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雷的《波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波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数传记作者，都对传主有一定程度的偏爱与偏袒，因为写作传记是一种艰苦的劳动，要查找许多积满灰尘的档案材料，还要和许多难缠的传主的亲属与生前的朋友或敌人打交道，如果没有热情的驱动，谁高兴给自己惹这样的麻烦？
波西，是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绰号与昵称。他是王尔德的同性恋情人，并与世纪末的那场震动英伦的王尔德有伤风化案的审判有关。多数王尔德的传记作者，如理查德·艾尔曼（注：见Oscar Wilde,by Richard Ellmann Hamish Hamilton,London 1987.）
与弗兰克·哈里斯，（注：见Oscar Wilde:His Life and Confessions The Author,New York 1916.）
都谴责道格拉斯在这场审判中所起的作用，认为是他出于对父亲昆士伯里侯爵的敌意与让他出丑的欲望，怂恿王尔德不明智地进入诉讼，起诉昆士伯里诽谤。结果后者反诉成功，王尔德反而以有伤风化罪被判2年监禁加苦役，身败名裂，家庭破碎，出狱后仅3年即在巴黎潦倒而死。道格拉斯的传记，在数量上要比王尔德的少得多，但多数则为道格拉斯开脱，如鲁普特·克劳夫特-库克的《波西：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的故事，他的朋友与敌人》。（注：Rupert Croft Cooke,Bosie:The Story of Lord Alfred Douglas,His Friends and Enemies,W.H.Allen,London 1963.）
道格拉斯·莫雷最近的作品《波西：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传》也不例外。
在王尔德诉昆士伯里诽谤案开庭之前，王尔德曾约弗兰克·哈里斯在皇家咖啡馆见面，请他出庭作证，证明《道林·格雷的画像》不是一本不道德的书。萧伯纳也在场。哈里斯劝王尔德不要把官司打下去，他一定会输，而且自己会遭到起诉。他请求王尔德带上妻子和孩子，赶快逃往巴黎。萧伯纳也同意他的意见。这时道格拉斯来了。他听了哈里斯与萧伯纳的建议之后便勃然大怒，立起身来说他们根本不配做王尔德的朋友，然后便拂袖而去。受了他的影响，王尔德也立起身来说他们确实不够朋友，接着随道格拉斯而去。现在大家都可以看到，如果王尔德当时接受了哈里斯的建议，就不会有后来如此悲惨的结局。但莫雷在叙述这件事后却写道，“他们的建议在短期之内对王尔德有利，但可能对子孙后代眼中的他的名声不利。”（注：BosieP.279.)
这样的见解，未免让人感到有些奇怪。王尔德确实是同性恋，现在却因昆士伯里说他是同性恋而起诉他诽谤，这本来就是一件荒唐的事。结果是这场审判不仅没能改善王尔德在后人眼中的形象，反而导致人们因为王尔德在律师面前和法庭上撒谎，否认自己是同性恋，而对他的道德品质提出了疑问，如最近出版的剧本《有伤风化罪：对王尔德的三次审判》。（注：Moises Kaufman,Gross Indecency:The Three Trials of Oscar Wilde,Vintage Books,New York 1998.)
多数人之所以知道波西，都是因为王尔德的缘故。多数和伟大人物有关联的渺小个人，都难以逃脱这样的不幸（抑或是幸运？）的命运。但莫雷现在说道格拉斯之所以值得我们记忆，也之所以值得他花这么大的力气来写一部以他为传主的传记，而不是在一部以王尔德为传主的传记里把他写成一个次要人物，是因为他是20世纪的伟大诗人之一，他在十四行诗上的成就，甚至可以与莎士比亚相媲美。
道格拉斯早期写过一些甜美的抒情诗，其主题多少都与同性恋有关，包括那首广为人知的《两种爱》。在诗的开头，叙事者在梦中来到了一个风景优美的所在；有两个美貌的青年男子在那里漫步，其中一个十分快乐，另一个却十分悲伤。于是叙事者问那位悲哀的年轻人：
……“甜美的青年，
告诉我为什么，在这块美丽的地方
你却悲伤、叹息？还有你真实的名字？”
他说：“我的名字是爱。”
这时第一位青年转身对我说：
“他在撒谎。他的名字是耻辱，
我才是爱，过去我
独自在这美丽的花园里，直到他
在一天深夜里不请自来；我是真正的爱，
我使青年男女的心都充满了火焰。”
这时另一个叹息说道：“随你吧，
我是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爱。”（注：BosieP.36.)
耻辱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就是“同性恋”的代名词。这首诗共74行，但最出名的就是这最后的12行。
1900年，在得到王尔德逝世的消息之后，道格拉斯写了这样一首充满深沉情感的十四行诗：
昨天夜里我梦见了他，看见了他的脸，
容光焕发，没有痛苦的阴影，
像在过去那样，他用金子般的声音
那没有拍子的音乐，
在尘凡中找出隐藏的美，
在空虚中变幻出奇妙，
直到平庸的事物披上华装，
整个世界都被陶醉。
在那扇紧锁的门外，
我悲悼着他随风而去的言辞
未说完的神秘和被遗忘的故事，
那些原本可以被记录下来的绝妙好辞，
还有那无声的思想，就像被杀死的鸣禽，
于是我醒了过来，意识到他已经死了。（注：BosieP.121.)
这首诗原题为“致奥斯卡·王尔德”，后改为“死去的诗人”。王尔德是著名的健谈家，许多听过他说话的人认为，他说话比他的作品还要精彩。诗中道格拉斯惋惜王尔德多少的咳唾珠玉，还有无声的思想，都随他的死亡而消逝，没来得及被写成文字。在这首写于王尔德刚死之时的诗里面，道格拉斯寄托了他对死去的朋友的真诚怀念与哀思。
可惜这样情感真挚、甜美哀惋的诗在道格拉斯的作品中只是少数。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诗变得越来越乏味无趣，尽管在技巧上比以前更成熟。他同一位女诗人结了婚，并且皈依了天主教。这似乎使道格拉斯觉得自己已处于一种道德上的优越地位。他不但矢口否认自己有过任何同性恋的行为，而且义正词严地谴责他过去的同性恋朋友。中年的道格拉斯健讼而好斗。1923年底，他因诽谤一战时任英国海军部长的温斯顿·丘吉尔为犹太金融家所收买，陷陆军元帅基钦纳勋爵(Lord Kitchener)于死地，被判入狱6个月。服刑期间，他写了题为《在高处》(In Excelsis)的一组十四行诗，其中一首是这样的：
以色列分散到各地的患麻风的子子孙孙
在你们英国的血液中传播着传染病；
溃烂的脓肿如洪水般升起
它的源头在地狱的子宫中分泌着脓水。
你们受犹太人豢养的政治家们
在散发着犹太人的污泥气息的市场中买着、卖着，
那些“有学问的长老们”一边咀嚼着
变卖的果实，一边施展着妖术。
他们施展妖术，把人心的欲望捆绑在
金钱、贪食和汗流浃背的兽欲上面：
他们在隐藏的大锅里煮着毒草的汁液
它杀死灵魂，把血液变成火焰，
他们施展妖术，把欲望变成灰尘
并宣称虚无杳无边际。（注：Alex Ross,Strange Fruit,The New Yorker 24 Jul.2000:81.）
在莫雷的书里面，他只引了这首诗的最后4行。这些诗清楚地反映了道格拉斯作为一个人的缺陷：他的贵族的狂傲自大，他为人心胸的狭隘，他在政治上的极端保守主义和反犹主义。
莫雷对道格拉斯的评价显然是太高了。莫雷能找到的与他意见相同的唯一文评界权威，是曾任牛津大学英国文学教授的阿瑟·奎勒-考奇爵士(Sir Arthur Quiller-Couch，1863—1944)，后者曾把道格拉斯的诗收入他所编纂的《十四行诗选》(Anthology of Sonnets(1500——1935))和《牛津英国十四行诗选》(Oxford Book of English Sonnets)。但当W.B.叶芝在1935年编纂《牛津英国诗选》(Oxford Book of English Verse)的时候，就没有收入道格拉斯的诗。莫雷将其解释为个人意气之争，因为道格拉斯在他1919年出版的《诗集》的《序言》中攻击过叶芝。这未免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多数文评家的意见都是：道格拉斯不过是个二流诗人。我翻了现在比较权威的《诺顿英国文学选》（第3版）（注：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ed.M.H.Abrams,et al,3[rd]ed,2 vols W.W.Norton,New York 1974.）
和《诺顿诗选》（注：The Norton Anthology of Poetry,ed.Alexander W.Allison,3[rd]ed W.W.Norton,New York 1983.）
，也都没有选道格拉斯的诗。
道格拉斯与20世纪的诗歌新浪潮格格不入。1926年，道格拉斯的《讽刺诗集》出版。这本书并没有引起公众的注意。这本诗集从形式到内容都属于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从形式来说，它采用的是一种已经过时的体裁——十四行诗。它的内容涉及到道格拉斯太多的个人恩怨，而人们这时对他的个人恩怨已不再感兴趣，因为它们牵涉到的主要人物都已在19世纪末死去。引起公众热烈讨论的，是T.S.艾略特出版于1922年的《荒原》。它的成功不但引起了道格拉斯的妒恨，它的美学取向也与道格拉斯的截然不同。
1943年，道格拉斯被邀在英国皇家文学学会演讲。这是一个他等待已久的机会。在他的题为《诗歌的原则》的演讲辞里面，他对艾略特及其他现代诗人进行了激烈的攻击。他认为，艾略特既然不能按照传统的诗歌格律写作，那就不能算真正的诗人。作为例子，他从艾略特的诗《海伦姨妈》(Aunt Helen)中选了一段，把它和他从报上选择然后分行改写成“诗”的一段新闻相比较，发现其间没有根本的区别。他由此得出结论：艾略特的诗是反形式的，因此他并不真正关心美。
道格拉斯曾这样评论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诗人：“这些对美开战的人的命运是短暂的声名和最终的湮没，不管他们是为了商业上的原因还是出于对美的天生仇恨才这样做。”（注：BosieP.289.)可是具有反讽意义的是，“短暂的声名和最终的湮没”这句话在今天无论如何更适用于道格拉斯而不是艾略特。他没能在艾略特的诗歌里发现美，不是因为在后者的诗歌里没有美，而是因为后者的诗歌所有的，是在19世纪后半期的唯美主义熏陶中成长起来的道格拉斯所不习惯的一种美。
莫雷生于1979年，出版此书时只有20岁，现在还是牛津大学二年级学生。这样年轻的作者能写成这样一部近400页的作品，还是不容易的。他从14岁在伊顿公学时起，就开始为写作这部传记作准备了，一共花了5年时间进行研究。从求学的背景来看，他和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有许多的相似之处：莫雷毕业于英国历史悠久的寄宿制贵族学校伊顿公学，而道格拉斯也毕业于同样富于传统的寄宿制贵族学校温彻斯特公学(Winchester College)；莫雷中学毕业后选择了牛津大学的玛格德琳学院，而这也正是道格拉斯就读的学院。从后面一点来看，莫雷未免对道格拉斯有那么一点认同。正因为此，在他的书里很容易看到对道格拉斯的偏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