成一种超 越经典解释和描述分野的更高级或更深层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经典解释被还原为这 种广义的描述。事实上，维特根斯坦在这方面也表现出了局限性，他把描述的对象局限 于语言的使用，而真正意义上的描述对象应当是任何客体。
维特根斯坦的描述是对语言的使用的描述，即通过对语言日常用法的仔细描述，增强 语言的明晰性，从而使人们从由于缺乏语言的明晰性而造成的困惑或问题中走出来。其 具体方式是描述与认识有关的语词所能完成的各种不同的功能及完成这些功能的条件。 因而在日常语言学派哲学家看来，对日常语言的分析甚至是哲学研究的全部目的，至少 是哲学研究的起点。当有哲学家指责他们所进行的是语言学研究而不是哲学研究时，他 们不是很在乎，认为只要这种研究有用就足够了。——这是一种虽然不自觉但却表现得 十分“顽强”的自信态度，由此我们似乎也可以同时感觉到语言哲学的某种无奈。
语言哲学有用的自信当然来自许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应当与它作为描述论研 究的语言学表现密切相关。而语言哲学之所以有时表现出某种无奈，也与它和描述理论 的不同不无关系。
语言哲学研究和描述论研究的不同之处在于：首先，描述论研究并没有包含所有语言 哲学研究的内容。语言哲学有它特有的研究内容，并不全部包括在描述论研究之中，正 如并不是所有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都包括在认识论研究中一样。比如关于语态、语气的 哲学研究等就不属于描述论研究的范围。语言哲学的细致研究很多是关于自然语言的描 述特性的研究，相对地专门化了，并不属于一般描述论的研究。其次，语言哲学所涉及 的主要是语言问题，而描述论则不仅包括语言哲学所涉及的相关语言问题，而且包括对 于描述来说必不可少的逻辑方面的问题等。比如说，包括分析哲学甚至哲学分析所涉及 的所有方面。再次，语言哲学虽然也涉及语言的对象，但基本上是在研究形式方面的内 容，只是在探讨语言的意义、指称等时才涉及对象。最后，语言哲学不涉及主体的人类 学特征，这是与描述论研究不同的根本点之一。
由此可见，语言哲学研究和描述论研究既密切相关又各有不同致思。
三、语言哲学致思和描述论致思
描述论转向所带来的一个重要现象，是哲学研究越来越不可避免地卷入语言和逻辑。 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的当代发展及其影响日益扩大的趋势，正是描述论研究总趋势的两 个重要构成方面。语言哲学和逻辑哲学(包括哲学逻辑)本身不就是描述论研究，但是它 们在当代的强劲发展动因毫无疑问来自哲学研究中的描述论致思。
人们关于哲学中“语言学转向”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揭示了哲学研究中的描述论转 向的性质。即从认识客体是什么和怎样认识客体，转向主体如何描述客体和这种描述的 性质，甚至从认识客体转向描述客体。描述成了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描述论问题被提 到重要地位。只是在这一转向中，哲学研究中被提到最重要地位的不是语言问题，而是 描述问题。这也是这种转向确切地说不是语言学转向而是描述论转向的原因。语言哲学 的问题只是描述问题的一个方面，比如决定论问题研究的描述论转向就不是一个单纯的 语言问题。[7]但是，“描述论转向”并不意味着哲学研究全部转向关于描述的研究。 不能把所有的哲学问题归结为描述问题，描述也不是哲学研究的唯一对象，甚至逻辑分 析和概念分析也不是哲学研究最重要(更不是唯一)的方法。只是哲学的任务新添了主体 怎样描述客体以及这种描述具有什么样性质的研究，其中包括解释科学语言或日常语言 的意义。即使仅就关于描述的研究这一新任务而言，哲学也不只是一种澄清语词和语句 的意义的活动，而是主要转向分析描述的活动、结果和意义以及怎样使描述更合理等。 因而，描述转向虽然与语言问题密切相关，但它与语言学转向的致思却有很大区别。
试图通过探讨语言的结构了解世界的结构，仍然是一种本体论的努力。如罗素和维特 根斯坦的逻辑原子论。研究语言的最终目的是认识世界，只不过这种认识是通过语言这 一与以往不同的途径进行的。但根据语言的结构和世界的结构严格对应的观点所进行的 本体论研究，显然已经导向描述(语言)的研究。因为它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客体(世界)本 身引向表述它的语言，使人们的致思方向从客体本身转向对它的描述。毫无疑问，这种 努力作为一种本体论研究，成果和意义都十分有限，不可能带来哲学研究的转向，而它 作为一种导向描述的研究，则在某种程度上开始了哲学研究的描述论转向。这也是为什 么罗素之后随着跟进的大多数哲学家不再继续从语言的结构了解世界的结构，而是强调 逻辑分析或概念分析的认识论意义的原因。正是从强调逻辑分析和概念分析的认识论意 义开始，哲学研究中的描述论转向正式启动。
然而，语言哲学或者说分析哲学的研究又明显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认识论研究。
描述论转向并不是从本体论或认识论完全转向描述论，而是把描述问题看作是解决认 识论甚至本体论问题(不是解决本体和认识问题本身)的前提，在认识逻辑上把描述问题 放在首位。它不能象分析哲学那样摒弃形而上学，而只能是使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更合 理，或者说将传统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提问方式转换为一种更合理的提问方式。这是在认 识过程中逻辑前提的认识滞后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前提性认识的逻辑滞后是一个重要的认识论问题。
人类认识不是源于一个“端点”，而是开始于一个原点。因而具有前(x)和后(-x)两个 方向。前向性认识建立在已有认识的基础之上，而后向性认识(回溯性认识)则在逻辑上 是逆向的。这种认识特点会造成一种不同的认识处境或局势，那就是由于前提性的东西 在逻辑上出现滞后——逻辑上在先的、更具基础性的东西，在认识的时序上反而在后。 已有的认识总是会受到认识时序上在后的前提性认识的矫正。有时这种矫正会表现为一 种根本上的革命性颠覆。这是基础研究成果(如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等)往往会带来科学认 识的革命的原因。
描述论研究使本体论研究和认识论研究出现新的局面，也属于这种情况。这里的矫正 还主要表现为描述论研究使本体论和认识论研究的提问方式更趋合理。因为描述论的研 究使本体论研究和认识论研究的处境更清晰，使它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所关注的实际上 是什么，而又应当是什么。这方面，蒯因的“本体论承诺”是一个具有某种标志性的概 念。
蒯因的本体论承诺意味着本体论问题的描述转向，即从事实问题也就是实际上有什么 东西存在的问题，转向按照某种理论有什么东西存在的问题。因而本体论承诺并不意味 着断言实际上有什么东西存在，而只是与我们说有什么东西存在有关，只与语言(事实 上是描述)有关。蒯因认为在本体论研究中，应该避开实际上有什么存在这个事实问题 ，通过语义上溯，转向一个理论说有什么东西存在这个语言问题。因而，“什么东西存 在不依赖于人们对语言的使用，但是人们说什么东西存在，则依赖于其对语言的使用。 ”[8]这明显是力图回避传统本体论的立场，转而即使在本体论问题的研究中也采取描 述论立场。
实际上，传统哲学中那个关于“实际上有什么东西存在?”的问题，只存在于人们的想 象当中。一旦谈论起来，这个“事实问题”就成了“按照某种说法有什么东西存在”的 问题。即事实上只存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描述论形式，只是人们在想象中觉得似乎还有它 的实在论形式。
认识到哲学问题不过是关于哲学语言的意义问题，毫无疑问是一个很大的认识进步， 但这种认识还有必要进一步澄清。事实上，与其说哲学问题不过是关于哲学语言的意义 问题，不如说哲学问题主要是关于主体对客体的描述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对对象( 世界、人生、精神等等)的终极描述问题。这种终极描述与宗教、艺术具有血肉联系。 这是描述论转向所要导向的真正目标。与其说认识论转向——哲学研究从本体论转向认 识论——的发生是由于哲学家们认识到离开认识来讨论存在是收不到成效的，不如说是 哲学家们认识到没有对于认识的研究，讨论存在问题是独断的。因为传统本体论不管认 识关系“单纯”讨论本体论问题，恰如宗教不管认识的合理性讨论宗教世界的存在一样 。同样，与其说“语言学转向”——从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是因为哲学家们认识到 不论研究存在或认识，都必须先弄清楚哲学语言的意义，不如说是他们认识到没有关于 主体对客体描述的研究(包括主体描述特性的研究)，讨论认识论问题没有或缺少根基。 因为研究主客体的认识关系而没有对于主体本身的深入了解，根基至少是残缺的。
在人类认识之初，人们怀着最初的认识冲动，受着单纯的好奇心的驱使，去直接叩问 世界，希求一探世界本体的究竟。随着这种探索的深入，人们发现我们的认识结果与真 实对象并不是一回事，它受着我们与对象之间的认识关系的极大影响，于是人们认识到 ，要真正有效地解决本体论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要使我们关于存在的认识不流于独 断，我们就必须同时弄清楚主客体的认识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必须以认识关系的澄 清为前提。这是从指向外部存在转向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即从由主体指向客体转向由对 客体的认识指向客体和主体的认识关系，简单地说就是由外部存在指向(认识客体)转向 主体认识指向(主客体的认识关系)。这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研究。但随着人类认识的进一 步发展，人们又发现我们关于主客体的认识关系的研究首先应当是对主体认识特性的研 究。只有在对主体认识特性有相应了解的前提下，人们才能有效地探索主客体的认识关 系，进而有效地认识客体。这样，我们就从直接指向客体(存在)，经由主客体认识关系 ，最后转向主体(的认识特性)，经过两次转向找到了认识的真正根基。由于人的认识特 性是极为复杂的，与认识过程直接相关的重要环节之一是主体的描述特性，因而对于描 述的研究就成了主要的问题之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语言哲学和描述论面对的是同 一个课题。
由此可见，“语言学转向”和“描述论转向”所车转的是同一个方向，只是具体致思 有很大不同。语言哲学的致思把哲学分析特别是语言分析看作哲学的唯一任务，把不是 万能的语言分析看作哲学研究最重要甚至唯一的方法，从而限制了哲学的视域，把许多 非形式化的因素排除在哲学的视界之外，把哲学研究导向枝叶甚至琐碎。而描述论致思 则把关于描述的研究视为本体论和认识论研究的前提性、基础性工作，从而把哲学研究 全面引向更深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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