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t;10+3quot;框架与中日政策取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取向论文,中日论文,框架论文,政策论文,quot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出现的“东盟加中日韩”框架（即"10+3"框架），是东亚国际关系发展进程的一个必经阶段。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西欧、北美经济区域集团化日趋发展的形势下，亚太地区能否成为与之鼎足而立的第三大经济区域成为举世瞩目的一大焦点。过去10年来的历程证明，迄今为止以亚太经合组织(APEC)为主要纽带的亚太区域合作的发展尚不具备西欧、北美那样的强劲势头与成熟条件，与西欧的政治、经济一体化趋势相比更是相距遥远。
在全球性的区域集团化浪潮中，尤其是遭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以来，东亚各国都深切地认识到，要想更好地发展本国经济、维护自身利益，就必须形成和发展本地区的合作框架与机制。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还将为在本地区抵制霸权体系，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奠定基础。对于我国来说，无论是从发展地区经济的角度看，还是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角度看，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都利大于弊。
当今和未来一定时期内东亚地区合作的努力目标和发展方向，应是在继续维护和发展APEC大框架的前提下，与之并行地探索和发展既有鲜明的地区性，又有合理的开放性的东亚经济、政治与安全合作框架与机制。
"10+3"框架，从其成员构成看实质上就是除朝鲜以外的全体东亚国家均已参与的对话机制，从长远看它其实就是东亚地区合作的一个雏形。在现阶段，这一框架的突出特点就在于“东盟主导、中日韩参与”。
"10+3"框架的出现，为我国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地区合作提供了机遇，同时也给我国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课题。其中，中日这两个东亚大国如何在"10+3"框架中加强协调与合作，已成为东亚合作和中日关系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注：这方面的先期研究，参见金熙德：《亚太经济合作与中日关系》，载张蕴岭主编：《合作还是对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7～230页。）。
日本对"10+3"框架的基本姿态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推动东亚地区合作已成为日本政府的既定方针。但在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下，日本的具体做法在整个90年代表现出了摇摆不定和不断调整的阶段性特征。日本的突出强项就在于其居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实力，而其致命弱项就在于其安全上的对美依赖和政治上的对美追随。在这一既定条件下，日本力求扬长避短、趋利避害。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对东亚地区合作的基本立场是：把对美关系和对东亚关系并举，寻求在不与对美关系发生根本矛盾的前提下审慎地推动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同时谋求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并行不悖地推动东亚政治与安全合作（注：日本试图在坚持日美同盟的同时推动地区安全合作，曾提出东北亚“4+2安全对话机制”设想，首相的“防卫问题恳谈会”曾在1994年8月的最终报告中把多边安全合作置于日美同盟之先，引起广泛关注。）。
早在90年代初，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曾率先提出建立“东亚核心论坛”(EAEC)的建议，其拟议中的参加成员与如今"10+3"框架的成员基本一致。此项建议从名称到内容几经演变，后来被东盟接过来成为其正式提议。但当时中日两国都未能具备对其予以积极响应的主客观条件。
90年代初，亚太大国的发展趋势呈现出“日盛、美衰、俄败、中弱”的特点。这一时期，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并大有赶超之势的日本，在拟议中的东亚地区经济合作中显然处于最有利地位，因而对东亚地区经济合作的态度也最为积极。从背景看，当初马哈蒂尔的建议本身也得到了日本的推动。然而，美国对把自己排除在外的EAEC设想当即作出了敏感反应，明确表示反对东亚建立这一机制，并向日本施加了政治压力。于是，日本对东亚经济合作变得讳莫如深、谨小慎微，致使东盟的EAEC建议难以得到落实（注：参见金熙德同上文尾注9。）。
然而，这并不等于日本放弃了东亚经济合作设想。相反，日本始终在探讨一种既能维护对美关系又能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方案，其结果提出了由东亚国家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同组成合作体系的建议，其意在于借大洋洲国家的参与来缓解美国对东亚集团化的疑虑。这无异于提倡在APEC以外再增设一个仅仅排除美、加在外的松散的环太平洋论坛。这种主张并没有得到东亚各国的响应。可以说，日本的消极姿态曾是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迟迟难以起步的一个重要因素。
然而，90年代日本经济的长期萧条、1997年下半年发生的东亚金融危机、近年来世贸组织和APEC等多边机制暴露出的局限性以及日本政治大国化趋向日显等多种因素的复合作用，促使日本的态度发生了较大转变。加之近年来已有了亚欧会议的铺垫，东盟也已把EAEC主张转换成了"10+3"框架形式，使得美国也不好从正面予以反对，也不易对日本施加政治压力予以阻挠。在这一系列新的条件下，日本对推动东亚地区合作变得更加积极起来。
通过90年代的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上了一个新台阶，它在东亚经济中的地位与影响空前提高和增强。自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把推动中国融入国际多边框架作为其东亚政策的重要支柱。如今，如何对待包括中国在内的蓬勃发展的东亚地区，日益成为日本的优先对外政策课题之一。
近年来，日本对"10+3"框架采取了积极参与和推动的政策。其总体目标是：在东亚地区增强其政治影响，确立其经济主导地位，形成有利于自身的地区经济、政治与安全秩序。
在这一总体目标下，日本的基本政策包括了如下下限和上限。
“下限”即日本所要极力避免的局面：(1)不愿招致美国的疑虑和对美关系恶化，因而它在现阶段仍有向美国的压力屈从的可能；(2)不愿看到中国的地区影响日益扩大，但也寻求在地区合作中加强日中协调的途径。
“上限”即日本所要积极实现的目标：(1)通过东亚合作来改变因其“随美外交”而造成的无自主性状态和因日美同盟路线而造成的与中俄等周边国家的相互戒备局面；(2)通过东亚合作把中国的发展纳入地区多边框架之内；(3)充分发挥自身的经济优势，在东亚经济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获取经济实惠，同时谋求把经济优势不断转化为政治优势和安全优势。
在上述方针下，近年来日本对东亚地区合作的基本做法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10+3"框架中不再过分强调美国因素，不再固执澳、新的参与，表现出与90年代初期和中期明显不同的更加积极的参与姿态。
第二，发挥资金与技术优势，通过提供政府资金援助（如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宫泽援助计划”等等）和推动本国企业对东亚各国的贸易与投资，不断扩大日本在本地区的影响，谋求主导以“日元国际化”为核心的东亚金融合作、以自由贸易协定为核心的经贸合作、以信息网络化为核心的高新技术合作，以此推动东亚经济圈的形成进程。
第三，在目前条件下，日本刻意让中美日三大国以外的东盟或韩国出面牵东亚地区合作的头，谋求形成既能避开美国的锋芒，又能在与中国的竞争中争取东盟和韩国站在己方的东亚地区合作局面。
第四，多边和双边齐头并进，把推动日美安全同盟以及日韩、日新自由贸易协定等双边合作和推动亚洲货币基金、"10+3"框架、中日韩对话、中美日俄加朝韩"4+2"机制设想等多边合作相结合，最终形成有利于自身的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秩序。
中日对"10+3"框架政策比较
"10+3"框架已囊括了除朝鲜以外几乎所有东南亚和东北亚国家，它实质上就是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大东亚”地区对话与协商机制。在现阶段，在如何看待"10+3"框架的问题上，中日双方的基本立场包括了共性、差异和应妥善处理的矛盾这三个方面。
1、中日政策立场的若干共性
中日两国对"10+3"框架的态度和动机具有如下共性。
(1)政治方面。"10+3"框架的基本特征就在于由东亚国家自己来讨论东亚事务。从长远的眼光看，中国和日本在逐步推动东亚合作、减弱霸权体系的负面压力方面具有共同动机。当然，从短期和中期观点看，中日相互间的战略信任关系尚未确立，日本尚在执行一条维护美国霸权战略的路线，因而上述共性还仅仅处于一种潜在状态。
(2)经济方面。自从1997年下半年爆发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由东亚国家共同构筑防范金融危机的体制已成为本地区各国的当务之急和普遍共识，中日两国也不例外。如果没有东亚金融与货币合作，今后本地区经济仍有可能被美元主导下的金融投机行为所玩弄，难以避免重新爆发金融危机的风险，很难保证本地区的长久稳定和繁荣。积极推动经贸合作和信息技术合作，从根本上看也符合本地区所有国家的共同利益。这些共识将成为今后中日双方积极参与和推动东亚地区合作的持续动力。
(3)安全方面。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和以美国为核心的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使本地区处在被分而治之的境况之下，但目前这一地区又不存在能够取美国霸权体系而代之的双边安排或地区多边合作体系。要抵制美国霸权战略对这一地区的负面影响，惟一出路就是稳步、渐进地推动包括中日合作在内的东亚安全合作。要达此目标，只能采取经济合作先行、政治与安全合作跟上的步骤。其第一步是推动地区经济合作，第二步是构筑东亚各国间的战略信任，第三步才是建立以平等合作为基础的东亚安全合作机制。从这一进程看，"10+3"框架已开始迈出东亚地区合作的第一步，有望很快迈出其第二步。对这一内涵和未来进程，中日双方经过对话有可能取得一个基本的共识。
2、中日决策动机的主要差异
在现阶段，中日两国都对"10+3"框架采取了积极参与的政策，但其决策动机不尽相同。
日本积极参与"10+3"框架的优先动机依次为：其一，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作为经济大国的强项，寻求掌握东亚经济合作主导权；其二，寻求在东亚合作中形成本地区各国之间特别是能够把中日关系也纳入其中的地区多边合作体系；其三，从长远看，日本显然期待通过推动东亚地区合作，逐步摆脱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和政治附庸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政治大国。
中国积极参与"10+3"框架的主要考虑依次为：其一，顶住美国霸权对自身造成的政治与安全压力，把推动东亚地区合作作为多极化战略的重要一环；其二，从西欧、北美的经济区域集团化趋势、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以及加入WTO的紧迫感出发，对推动东亚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有了更为清晰的定位；其三，东亚是我国的周边地区，是我国的直接利益最为集中的地区，在这一地区站稳脚跟、扩大影响是我地缘战略的重中之重。
3、中日应妥善处理的主要矛盾
当前和未来，中日两国在东亚政策上面临的潜在矛盾和主要课题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如何对待地区主导权问题，能否以合作化解矛盾？中日在综合国力和对外影响方面各有千秋，这导致了双方的主导权之争将表现为互有优劣，今后将表现出其内容、形式及结果的阶段性演变。
第二，如何对待东盟和韩朝双方，能否形成多边友好合作局面？中日与东盟和朝韩的关系如何摆脱“零和游戏”，将是中日两国面临的又一课题。
第三，东亚地区合作走向何种机制，以何种进程和速度走向合作？中日双方在这些问题上尚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在这些问题上，如何协调双方立场以及与东亚其他国家的立场，也将是中日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
我国对日政策的一些思路
基于上述一些基本判断，笔者认为现阶段我国在地区合作问题上的对日政策至少可以把以下思路考虑在内：(1)在各自利益可以接合的范围内积极而审慎地扩大共识；(2)在政策立场有所差异的领域尽量做到求同存异、促进合作；(3)在存在分歧与矛盾的领域采取区别对待、灵活对应的策略。
对于我国来说，东亚地区合作的发展，从长远看有利于稳定周边环境和推动现代化建设，但超越本地区和各国条件的过急的推进方式则反而可能给地区合作带来挫折。因此，积极推动与循序渐进的结合将是一个最佳选择。我国应基于这一方针与日本不断扩大共识，共同推动东亚地区合作。
“东盟主导”是现阶段东亚地区合作进程的一大特色，也是东亚国际关系发展历史的产物，理应得到正视、尊重和拥护。在此前提下，中日韩三国应加强对话，积极推动东北亚地区合作，使东亚合作更富有活力，逐步形成东北亚和东南亚所有成员都真正积极参与的良性循环局面。
在参与成员问题上，维护和发展"10+3"框架的相对稳定符合东亚地区合作和本地区所有成员的共同利益。今后，这一框架应积极欢迎和促进朝鲜的加入，同时防止该框架无节制地扩大新成员。
在现阶段，日本在一些经济合作领域发挥主导作用有着资金与技术实力基础，客观上具有推动东亚地区合作、有利于多极化发展等积极作用。日本在经济领域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也有利于促其坚持和平发展路线。对此，我国宜采取赞同和支持的态度。
"10+3"框架继续发展，迟早将讨论本地区的政治与安全问题，这也将有助于增进东亚国家间的相互信任，抵制排他性的双边同盟的负面影响，并具有东盟地区论坛所不具备的一些积极因素。在东亚政治与安全对话和合作进程中，应特别防范日本一些势力借机在台湾问题上做文章，也要防止日本试图以日美同盟为依托主导安全对话。在政治与安全问题上，我国应反对任何以朝鲜为敌的方案。
中日与其他国家的多边关系势必反映到"10+3"框架的发展进程中来，其中最重要的外部因素是美国，内部因素则是东盟和韩国（将来可能有朝鲜）。如何促成美国建设性地参与东亚地区合作的格局，如何形成中日与东盟、朝韩之间协调合作的“多赢”关系局面，将是中日两国所要面对的未来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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