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将成为新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印度的经验对中国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印度论文,新一轮论文,中国论文,服务业论文,发动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07)02-0031-06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工业化是一国走向经济发达的必经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制造业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泉，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近年来由服务业主导的印度经济的快速增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印度经济的增长模式也对传统的经济理论提出了挑战。本文将在分析印度经济增长过程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工业化理论进行反思，以期能对当前我国由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向内涵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提供一些启发。
一、服务业主导的印度经济增长
(一)服务业是印度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
1947年印度获得独立时，虽然在经济体制上采取的是以国营为主，公私并存的混合经济模式，不同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施行的“一大二公”式的计划经济模式，但和新中国成立时一样，印度也面临着落后的农业大国向现代经济转变的任务，也渴望早日摆脱经济上的殖民影响、获得独立的经济体系和国防工业体系。相同的使命和渴望使印度和中国一样都采取了国家主导型封闭式的经济发展政策，产业政策上实施谋求扶植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在这一背景下，1950～1980年的30年间印度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平均增速分别为2.4％、5.2％和4.5％，工业成为1980年代印度改革之前三大产业中平均增长最快的行业，工业在印度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由1950年的13.2％上升到了1980年的21.6％。①
为了保证有限的资源用到重工业优先发展这一国家战略意图上，印度政府通过经营许可证、进口配额、外汇管制以及价格等手段对私人经济进行限制，保证资源向国有大型工业项目倾斜。但与中国施行彻底绝对的公有制不同，印度并没有彻底禁止私人经济活动，而是允许私人经济在商贸、餐饮、银行以及其他小规模工业等领域存在。印度对待服务业的态度也不像中国一样采取人为压抑的态度，因而服务业也获得相对中国较好的发展空间，1950～1980年间服务业得以超过GDP的速度发展，与工业相比也只是落后0.7个百分点，甚至1970～1980年间服务业的平均增速一度超过工农业。虽然在1950～1980年间印度服务业平均发展速度整体上落后工业，但是从1960年代开始服务业就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1950～1980年间服务业对印度GDP增长的平均贡献份额达到了41.3％，而同期农业和工业的平均贡献份额分别只有32.6％和26.1％。到1980年印度服务业比重达到了36.6％，比当年同在一组的世界低收入国家服务业平均比重高出7.6个百分点，而比中国服务业比重则高出15.2个百分点。
由于认识到国家主导型封闭式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印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尝试进行经济改革，这一阶段经济改革的特点被印度经济学家概括为“亲商业化”(pro-business)导向②，改革的内容包括进口自由化、刺激出口、放宽工业许可证、取消对关键资源商品的政府定价等。改革促进了印度国民经济快速增长，1980～1990年间GDP平均增速达到5.6％，超出世界同期GDP增长速度2.4个百分点，其中工业增长速度达到了7.0％，服务业6.7％，都较改革之前有了大幅度提高，虽然工业仍是增速最快的产业，但这一期间服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份额达到了46.1％，仍保持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
1991年印度开始引入以自由化和市场化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改革，其中主要涉及的服务行业。这些改革措施包括：(1)取消行业经营的许可证制度，缩小政府专营的行业范围；(2)对内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的自由化；(3)实行贸易自由化、取消进口许可证和一些消极的非关税壁垒；(4)金融部门的自由化，包括取消对证券发行的限制、金融部门对国内外私人资本开放以及开放保险业；(5)一些重要的服务业部门(如电信)投资贸易的自由化。② 伴随新一轮改革，印度服务业发展速度进一步加快，1990～2000年间印度服务业的平均增长速度达到了7.6％，超出工业增速1.8个百分点，也比同期世界服务业平均增长速度高出4.7个百分点，这一阶段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达到了60.2％，超过工农业之和。进入21世纪，服务业快速增长的势头仍在继续，2000～2004年间服务业增长速度更是达到了8.1％，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进一步增长到64.1％。
回顾印度的整个经济增长过程可以看出，尽管印度也曾经实行工业化优先发展的战略，但除了1950年代以外，印度独立以来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都是来自服务业，1950～2004年间服务业对印度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为54.6％，超过工农业之和。2004年印度三次产业之比为22.7∶25.1∶52.2，服务业占GDP比重超过了50％，服务业名副其实地充当了印度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二)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是印度服务业增长的主要内容
1950～2000年间印度服务业内部各行业中增长速度最快的行业主要有商务服务业、银行业和通讯业。首先是包括IT业在内的商务服务业，其增长速度从1950～1979年间的4.2％上升到1980年代的13.5％，再到1990年代的19.7％，成为服务业内部行业中增速最为明显的行业，其占GDP的比重也由1980年的0.2％上升到2000年的1.1％。其次是银行业的增长速度从1950～1979年间的7.2％上升到1980年代的11.9％，再到1990年代的12.7％，其占GDP的比重也由1980年的1.9％猛增到2000年的6.3％，成为印度服务业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最后是通讯业，1990年代增长速度达到了的13.6％，其占GDP的比重也有1980年的1.0％上升到了2000年的2.0％。③
在服务业各行业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IT服务业。根据印度全国软件服务企业联合会公布的数据④，1990年代以来印度IT服务及服务外包(即ITES-BPO,IT enabled services-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到2003-2004财政年度，印度的ITES-BPO总产值达到了155.74亿美元，占GDP比重达到了2.6％，比1994-95财政年度增长了17倍多，年均增长38.2％。印度的IT服务主要用于出口，2003-2004财政年度出口额达到了122亿美元，占当年总产值的78.3％，同时IT服务还是印度主要的贸易顺差项目⑤。
通过考察印度服务业内部行业的增长情况可以看出，印度服务业增长较快的行业主要是以IT服务为主要内容的商务服务业、银行业和通讯业，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它们不同于人们通常所认为的劳动生产率上升缓慢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是属于对知识、技术和资本的要求更高的服务行业，是对信息技术革命反应敏感的行业。因此，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是印度服务业增长的主要内容。
二、对传统工业化理论的再认识
(一)传统的工业化理论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工业化是一国经济从落后到发达的必由之路，工业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一观点在经济理论中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并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它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荷兰经济学家梵登1949年提出的一个经验规律：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制造业产出增长之间高度正相关，其原因在于制造业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⑥ 这一规律后来被称为“梵登定律”(Verdoorn
law)。梵登本人提出这一理论之后没有再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后来英国剑桥学派著名经济学家卡尔多将梵登定律进一步发展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三个规律：一是由于规模报酬递增，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制造业产出增长高度正相关(即梵登定律)；二是GDP增长与制造业产出增长高度正相关，这不仅因为制造业产出在定义上就是总产出的组成部分，更是因为制造业的生产特征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上的联系；三是整个经济中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与非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增长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因为大多数非制造业活动受制于收益递减，特别是以土地为基础的活动以及许多服务业部门的活动[1][2]。这三条规律后来在经济学中被称为“卡尔多定律”或“梵登—卡尔多定律”。卡尔多定律构成了卡尔多以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卡尔多本人也成为“制造业是经济增长发动机”这一观点的积极倡导者和传播者，由于他在经济学中重要地位，这一观点在经济学中影响深远[3]。另一个影响深远的工业化理论是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该理论认为农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工业部门，把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生产率高的工业部门，整个社会的生产率提高[4]。
就在卡尔多积极倡导他的工业发展论的同时，美国经济学家们正从实证分析的角度为工业化理论提供依据。诺贝尔奖得主库兹涅茨对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生产总产值和生产结构变化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各国在经济起飞过程中(以1958年美元计算人均产值从50美元到1000美元的过程中)，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出比重显著下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出比重显著上升，而服务业比重则变动很少[5]。
库兹涅茨的工作开创了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化研究的先河，在世界银行任职的美国经济学家钱纳里、赛尔奎因等人在库兹涅茨研究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1950～1970年间101个国家(地区)经济结构转变的全过程，并总结出了各国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转变的“标准模式”，钱纳里等的研究成果在进一步验证库兹涅茨产业结构变化基本结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制造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6]。他断言，工业化对一国经济持续增长非常必要，长期来看制造业比重迅速增长实际是结构转变的一般特点，制造业比重在发达国家已经降低的事实不能视为反对早期工业化的理由。在谈到制造业为何对一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时，钱纳里等认为主要是由于制造业的如下特点：一是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高；二是工业品的可贸易程度高；三是按照比较优势建立的工业部门，允许劳动和资本向生产价值较大的部门重新配置，并且从专业化和规模经济中挖掘潜在收益；四是制造业增长是技术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钱纳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果对经济学以及各国工业化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二战后各后起国进行工业化的主要理论依据。
卡尔多、钱纳里等人的研究成果构成了工业化的理论基础，也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采纳，一时间工业化尤其是制造业发展似乎是一国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唯一之路，大力发展制造业并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增长成为各后起国的首选战略。“在全世界，工业化实际上已成为本世纪中叶一个使人着魔的字眼”[7]。
然而印度经济增长的事实却告诉人们：服务业同样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并且服务业推动的经济增长相对工业推动的经济增长对资源能源的依赖以及对环境的破坏程度更小。于是，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传统的工业化理论。
(二)对传统工业化理论的再认识
回顾传统的工业化理论可以看出，工业之所以被视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理论基础主要在于工业(主要是制造业)生产率提高快、可贸易性强以及需求的收入弹性大。农产品虽然也具有可贸易性的特点，但是土地的边际报酬递减以及农产品缺乏需求弹性这两个约束条件制约了农业的扩张。对于服务业，传统的经济理论并没有否认服务产品富有收入弹性的特征，而是强调服务业由于劳动生产率上升缓慢以及服务产品可贸易性差而制约了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问题是在新的技术和分工条件下对服务业发展的制约条件还成立吗？
1.生产率上升缓慢不再是服务业固有的特征
传统工业化理论讨论制造业生产率进步主要强调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层面是阿伦·杨格报酬递增意义上的技术进步。1928年在《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这篇著名的论文中，阿伦·杨格指出，分工与专业化是报酬递增的源泉，制造业可以通过产业链延长进行迂回生产来实现更细的分工，这样一方面每个分工节点上由于高度的专业化更易带来技术进步，另一方面由于每个环节都实行大规模生产，就更容易利用资本代替劳动来提高生产率，这两方面效果是工业报酬递增和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8]。但是随着科技进步的突飞猛进和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产业链开始向纵深处延长，产业分工早已突破原来的生产环节而向研发、设计、咨询、营销、广告等服务环节发展，产业链每个分工节点上涌现出来的是越来越多的服务行业，而与生产环节每个分工节点上可以大规模利用资本不同，服务环节每个分工节点上更多是依靠知识和技术的大规模专业化利用来实现报酬递增，专业化的服务企业不仅有利于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同样可以降低单位服务产品的成本，提高服务产品质量，有利于一些中小企业享受到低成本高质量的生产性服务，从而促进整个经济生产率的提高。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和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一个完整产业链上的价值增值空间越来越向产业链两端的研发、设计、咨询、营销、广告、物流、金融等服务环节集中，而作为中间环节的加工组装等制造业环节的增值空间日益萎缩，越来越受制于服务业环节。因此，服务业的发展不仅可以促进整个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是制造业产品价值实现的关键。
传统工业化理论强调制造业生产率提高第二层面上的含义是赫尔希曼“联系效应”意义上的技术扩散。赫尔希曼的“联系效应”理论认为，工业部门特别是资本品工业部门对其上下游产业具有更强的波及和带动作用，发展中国家应将稀缺的资本用于工业发展，通过发展工业可以带动其他行业进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9]。毋庸置疑，赫尔希曼的“联系效应”理论对当年以蒸汽机和电产品为标志的产业革命时期的经济增长有着很强的适用性，但是20世纪后期以来，新技术进步范式的核心是IT服务业，IT服务突飞猛进的发展不仅直接创造大量需求，而且还以其极强的渗透作用和倍增效应对传统行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方式带来革命性的改变，促进整个经济效率的飞跃，IT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溢出效应比以前的制造业有过之而无不及。
因此，从生产率提高的角度来看，在新的分工和技术条件下，服务业同样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在新的分工和技术条件下，不仅服务业自身正在经历生产率的提高，而且服务业正以其强大的渗透和带动作用促进整个经济效率的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印度制造业总量远不及中国，但中国制造业的发展对外资和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却比印度高的多，充当的是“加工车间”的角色，而印度本土私营企业的发展水平却很高，拥有一批在国际市场上知名度较高的大型私营企业，如塔塔集团、Hinduja集团、Reliance集团、Ranbaxy和Dr.Reddy Labs等，另外还有软件业巨头Infosys、Wipro等，这和印度国内发达的金融市场以及以IT业为主的发达的商务服务业的支撑密不可分。
2.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越来越强
制造业作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另一理论基础是其产品的可贸易性。资本和外汇不足是后起国家经济起飞过程中面临的普遍问题，通过发展工业扩大出口来改善国际收支、增加外汇储备成为多数后起国家的追求。而传统观点认为由于服务产品的无形性、不可储存性以及生产与消费的同时性等特征决定了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差，通过扩大服务出口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和新技术的出现，服务业不可贸易的限制正在被打破。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日益加强，生产与消费的区域界限日益被打破，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跨国流动日益频繁，同时，交通运输技术也日益发达，这为旅游、交通运输、旅店餐饮等服务业的出口带来了机遇。卫星传播、互联网、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拉近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距离，使服务产品的生产和消费在不同国家之间实现同时性成为可能，如卫星直播、电子商务、电话咨询以及娱乐、文化、软件、知识产品的数字化传播等，这都使得服务产品的可贸易性大大增强。事实上，自20世界80年代以来，世界服务贸易异军突起，已经成为为国际贸易的主要内容。1980年全世界服务出口额为3650亿美元，到2005年已经到24147亿美元，增长了5.6倍，年均增长7.9％，而同期全世界商品(包括工农业产品)出口的增长速度只有6.7％。⑦ 可以预见，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进一步加强和科技进步的快速发展，服务产品的不可贸易性将日益被打破，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将日益提高。
综上所述，在新的国际分工和技术条件下，服务业生产率上升缓慢和服务产品不可贸易性的约束将被打破，通过服务业发展和服务出口带动经济增长、改善国际收支在理论上是可行的，而印度软件服务业的发展经验告诉人们在实践上同样也是可行的。
三、对中国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以来，为了早日实现经济独立和国家富强，我国沿袭苏联模式采取工业尤其是重工业优先发展的经济发展战略，国家通过强制的计划手段保证有限资源向工业发展倾斜，服务业由于人们观念上的歧视而受到人为压制，工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到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GDP三次产业构成比例为28.1∶48.2∶23.7，和同期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比重严重偏低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品经济发展环境日益改善，交通运输、商贸餐饮等传统服务行业长期被压抑的增长能量得以释放，国有银行也开始恢复其商业银行地位，金融业快速发展，1978～1992年间整个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达到了11.2％，分别超出同期工业和GDP增速1.8和0.4个百分点，1992年我国三次产业结构也进一步调整为21.8∶43.9∶34.3，尽管服务业比重比1978年上升了10.6个百分点，但是和同期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比重仍然偏低⑨，1992年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也只有27.3％，工业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我国改革开放进入新阶段，外资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1992～2003年中国共吸收FDI4764.17亿美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平均比重则高达11.7％。但是由于我国服务业整体上对外开放步伐缓慢，这一期间我国吸收的FDI将近70％集中在制造业。在外资的推动下，我国制造业出口迅猛增长，到2003年我国制造业出口占当年GDP比重达到了31％，其中超过50％是由外资企业完成的。制造业出口增长带动了我国工业以超常速发展，而服务业由于受外资和出口的影响较小，增长速度远远低于我国工业的发展速度⑩。1992～2004年间我国工业增长速度达到了11.9％，分别超出同期GDP和服务业增速2.5和3.8个百分点，结果服务业的比重也就上升缓慢，到2004年我国GDP三次产业构成比例为15.2∶52.9∶31.9，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也只有29％，工业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
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历程可以看出，尽管1980年代我国服务业有过快速的增长，但是这一阶段的增长主要是改革开放前对服务业压抑的释放性增长。由于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一直偏低，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能力较弱，工业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我国经济实力的增长、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外汇储备的增加以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前一阶段我国工业增长主要是以固定资产投资和外资主导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来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以规模扩张的外延式增长为主。随着这一增长方式的发展，能源和资源紧缺、环境污染、劳动力成本上升等问题日益突出，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同时，印度、越南等其他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长也对我国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的制造业出口带来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原有的经济增长势头能否持续下去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我国现有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开始引起人们的反思。寻找一条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来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性任务。而印度的经验提示我们，可以通过加快服务业发展来实现我国新一轮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当前中国经济的现实情况下，通过服务业发展保持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不仅是可行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首先，我国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迫切需要服务业的支撑。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快速发展，但是应该看到我国工业发展主要靠加工、组装等劳动密集型的简单生产环节或行业推动的，而高附加值的设计、研发、管理、营销、物流等产业链的上下游环节则主要由国外跨国公司控制。目前国际产业分工不断深化、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工业生产对产业链中服务环节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价值增值空间日益向产业链两端的服务环节拓展，可以说谁占领了产业链上关键的服务环节，谁就取得国际竞争的主动权，成为产业链的“链主”。目前我国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了国际产业链在我国的延伸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这不仅使得我国难以分享产业链价值增值的“蛋糕”，同时伴随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和能源紧张、环境污染以及国际竞争加剧等问题的出现，我国传统的外延式工业化模式也越来越难以持续。因此，通过加快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带动工业化水平的提高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
其次，我国面临服务业发展的国际机遇。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软件开发、IT技术支持、数据录入、财务结算、人力资源服务等为主要内容的国际服务外包迅猛发展，国际投资开始向服务业转移。进入21世纪，服务外包和服务业跨国投资成为国际经济交往的新趋势。联合国贸发会议发表的《2004年度世界投资报告》指出，当前外国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向服务业转移，2001-2002年间服务业占到整体FDI流入总量的2/3，约为5000亿美元，而在1989-1991年间仅占54％；服务业在世界外国直接投资存量中的比重由1970年代初期的四分之一、1990年代的不到一半发展到2002年的60％，估计约4万亿美元，表明了服务业已经取代制造业，成为FDI结构中的主流，而在同一时期，初级部门在FDI存量中的比重由9％下降到6％，制造业的降幅更大，由42％降至34％。国际投资的产业转移趋势为我国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历史机遇。如果能像当年抓住制造业国际转移的历史机遇一样抓住服务业国际转移的机遇，那么我国新一轮经济快速发展就会有了一个有力的保障。
最后，我国具备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基础。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迅猛，出现了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局面，这也为我国服务业特别是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资源；我国庞大的制造业规模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几十年的工业化建设也为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设施并积累了丰富的引资经验。这些都为我国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发展现代服务业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
注释：
①本文涉及印度的数据如未特别说明，均来自印度国家统计中心数据库(http://mospi.nic.in)。国际数据来自各年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中国的数据来自各年《中国统计年鉴》。
②Kalpana Kochhar、Utsav Kumar、Raghuram Rajan、Arvind Subramanian and Ioannis Tokatlidis:India Pattern of Development:What Happened,What Follows? NBER working paper,http://www.nber.erg/papers/w1203,2006.
③数据来源：Jim Gordon and Poonam Gupta:Understanding India Services Revolution,IMF Working Paper,http://www.imf.org
④数据来源：印度全国软件服务企业联合会(India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ftware and Service Companies)网站(http://www.nasscom.in/)。
⑤根据联合国统计司数据库(http://unstats.un.org)提供的数据，2003年印度计算机与信息服务出口占整个服务出口的49％，实现贸易顺差107亿美元。
⑥Verdoorn,P.J.( 1949) " Fattori che Regolano lo Sviluppo della Produttivita del Lavoro," L' Industria,1：3-10。原文是用意大利文写，英文版可参看：John McCombie and M Pugno and B Soro.Productivity Growth and Economic Growth:Essays on Verdoorn' s Law( chapter 1) .London:Palgrave-Macmillan.2003.
⑦根据世界贸易组织数据库(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statis_e.htm)公布的相关数据计算。
⑧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80》提供的数据，1978年世界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工业化国家服务业占GDP比重分别为38％、50％和59％。
⑨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1994》提供的数据，1992年和中国同在一组的42个世界低收入国家服务业占GDP的平均比重为40％，同年印度的服务业比重也为40％。
⑩关于FDI对我国产业结构影响的详细分析可参见魏作磊：FDI对我国三次产业结构演变的影响——兼论我国服务业增加值比重偏低现象，《经济学家》200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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