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秘密”余271的基础研究--“我不懂佛经”*_佛教论文

《敦煌秘笈》羽二七一《不知题佛经义记》的基础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佛经论文,秘笈论文,基础论文,羽二七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南北朝佛教，上承魏晋、下启隋唐，是佛教在中国发展重要时期。近年，日本杏雨书屋所藏《敦煌秘笈》(全九册及目录册)由武田科学振兴财团陆续出版，其中羽二七一号文献《不知题佛经义记》①(以下简称《义记》)，是南朝学僧讨论佛教义理重要文献。该文献为我们深入了解南朝佛学提供诸多线索，颇具学术价值。现在学界对其尚未引起较大关注。②本文拟对该文献做一基础性研究，抛砖引玉，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文献概观

       该文献翻拍图版收录在《敦煌秘笈》第四册中，是共二十七张图版的写本断篇，③共计两万八千字左右。图版前写有关于该文献的解说书志，有助于我们大体了解其形式与内容，现录如下：

       ①番号：二七一 题名：不知题佛经义记

       ②原番号：二七一 原题名：残经一卷(0433)

       ③首题：欠

       ④尾题：欠

       ⑤用纸：纵25.5×横950.3cm

       帘条数：5(cm当り)

       一纸长：纵25.5×横37.3cm 纸数：27

       纸质：谷纸 色：黄橡色 染：有

       ⑥一纸行数：26 字诘め：38

       界高：23cm 罫巾：0.8cm

       ⑦卷轴：有 卷轴长：25.7cm 径：1.5cm

       ⑧字体：行书

       ⑨体裁：卷子本

       ⑩同定大正 No.：不明·第 卷· 页· 栏· 行—

       (11)记事：

       1.中题

       「义记第三」、「义记第四」、「义记卷第五」トアリ。

       2.朱点

       朱见出シ点アリ。

       3.字体

       4.引用僧

       引用ノ僧名ハ、殆ド、梁『高僧传』中ニ见ュ。④

       该文献在历代藏经及近现代编纂的正藏、续藏及已出版藏外佛教文献中均未发现相同或相似文献，可称为“纯粹的新史料”。该文献首尾均欠，现存一至五卷。其中卷一前部缺失，卷五后部缺失，卷二、三、四内容完整。文中除有如书志所说“义记卷第三”、“义记第四”、“义记卷第五”卷首字样外，还有“义记第二”的卷首字样，可断定该文献的写作体裁为佛教义记形式，亦更有原即以《义记》为题名之可能。⑤书志中据字体判断该文献或写于6世纪半，⑥时值南北朝割据时代末期，南朝为梁、陈两代，北朝为北魏分裂后之东魏、北齐与西魏、北周时代。文献中所提及的僧人均为南朝宋、齐、梁间学僧，除如书志所说见于梁慧皎《高僧传》外，亦见于唐道宣《续高僧传》。⑦

       五卷《义记》共由十八组义解构成，每组义解都是对当时佛教义学某一重要概念阐释。其中十六组义解内容完整，首尾两组义解内容残缺。《义记》每卷卷首列有该卷义解目录。从各卷篇幅来看，卷二至卷五每卷皆由四组义解组成，卷一前部残缺，故不见卷首目录。但从内容看，卷一后部已有四组完整义解，故据各卷篇幅推断卷一前部残缺部分或仅有一组义解。由于此部分只存少量内容，故无法确定该组义解是对何种义学概念的解释。⑧卷五虽存卷首目录，显示该卷有四组义解，然只存第一组义解的前部内容，其后三组义解内容不存。

       考察每组义解，皆由两部分构成，首先是“某某法师解某某义”，即主讲法师对某概念内涵的阐述部分；其次是“某某(法师)问曰”(有时是无名氏的“问曰”)及“(主讲法师)答曰”(有时是“奉答曰”)，即其他问难法师与主讲法师的问答部分。每组义解中往往有多位法师参与问难，而同一位问难法师与主讲法师的问答又时常往返多次。有关《义记》的义解目录和每组义解的主讲法师与问难法师名单，参见表一。

      

       二、寺僧考证

       该《义记》中提及19寺31僧，对他们在《义记》中的出场次数(包括主讲与问难次数)和僧传有无记载的统计，参见表二。下面结合表二详考诸寺僧。

      

       《义记》所载19寺，除道相寺外均有文献记载。综观各寺的创建时间，天安寺、中寺、冶城寺(17)、谢寺、向马寺、龙光寺、安乐寺、瓦官寺始建于东晋；上定林寺、南涧寺、灵基寺、祗桓寺、灵味寺、庄严寺、兴皇寺始建于刘宋；灵曜寺、道林寺虽不知始建于何时，然刘宋初年即已存在；常乐寺不详。关于各寺的地理位置，皆位于建康地区(今江苏南京)。其中上定林寺、灵基寺、灵曜寺、灵味寺、道林寺皆位于建康之钟山。(18)需特别注意的是，天安寺东晋初建时名“新亭精舍”，宋武帝刘裕改名“中兴寺”，后至路太后时又改名“天安寺”。故《义记》中虽提及“天安僧钟”与“中兴僧钟”，但因中兴与天安实为一寺，只是前后易名，二者实为一人。白马寺亦非洛阳之白马寺，而是建康之白马寺。(19)《义记》所提及的各寺僧数，庄严寺5僧(惠澜、玄趣、法朗、僧旻、法灵)、天安寺3僧(僧钟、僧表、智藏)、冶城寺3僧(智顺、智秀、光泰(20))、中寺2僧(法安、兴庆)、南涧寺2僧(惠隆、道祭)、灵基寺2僧(昙纤、光泰)、灵曜寺2僧(僧盛、惠令(21))，其余各寺均一寺1僧。

       《义记》所载31僧，其中18僧见于《高僧传》与《续高僧传》，更有9僧载其本传，分别是僧柔(431-494)、僧钟(430-489)、法安(454-498)、智顺(447-507)、智秀(440顷-502顷(22))、僧盛、宝亮(444-509)、智藏(23)(458-522)、僧旻(467-527)。虽无本传，但僧传中亦有记载的僧人有僧表(24)、昙纤(25)、僧最(26)、玄趣(27)、法朗(28)、惠生(29)、惠珍(30)、惠令(31)、道明。(32)此18僧皆出自《高僧传》及《续高僧传》的义解篇，为南朝宋、齐、梁间之义学名僧。此外，在史料不载者中的惠隆(33)、僧宗(34)、僧宝(35)、法宠(36)4僧，因不能确定僧传所载与《义记》提及之人是否相符，故本文暂不归入史料不载之僧。综观僧传所载上述学僧，多研习成实、涅槃、十地、维摩等经论，而以涅槃、成实为要。比如，僧柔被看作南齐佛教义学第一人，(37)智藏、僧旻曼则同为梁代三大法师，此三人皆以精通成实著称于世。此外，布施浩岳将法安、智秀、昙纤、僧表、僧最、宝亮、僧旻、智藏、智顺等人皆列为南朝齐梁时代弘传涅槃学的重要人物。(38)现存的《大般涅槃经集解》中还保留有宝亮、智秀、昙纤、法安、智藏等人的相关论述。(39)

       综上所述，《义记》中提及的寺院，多建于晋、宋时代京师建康，故《义记》当创作于建康地区。《义记》中提及的僧人，能确定年代者皆是南朝宋、齐、梁三代的义学名僧，故可确定《义记》当创作于三代之时。进一步考察《义记》所载能确定明确生卒年之僧，年长年少者同在之时只有齐代。(40)汤用彤指出：“南朝佛法之隆盛，约有三时。一在元嘉之世，以谢康乐为其中巨子，谢固文士而兼擅玄趣。一在南齐竟陵王当国之时，而萧子良亦并奖励三玄之学。一在梁武帝之世，而梁武亦名士笃于事佛者。”(41)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460-494)可被称为“南齐崇奉佛教第一人”，史载他“素仁厚，不乐世务”，“招致名僧，讲语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也。”(42)《义记》见诸僧传的18僧中，有9僧(僧柔、僧钟、僧表、法安、智顺、智秀、昙纤、僧最、宝亮)的事迹中明确提及萧子良，记载了萧子良与他们的交往和对他们的尊敬供养。因此，该《义记》的创作恐与萧子良不无关系。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载有《齐太宰竟陵文宣王法集录》共十六帙一百十六卷，其中录有萧子良撰《杂义记》二十卷，分上下两帙(第十帙与第十一帙)放置。(43)唐道世《法苑珠林》与道宣《大唐内典录》亦均著录萧子良撰《杂义记》二十卷，《隋书·经籍志》录其名为《义记》二十卷。(44)该《义记》虽已失佚，不知其中内容，然从萧子良所撰《义记》(或《杂义记》)之题名与羽二七一号文献中卷首“义记”题名相符，辅之以对其中出现寺僧的考证来推断，该文献可能即是萧子良所撰二十卷《义记》(或《杂义记》)的残篇。

       三、创作缘起

       有关萧子良所撰二十卷《义记》的具体创作情况，不得而知。然根据羽二七一《义记》的写作体裁推断，其创作过程与南朝十分流行的“义集”关系密切。“义集”指讲说与讨论佛教义学的法会，大型法会则多由皇室或名族出面组织。(45)该《义记》当为对此类义集讨论内容的整理记录。

       作为萧子良《义记》缘起之义集的举行时间，可根据《义记》中能够推算出确切生卒年代的7僧进行推断(按出生时间顺序：僧钟(430-489)、僧柔(431-494)、宝亮(444-509)、智顺(447-507)、法安(454-498)、智藏(458-522)、僧旻(467-527))。如该《义记》为对某一次义集内容的记录，则此次义集发生的时间当为上述诸僧皆在世的时间。如果在上述诸僧中取年少者僧旻的生年和年长者僧钟的卒年，则此次义集举行的时间当在467-489年之间。义，僧旻传载僧旻七岁出家，十三岁随师僧回入建康，住白马寺。十六岁(482)后移住庄严寺。(46)故称僧旻为“庄严僧旻”最早当在482年。又，法安传载法安在永明中(483-493)从番禺返同建康，住中寺。(47)故称法安为“中寺法安”最早当在483年。综上，此次义集举行的时间可被限定在483-489年(南齐永明元年—永明七年)之间。

       南齐武帝萧赜统治的十年(483-493)，是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其时正处南北朝少有的南北无战事时期，为南北佛教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武帝长子文惠太子萧长懋(458-493)与次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皆为崇佛之人，(48)尤以萧子良为甚。汤用彤指出：“及至齐朝，文惠太子、豫章王嶷、竟陵王萧子良均笃信释教，并重义理。故佛学盛极一时。竟陵王领导名流，尤为大法之功臣也。”(49)考察永明年间武帝、文惠太子、文宣王等人举行的义集或讲席，以萧子良居多。《义记》中出现九次“奉答曰”，可推测此次集会当有皇族出面组织。且“奉答曰”的发问者皆是无名氏“问曰”，故发问者或即是组织集会的皇族成员，是萧子良本人的可能性极大。故萧子良所撰《义记》当是对其本人出面组织的某次义集讨论内容的整理记录。

       史载萧子良在永明年间出面组织的义集，有明确时间记载的如下：

       (1)(文宣王)乃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讲席于上邸，集名僧于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测名相。分微靡滞，临疑若晓。同集于邸内之法云精庐。演玄音于六宵，启法门于千载。济济乎实旷代之盛事也。自法主以降，暨于听僧，条载如左，以记其事焉。(50)此次义集的举行时间是483年二月八日，在佛教典籍中，佛陀的诞生日、逾城出家日、成道日和涅槃日均有为二月八日的记载，(51)社会生活中亦有将二月八日作为佛诞日或逾城出家日从而举行佛事活动的实例。(52)此处二月八日虽不能断定是针对何种佛教节日，但其在佛教中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节日，当天应有佛事活动，此次义集的举办或是当天佛事活动的一部分。(53)义集在京师萧子良的上邸举办，以理推之，参加者当为京师寺院学僧。讲席中既有“法主”，又有“听僧”，符合《义记》中主讲与问答相结合的形式。且讲论内容是“深辨真俗，洞测名相”(“宗条既举”)，即是对佛教名相概念的解释与讨论。因此，从举办时间、参加僧人、讨论形式及内容看，此次义集的记述均与《义记》情况相符。

       (2)齐永明七年十月，文宣王招集京师硕学名僧五百余人，请定林僧柔法师、谢寺慧次法师，于普弘寺迭讲，欲使研核幽微，学通疑执。即座，仍请祐及安乐智称法师，更集尼众二部名德七百余人，续讲《十诵律》，志念四众净业还白。公每以大乘经渊深，满道之津涯，正法之枢纽。而近世陵废，莫或敦修。弃本逐末，丧功繁论。故即于律座，令柔次等诸论师，抄比《成实》，简繁存要，略为九卷。使辞约理举，易以研寻。八年正月二十三日解座。(54)此次义集的举行时间为489年十月，主讲法师是上定林寺僧柔和谢寺慧次。然仅是就《成实论》的专讲专修，且慧次亦未在《义记》中出现，故与《义记》情况不符。

       此外，由萧子良组织主办但不能确定具体举行时间的义集有：

       (3)逮齐竟陵王萧子良，永明之中，请二十法师，弘宣讲授。苦相征屈，辞不获免。当斯之盛，无与友者。(55)此次讲授中，“二十法师”与《义记》僧数稍有出入，且所邀请之僧法申在《义记》中亦未出现。

       (4)齐竟陵王总校玄释，定其虚实，仍于法云寺建竖义斋，以护为标领，解释胶结，每无遗滞，物益怀之。(56)此次义集的主题是判定玄学与佛学的虚实优劣，且法护在《义记》中亦未出现，与《义记》情况不符。

       (5)齐竟陵王子良，甚加礼遇。尝于西邸义集，选诸名学。事委冶城智秀，而竞者尤多。秀谓宠曰：“当此应对，卿何如我？”答曰：“先悦后拒，我不及卿。诠名定赏，卿不及我。”秀有惭色。(57)此次义集在萧子良建康城外的鸡笼山西邸(58)举行，其中提到的智秀和法宠皆在《义记》中被提及。智秀负责选拔义僧，可见深受萧子良重用。《义记》中智秀主讲一次、发问七次，亦可知其在当时义僧中的重要地位。然此次义集的举行地不在建康城内，京师名僧齐聚西邸的可能性抑或不大。

       (6)太宰文宣王，建立正典，绍隆释教。将讲《净名》，选穷上首。乃招集精解二十余僧，探授符策，乃得于藏。年腊最小，独居末坐。敷述义理，罔或抗衡。道俗翕然，弥崇高誉。(59)此次义集是针对《维摩经》的专讲，而《义记》内容并非只限于《维摩经》内容，而是对当时诸经论特别是《大般涅槃经》中重要概念的阐述，故与《义记》情况不符。《义记》中能够确定明确生卒年的僧人，以智藏和僧旻最为年少。智藏虽比僧旻年长九岁，然僧旻七岁出家，智藏十六岁出家，故若按僧腊计算，智藏当与僧旻同为《义记》中“年腊最小”者。

       (7)永明中，竟陵王请智秀法师与诸学士，随方讲授，西至樊邓。超因凭受学，同时合席，皆共服其领会。(60)此次讲授活动亦提及智秀，指出萧子良曾派智秀法师和诸学士随处讲授，不仅限于都城建康，而广及三吴地区，且智秀弟子慧超亦随其师同赴法会。智秀见重于萧子良，从(5)、(7)两则史料中可见一斑。然地点不在京师，慧超在《义记》中亦未出现。

       此外，史传中亦多载萧子良专请某一僧尼开讲，然规模多较小，且与《义记》所述情形明显不符，故不详论。(61)

       综观以上七则史料，史料(1)较其他六则史料更符合《义记》情况。遗憾的是，史料(1)中虽言“自法主以降，暨于听僧，条载如左，以记其事焉”，但并未收入参加此次集会的僧人名单，因此不能作为与《义记》相对应之义集的确证。然从史料浓墨重彩的叙述中可知此次义集萧子良十分重视，在当时亦颇具规模及影响，“济济乎实旷代之盛事也”，这与《义记》中集南齐名僧于一处的情形亦颇相符。故本文认定此次义集即是与萧子良所撰《义记》相对应的义集的缘起。

       然而，该《义记》是对义集中所讲内容的原封记录还是重新编辑，则不得而知。《义记》最初的写作时间当在萧子良去世(494)之前，杏雨书屋所藏被推断为写于6世纪半的《义记》写本，应非萧子良《义记》的最初写本，而是稍后的梁陈时代的再抄本。

       四、研究展望

       当然，本文只是对该文献的初步研究，尚有许多有待学界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1)对《义记》的录文、标点、译注等文献整理工作。(62)

       (2)搜寻敦煌文献中是否保存有《义记》的其他部分，完成对《义记》整体的拼接与复原。

       (3)从文献学、史学、书法史等相关角度对《义记》的创作年代和地点、书写年代和地点以及《义记》产生后的流传情况做进一步考证。

       (4)从佛教哲学和思想史的角度，结合南朝的其他义学文献如《大般涅槃经集解》以及稍后的隋代吉藏、慧均、灌顶等人的著作，对《义记》中的某些重要概念、重要学僧的思想进而对《义记》的整体思想进行深入分析。(63)

       总之，该《义记》属于敦煌发现的珍贵藏外佛教文献之一，对于南朝佛教思想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这种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南北朝时期既是对印度佛学的吸收期，亦是中国佛学自身的构建期。因此，透过《义记》，我们可以看出南朝义学在吸收与构建两方面的积极贡献。其二，佛教思想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亦是佛教概念和范畴的发展演变史，我们在了解南朝学僧如何理解一些重要义学概念的同时，亦可在与后世思想的比较中，为中国佛学的发展找寻思想萌芽，梳理发展线索。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日本武藏野大学西本照真教授的悉心指导，在审稿过程中又承蒙黄夏年编辑提出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在此并示谢忱!

       注释：

       ①该文献原为京都大学已故校长、东洋史学家羽田亨博士(1882-1955)所藏，故编号前加“羽”字以示之。该文献在《敦煌秘笈 影片册 四》影片前的解说书志中拟题名为《不知题佛经义记》，但在《敦煌秘笈目录册》中拟题名为《不知题佛经〈义记〉注释书》。此处暂取《敦煌秘笈 影片册 四》中影片前解说书志所用题名。

       ②有关该文献的研究成果，管见所及，目前仅有两篇公开发表的论文：拙稿《中国南朝の法身思想に関すゐ一考察——特に『敦煌秘笈』二七一「不知題仏経義記」をめぐつて》(《武蔵野大学人間科学研究所年報》第三号，2014年3月)；张文良《南朝十地学の一側面——法安の十地義解釈を中心とすゐ》(《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62卷第2号，2014年3月)。此外，韩国金刚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池田将则教授亦在进行该文献的相关研究，其研究成果尚未正式发表。

       ③该文献原本为卷子本形式，首尾相连，无分页。为出版之方便，《敦煌秘笈》中的翻拍图版被分为27张，分别以[羽]271-1至[羽]271-27的标号示之。

       ④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编《敦煌秘笈 影片册 四》，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出版，2011年。

       ⑤⑦详见本文第二部分。

       ⑥敦煌遗书中最早有题记的写卷为西晋永兴二年(305)，最晚的写卷为北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时间跨度为700年。写卷主要以楷书特别是小楷为主，因其独特风格，被称为“写经体”。然而，该文献字体为行书，书志中据字体判断该文献或为六世纪半写本，然并未说明判断缘由。笔者不谙书法，故有待书法史专家进一步甄别解释。

       ⑧残存部分主要讨论了生因与了因。生了二因与佛性思想关系密切，结合当时佛教义学的发展情况，《大般涅槃经》译出后人们讨论佛性与法身的兴趣骤升，作为该《义记》第一个被讨论的概念，应在当时义学讨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该组义解为“解佛性义”的可能性极大。

       ⑨卷一前部缺失，不见卷首题名及目录，表中所示卷一题名及目录均据后文而补。

       ⑩由于文献中无名氏的“问曰”与“奉答曰”的对应性，通过其后出现的“奉答曰”可推断此处的发问者应是无名氏。

       (11)检南北朝佛教文献，其时见于经传者，并无名为“道林”之僧。此处“道林”或为后出“道林僧宝”之略。“道林”当为僧宝所居之道林寺，僧人以寺名代人名相称，亦多见于当时，故本文暂解“道林”为“道林僧宝”。

       (12)卷首目录误写“僧表”为“僧钟”，据后文改。

       (13)卷首目录误写“僧柔”为“僧钟”，据后文改。

       (14)《义记》中写作“皇兴”，当是“兴皇”之误。关于兴皇寺，详见本文第二部分。

       (15)《义记》中难辨此字，本文暂辨为“赐”。

       (16)表中寺僧排序渐次依据主讲次数、问难次数及出场先后。

       (17)《义记》中多写作“治城”，实为“冶城”之误。关于寺名缘起，见(清)孙文川葺述、刘世珩撰《南朝佛寺志》：“冶城寺在城西北，本吴冶铸之地。晋徙冶于石头城外，遂为王导西园。太元十五年，丞相会稽王司马道子为竺僧法建寺于此，因以冶城名之。”(《中国佛寺史志集刊》第一辑第2册，台北：明文书局，1980年，第89-90页)(下引前书只出页码，余书皆同)

       (18)钟山古义称蒋山，现名紫金山，在南京城东，朝阳门(中山门)外。钟山在六朝时代寺庙颇多，许多大寺都建于此山。《续高僧传》卷十五：“钟山帝里，宝刹相临，都邑名寺，七百余所。”(《大正藏》第50册，第548页中)此外，钟山之南又有名僧旧墓(详见春日礼智《仏教史上の鍾山につぃて》，《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23卷第1号，1974年)。

       (19)有关各寺的文献记载，上定林寺见《高僧传》卷三昙摩蜜多传(《大正藏》第50册，第343页上)；天安寺见《高僧传》卷四竺法义传(第350页下-351页上)、卷七释道温传(第372页下-373页上)；中寺见《南朝佛寺志》(第87贞)、(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七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13页)；冶城寺见《高僧传》卷十二法相传(第406页下)；南涧寺见《南朝佛寺志》(第174页)、(唐)道世《法苑珠林》卷十七(《大正藏》第53册，第409页上)；灵基寺见《高僧传》卷七僧瑾传(第373页下)；灵曜寺见《南朝佛寺志》(第185页)、《高僧传》卷十一志道传(第401页下)；谢寺见(唐)许嵩撰、张忱石点校《建康实录》(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25页)；祗桓寺见《高僧传》卷七慧义传(第368页下)；白马寺见《法苑珠林》卷三十九(第594页下)、《高僧传》卷四支遁传(第348贞中)；灵味寺见《高僧传》卷七僧含传(第370页中)；道林寺见《高僧传》卷三畺良耶舍传(第343贞下)、卷十保志传(第394页上)；庄严寺见谢寺相关史料；龙光寺见《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第366页下-367页上)；常乐寺见《南朝佛寺志》(第281页)；安乐寺见《南朝佛寺志》(第76页)、《高僧传》卷十三慧受传(第410页中)；兴皇寺见《高僧传》卷十四道猛传(第374页上)；瓦官寺见《高僧传》慧力传(第410页上)及竺法汰传(第354页下-355页上)。

       (20)《义记》中义提及“灵基光泰”，不知与此“冶城光泰”是否一人。本文分作两人处理。

       (21)《义记》中又提及“祗桓惠令”与“安乐惠令”，不知与此“灵曜惠令”是否一人，僧传只载“安乐惠令”。本文分作三人处理。

       (22)据《高僧传》卷八本传：“以天监(502-519)之初，卒于冶城寺，春秋六十有三。”(第381页上)

       (23)传载智藏年轻时曾住天安寺，故《义记》中之“天安智藏”即是“开善智藏”。

       (24)《名僧传抄》目次载有“齐中兴寺僧表”(《卍续藏》第77册，第348页上)，《高僧传》卷八僧钟传载僧表“时与钟齐名比德”(第375页下)。

       (25)《名僧传抄》目次载有“齐灵基寺昙识”(第346页上)，“识(識)”当为“纤(纖)”之误。《高僧传》卷八僧钟传“时与钟齐名比德者”即有昙纤，亦载《续高僧传》卷六慧约传(第468页下)。

       (26)《名僧传抄》目次载有“齐谢寺僧最”(第348页上)，《高僧传》卷八僧钟传“时与钟齐名比德者”亦有僧最。

       (27)《名僧传抄》目次载有“齐庄严寺玄趣”(第348页中)，《高僧传》道慧传、《续高僧传》法云传、《比丘尼传》智胜尼传中亦提及玄趣(《大正藏》第50册，第375页下、第463页下、第942页下-943页上)。

       (28)僧传中名为“法朗”之僧甚多，但暂未发现与《义记》中“庄严法朗”相符之僧。按生活年代进行筛选，《续高僧传》卷五僧韶传提及“梁杨都建元寺法朗”，但未提及其曾住庄严寺(460页中)。同卷僧若传提到有一名为“慧朗”之僧住庄严寺(第460页下)。《义记》中之“法朗”应为此“慧朗”之误。

       (29)载《高僧传》卷七竺道生传(第367页上)、《续高僧传》卷六释僧乔传(第473页上)。

       (30)《高僧传》卷八慧次传载有“长乐寺法珍”(第379页下)，此“长乐寺”即《义记》中之“常乐寺”，故“法珍”应即是《义记》中之“惠珍”。

       (31)载《高僧传》卷八僧宗传(第380页上)。从僧传中亦可发现，南朝名为“慧令”之僧不止一人。

       (32)载《高僧传》卷十四道猛传(第374页上一中)。

       (33)《高僧传》卷七道亮传提及“北多宝寺慧隆”(第372页中)，卷八亦载“何园寺慧隆”本传(第397页下)，可知时有两个慧隆。根据年代推算，《义记》之惠隆为何园寺慧隆(429-490)的可能性较大，但僧传均未载两人曾住南涧寺，故《义记》中之“南涧惠隆”或另有其人。

       (34)据僧传，南北朝时期疑有三个僧宗：一为南朝刘宋僧(《高僧传》卷七法愍传，第372页中)；一为齐、梁间僧(438-496)，《离僧传》卷八有“齐京师太昌寺释僧宗传”(第379页下-380页上)，《大般涅槃经集解》中亦保存有许多他的论述；一为陈代僧(《续高僧传》卷一拘那罗陀传并法泰传，第429页下-432页上)。按年代推算，《义记》中之“白马僧宗”为第二人太昌寺僧宗的可能性较大。然此僧宗传中并未提及其曾住白马寺，故白马僧宗或另有其人。

       (35)《高僧传》卷八僧钟传“时与钟齐名比德者”提及僧宝，同卷慧次传(第379页下)、宝亮传(第382页上)亦提及僧宝。义，僧宝曾撰僧传(第418页下、第422页下)。从以上史料可知，其时或有多个僧宝，然皆未提及曾住道林寺，故无法断定是否为《义记》之僧宝。

       (36)《续高僧传》卷五有“梁杨都宣武寺沙门释法宠传”(第461页上—下)。从年代事迹推断，《义记》中之法宠或为此宣武寺法宠，然未提及此法宠曾住道相寺，故无法断定是否为《义记》之法宠。

       (37)《续高僧传》卷五僧旻传：“宋世贵道生，开顿悟以通经。齐时重僧柔，影毗昙以讲论。”(第462页中)因此镰田茂雄说：“僧柔是齐代最受尊重的僧人，可与宋代的道生媲美。”(氏著《中国佛教通史》第三卷，台北：佛光出版社，1986年，第173页)有关僧柔的研究，参见春日礼智《南斉上定林寺僧柔につぃて》，《印度学仫教学研究》第25卷第1号，1976年。

       (38)布施浩岳：《涅槃宗の研究》(后篇)，东京：丛文阁，1942年，第207-252页。

       (39)《集解》中包含宝亮、智秀、法安经序及宝亮1081注、智秀386注、昙纤17注、法安4注、智藏1注(参见菅野博史《『大般涅槃経集解』の基礎的研究》，《東洋文化》66，1986年；后收入氏著《南北朝·隋代の中国仏教思想研究》，东京：大藏出版，2012年)。又，《集解》中将“昙纤”误写为“昙谶”。

       (40)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41)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下册，中华书局，1983年，第297页。

       (42)《南齐书》卷四十列传第二十一萧子良传，中华书局，1972年，第698、700页。有关萧子良的研究，可参考小笠原宣秀《南齐仏教と萧子良》，《支那佛教史学》第三卷第二号，1939年；抚尾正信《南朝士大夫の仏教信受につぃて——南齐萧子良とその周囲》，《佐贺龙古学会纪要》第五号，1957年；若槻俊秀《萧子良の仏教信仰の性格》，载木村英一博士颂寿记念事业会编《中国哲学史の展望と摸索》，东京：创文社，1976年；中嵨隆藏《六朝思想の研究——士大夫と仏教思想》下篇第三节“萧子良の生活とその仏教理解”，京都：平乐寺书店，1985年。

       (43)《大正藏》第55册，第85页下。

       (44)《法苑珠林》卷一百，第1021页上；《大唐内典录》卷四及卷十，《大正藏》第55册，第263页中、第331页上：《隋书》卷三十五，中华书局，第1010页。

       (45)除“义集”外，史传中亦常用“义筵”、“法集”、“法筵”、“讲席”、“讲肆”等词，可统称为“僧讲”。“义集”一词与《义记》所述内容最为符合，故本文用之。值得注意的是，讲经法会的程序中有一步是“论义”，即主客问答环节，与《义记》情形相似。“论义”一词多见于敦煌文献，可知已流行于唐代，并已形成一套固定程式。虽唐前文献较少提及，然梁武帝佛教撰述中列有《发般若经题论义并问答》十二卷，可知萧梁时此种形式既已有之。“讲经”的相关研究，可参考汤用彤前揭书上册，第80-83页；山崎宏《支那中世佛教の展開》，京都：法藏馆，1971年，第694-751页；福井文雅著，徐水生、张谷译《汉字文化圈的思想与宗教——儒教、佛教、道教》，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1-102页；张雪松《唐前中国佛教史论稿》，中国财富出版社，第269-296页。“论义”的相关研究，可参考福井文雅前揭书页及侯冲《汉地佛教的论义——以敦煌遗书为中心》，《世界宗教研究》2012年第1期。

       (46)《续高僧传》卷五，第461页下-462页上。

       (47)《高僧传》卷八，第380页上。

       (48)《南齐书》卷二十一列传第二文惠太子传：“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民。”(第401页)《南齐书》卷四十列传第二十一萧子良传：“(萧子良)与文惠太子同好释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于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世颇以为失宰相体。劝人为善，未尝厌倦，以此终致盛名。”(第700页)

       (49)汤用彤前揭书下册，第328页。

       (50)《广弘明集》卷十几，沈约：《齐竟陵王发讲疏(并颂)》，《大正藏》第52册，第232页中。对此次义集的描述另有沈约《齐竟陵王解讲疏一首》：“乃饰筵藻殿，张帷盛邸。洁诚祇事，建斯宝集。兰泉波涌，芳蔼云回。秘理探微，玄贶悠邈。宗条既举，穷功允就。论堂卷坐，义鼓停音。”(《广弘明集》卷十九，第232页下)《又竟陵王解讲疏一首》：“敬集名僧，夤敷奥籍。振微起滞，轮动云回。月殷含吕，魄弦上日。甘露既穷，辍青宝座。卷文罢席，衣屣相趣。”(《广弘明集》卷十九，第232页下)

       (51)(北周)道安：《二教论》：“案佛经，如来四月八日入胎，二月八日生，亦二月八日成道。”(《广弘明集》卷八，第142贞上)《大宋僧史略》等取佛诞日为二月八日之说。《长阿含经》卷四、《过去现在因果经》、《佛祖统纪》、《大宋僧史略》等皆取佛成道日为二月八日之说。《长阿含经》卷四、《菩萨处胎经》等取佛涅槃日为二二月八日之说。然佛诞日以四月八日、涅槃日以二月十五日为常见。相关研究见印顺《纪念佛诞说佛诞》，载《佛教史地考论》，中华书局，2011年；圣凯：《论涅槃会的成立与展开》，《闽南佛学》第二辑，2003年。

       (52)《续高僧传》卷二十二玄琬传：“又以二月八日大圣诞沐之晨，追惟旧绪，敬崇浴具。每年此旦，建讲设斋。通召四众，供含悲敬。办罗七物，普及僧俦。”(第616页)可知唐代长安即有在二月八日举行佛诞的浴佛活动。敦煌文书中亦有许多在二月八日举行有关佛诞和逾城出家的形像活动的记录，详见《塚本善隆著作集第三卷 中国中世仏教史論考》“第十敦煌本·中国仏教教团の制规——特に「行像」の祭典につぃて”，东京：大东出版社，1975年，第285-316页；(法)谢和耐著、耿昇译《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46-249页；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48-953页；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尼的社会生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30-232页。

       (53)沈约：《齐竟陵王解讲疏一首》：“夫凭形辉化，必由委气之涂。因方导理，必同肖天之质。是以表灵邃瑞，诞圣王宫。驻采辰纬，停华日月。”(第232页下)《又竟陵王解讲疏一首》：“敬舍躯服，以充供施。”(同上)可知此次集会除谈论义理外，既有叙佛诞生的言辞，又有皇室的施舍活动，场面极其隆重。

       (54)《出三藏记集》卷十一，第78页上。

       (55)《续高僧传》卷五法申传，第460页上。

       (56)《续高僧传》卷五法护传，第460页中。

       (57)《续高僧传》卷五法宠传，第461页上—中。

       (58)永明五年(487)，萧子良移居鸡笼山西邸，事见《南齐书》卷四十萧子良传(第698页)。抚尾正信将萧子良的京师上邸与鸡笼山西邸视为一处，误(见抚尾氏前揭文，第44页)。網祐次认为鸡笼山在现安徽和县(见氏著《中国中世文学研究——南齐永明时代を中心として》，东京：新树社，1960年)，谭洁对鸡笼山的地理位置进行了详考(见氏著《南朝佛学与文学——以竟陵“八友”为中心》，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41-62页)。

       (59)《续高僧传》卷五智藏传，第465页下。

       (60)《续高僧传》卷六慧超传，第475页上。

       (61)如《续高僧传》卷六明徹传：“齐永明十年，竟陵王请沙门僧祐，三吴讲律。”(第473页中)；《广弘明集》卷二十三“南齐安乐寺律师智称法师行状”：“齐竟陵文宣王，顾轻千乘，虚心八解，尝请法师讲于邸寺。”(269页中)；《比丘尼传》卷三净晖尼传：“永明八年(490年)，竟陵王请于第讲《维摩经》。”(第943页中)；同书卷四净行尼传：“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厚加资给。僧宗、宝亮二法师，雅相赏异。及请讲说，听众数百人。官第尼寺，法事连续。当时先达，无能屈者。”(第947页上)。

       (62)笔看前揭文后附《义记》卷头残部、“天安僧钟法师解法身义”、“上定林僧柔法师解法身义”三部分的录文，张文良前揭文后附“中寺法安法师解十地义”部分的录文。

       (63)对《义记》中法身与十地思想的分析，可分别参看笔者与张文良前揭文。

标签：佛教论文;  高僧传论文;  佛经论文;  大正藏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