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五十年议党建——沈宝祥教授谈我党执政50年的经验与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党论文,党建论文,五十年论文,教训论文,教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我们党执政也已经五十年了。回顾历史，我们党在执政的岗位上取得了举世公认的伟大成绩，当然也有失误。能否请您从一个专家学者的角度，谈谈我们党执政五十年的得与失？
沈宝祥：这个问题很大，应当由权威人士来谈，我仅从个人的角度谈三点粗浅的看法。
第一，五十年是半个世纪，一个党执政了半个世纪，这本身就不简单，在世界上也是不多见的。从1949年到1999年，是很不平坦的五十年。国际上风云变幻，国内矛盾错综复杂，加上我们自己的失误，甚至犯了“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错误，但是我们党始终处于执政地位。邓小平说：“就是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中国也并没有被搞垮，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邓小平思想年谱》第322 页）我想这首先是由于党在长期艰苦奋斗的过程中，与人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群众相信我们党，即使在党犯错误的时候，也寄希望于我们党。其次是由于我们党自身的坚强和有生命力，虽然犯了很大的错误，但是最终还是能够自己纠正自己的错误，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第二，我们党执政五十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党领导全国人民跨越了三大步。第一步就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继续解放华南、西南、西北大片国土，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土地改革，使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走向了一个全面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就是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第三步就是通过改革开放，使中国摆脱了社会主义的传统模式，进入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从国家建设方面来看，经过五十年的努力，我们国家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中国成为一个正在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各个领域、各条战线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三，党总结历史经验，概括群众智慧，形成了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体现时代特征的科学理论——邓小平理论，并制定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治路线。在邓小平理论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开拓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个理论、这条路线、这条道路已经经受了亿万群众伟大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正确的。这就有力地说明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已经有了飞跃性的进步。
回顾五十年，可以说我们党担负执政重任取得了伟大的成绩，党的执政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实践证明，我们党是一个合格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记者：您的分析确实让我们感到，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人民离不开党，党也离不开人民。能否请您进一步谈谈党在五十年执政过程中有哪些主要的经验教训？
沈宝祥：我们党在五十年执政过程中，有发展得比较好的时期，也有发展得不怎么好的时期，还有陷入困境的时期。经验和教训是相当丰富的。邓小平说：成功的经验总结起来是我们的财富，教训总结起来也是我们的财富。所以我认为，对五十年执政经验教训应给予充分的重视。我具体谈三个问题。
一是如何坚持科学的世界观问题。我们党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自己的世界观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看问题。我们过去正是坚持了这样一个科学的世界观，才认清了中国的国情，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也正确处理了党内关系，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胜利。但是回顾五十年，我们在坚持科学世界观过程中也发生过问题，其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个人迷信。个人迷信首先是对党的最高领导人的个人迷信，但也不限于此，据我观察，在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中都可能发生个人迷信，甚至于一个基层的支部书记都可能成为个人迷信的对象，而个人迷信恰恰是人治的重要思想基础。这个问题应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来研究，揭示它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个人迷信从思想理论基础来看，就是唯心史观，当然是化了妆的唯心史观。在建党之初的相当一段时间里，党内基本上没有个人迷信。后来个人迷信是怎样滋生出来的？又怎样蔓延开来的？最后又是怎样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的？我们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但为什么不能识别和抵制个人迷信这种唯心史观？这些问题很值得研究。我们应当认真思索，是在哪些理论观点上未能分清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界限？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我们是在什么地方失足，从而导致从科学的世界观滑向唯心史观的？我们应当认真地从世界观的高度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这样就能更好地坚持科学的世界观。
二是民主集中制问题。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制度。回顾五十年的历史，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家长制、权力集中于个人的现象，甚至有时发展到很严重的地步，因此，邓小平一再地讲要反对家长制，反对权力集中于个人的现象。问题在于，为什么我们把民主集中制确立为党的根本制度却不能够防止家长制和权力集中于个人的现象出现？而且在出现这种不正常情况的时候，在理论上还说是做到了高度民主与高度集中的统一，民主集中制执行得非常好，等等。这些论著和文献都还在。这就值得我们反思：究竟在理论上和实践中我们是在什么地方被打开了缺口，由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变成了家长制和个人专断的？为什么民主集中制的理论不能够识别和抵制家长制？邓小平说我们各个地方存在着大大小小的家长，现在也不能说就没有了。
三是监督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样一句话：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现在腐败现象比较严重，有人说这是市场经济造成的。我认为，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并没有找到主要的根源。总结苏联东欧的教训，它们的党早就腐败了，不然怎么会垮台。而这种腐败恰恰是在计划经济下发生的，因此，腐败的主要根源不是市场经济而是权力不受制约。
现在不少文章都在谈监督问题，但我感到没有切中要害。究竟监督应包括哪些内容？这个问题现在未必搞清楚了。监督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党的监督，一个是对党员的监督，而首先是对党的监督，这是邓小平一贯的思想。1956年邓小平在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地讲监督包括两个方面。《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共产党要接受监督”，文章开篇就讲了这样两句话：“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八大强调了这个问题。”但我们很多人讲监督只讲对党员的监督，对党的监督问题就没有提出来，其实我认为对党的监督比对党员的监督更重要。邓小平讲：“宪法上规定了党的领导，党要领导得好，就要不断地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就要受监督，就要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要脱离群众，犯大错误。”（《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70页）后来的实践被邓小平不幸而言中。
明确监督包括两个方面之后，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怎样监督。邓小平讲：“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做出适当的规定，以便于对党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5页）很显然，邓小平讲要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两个方面作出规定来搞好监督。但是，我们现在讲监督一般只讲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通过国家制度实现对党的监督问题很少谈到，而这个问题邓小平1956年就已经明确提出来了。
党要接受国家制度的监督，实质上就是要接受人民的监督。邓小平说：“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这就是说，党是人民的工具，而不是相反。人民要党干什么？为他们谋利益。这个利益谋得好不好，人民当然有权来评说。邓小平提供了国家制度对党监督的理论根据。
国家制度中最基本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因此，国家制度对党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人民代表大会对党的监督上。要搞好这项监督，一方面制度要完善，另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本身要提高素质，要有一种参政议政的能力，一种参政议政的胆略，一种参政议政的责任心，否则也发挥不了监督作用。在这方面，人大也要总结经验教训。当年我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通过了张春桥当副总理的，这在人大的历史上是很值得记取的教训。人大在那样一种素质和精神状态下是担负不起人民委托给它的监督责任的。
记者：您说的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
沈宝祥：以上主要是提出问题，没有展开讲。解决这些问题除了要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改进思想作风以外，恐怕还是要靠推进党自身的改革，进一步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我认为对党内的制度有一个改革的问题，还有一个创新的问题。我们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包括政治体制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党处于核心地位，依照逻辑，政治体制改革当然要包括党的改革在内。不仅如此，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已鲜明地提出了党和国家制度改革的问题，他说：“改革和完善党和国家各方面的制度，是一项艰巨的长期的任务，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关键。”（《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2页）既然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是整个制度改革的关键，它必然牵扯到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在党的建设问题上回避改革两个字，而是应当勇敢地面对我们党的现实，按照邓小平理论推进党自身的改革。
党内现行的一套制度很多是在民主革命时期奠定的基础，又经历了计划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年代。现在情况变化了，应当随着形势的发展有领导、有步骤地加以改革。举个例子来讲，现在一些领导干部从理论上讲是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相统一的，但实际上他只怕上不怕下，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原因是什么？是下面管不了他。这个问题说到底是党内民主制度不完善。再譬如，党员的权利问题，我在党内生活了四十多年，感到一个党员能享受的权利实际很少，我能选举我的党小组长，选举支部委员，却不能选举支部书记。一个基层单位的支部书记为什么不能由党员来选？现在农村里的村民委员会都由村民自己来选，为什么党员就不能选举自己的支部书记？这种做法你从马列主义理论上是找不到根据的，这是我们过去形成的习惯做法。今天情况变化了，党员的文化水平、理论水平和政治鉴别力都大大提高了，像这样一种民主制度为什么不能突破呢？再譬如，邓小平说要以群众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作为一条原则，那么这条原则怎么落实呢？这就要有个机制，没有机制它就是一句空话。这一类的问题很多，应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探索，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总结经验教训一定要和改革联系起来，不然总结经验教训的成果就不能够巩固。
记者：您较早提出了党的现代化问题，这是党建理论的一个新课题。在世纪之交，党领导全国人民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个问题更显重要。您能否具体谈谈党的现代化问题？
沈宝祥：我看到有的地方就党的现代化问题开了理论研讨会，有人写了论文。党的现代化问题也就是党的发展问题，党的发展的辩证法问题。我们党是个很大的党，它的发展是有规律的。恩格斯在去世前不久写过一封信，讲到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不确切，但他又说只要党在发展就行了。列宁对“党在发展”这个讲法非常重视，就此评价说：“辩证法家恩格斯到临终时仍然忠于辩证法。”列宁说：“只要党在发展，只要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行，名称问题不大。 ”（《列宁选集》第3版第3卷第183页）我们研究党建应当超越当前一些具体做法，进一步考虑一些基本问题，党的发展的辩证法就是需要研究的问题。党怎样发展？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党产生于近代，是近代政党，1949年以后进入现代化了，党就有一个从近代政党发展到现代政党的问题。我们党在近代是搞民主革命，在现代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对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现在，全世界都在加速现代化的进程，作为一个领导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党，它本身是不是也有一个现代化的问题？我认为有。邓小平认为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中存在着家长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官僚主义等种种弊端，这些弊端都有封建主义色彩，不符合现代化的要求。所以，我们应当考虑研究我们党的发展规律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来研究党建的具体问题。
党的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民主化和制度化。制度要体现民主，民主要靠制度来保证。此外，我们的思想观念、党员干部的素质、党组织的管理等许多方面都有个现代化的问题。清除邓小平所指出的种种带有封建色彩的弊端，建立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制度和机制，我们党的各级组织就能更好地承担起领导现代化建设的历史重担。